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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曾镌刻着一道神谕：认识你自己。生而为人，在做一件事情时，不妨问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1991年，我和王功权、潘石屹等6个伙伴，创办了一叫“农高投”的企业，那时，我们平均年龄24.6岁。1992年，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就为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几个一起創业，而不是别人”。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完全可以選择不创业，我们有稳定工作，有可以糊口的工资。
这成为我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结合成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
我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后来，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
在写《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时，王功权讲了一句话，大致的意思是：我们做这件事对得起自己、养得活自己、对得起父母；也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员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得具体的阐释。
1993年，我们投资了万通。到公司快上市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别人老是问，你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公司？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当时社会比较混乱，我们就说这叫“守正出奇”，就是老老实实做事，绝不干坏事。所谓守正是70%的事能不变通，尽量不变通，少数事偶尔变通。有个成语是歧路亡羊，就是你每件事拐15度变通，你发现做了20件事、50件事后又转回来，跟你原来的目标完全相反，结果南辕北辙。所以我们不变通，变通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
所谓“不干坏事”，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在，阵地在”，一不移民，二不转移资产，三不偷税漏税，四不行贿干部。
当时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在人们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时候，我们这6个人，还有所有一起奋斗的伙伴，都坚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我们形象地称自己为“夜总会里的处女”，不管别人怎么乱，我们得守规矩。
到1995、1996年，中国地产逐步进入后开发时代，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减持传统开发的企业，增加后开发时代的很多业务。
互联网时代打破了所有边界，信息、组织，乃至人类自我的封闭，竞争更加多元化。我们吸取了别人很多新的想法，确定了用八个字面向新的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做什么事情？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走多远？“守正出奇”仍然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仍然坚持做好人。在这基础上，提出了：自由、赋能、创造、共享。
自由是一切创造的来源，也是人们热爱民营企业、愿意勤奋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像我们就是自由地聚集在一起，完全没有勉强。因为自由，我们有了创造的冲动，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追寻自己心目中的梦想，这是自由特别重要的价值。
赋能就是充电，给人穿上一身特别的衣服。我们原来自己有骨骼，科技进步后，穿上这套“衣服“，就是在外面加了一套骨骼，让你变得更有力量，更有能力，飞得更高，走得更持久。大家在一起，能力和创造的效果比原来独自的时候更好，这是我们组织的一个使命。
当然，我们也希望创造。所谓创造，只是给差异化竞争换了个说法。大家都卖水，你卖甜水，这就叫创造。创造的差异性，区分开了“我们”与“别人”，使我们比别人更有价值。
创造的目的不是使我活得更好，大家活得更惨，不是使政府的某一个部门运营得更好，也不是使公司某一个员工活得更好。创造就是共享，在这个单位创造就在这个单位共享。它和分享不一样，分享是我给你们，或者你们给我的单方面给予；共享，是大家一起创造，共同分享。
现在我们年纪大了，最年轻的也已经55岁，从一个舞台上的6个人变成了6个公司。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这就证明了一点——我们当初的坚持是真实的。
1991年，我和王功权、潘石屹等6个伙伴，创办了一叫“农高投”的企业，那时，我们平均年龄24.6岁。1992年，公司创办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就为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几个一起創业，而不是别人”。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完全可以選择不创业，我们有稳定工作，有可以糊口的工资。
这成为我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结合成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
我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后来，我们得出结论：我们一起创业，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信仰，为了国家的未来。
在写《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时，王功权讲了一句话，大致的意思是：我们做这件事对得起自己、养得活自己、对得起父母；也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员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做得具体的阐释。
1993年，我们投资了万通。到公司快上市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别人老是问，你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公司？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也说不清楚。
当时社会比较混乱，我们就说这叫“守正出奇”，就是老老实实做事，绝不干坏事。所谓守正是70%的事能不变通，尽量不变通，少数事偶尔变通。有个成语是歧路亡羊，就是你每件事拐15度变通，你发现做了20件事、50件事后又转回来，跟你原来的目标完全相反，结果南辕北辙。所以我们不变通，变通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
所谓“不干坏事”，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人在，阵地在”，一不移民，二不转移资产，三不偷税漏税，四不行贿干部。
当时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楚，在人们普遍浮躁地去追求金钱和物质的时候，我们这6个人，还有所有一起奋斗的伙伴，都坚守着一个基本的底线，我们形象地称自己为“夜总会里的处女”，不管别人怎么乱，我们得守规矩。
到1995、1996年，中国地产逐步进入后开发时代，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减持传统开发的企业，增加后开发时代的很多业务。
互联网时代打破了所有边界，信息、组织，乃至人类自我的封闭，竞争更加多元化。我们吸取了别人很多新的想法，确定了用八个字面向新的未来，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做什么事情？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走多远？“守正出奇”仍然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仍然坚持做好人。在这基础上，提出了：自由、赋能、创造、共享。
自由是一切创造的来源，也是人们热爱民营企业、愿意勤奋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像我们就是自由地聚集在一起，完全没有勉强。因为自由，我们有了创造的冲动，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追寻自己心目中的梦想，这是自由特别重要的价值。
赋能就是充电，给人穿上一身特别的衣服。我们原来自己有骨骼，科技进步后，穿上这套“衣服“，就是在外面加了一套骨骼，让你变得更有力量，更有能力，飞得更高，走得更持久。大家在一起，能力和创造的效果比原来独自的时候更好，这是我们组织的一个使命。
当然，我们也希望创造。所谓创造，只是给差异化竞争换了个说法。大家都卖水，你卖甜水，这就叫创造。创造的差异性，区分开了“我们”与“别人”，使我们比别人更有价值。
创造的目的不是使我活得更好，大家活得更惨，不是使政府的某一个部门运营得更好，也不是使公司某一个员工活得更好。创造就是共享，在这个单位创造就在这个单位共享。它和分享不一样，分享是我给你们，或者你们给我的单方面给予；共享，是大家一起创造，共同分享。
现在我们年纪大了，最年轻的也已经55岁，从一个舞台上的6个人变成了6个公司。每年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开玩笑，没有一个人坐牢，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转移财产，没有一个人因为经济问题成为“两院院士”（医院和法院），这就证明了一点——我们当初的坚持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