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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艺术形式的意义上而言，小说不同于绘画或者雕塑，不属于空间艺术。但是，如果从小说的内容来看，空间问题却又是小说的根本问题。优秀的小说一定会构建一个巨大而自由的空间。空间越自由，小说家运作的能力越强。小说的价值也就越大。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唱西皮二黄的一朵》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值得细细揣摩品味。本文试图提炼出该小说中存在于奇妙空间的四面“镜子”，以此为主线分析该小说的主要人物，从而阐述小说家空间运作能力的重要性。
关键词：小说空间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镜子人性面貌
客观空间，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既是无形的，也是实在的。它与我们的意识无关，就像天空大地、高山与河流，它们各自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我们的意识无法改变它们的位置。而一个小说家却可以稳坐桌前，根据需要，任意改变空间位置。
这就是小说家的魅力——很善于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调动一切。从而构成小说。
小说的血肉是人物和故事。
应该说，《唱西皮二黄的一朵》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一个乡下女孩。成为当红青衣后，是如何不愿面对、甚至憎恨与自己长得很像的卖西瓜的女人，竟指使人出手伤害对方。然而，这个不算新鲜的故事却有很大的新意，那就是卖西瓜的女人，或者说故事结尾的不确定性。是真的有“瓜葛”，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同乡，就像“疙瘩”和唐素琴?和一朵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作者并没有在这上面纠缠。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似乎一直在引导读者去“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预期。以为最后总该有个“真相大白”。毕飞宇曾经说过大体如此的话：短篇小说的结尾就应当像急刹车，车刹住了，乘客飞出去了。读者结果等来的就是个“急刹车”式的结尾。然而。小说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内心隐隐的期待落空了，但读者已从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的人物也并不新鲜。像一朵这样，从村里走出，在城市获名得利，外表经历了的蜕变，内心深处的自卑却是一触即发，拼命想摆脱自己身上的烙印和标签，类似的人物形象并不少见。但是，作者把常见类型的人物演绎得有滋有味，新意在于，主人公一朵是一个唱戏的人。还在十二岁、还是个乡下女孩的一朵，便会“看着自己的身影在金灿灿的土基墙上依依不舍地摇曳”，“命中有一碗毡毯上的饭”。正如她自己所说，“唱戏的人谁还不会演戏”，她就是太会演戏了。把生活当作戏来演，“把最日常的动态弄成舞台上的做派”，她一直处在这种状态，甚至分不清什么是戏、什么是真实。作者不遗余力地用细腻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一朵的神态动作，可以说是“在表现人性内在的隐秘空间或者某些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时…清晰地捕捉到那些细节的关键部位，并以相当细腻的叙事拓展了某些丰饶的人性面貌。”
因而，遇到一个与自己长相相似的人，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可是对于一朵们来说，一展开联想、一添油加醋，便有了戏的意味，便有了演戏的兴致。一朵们很快入戏了，在镜子里的眉来眼去：刘玉华哭着走了之后，一朵坐在地板上没事人似的，还“抬头看了大伙儿一圈”，以及在食堂看到卖西瓜的女人时一朵的表现，那“只给窗口留下了后脑勺”、“满眼的泪光”、“锐利的闪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寒”等等。都表明一出戏开场了，一个奇特的空间绚丽般徐徐展开。
一切皆发生于空间，而空间永在。古希腊哲学家拍拉图曾说过：“任何事物都得占个地方，地上或空中。对于既不在地上、也不在空中的东西是无法谈论其存在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是一个常识。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命运、经历、不同的关系网络、不同的文化教育以及天性中的不同因素，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得每一个人都作为一种个体而存在于世。
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个小说家是否具备足够的优秀，就在于他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调动一切的能力。小说家是自由的，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自由，是那个空间是视觉、触觉与动觉三种形式之下的表象空间。而并非是几何空间。小说家的空间，仅仅是一种印象，或者说是一种投影。但无论是印象，还是投影，都不再是空间本身，它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通过一种奇妙的方式，转化为符号。应当看到，符号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可以被意念进行任意编排与组合。
这《唱西皮二黄的一朵》出“戏”中，一朵无疑是主角。一朵设定情节，自导自演。在生活之中，她已是“风尘女子”“九姨太”一类的角色，但她活在自己一手排演的戏中，只是她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戏是波澜起伏的，因此一朵就把这出戏导演得一波三折。
一直生活在戏中的一朵，来剧团之前，在乡村，金灿灿的土基墙是她的背景；七年后，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是她的背景。生活的舞台上，很多人在同时演出。就像戏是不真实的一样，一朵的前景也是一直虚幻的。在小说中，曾经的“金灿灿的土基墙”是第一面“镜子”，带给一朵的，是反射的闪耀、迷眼的虚幻；成为当红青衣后，她的好日子也只是“不远了”，毕竟还尚未到来。
当一朵独处时，梳妆台的镜子促使她反思。“入戏”太深，她思考的是如何“演戏”，而无暇、或者说不愿去思考自身。而镜子让她看到了真实。对一个从没想过真实的人来说，真实是可怕的，是恐惧的，所以她要打碎它。可惜，镜子碎了还是镜子，即使只有一块碎片，也能折射出她的生活。然而，生活本身是打不碎的，生活的真实，是无法用戏的虚幻、戏的预先设定性来处理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朵为什么害怕甚至憎恨卖西瓜的女人。一个非常的偶然性，会导致一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转变，但也正是偶然性，就给当事人带来打不破的宿命，导致了前途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一朵怕的并不是卖西瓜的女人是自己的亲人，而是怕自己像卖西瓜的女人，表明了她自己骨子里透出的不自信。害怕，正是其本能、真实的一面。改变她的生活的是不真实的戏，戏让她走红，让她能够指挥“疙瘩”(也许还有唐索琴)，能够让刘玉华巴结她，能够傲视同伴。没有李雪芬偶然遇到一个村庄，没有戏，一朵也许就是一个买西瓜的。那卖西瓜的女人也就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一朵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一朵要不择手段地使她消失。我想，此处小说已经真正触到所谓“生活的底蕴”，“作家就是要捉住这一个又一个非时间性的主题。”
手机里的张老板在小说结尾戳穿她。实际上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是她的“角色”。一朵在恍惚之间恰除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她突然醒悟，自己倒是一直在张老板的“戏”中。正因为真实了，所以她害怕了；也正因为真实了，所以她人性了。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种种人物，除了未曾露面的唐素琴(她也只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卖西瓜的女人是对一朵最温情、最亲善的，但之前“清醒”的一朵一直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在“茫然”之中，卖西瓜的女人终于“都像妈妈了”。也就在这真实的时候，天生能“把最日常的动态弄成舞台上的做派”的一朵，演砸了。
西皮二黄是京剧声腔里最主要的两种声腔体系，所以京剧有时也叫“皮黄”。西皮适于表现激昂雄壮、活泼愉快的情感，叙事性较强；二黄适于表现凄凉沉郁的情感，抒情性强。一朵唱“皮黄”，既叙事也抒情，既激越也沉郁，构成了她戏内戏外的全部，这或许是某种暗示或者宿命?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的四面“镜子”，组成了一个四棱镜。看起来反映的是戏人的生活。其实反映了当下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优秀的小说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生百味，折射出世态炎凉。
从艺术形式的意义上而言，小说不同于绘画或者雕塑，不属于空间艺术。但是，如果从小说的内容来看，空间问题却又是小说的根本问题。既然它要表现的对象无法离开空间，那么它也就无法抛弃空间，并且，恰恰因为小说在形式上属于时间艺术，那么，空间问题格外引人注意：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究竟如何看待空间，又如何处理空间?空间问题就成了小说家的一门大学问。小说家在进行小说构思时，盘旋于心头的或者是一个新颖而深刻的主题，或者是一个乃至几个富有个性的人物，也可能是一些绝妙的情节。但无论是主题、人物或是情节，都必须依赖于空间。这个空间，是属于小说家的——更准确地说，是属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空间越自由，小说家运作的能力越强，小说的价值也就越大。《唱西皮二黄的一朵》，看上去空间不大，人物微小，但作家其实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出演的人物，也变得高大而鲜活。
参考文献：
[1]毕飞宇，操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141—152
[2]洪治纲，中短篇：在精神漫游中获得安慰，文学报，2005-01-27
[3][古希腊]柏拉图著，谢文郁译，蒂迈欧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6
[4]曹文轩，面对微妙山东：泰山出版社，1999,48
关键词：小说空间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 镜子人性面貌
客观空间，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既是无形的，也是实在的。它与我们的意识无关，就像天空大地、高山与河流，它们各自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我们的意识无法改变它们的位置。而一个小说家却可以稳坐桌前，根据需要，任意改变空间位置。
这就是小说家的魅力——很善于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调动一切。从而构成小说。
小说的血肉是人物和故事。
应该说，《唱西皮二黄的一朵》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一个乡下女孩。成为当红青衣后，是如何不愿面对、甚至憎恨与自己长得很像的卖西瓜的女人，竟指使人出手伤害对方。然而，这个不算新鲜的故事却有很大的新意，那就是卖西瓜的女人，或者说故事结尾的不确定性。是真的有“瓜葛”，还是仅仅只是一个同乡，就像“疙瘩”和唐素琴?和一朵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作者并没有在这上面纠缠。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似乎一直在引导读者去“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理预期。以为最后总该有个“真相大白”。毕飞宇曾经说过大体如此的话：短篇小说的结尾就应当像急刹车，车刹住了，乘客飞出去了。读者结果等来的就是个“急刹车”式的结尾。然而。小说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内心隐隐的期待落空了，但读者已从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的人物也并不新鲜。像一朵这样，从村里走出，在城市获名得利，外表经历了的蜕变，内心深处的自卑却是一触即发，拼命想摆脱自己身上的烙印和标签，类似的人物形象并不少见。但是，作者把常见类型的人物演绎得有滋有味，新意在于，主人公一朵是一个唱戏的人。还在十二岁、还是个乡下女孩的一朵，便会“看着自己的身影在金灿灿的土基墙上依依不舍地摇曳”，“命中有一碗毡毯上的饭”。正如她自己所说，“唱戏的人谁还不会演戏”，她就是太会演戏了。把生活当作戏来演，“把最日常的动态弄成舞台上的做派”，她一直处在这种状态，甚至分不清什么是戏、什么是真实。作者不遗余力地用细腻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一朵的神态动作，可以说是“在表现人性内在的隐秘空间或者某些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时…清晰地捕捉到那些细节的关键部位，并以相当细腻的叙事拓展了某些丰饶的人性面貌。”
因而，遇到一个与自己长相相似的人，本用不着大惊小怪，可是对于一朵们来说，一展开联想、一添油加醋，便有了戏的意味，便有了演戏的兴致。一朵们很快入戏了，在镜子里的眉来眼去：刘玉华哭着走了之后，一朵坐在地板上没事人似的，还“抬头看了大伙儿一圈”，以及在食堂看到卖西瓜的女人时一朵的表现，那“只给窗口留下了后脑勺”、“满眼的泪光”、“锐利的闪烁当中有一种坚硬的寒”等等。都表明一出戏开场了，一个奇特的空间绚丽般徐徐展开。
一切皆发生于空间，而空间永在。古希腊哲学家拍拉图曾说过：“任何事物都得占个地方，地上或空中。对于既不在地上、也不在空中的东西是无法谈论其存在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会得到不同的经验，这是一个常识。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命运、经历、不同的关系网络、不同的文化教育以及天性中的不同因素，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使得每一个人都作为一种个体而存在于世。
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个小说家是否具备足够的优秀，就在于他在一个自由的空间调动一切的能力。小说家是自由的，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自由，是那个空间是视觉、触觉与动觉三种形式之下的表象空间。而并非是几何空间。小说家的空间，仅仅是一种印象，或者说是一种投影。但无论是印象，还是投影，都不再是空间本身，它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通过一种奇妙的方式，转化为符号。应当看到，符号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可以被意念进行任意编排与组合。
这《唱西皮二黄的一朵》出“戏”中，一朵无疑是主角。一朵设定情节，自导自演。在生活之中，她已是“风尘女子”“九姨太”一类的角色，但她活在自己一手排演的戏中，只是她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戏是波澜起伏的，因此一朵就把这出戏导演得一波三折。
一直生活在戏中的一朵，来剧团之前，在乡村，金灿灿的土基墙是她的背景；七年后，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是她的背景。生活的舞台上，很多人在同时演出。就像戏是不真实的一样，一朵的前景也是一直虚幻的。在小说中，曾经的“金灿灿的土基墙”是第一面“镜子”，带给一朵的，是反射的闪耀、迷眼的虚幻；成为当红青衣后，她的好日子也只是“不远了”，毕竟还尚未到来。
当一朵独处时，梳妆台的镜子促使她反思。“入戏”太深，她思考的是如何“演戏”，而无暇、或者说不愿去思考自身。而镜子让她看到了真实。对一个从没想过真实的人来说，真实是可怕的，是恐惧的，所以她要打碎它。可惜，镜子碎了还是镜子，即使只有一块碎片，也能折射出她的生活。然而，生活本身是打不碎的，生活的真实，是无法用戏的虚幻、戏的预先设定性来处理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朵为什么害怕甚至憎恨卖西瓜的女人。一个非常的偶然性，会导致一个人前途和命运的转变，但也正是偶然性，就给当事人带来打不破的宿命，导致了前途和命运的不确定性。一朵怕的并不是卖西瓜的女人是自己的亲人，而是怕自己像卖西瓜的女人，表明了她自己骨子里透出的不自信。害怕，正是其本能、真实的一面。改变她的生活的是不真实的戏，戏让她走红，让她能够指挥“疙瘩”(也许还有唐索琴)，能够让刘玉华巴结她，能够傲视同伴。没有李雪芬偶然遇到一个村庄，没有戏，一朵也许就是一个买西瓜的。那卖西瓜的女人也就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一朵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一朵要不择手段地使她消失。我想，此处小说已经真正触到所谓“生活的底蕴”，“作家就是要捉住这一个又一个非时间性的主题。”
手机里的张老板在小说结尾戳穿她。实际上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是她的“角色”。一朵在恍惚之间恰除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她突然醒悟，自己倒是一直在张老板的“戏”中。正因为真实了，所以她害怕了；也正因为真实了，所以她人性了。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种种人物，除了未曾露面的唐素琴(她也只是“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卖西瓜的女人是对一朵最温情、最亲善的，但之前“清醒”的一朵一直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在“茫然”之中，卖西瓜的女人终于“都像妈妈了”。也就在这真实的时候，天生能“把最日常的动态弄成舞台上的做派”的一朵，演砸了。
西皮二黄是京剧声腔里最主要的两种声腔体系，所以京剧有时也叫“皮黄”。西皮适于表现激昂雄壮、活泼愉快的情感，叙事性较强；二黄适于表现凄凉沉郁的情感，抒情性强。一朵唱“皮黄”，既叙事也抒情，既激越也沉郁，构成了她戏内戏外的全部，这或许是某种暗示或者宿命?
《唱西皮二黄的一朵》中的四面“镜子”，组成了一个四棱镜。看起来反映的是戏人的生活。其实反映了当下相当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优秀的小说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生百味，折射出世态炎凉。
从艺术形式的意义上而言，小说不同于绘画或者雕塑，不属于空间艺术。但是，如果从小说的内容来看，空间问题却又是小说的根本问题。既然它要表现的对象无法离开空间，那么它也就无法抛弃空间，并且，恰恰因为小说在形式上属于时间艺术，那么，空间问题格外引人注意：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究竟如何看待空间，又如何处理空间?空间问题就成了小说家的一门大学问。小说家在进行小说构思时，盘旋于心头的或者是一个新颖而深刻的主题，或者是一个乃至几个富有个性的人物，也可能是一些绝妙的情节。但无论是主题、人物或是情节，都必须依赖于空间。这个空间，是属于小说家的——更准确地说，是属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空间越自由，小说家运作的能力越强，小说的价值也就越大。《唱西皮二黄的一朵》，看上去空间不大，人物微小，但作家其实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出演的人物，也变得高大而鲜活。
参考文献：
[1]毕飞宇，操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141—152
[2]洪治纲，中短篇：在精神漫游中获得安慰，文学报，2005-01-27
[3][古希腊]柏拉图著，谢文郁译，蒂迈欧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6
[4]曹文轩，面对微妙山东：泰山出版社，199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