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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眼神，那个声音，到现在都不能忘。”
改善的和未改善的
1996年3月，山西。
康健和另外一位北京来的女律师，在访问完一位受害者后，连夜从村里赶回县城。
这是她们第一次外出调查原“慰安妇”。
“天一黑，满天的星星，我们还说呢，终于看见星星了，当时还觉得挺潇洒，结果一会儿就傻眼了。”
“大山里，三月还结着冰呢，碰到了个十几米的冰坡，大卡车上不去。我们下车，想揪些枯草垫轮子，(冻得)根本揪不动，踢都踢不动。”
“没办法，和另外一位女同志，把棉袄脱下来垫，才算上去，就这样还把一个轮胎磨爆了，下车时咯噔咯噔一路。”
“从村里到县城，20里山路，晚上六七点出发，到凌晨两点才到。我们后来问司机，怎么大冬天穿背心，他告诉我们，车轮子贴着悬崖走，穿多了更得冒汗了，怕吓着我们……”
“嗨，当时不就是找受害者吗，我答应了就做完它，以为这一次就交差了呢，没想到后来去了那么多次……”
10年后，康健发起了“慰安妇”受害事实的系统调查，又去了很多地方，除了云南的一些偏远村寨仍需步行，其他地方的路况已大大改善。
不过，改善的是路况，未改善的恐怕是老人们的景况和……人心。
“她们的生活状况不是特别好。”她说。
“身体不是特别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始终是很压抑，周围的人多少还是有歧视，虽然当面不说。她们自己也难受，一走出去啊，老觉得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
“当地政府?没提供便利也没制造障碍，就当没这回事似的。我们也不会去找他们。”
以前在诉讼期间，他们去山西，曾经试图找过一次当地的宣传部门，希望他们能联系给受害者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顾。
“态度挺冷漠的，说什么我们好多事儿都管不过来呢。”
“还有的就说，别的地方都是古迹啊什么的吸引旅游，我们这边就是慰安妇，有什么好说的。”
后来就再也没去接触。
这一回调查，她去了天津、山西、海南、云南、辽宁、吉林等地，也只听说海南保亭县援助贫困户时，惠及了一些原“慰安妇”，还听说给她们盖房子盖了一半，没钱了，就停在那儿。
听说而已。
7月2日快下班时，她把第一阶段的调查报告挂上了中国律师网，“还没跟记者打招呼”，结果第二天刚上班，路透社记者就打电话来询问，紧跟着的就是日本共同社。
外国记者关注的除了档案的情况、调查者与受害者的情况，另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是否支持。
“你怎么回答?”
“我说，没反对!”
就呵呵地笑起来。
“可不是，本来就没反对嘛!”
博物馆的东西基本没法用
除了记录这些受害者的回忆，还要找很多其他的资料。
去那些抗战纪念馆或者博物馆，“总感觉有那么点儿不够味的”：画的画儿比较多，照片、实物比较少，各地都是这样。
可是，“画儿和雕塑是艺术啊，对我们(诉讼)一点儿用都没有，拍都不拍，看都不看。”
她去天津，一个劳工博物馆。“公布的照片都不写谁拍摄，什么人，出自哪儿。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背景和事件。”
“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扎实，不太注意考证历史照片。”
一张很好的照片，她在不同地方看见过好几次。照片上，反绑的人被往卡车上送。
有些地方说是战场上的俘虏，有的则说是强制劳工。
“我一个个问，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那就没法用。
她告诉记者，中国各地纪念馆博物馆里的东西，“我没有都去过，不敢说都不合适，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用过一次。”
康健实际上并不太愿意谈她的“不顺”，她总是不停地告诉记者，这个你别写，那个你别写，而且往往在泛泛地谈完现象后拒绝举例。
“甭比如说了。”
“就别为什么了。”
“我一般不公开说，你要写出去以后国外也能看到啊，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中国?”
但是她自己若是看到了，譬如，“借慰安妇炒作”，就毫不客气。
“我管你是政府官员还是什么别的，我就说一句：‘她们可是受日本鬼子害的，别让她们受二茬罪!”’
“给那么点钱，大张旗鼓的，还要合影……”
有记者写她最近的几次调查，“到档案馆收集资料相当困难。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未解密的，因此不仅要经过多个审批手续，还需要向档案馆写保证书。康健说，调查开始以来，已经不知道写了多少保证书了。”
她说，写申请书，程序这方面还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些抗战方面的资料，从形成到现在早就超过三十年，为什么不依《档案法》公开?
“这个，你去问国家档案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