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信任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理论探讨的热点论题，许多学科从不同的研究理路获得了丰厚的成果。从20世纪后期，信任问题延伸至高等教育领域，众多国内外的教育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信任对于教育自身、教育组织机构及教学活动的意义。
【关键词】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3JK03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11XSYK3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的一种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也是人们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学术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人们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指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对他人言行和品质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学家萨贝尔对信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因为他将信任的研究引向了从关系结构来理解。萨贝尔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并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而卢曼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信任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仅仅只是心理学意义上微观的“人际信任”，而是宏观的“系统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预防性和惩戒性的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经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袭着卢曼的思路，从社会关系结构和非单纯人际角度理解信任。当前，政治学理论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则是对信任问题的开拓性理解。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显然是一种对机构与组织的信任，这既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也是对信任客体视野的开拓。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监管下的事业机构理应是公共信任的客体，人们则站在主体立场上审视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是否信任它。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信任问题的路向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纪后期兴盛起来，相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来说，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信任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即将其他学科就信任问题的一般理论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用以解释信任对教育机构的日常活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诸多关系的意义。依照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来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类。
1.从关注大学发展的视角探讨信任对于大学内部管理的意义
其一，探讨大学自身问题所导致大众对大学失去信任的情况。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分析大学存在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失范等现象导致大众对大学信任迟疑；二是由于大学专业性运作造成外界对大学认知的不足，这种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学向外界作出解释其运行的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为此，他指出大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人要养成诚实品质来重新赢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讨了大学组织模式与教工向其领导者供给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用于为大学领导者改善其领导实践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能很好地进行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机构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大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际信任问题，提出了改善双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K·W·施威厄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将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组织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并深究信任对于教育机构、对于班级建设和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的意义，他指出“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对人的信赖之中蕴含着学校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巨大机遇。师生间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及早地认识问题并共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信任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班级与学校氛围”。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以同样的视角探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与技能来看待。
2.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过程探究信任的功用问题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讨社会信任对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与大学教师之间的信任问题，以发现造成政府和教师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哈耶克指称的福利国家权威主义过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场化喧嚣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管理机构对大学和教师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他们的聘任与留用问题。在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时，马丁·特罗曾提出英国历届政府对大学信任的逐步下降，并与此紧密联系的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敌意。当政府对大学的信任度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大学的自我改进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来推动大学改革的观点便叫嚣尘上。由此可见，信任对于大学发展具有显著的外部意义。
3.研究学生（大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社会学家科尔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就显现出大众对学校的信任呈现下降的趋势，该报告披露了美国公立学校在实施教育的机会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时显露出的低效和无能。他还指出学校失去大众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计划发行教育债券和增收教育税的议案屡遭否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教学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认为大学要对专业程度、互动效率、合作意向、释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约状况、信息交流机制和道德理性这八个方面采取相应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大学也方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财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问题上，他们总结有两个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为在组织层面分别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层与学校管理层、政府教育管理层与校长、学生与学校、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其二是在组织内部研究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从哲学视界撰文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学为赢得财政支持和迎合社会的需要将更多地提供技术性产品，这势必造成大学以牺牲自我为手段来顺从社会要求和实现自我私欲的膨胀从而舍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审思、致学和反思的本性。他还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猎寻各种社会资本，而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唤起学生和老师热切地探寻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为此，他倡导学生与老师应通过创建广阔的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为大学生活的追求，将信任作为学生和老师的一种存在方式。
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信任问题的研究路向
在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只有较多的学术论文针对教育机构（组织）内部的信任问题以及教育机构与其他要素间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综合起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研究教育机构内的人际信任关系
这些研究往往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信任，即探讨如何在教育机构内主体之间培植与运用信任以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度。石艳基于对人际信任的关注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危机、信任类型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等问题。王福友则探讨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其研究立场也是基于学术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探讨了学术组织中的信任的来源、信任的实现条件以及信任对于学术组织的意义等问题。与此类似，向东春则聚集于当代大学内部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指出改善中国大学组织中的信任状况必须培养学术归属感、建立信任机制和实现分工决策制度化。李晔的博士论文《师生信任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则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师生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是增加师生沟通、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是进行有效教育的基础”。王平也主要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建构“信任机制”问题。他在研究中所指称的信任是“学生如何建立起对教学活动的内心期望以及对教师的专业技能、责任和义务的期待”。从研究视角来看，他既研究师生间的人际信任，也对教学活动的信任问题显示出了关切，这就意味着他对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对象稍作了扩展，除了将教育领域中的置信对象放置在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主体外，还将教育活动本身作为信任对象来对待，这便突破了仅囿于教育领域中的人际信任研究传统。曹正善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人际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过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义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并认为“信任对教育的意义在于信任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体对大学的信任
这一视角将研究立场放置在大学外部，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对大学的信任问题。新近有关高等教育问责与大学信任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一路向的显著反映。柳亮认为从更宽泛的社会视角来看，大众对整个社会组织都在下降，这其间当然包括大学。“当失望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结合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问责的必要就突现出来了”。通过探讨问责在何种程度上破坏（或建设）高等教育系统信任的两难问题，他指出，问责制对于大学信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可测量指标更为清晰，同时它又会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在满足大众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让大学偏离其公共性，长此以往反而会动摇人们对大学的终极信任，影响到人们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另有研究者以选取局部地区的乡村人为代表来探讨我国大众对大学信任的问题，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来说明当前我国大众与大学合作动力减弱、学生放弃大学教育等现象。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6，17.
[2]转引自董才生.社会信任的基础：一种制度的解释[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4]Regina D. Woods. Th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Trust and Tolerance of Ambiguity[R].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2004：2-45.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咸阳
【关键词】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3JK03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11XSYK3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的一种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也是人们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学术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人们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指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对他人言行和品质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学家萨贝尔对信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因为他将信任的研究引向了从关系结构来理解。萨贝尔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并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而卢曼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信任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仅仅只是心理学意义上微观的“人际信任”，而是宏观的“系统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预防性和惩戒性的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经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袭着卢曼的思路，从社会关系结构和非单纯人际角度理解信任。当前，政治学理论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则是对信任问题的开拓性理解。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显然是一种对机构与组织的信任，这既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也是对信任客体视野的开拓。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监管下的事业机构理应是公共信任的客体，人们则站在主体立场上审视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是否信任它。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信任问题的路向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纪后期兴盛起来，相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来说，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信任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即将其他学科就信任问题的一般理论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用以解释信任对教育机构的日常活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诸多关系的意义。依照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来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类。
1.从关注大学发展的视角探讨信任对于大学内部管理的意义
其一，探讨大学自身问题所导致大众对大学失去信任的情况。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分析大学存在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失范等现象导致大众对大学信任迟疑；二是由于大学专业性运作造成外界对大学认知的不足，这种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学向外界作出解释其运行的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为此，他指出大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人要养成诚实品质来重新赢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讨了大学组织模式与教工向其领导者供给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用于为大学领导者改善其领导实践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能很好地进行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机构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大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际信任问题，提出了改善双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K·W·施威厄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将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组织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并深究信任对于教育机构、对于班级建设和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的意义，他指出“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对人的信赖之中蕴含着学校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巨大机遇。师生间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及早地认识问题并共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信任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班级与学校氛围”。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以同样的视角探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与技能来看待。
2.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过程探究信任的功用问题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讨社会信任对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与大学教师之间的信任问题，以发现造成政府和教师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哈耶克指称的福利国家权威主义过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场化喧嚣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管理机构对大学和教师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他们的聘任与留用问题。在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时，马丁·特罗曾提出英国历届政府对大学信任的逐步下降，并与此紧密联系的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敌意。当政府对大学的信任度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大学的自我改进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来推动大学改革的观点便叫嚣尘上。由此可见，信任对于大学发展具有显著的外部意义。
3.研究学生（大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社会学家科尔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就显现出大众对学校的信任呈现下降的趋势，该报告披露了美国公立学校在实施教育的机会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时显露出的低效和无能。他还指出学校失去大众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计划发行教育债券和增收教育税的议案屡遭否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教学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认为大学要对专业程度、互动效率、合作意向、释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约状况、信息交流机制和道德理性这八个方面采取相应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大学也方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财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问题上，他们总结有两个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为在组织层面分别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层与学校管理层、政府教育管理层与校长、学生与学校、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其二是在组织内部研究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从哲学视界撰文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学为赢得财政支持和迎合社会的需要将更多地提供技术性产品，这势必造成大学以牺牲自我为手段来顺从社会要求和实现自我私欲的膨胀从而舍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审思、致学和反思的本性。他还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猎寻各种社会资本，而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唤起学生和老师热切地探寻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为此，他倡导学生与老师应通过创建广阔的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为大学生活的追求，将信任作为学生和老师的一种存在方式。
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信任问题的研究路向
在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只有较多的学术论文针对教育机构（组织）内部的信任问题以及教育机构与其他要素间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综合起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研究教育机构内的人际信任关系
这些研究往往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信任，即探讨如何在教育机构内主体之间培植与运用信任以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度。石艳基于对人际信任的关注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危机、信任类型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等问题。王福友则探讨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其研究立场也是基于学术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探讨了学术组织中的信任的来源、信任的实现条件以及信任对于学术组织的意义等问题。与此类似，向东春则聚集于当代大学内部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指出改善中国大学组织中的信任状况必须培养学术归属感、建立信任机制和实现分工决策制度化。李晔的博士论文《师生信任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则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师生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是增加师生沟通、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是进行有效教育的基础”。王平也主要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建构“信任机制”问题。他在研究中所指称的信任是“学生如何建立起对教学活动的内心期望以及对教师的专业技能、责任和义务的期待”。从研究视角来看，他既研究师生间的人际信任，也对教学活动的信任问题显示出了关切，这就意味着他对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对象稍作了扩展，除了将教育领域中的置信对象放置在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主体外，还将教育活动本身作为信任对象来对待，这便突破了仅囿于教育领域中的人际信任研究传统。曹正善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人际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过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义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并认为“信任对教育的意义在于信任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体对大学的信任
这一视角将研究立场放置在大学外部，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对大学的信任问题。新近有关高等教育问责与大学信任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一路向的显著反映。柳亮认为从更宽泛的社会视角来看，大众对整个社会组织都在下降，这其间当然包括大学。“当失望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结合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问责的必要就突现出来了”。通过探讨问责在何种程度上破坏（或建设）高等教育系统信任的两难问题，他指出，问责制对于大学信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可测量指标更为清晰，同时它又会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在满足大众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让大学偏离其公共性，长此以往反而会动摇人们对大学的终极信任，影响到人们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另有研究者以选取局部地区的乡村人为代表来探讨我国大众对大学信任的问题，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来说明当前我国大众与大学合作动力减弱、学生放弃大学教育等现象。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6，17.
[2]转引自董才生.社会信任的基础：一种制度的解释[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4]Regina D. Woods. The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Trust and Tolerance of Ambiguity[R].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 2004：2-45.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陕西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