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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先生解放前就去台湾大学任教授，一九五八年后游学美国，竟客居数十载，今年二月遽归道山，因而我国哲学界以外的人很少有知道他的。然而他的哲学研究对我国当代哲学却颇有影响——主要通过他的学生的学术活动发挥。他的这些学生在今日中国已是老师宿儒。现在由他们中的几位编辑或参与意见的《陈康论希腊哲学》一书出版，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不但可以从书中窥见陈先生学术研究的成就、用力方向和特点等等，而且可以发现陈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之所在。
不知起自何时，人们凡事都喜欢问上一句“这有什么用？”说实在话，不少问题很难按这思路作答。例如“读书有什么用？”倘若按传统回答道“读书可以明理。”追问道“明理有什么用？”“明理可以做个好人。”再追问“做个好人有什么用？”就只好张口结舌了。不被斥为“封建顽固派”而讥为“迂腐”，算客气的了。按这思路，读书既然得不到小康，当然就无用，于是“读书无用论”风行。
问到“读古希腊哲学书有什么用？”更难回答。中国的先秦诸子著作可以当文学作品读。古希腊的哲学著作，柏拉图的还有一些华美的段落，但一谈到义理，中国读者往往头脑发胀，立刻兴味索——像先秦名家“白马非马”、“鸡三足”之类一样引不起兴趣。可见名家、法相宗等在中国很难避免衰落的命运。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既枯燥又晦涩，简直不可能看作文学作品，一般人恐怕很少有耐心读得超过十行的。
陈康先生的这本文集，大部分文章是讨论上述两位大师的哲学思想的。他是一位治学极其严谨的书斋学者，以中国人治西方哲学而享有相当高的国际声誉。但若问道，他爬梳那些故纸堆有什么用，回答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庄子·人间世》中有两个寓言专为“无用之用”而编。一个关于栎社树的，说，那么一棵又高又大的树，造船、制作棺材、家具、门窗、梁柱都不行，简直一无用处。不成材吗？否！有用的树，像桔、梨、柚等，果实熟了，大枝拽、小枝折——材所以伤生也！不材所以能成其寿，全其天年。比之人事，则“神人以此，不材”，达到最高境界了。另一个关于支离疏的。支离疏是人名。古印度戏剧常有以概念为人物名字，并据以设计该人物形象的。《庄子》书中不少人名用概念名词，支离疏当为一例。前几年国外有把《资本论》编为剧本的，想必要借用这一手法。从姓名不难想见支离疏长得如何不成模样。就这么个人，既用不着参军，也用不着出工服劳役，发救济粮却每次有份。最妙的是结论——“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如果把陈康先生研究古希腊哲学看作这样的“无用之用”，那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人间世》这篇文章所表现的也不是庄子本人的思想。冯友兰先生猜测它是杨朱一派的作品，很有些道理。“杨朱为我”不是如今人理解的损人利己，实际上是在当时社会动乱的环境中回避积极的斗争，以保全自己，所谓“天下无道，圣人生也”〔生者，全其生也〕。所以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庄子的思想比杨朱的深邃得多。杨朱拘拘于养生，庄子则参透生死，通达大道，相去岂可以道里计！
庄子关于“无”说了许多话，似乎也在追求“无用之用”。然而其实质在求道。在这一点上，陈康先生与他相仿佛。“无用”正是道之所在。参悟了“无用”方能无所不用。不同的是，陈先生是个学者，致力于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弄清古希腊哲学思想之真相。庄子思想广大无涯，融汇了老子思想。就其论天地生死之精深，不但儒家远远不及，而且其所达境界，西方思想晚近才悟及。而论到内圣外王之道，攻击儒家“博而寡要”, 却不免学派之偏见。老庄崇尚阴柔，孔孟崇尚阳刚，如此而已。只是儒学之阳刚比起西方思想仍显得不够刚健。儒家讲究“刚而不猛”。与儒学相比，西方思想显得威猛而带霸气。在西方思想面前，儒学都嫌柔弱，更何况道家学说。于是近代以来，一批中国思想家起来，恨铁不成钢，致力于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想方设法把中国人训练得威猛，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读物。
这些思想家的真诚与勇敢，值得人们永远敬佩。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似乎应当有所反省。是否他们陷入了求索“用”之苦斗，忘记了寻找“无用”——大道？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陈先生的研究就十分有价值了。他的用语是“后天的原因”(相当于上文的“用”)和“先天的原因”(相当于上文的“大道”，或“无用”，确切地说，“非用”)。不妨撮引一段他的文字：
关于西洋文化输入中国，在明末清初已颇有可观，然而后来却由于许多原因几乎完全中断。这里暗示我们一个问题，即除去已经指明出来的原因以外〔这些都是后天的原因〕，是否还有另一种原因〔即先天的原因〕。所谓先天的原因，乃指中国文化里是否含有些成份对于西洋文化中的某些成份有排斥性。如若对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当年没有那些存在的原因，输入了的西洋文化仍会由于另一些机缘被排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不能吸收西洋文化。如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若无当年发生作用的原因，从那时起直至现在，西洋文化已可不断地输入且被吸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会吸收西洋文化的。见第464页，黑体字重点为笔者所用)
这段话由科学与民主问题引发。举国之人盲目崇拜和追求科学与民主，陈康先生却提问道：中国需要科学和民主，但是中国文化是否可以吸收它们，对于它们没有排斥性？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勇敢！陈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哲学家。
柏拉图正当现在有些作者爱说的“轴心时代”。近代西方哲学发轫于柏拉图。研究清楚古希腊哲学，对于了解、体悟西方文化诸“用”之“大道”，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同时研究清楚中国先秦诸子，体悟中国文化之大道，那么对于合于西方文化之道的诸“用”有多少能够合于中国文化之道，会有作出回答的基本条件。从而，西方文化中的哪些成份可以被中国吸收，哪些较易吸收，哪些较难吸收，甚至不能吸收，才有着手研究之条件，有助于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是看似“无用的”研究之大用。
陈康先生这本文集有几篇涉及中、西思想传统之比较。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很少有不关心这个问题的。陈先生在此同样采取冷静、客观、不轻易言之的态度，令人起敬。不过，他虽然自称只作诊断不开药方，所作的“病情分析”仍很难避免价值观念所起的“先行的”作用。“我注六经”大概永远是只可接近而达不到的理想，实际上都是“六经注我”。口号却非“我注六经”不可，否则放任自流不可收拾，直至无法讨论问题，各人宣布自己论点，而后奋臂攘拳出招。
陈先生深慨于充斥中国社会的不道德行为，他分析所得的大抵是：为人们订立行为规则不外学说(出自理性)和宗教。中国本土没有宗教，而佛教又是教人脱离社会的毁灭性宗教，基督教传来较晚且尚未得势，因而管理人的行为之职务一直由学说思想家承当。对一般人，道德规则必须是无条件服从的绝对的命令，只有神的诫命才可能使人们采取绝对服从的态度，学说的结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使人服从。中国既然没有积极的宗教，于是把学说的结论抬高到神的诫命之地位，结果是，学说的结论教条化，它与人的理性之联系被切断了；由于它在人心之中没有了着落，失去了为人绝对遵守的机缘，于是人们一方面念十三经，一方面可以毫无顾忌、毫不畏惧地违背经义行动。
他的分析太冷静，科学得无情，很容易引出悲观论调。陈先生自己也说，“中国第一流的头脑，经过两千余年的努力，所得的结果如此。这实在太悲惨了！这实在太悲惨了！”(第571页)由他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思想传统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缺少一个上帝。新上帝(耶稣)可以与旧上帝(耶和华)不同，二者皆为上帝因而有资格发出诫命使人们绝对服从则相同。耶稣创新诫命当然出自他的理性，这与摩西借耶和华之名创立诫命出自他的理性，是一样的。人们服从这些诫命却无须求诸理性。孔子没有想到要求弟子们尊他为神。即或想到了，而且弟子们也情愿了(耶稣再三启发，十二门徒中也只有聪明伶俐的大彼得一个人提出“你是基督”)，恐怕人民只会把他塑造成善于呼风唤雨的大法师，如老子被尊为道教之祖以后的遭遇那样，很难成为基督式的神。西方思想中引入唯一神虽然较晚，其先已有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引入此神作了准备。哲学固然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并非在民众生活中无根可寻。毋宁说，足以成气候的哲学思想在民众的意识深处有着它的根基。古希腊哲学之前有神谱学。神谱学之前有奥菲教。如此一步一步地向前追溯，竟发现哲学的理性研究其实不过是古老信仰的一种翻新而日新的解释而已(第568页以下)。解释可以日新月异，古老观念仍可岿然不动地持存。近代西方哲学的种种思想最终都归源于奥菲教关于灵魂与身体之对立而结合的观念。今日中国人喜欢讲的对立统一，源头之一即为奥菲教的这一教义(另一源头是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至于奥菲教的教义源自什么，今日很难确切考证，不过，那必定有着更为古老、更为久远的来源，——不妨假定那有三千年以上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至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之时。由此看来，在未把身体与灵魂分裂并对立起来的中国思想中引进或自造一个上帝并使之为民众接受，是极为困难的。
不知起自何时，人们凡事都喜欢问上一句“这有什么用？”说实在话，不少问题很难按这思路作答。例如“读书有什么用？”倘若按传统回答道“读书可以明理。”追问道“明理有什么用？”“明理可以做个好人。”再追问“做个好人有什么用？”就只好张口结舌了。不被斥为“封建顽固派”而讥为“迂腐”，算客气的了。按这思路，读书既然得不到小康，当然就无用，于是“读书无用论”风行。
问到“读古希腊哲学书有什么用？”更难回答。中国的先秦诸子著作可以当文学作品读。古希腊的哲学著作，柏拉图的还有一些华美的段落，但一谈到义理，中国读者往往头脑发胀，立刻兴味索——像先秦名家“白马非马”、“鸡三足”之类一样引不起兴趣。可见名家、法相宗等在中国很难避免衰落的命运。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既枯燥又晦涩，简直不可能看作文学作品，一般人恐怕很少有耐心读得超过十行的。
陈康先生的这本文集，大部分文章是讨论上述两位大师的哲学思想的。他是一位治学极其严谨的书斋学者，以中国人治西方哲学而享有相当高的国际声誉。但若问道，他爬梳那些故纸堆有什么用，回答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庄子·人间世》中有两个寓言专为“无用之用”而编。一个关于栎社树的，说，那么一棵又高又大的树，造船、制作棺材、家具、门窗、梁柱都不行，简直一无用处。不成材吗？否！有用的树，像桔、梨、柚等，果实熟了，大枝拽、小枝折——材所以伤生也！不材所以能成其寿，全其天年。比之人事，则“神人以此，不材”，达到最高境界了。另一个关于支离疏的。支离疏是人名。古印度戏剧常有以概念为人物名字，并据以设计该人物形象的。《庄子》书中不少人名用概念名词，支离疏当为一例。前几年国外有把《资本论》编为剧本的，想必要借用这一手法。从姓名不难想见支离疏长得如何不成模样。就这么个人，既用不着参军，也用不着出工服劳役，发救济粮却每次有份。最妙的是结论——“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如果把陈康先生研究古希腊哲学看作这样的“无用之用”，那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人间世》这篇文章所表现的也不是庄子本人的思想。冯友兰先生猜测它是杨朱一派的作品，很有些道理。“杨朱为我”不是如今人理解的损人利己，实际上是在当时社会动乱的环境中回避积极的斗争，以保全自己，所谓“天下无道，圣人生也”〔生者，全其生也〕。所以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庄子的思想比杨朱的深邃得多。杨朱拘拘于养生，庄子则参透生死，通达大道，相去岂可以道里计！
庄子关于“无”说了许多话，似乎也在追求“无用之用”。然而其实质在求道。在这一点上，陈康先生与他相仿佛。“无用”正是道之所在。参悟了“无用”方能无所不用。不同的是，陈先生是个学者，致力于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弄清古希腊哲学思想之真相。庄子思想广大无涯，融汇了老子思想。就其论天地生死之精深，不但儒家远远不及，而且其所达境界，西方思想晚近才悟及。而论到内圣外王之道，攻击儒家“博而寡要”, 却不免学派之偏见。老庄崇尚阴柔，孔孟崇尚阳刚，如此而已。只是儒学之阳刚比起西方思想仍显得不够刚健。儒家讲究“刚而不猛”。与儒学相比，西方思想显得威猛而带霸气。在西方思想面前，儒学都嫌柔弱，更何况道家学说。于是近代以来，一批中国思想家起来，恨铁不成钢，致力于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想方设法把中国人训练得威猛，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读物。
这些思想家的真诚与勇敢，值得人们永远敬佩。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似乎应当有所反省。是否他们陷入了求索“用”之苦斗，忘记了寻找“无用”——大道？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那么陈先生的研究就十分有价值了。他的用语是“后天的原因”(相当于上文的“用”)和“先天的原因”(相当于上文的“大道”，或“无用”，确切地说，“非用”)。不妨撮引一段他的文字：
关于西洋文化输入中国，在明末清初已颇有可观，然而后来却由于许多原因几乎完全中断。这里暗示我们一个问题，即除去已经指明出来的原因以外〔这些都是后天的原因〕，是否还有另一种原因〔即先天的原因〕。所谓先天的原因，乃指中国文化里是否含有些成份对于西洋文化中的某些成份有排斥性。如若对这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当年没有那些存在的原因，输入了的西洋文化仍会由于另一些机缘被排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不能吸收西洋文化。如若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若无当年发生作用的原因，从那时起直至现在，西洋文化已可不断地输入且被吸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迟早会吸收西洋文化的。见第464页，黑体字重点为笔者所用)
这段话由科学与民主问题引发。举国之人盲目崇拜和追求科学与民主，陈康先生却提问道：中国需要科学和民主，但是中国文化是否可以吸收它们，对于它们没有排斥性？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勇敢！陈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是哲学家。
柏拉图正当现在有些作者爱说的“轴心时代”。近代西方哲学发轫于柏拉图。研究清楚古希腊哲学，对于了解、体悟西方文化诸“用”之“大道”，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同时研究清楚中国先秦诸子，体悟中国文化之大道，那么对于合于西方文化之道的诸“用”有多少能够合于中国文化之道，会有作出回答的基本条件。从而，西方文化中的哪些成份可以被中国吸收，哪些较易吸收，哪些较难吸收，甚至不能吸收，才有着手研究之条件，有助于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是看似“无用的”研究之大用。
陈康先生这本文集有几篇涉及中、西思想传统之比较。生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很少有不关心这个问题的。陈先生在此同样采取冷静、客观、不轻易言之的态度，令人起敬。不过，他虽然自称只作诊断不开药方，所作的“病情分析”仍很难避免价值观念所起的“先行的”作用。“我注六经”大概永远是只可接近而达不到的理想，实际上都是“六经注我”。口号却非“我注六经”不可，否则放任自流不可收拾，直至无法讨论问题，各人宣布自己论点，而后奋臂攘拳出招。
陈先生深慨于充斥中国社会的不道德行为，他分析所得的大抵是：为人们订立行为规则不外学说(出自理性)和宗教。中国本土没有宗教，而佛教又是教人脱离社会的毁灭性宗教，基督教传来较晚且尚未得势，因而管理人的行为之职务一直由学说思想家承当。对一般人，道德规则必须是无条件服从的绝对的命令，只有神的诫命才可能使人们采取绝对服从的态度，学说的结论只有通过理性才能使人服从。中国既然没有积极的宗教，于是把学说的结论抬高到神的诫命之地位，结果是，学说的结论教条化，它与人的理性之联系被切断了；由于它在人心之中没有了着落，失去了为人绝对遵守的机缘，于是人们一方面念十三经，一方面可以毫无顾忌、毫不畏惧地违背经义行动。
他的分析太冷静，科学得无情，很容易引出悲观论调。陈先生自己也说，“中国第一流的头脑，经过两千余年的努力，所得的结果如此。这实在太悲惨了！这实在太悲惨了！”(第571页)由他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思想传统之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缺少一个上帝。新上帝(耶稣)可以与旧上帝(耶和华)不同，二者皆为上帝因而有资格发出诫命使人们绝对服从则相同。耶稣创新诫命当然出自他的理性，这与摩西借耶和华之名创立诫命出自他的理性，是一样的。人们服从这些诫命却无须求诸理性。孔子没有想到要求弟子们尊他为神。即或想到了，而且弟子们也情愿了(耶稣再三启发，十二门徒中也只有聪明伶俐的大彼得一个人提出“你是基督”)，恐怕人民只会把他塑造成善于呼风唤雨的大法师，如老子被尊为道教之祖以后的遭遇那样，很难成为基督式的神。西方思想中引入唯一神虽然较晚，其先已有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引入此神作了准备。哲学固然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并非在民众生活中无根可寻。毋宁说，足以成气候的哲学思想在民众的意识深处有着它的根基。古希腊哲学之前有神谱学。神谱学之前有奥菲教。如此一步一步地向前追溯，竟发现哲学的理性研究其实不过是古老信仰的一种翻新而日新的解释而已(第568页以下)。解释可以日新月异，古老观念仍可岿然不动地持存。近代西方哲学的种种思想最终都归源于奥菲教关于灵魂与身体之对立而结合的观念。今日中国人喜欢讲的对立统一，源头之一即为奥菲教的这一教义(另一源头是古代中国的阴阳学说)。至于奥菲教的教义源自什么，今日很难确切考证，不过，那必定有着更为古老、更为久远的来源，——不妨假定那有三千年以上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至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之时。由此看来，在未把身体与灵魂分裂并对立起来的中国思想中引进或自造一个上帝并使之为民众接受，是极为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