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草根教育”的特点是“求真”，而许多民办学校却是全方位“作假”。世风如此，谭绍勤觉得他可以把握好自己，但要想在这些尚“假”的“草根学校”推广“草根教育”，难如登天。
谭韶勤掏出钥匙，打开校长办公室外面的铁门。在铁门和木门之间，潜伏着100多只蚊子。谭校长把木门打开后，这些蚊子有的翩翩离去，有的施施然跟我们进了办公室。
这是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没有学生来上课，东莞市高埗镇文康学校的校园里清幽寂静。10辆校车一字排开，在细雨飘洒的大操场上默然相伴。
“高埗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
又白又胖的谭绍勤，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些。他的家乡在湖北鄂西一个村子，他是解放后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上学前，家里为他包了场电影，全村的人都来祝贺，虽然他家成份不好，是“地主子女”。也许，就在那时，谭绍勤体会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
谭绍勤上的是一所三类师范大学——鄂西大学。24岁时他当上了校长，管理一所上千人的初级中学。谭绍勤说他平时“爱瞎想、瞎写”。他有过一些教学改革的想法，常有文章在州里报纸上发表，但“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将自己的一切所想都化为了乌有”。
于是，从教10年后，谭绍勤来到湖北教育学院，继续深造。本科毕业后，几位在广州办学的老乡邀谭绍勤来看看。那时广东刚刚兴起民办学校之风。谭绍勤先在_所民办的“武术体育舞蹈学校”当了一年校长助理，此后又辗转了几个学校。2002年，谭绍勤和投资人创办了东莞市高埗镇第一家民办小学，2006年又创办了高埗文康学校，因此他称自己为“高埗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见证了高埗民办学校在2000年后的发展历程。
文康学校的几位股东以前都是打工仔，现在当了老板，谭绍勤说自己是给他们打工的。他是一名外来打工人员，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校长，这个身份，他又保持了10年。
“草根教育”的艰难
2000年后，因应着外来打工人员的大批涌入，珠三角的民办学校日渐增多。谭绍勤将这些学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菜地、工棚走出来的，办学条件较差，收费偏低、吸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低收费民办学校”。第二类是办学条件好、收费高(每年学费大约8000～4万元)、吸引那些希望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却又无法进入本地名校的外地甚至本地有钱人，谭绍勤把这类学校称为“贵族学校”。第三类走的是中间路线，收费介于两者之间，算是“过渡类学校”吧。
眼下，东莞市4个街道、28个镇，只有一个外来人口较少的镇，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多一个镇有十几所民办学校。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的老师，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打工者。这类学校的办学者，也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只因看到了民办学校的发展势头，便纷纷从建筑工地、工厂和商店里走出来，投身到民办学校的创建中。
办学者投入资金，都是希望有所回报的，但由于投资风险全由办学者承担，学校位置差了，生源不足，办学人不敢再投资；收费低了，没利润，他们不愿再投资；收费高了，学生读不起，生源又少，办学者同样不敢再投资，有的在申请开办时的基本承诺都无法兑现。
文康学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湖南、四川、江西、广西、湖北五省，以及非东莞籍的广东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矛盾之处是：学费收得高了，家長不认同，学生也不来；老师工资给低了，留不住人才，教师流失量大。眼下，文康学校小学部的老师月入不到1500元。初中部老师多拿一两百元。但本地公办小学老师年收入10万以上。文康学校的老师不到2万，天壤之别。
在东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了，生源就少了。有些学校糊弄家长，平时管理不严，考试前先把题目透露给学生，让学生拿高分；有的根本不用市、镇统一的试卷，而拿刚讲过的试卷或题目权作考试。蒙骗家长。有的学校管理混乱，学生到学校学不到知识，反学了一身坏毛病。
文康学校的学生家长，多是高埗镇上众多鞋厂制衣厂的打工人员，以及种菜的、养猪的、开店的或开的士的“低收入新莞人”。他们长年漂在外面，孩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老家上学，要么随父母漂泊。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都有过转学经历，有的每学期就要换一所学校，他们很难接受系统教育；在不断地熟悉环境的过程中，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在这样的学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巨大难题。
在谭绍勤眼里，“低收入新莞人”既是东莞的建设者，又是不稳定的劳动力因素，他们为这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归宿在哪里?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他们的子女谁来教育?教育的费用又由谁来承担?
在这样的环境里，谭绍勤不停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当校长、教育?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称为“草根教育”。“草根”指的是无钱送孩子上“贵族学校”或进公立学校念书时“低收入新莞人”。“草根教育”是为“草根”服务的一种教育，它的理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二、教育学生相信通过努力，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三、教师和家长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努力。
谭绍勤寄望于“让这种教育能够植根学生心底。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撼力”。但这三个内容，其实是三个难点。谭绍勤说，孩子们的虚荣心普遍很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是“草根”或“草根”后代。家里条件稍好一点，就认为自己是“精英家庭”了：家里有台跑业务用的小车，就是步入“上流社会”了。让孩子树立远大理想更不容易，农民工子弟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普遍差，正常教育都很难接受，任何想法都不能持久，“树立长远理想”更无从谈起。
“草根教育”的特点是“求真”，而许多民办学校却是全方位“作假”，世风如此。谭绍勤觉得他可以把握好自己，但要想在这些尚“假”的“草根学校”推广“草根教育”，难如登天。
“被耽误的一代”
对文康学校的教学质量，谭绍勤还是自信的，他说：“孩子在这里读完小学，回家乡读个重点初中没问题。但他上初一时还好，到初二如有什么变化，比如迷恋上网、抽烟、喝酒，那时家里没有父母，爷爷奶奶又管不了，这个孩子就废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学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随时都有学生来插班，每学期一个班也会有十来个学生走掉。能在这里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每班不会超过5个人。
农民工一年到头东跑西跑，家庭自然不稳定，单亲家庭的孩子多。谭绍勤估计文康学校学生的父母离婚率不会低于5％；单亲家庭加上重新组合的家庭子女，应该达到10％以上。这些学生普遍个性封闭、怪僻，心理问题严重。
该校曾经有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出生后一个月就被丢给爷爷奶奶，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等他长到十来岁时，父母接他来东莞，进入文康学校念书。一个学期下来，该生与老师、同 学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第二学期，孩子妈妈哭着找校长，原来孩子来了半年，从没叫过一声“爸爸妈妈”，从不与家长交流，父母都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妈妈哭道：“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才会让他叫我一声妈妈?”谭绍勤找孩子谈话。孩子说：“我知道他们对我好，但就是叫不出口。”孩子回到家，给妈妈端洗脚水，水端来了，面对妈妈满脸期待的表情，他终于憋出了一声：“喂……”
还有一个广东籍学生，大圆脑袋，皮肤黑黑，小学没毕业脸上就有了胡子。当初父母闹离婚时，双方抢着要他，争得不可开交。后来父母都找了相好，又把他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如今母亲不知下落，父亲据说在附近打工，但留下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就连孩子姑姑也找不到他。这个学生跟姑姑生活在一起。他在学校经常要制造点事情，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老师对他感到头痛，想跟家长谈谈，他姑姑就带病从医院赶过来。
谭绍勤说：这些孩子是“被耽误的一代”。在他们的成长期，父母丢下孩子外出打工，以至他们的性格形成有明显缺陷。等到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实在无法管理了，父母才将孩子接出来。他们简单地以为只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就一切搞定了，岂不知孩子在这里更没人管，还不如呆在老家。
这些学生家庭通常的情况是：孩子父母早上匆匆上班，来不及跟孩子说一句话，晚上6点下班，吃完饭又去工厂加班，往往夜里十一二点才回来，这时孩子已经熟睡了’他们自己也累了一天，没有精力再检查孩子的作业。至于学生家长是种地的、做小生意的，更整天都在忙，没有功夫跟孩子说话，更不用说陪孩子逛公园游玩了。孩子每天下午放学，做完作业就没事了。父母不在家，他钻在小小出租房里，枯对着四面白墙，十几小时的孤单空虚如何填补?有的孩子去网吧消磨，有的去谈恋爱。孩子上网时间越长，现实中就越孤独、冷漠，越不善于与人沟通。
农民工子弟学校每学期一次的家长会，到会率都不足30％。有的是家长不重视，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太忙，抽不出时间来参加。
谭绍勤说，这些“低收入新莞人”年龄多在40岁以内，在工厂做普通职工，有的租地种菜、有的下乡收破烂，也有做小本生意的。他们都处在人生最重要的创业阶段，普遍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特别重，而又缺乏经济基础。谭绍勤很同情这样的家庭：“他们举家在外，辛辛苦苦过日子的生活，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份苦楚。”
谭绍勤认为：“很多学生的父母本身就是独生子女，从来没学会教育自己，如今怎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他说，学校里的“问题少年”，本质还是善良的，愿意与老师沟通，承认错误，一旦回到社会上，就又出问题了。
民办学校教育家的意见有谁听?
2010年1月16日，社科院党国英教授带队来文康学校做调研。学者们问谭绍勤：你最感头痛的问题是什么?谭绍勤回答：我们设有初中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都会头痛的问题，是孩子怎么上高中?
在《东莞市2008年基础教育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组数据：2008年，全市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有49.15万、其中小学39.18万，初中7.96万人，普通高中0.65万，中职学校1.36万。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呈金字塔形状，越往上走，学生流失得越严重。
這样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谭绍勤统计，在东莞就读的广东户籍学生约占在读人数的11％。也就是说，还有89％的毕业生没有在这里继续读高中的机会，他们要么选择收费偏高的民办中职学校，要么就是再次离开父母，回家乡上高中，或干脆放弃学业。
目前东莞市虽有几家民办高中，但这些学校每年学费高至1.5万～2万，农民工子弟读不起；学校又明文规定严禁招收外省籍学生入学；广东省又是全国11个高考自主命题省份之一，教材内容的差距使得必须回原籍考试的学生家长望而却步。即使学生能在这里上高中，以后不能在这里高考，又有什么用呢?
谭绍勤说：文康学校的设置是“一二三”和“三二一”。“一二三”指的是该校初中部设置了初一、初二、初三三年级；“三二一”指的是初一有三个班、初二有两个班、初三只有一个班。一般情况，孩子在这里念到初二，成绩好的就回原籍去读高中，准备考大学了。因为全国有11个省、市是高考自主命题。学生在广东上学，用的教材是广东的。以后回原籍参加高考，很多科目对不上号，高考成绩没保证。
“到初二还留下来的学生，说句良心话，都是成绩不怎么样，高考之路走不通的。”谭绍勤说。
文康学校的初一年级，有来自广西的兄弟两人，父母在东莞种菜。兄弟俩早上5点就起床了，帮父母搞菜地；父母做饭时，兄弟俩赶紧写作业；每天放学就往家里跑，继续帮父母干活。但就是这样，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也总是本年级前一、二名。然而，明年他们就该上初二了，父母要把他们送回老家读书，兄弟俩依依不舍，却也不知应该何去何从?
谭绍勤想出的解决思路，是在东莞办一所民办高中，再按照不同省份户籍学生进行编班，凡属自主考试命题的省份，按省份进行编班，如四川班、重庆班、湖北班、湖南班，根据报名人数，满30人即可开班，不满30人不开班，因为教育成本无法支持。统一命题的省市可统一编班，同样按人数的多少决定开设的班数。从相关省聘用有经验的老师来教，教材也用各省自己的。除11个单独出题的省、市外，其他统考的省市区户籍的高中生，则可放在同一个班。这些学生毕业后，学校统一送他们回学籍所在的省去参加高考。
谭绍勤设想：如果东莞或广东走出这一步，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跟着走。但他也知道，这项设想运作起来比较难，不但涉及师资和教材等问题，还必须有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支持和允许。他曾向教育部部长信箱写信推介自己的设想，未获回应。党教授等学者来了，谭绍勤又提出来，希望学者们能再替自己呼吁。
谭绍勤将自己的想法整理出一篇文字，交给党教授。几个月后，党教授将这篇东西发在博客上，他还写了篇文章：《介绍一位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
党教授写道：“谭绍勤是一位十分敬业的教育工作者，他的一个愿望是办民办高中，但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希望我为之呼吁。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不知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教育体制是应该做更大的改革了。改革不是要取消考试，更不是取消高考，但要对考试选拔制度做调整。我不精于这方面的研究思考，希望有关部门倾听作为‘草根’的数不清的民办学校的教育家们的意见。他们这个群体不乏优秀分子，谭绍勤是其中之一。”
谭韶勤掏出钥匙，打开校长办公室外面的铁门。在铁门和木门之间，潜伏着100多只蚊子。谭校长把木门打开后，这些蚊子有的翩翩离去，有的施施然跟我们进了办公室。
这是2010年4月11日，星期日。没有学生来上课，东莞市高埗镇文康学校的校园里清幽寂静。10辆校车一字排开，在细雨飘洒的大操场上默然相伴。
“高埗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
又白又胖的谭绍勤，面相比实际年龄要大些。他的家乡在湖北鄂西一个村子，他是解放后这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上学前，家里为他包了场电影，全村的人都来祝贺，虽然他家成份不好，是“地主子女”。也许，就在那时，谭绍勤体会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含义。
谭绍勤上的是一所三类师范大学——鄂西大学。24岁时他当上了校长，管理一所上千人的初级中学。谭绍勤说他平时“爱瞎想、瞎写”。他有过一些教学改革的想法，常有文章在州里报纸上发表，但“应试教育的大环境，将自己的一切所想都化为了乌有”。
于是，从教10年后，谭绍勤来到湖北教育学院，继续深造。本科毕业后，几位在广州办学的老乡邀谭绍勤来看看。那时广东刚刚兴起民办学校之风。谭绍勤先在_所民办的“武术体育舞蹈学校”当了一年校长助理，此后又辗转了几个学校。2002年，谭绍勤和投资人创办了东莞市高埗镇第一家民办小学，2006年又创办了高埗文康学校，因此他称自己为“高埗民办学校管理的第一人”，见证了高埗民办学校在2000年后的发展历程。
文康学校的几位股东以前都是打工仔，现在当了老板，谭绍勤说自己是给他们打工的。他是一名外来打工人员，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校长，这个身份，他又保持了10年。
“草根教育”的艰难
2000年后，因应着外来打工人员的大批涌入，珠三角的民办学校日渐增多。谭绍勤将这些学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菜地、工棚走出来的，办学条件较差，收费偏低、吸纳普通农民工子女的“低收费民办学校”。第二类是办学条件好、收费高(每年学费大约8000～4万元)、吸引那些希望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却又无法进入本地名校的外地甚至本地有钱人，谭绍勤把这类学校称为“贵族学校”。第三类走的是中间路线，收费介于两者之间，算是“过渡类学校”吧。
眼下，东莞市4个街道、28个镇，只有一个外来人口较少的镇，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多一个镇有十几所民办学校。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作的老师，都是没有任何背景的打工者。这类学校的办学者，也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只因看到了民办学校的发展势头，便纷纷从建筑工地、工厂和商店里走出来，投身到民办学校的创建中。
办学者投入资金，都是希望有所回报的，但由于投资风险全由办学者承担，学校位置差了，生源不足，办学人不敢再投资；收费低了，没利润，他们不愿再投资；收费高了，学生读不起，生源又少，办学者同样不敢再投资，有的在申请开办时的基本承诺都无法兑现。
文康学校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湖南、四川、江西、广西、湖北五省，以及非东莞籍的广东学生。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矛盾之处是：学费收得高了，家長不认同，学生也不来；老师工资给低了，留不住人才，教师流失量大。眼下，文康学校小学部的老师月入不到1500元。初中部老师多拿一两百元。但本地公办小学老师年收入10万以上。文康学校的老师不到2万，天壤之别。
在东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了，生源就少了。有些学校糊弄家长，平时管理不严，考试前先把题目透露给学生，让学生拿高分；有的根本不用市、镇统一的试卷，而拿刚讲过的试卷或题目权作考试。蒙骗家长。有的学校管理混乱，学生到学校学不到知识，反学了一身坏毛病。
文康学校的学生家长，多是高埗镇上众多鞋厂制衣厂的打工人员，以及种菜的、养猪的、开店的或开的士的“低收入新莞人”。他们长年漂在外面，孩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老家上学，要么随父母漂泊。这里的绝大部分孩子都有过转学经历，有的每学期就要换一所学校，他们很难接受系统教育；在不断地熟悉环境的过程中，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在这样的学校，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是巨大难题。
在谭绍勤眼里，“低收入新莞人”既是东莞的建设者，又是不稳定的劳动力因素，他们为这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归宿在哪里?他们的利益谁来保障?他们的子女谁来教育?教育的费用又由谁来承担?
在这样的环境里，谭绍勤不停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当校长、教育?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称为“草根教育”。“草根”指的是无钱送孩子上“贵族学校”或进公立学校念书时“低收入新莞人”。“草根教育”是为“草根”服务的一种教育，它的理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二、教育学生相信通过努力，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三、教师和家长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努力。
谭绍勤寄望于“让这种教育能够植根学生心底。产生强大的心理震撼力”。但这三个内容，其实是三个难点。谭绍勤说，孩子们的虚荣心普遍很强，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是“草根”或“草根”后代。家里条件稍好一点，就认为自己是“精英家庭”了：家里有台跑业务用的小车，就是步入“上流社会”了。让孩子树立远大理想更不容易，农民工子弟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普遍差，正常教育都很难接受，任何想法都不能持久，“树立长远理想”更无从谈起。
“草根教育”的特点是“求真”，而许多民办学校却是全方位“作假”，世风如此。谭绍勤觉得他可以把握好自己，但要想在这些尚“假”的“草根学校”推广“草根教育”，难如登天。
“被耽误的一代”
对文康学校的教学质量，谭绍勤还是自信的，他说：“孩子在这里读完小学，回家乡读个重点初中没问题。但他上初一时还好，到初二如有什么变化，比如迷恋上网、抽烟、喝酒，那时家里没有父母，爷爷奶奶又管不了，这个孩子就废了。”
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学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随时都有学生来插班，每学期一个班也会有十来个学生走掉。能在这里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的，每班不会超过5个人。
农民工一年到头东跑西跑，家庭自然不稳定，单亲家庭的孩子多。谭绍勤估计文康学校学生的父母离婚率不会低于5％；单亲家庭加上重新组合的家庭子女，应该达到10％以上。这些学生普遍个性封闭、怪僻，心理问题严重。
该校曾经有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出生后一个月就被丢给爷爷奶奶，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等他长到十来岁时，父母接他来东莞，进入文康学校念书。一个学期下来，该生与老师、同 学说过的话不超过10句。第二学期，孩子妈妈哭着找校长，原来孩子来了半年，从没叫过一声“爸爸妈妈”，从不与家长交流，父母都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妈妈哭道：“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才会让他叫我一声妈妈?”谭绍勤找孩子谈话。孩子说：“我知道他们对我好，但就是叫不出口。”孩子回到家，给妈妈端洗脚水，水端来了，面对妈妈满脸期待的表情，他终于憋出了一声：“喂……”
还有一个广东籍学生，大圆脑袋，皮肤黑黑，小学没毕业脸上就有了胡子。当初父母闹离婚时，双方抢着要他，争得不可开交。后来父母都找了相好，又把他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如今母亲不知下落，父亲据说在附近打工，但留下的手机号码无人接听，就连孩子姑姑也找不到他。这个学生跟姑姑生活在一起。他在学校经常要制造点事情，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老师对他感到头痛，想跟家长谈谈，他姑姑就带病从医院赶过来。
谭绍勤说：这些孩子是“被耽误的一代”。在他们的成长期，父母丢下孩子外出打工，以至他们的性格形成有明显缺陷。等到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实在无法管理了，父母才将孩子接出来。他们简单地以为只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就一切搞定了，岂不知孩子在这里更没人管，还不如呆在老家。
这些学生家庭通常的情况是：孩子父母早上匆匆上班，来不及跟孩子说一句话，晚上6点下班，吃完饭又去工厂加班，往往夜里十一二点才回来，这时孩子已经熟睡了’他们自己也累了一天，没有精力再检查孩子的作业。至于学生家长是种地的、做小生意的，更整天都在忙，没有功夫跟孩子说话，更不用说陪孩子逛公园游玩了。孩子每天下午放学，做完作业就没事了。父母不在家，他钻在小小出租房里，枯对着四面白墙，十几小时的孤单空虚如何填补?有的孩子去网吧消磨，有的去谈恋爱。孩子上网时间越长，现实中就越孤独、冷漠，越不善于与人沟通。
农民工子弟学校每学期一次的家长会，到会率都不足30％。有的是家长不重视，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太忙，抽不出时间来参加。
谭绍勤说，这些“低收入新莞人”年龄多在40岁以内，在工厂做普通职工，有的租地种菜、有的下乡收破烂，也有做小本生意的。他们都处在人生最重要的创业阶段，普遍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特别重，而又缺乏经济基础。谭绍勤很同情这样的家庭：“他们举家在外，辛辛苦苦过日子的生活，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这份苦楚。”
谭绍勤认为：“很多学生的父母本身就是独生子女，从来没学会教育自己，如今怎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他说，学校里的“问题少年”，本质还是善良的，愿意与老师沟通，承认错误，一旦回到社会上，就又出问题了。
民办学校教育家的意见有谁听?
2010年1月16日，社科院党国英教授带队来文康学校做调研。学者们问谭绍勤：你最感头痛的问题是什么?谭绍勤回答：我们设有初中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都会头痛的问题，是孩子怎么上高中?
在《东莞市2008年基础教育工作总结》中，有这样一组数据：2008年，全市中小学非户籍学生有49.15万、其中小学39.18万，初中7.96万人，普通高中0.65万，中职学校1.36万。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呈金字塔形状，越往上走，学生流失得越严重。
這样的学生到底有多少呢，根据谭绍勤统计，在东莞就读的广东户籍学生约占在读人数的11％。也就是说，还有89％的毕业生没有在这里继续读高中的机会，他们要么选择收费偏高的民办中职学校，要么就是再次离开父母，回家乡上高中，或干脆放弃学业。
目前东莞市虽有几家民办高中，但这些学校每年学费高至1.5万～2万，农民工子弟读不起；学校又明文规定严禁招收外省籍学生入学；广东省又是全国11个高考自主命题省份之一，教材内容的差距使得必须回原籍考试的学生家长望而却步。即使学生能在这里上高中，以后不能在这里高考，又有什么用呢?
谭绍勤说：文康学校的设置是“一二三”和“三二一”。“一二三”指的是该校初中部设置了初一、初二、初三三年级；“三二一”指的是初一有三个班、初二有两个班、初三只有一个班。一般情况，孩子在这里念到初二，成绩好的就回原籍去读高中，准备考大学了。因为全国有11个省、市是高考自主命题。学生在广东上学，用的教材是广东的。以后回原籍参加高考，很多科目对不上号，高考成绩没保证。
“到初二还留下来的学生，说句良心话，都是成绩不怎么样，高考之路走不通的。”谭绍勤说。
文康学校的初一年级，有来自广西的兄弟两人，父母在东莞种菜。兄弟俩早上5点就起床了，帮父母搞菜地；父母做饭时，兄弟俩赶紧写作业；每天放学就往家里跑，继续帮父母干活。但就是这样，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也总是本年级前一、二名。然而，明年他们就该上初二了，父母要把他们送回老家读书，兄弟俩依依不舍，却也不知应该何去何从?
谭绍勤想出的解决思路，是在东莞办一所民办高中，再按照不同省份户籍学生进行编班，凡属自主考试命题的省份，按省份进行编班，如四川班、重庆班、湖北班、湖南班，根据报名人数，满30人即可开班，不满30人不开班，因为教育成本无法支持。统一命题的省市可统一编班，同样按人数的多少决定开设的班数。从相关省聘用有经验的老师来教，教材也用各省自己的。除11个单独出题的省、市外，其他统考的省市区户籍的高中生，则可放在同一个班。这些学生毕业后，学校统一送他们回学籍所在的省去参加高考。
谭绍勤设想：如果东莞或广东走出这一步，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跟着走。但他也知道，这项设想运作起来比较难，不但涉及师资和教材等问题，还必须有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支持和允许。他曾向教育部部长信箱写信推介自己的设想，未获回应。党教授等学者来了，谭绍勤又提出来，希望学者们能再替自己呼吁。
谭绍勤将自己的想法整理出一篇文字，交给党教授。几个月后，党教授将这篇东西发在博客上，他还写了篇文章：《介绍一位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
党教授写道：“谭绍勤是一位十分敬业的教育工作者，他的一个愿望是办民办高中，但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希望我为之呼吁。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不知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教育体制是应该做更大的改革了。改革不是要取消考试，更不是取消高考，但要对考试选拔制度做调整。我不精于这方面的研究思考，希望有关部门倾听作为‘草根’的数不清的民办学校的教育家们的意见。他们这个群体不乏优秀分子，谭绍勤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