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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社会共识不仅仅是下任香港行政长官的责任，而只有达成共识，狮子山精神才能再度发扬光大。
1997年7月1日，我们在香港会展中心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如今过去了20年。香港回归的前夜大雨磅礴，掩盖了许多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的眼泪，我们目睹了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从维多利亚港乘船离去。第二天，一位解放军战士戴着洁白无瑕的白手套展开了中国国旗，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当时，我不禁想到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目睹此情此景会有何感想。实行令香港居民至少在香港回归50年内仍能“舞照跳马照跑”的“一国两制”意味着什么？
快进到20年后的今天，历经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变化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香港仍然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最自由的经济体，至少按照某些评判标准来看是如此。但毫无疑问，香港的地位正受到威胁，其他许多国家和城市开始在创新和技术技能领域超越香港。
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显而易见，GDP从1997年的1770亿美元增至3190亿美元，增幅达80%，其基础设施先进、自由港和低税率等优势以及作为金融和物流枢纽的地位更加凸显。但同期中国的经济体量飙升了近11倍，GDP从不足1万亿美元增至1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全球领先的贸易国家，贸易伙伴的数量比美国还多。
在金融领域，香港表现良好，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上升了7.7倍，增至3.2万亿美元，但其增长主要源自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事实上，红筹股和H股在香港主板市值总额中的占比从1997年的16%变为今年的40%，并曾在2008年达到峰值，占比过半。
相比之下，1997年时市值仅为香港股市一半的内地股市，市值飙升了34倍，达到7.3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40年前还是一片绿色稻田的深圳，股市市值达到3.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七，排名比港交所高出一位。
但并非处处鲜花美酒，花团锦簇。
阻碍香港更加辉煌、发挥全部潜力的，是其有害的政治。首任香港特首的政策，因为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将泰铢贬值而走偏，可谓雪上加霜。经济衰退的打击，尤其是房价下跌，唤醒了香港中产阶级，令他们意识到：一旦出现冲击效应，买单的是他们。他们吃惊地看着香港大亨施压香港政府放弃每年新建8.5万套住房的政策，导致100多万香港年轻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彻底无望。即便每年建造8.5万套经适房的目标仅实现60%，过去20年香港也能建造出100多万套经适房。
供给侧的干预产生的暂时效果是使香港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其在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的长期影响日益明显。
由于高房价导致年轻人买房无望，加之就业市场竞争加剧，房租高企又使得创业成本过高，香港年轻人转而投身政治活动，不论香港政府做什么，他们都抗议反对。政治不再是寻求妥协，而是强硬起来，变为更内向型的地方主义。
社会两极分化阻碍了改革进程，使香港越来越内向，立志改革的香港公务员，以及感到香港正丧失其国际化地位的人士都对此感到沮丧，较之内地竞争对手，香港的國际化地位过去正是其关键的比较优势。
虽然青年的理想主义值得钦佩，但更如某位懊恼的国家领导人所言，香港的政治总是带着点“太简单、太天真”的味道。就连彭定康上次造访香港时，也不得不提醒香港的青年，政治必须务实，争取一步步实现目标，而不是痴心妄想。
全球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任何人想要让过去的好日子重现，无异于痴人说梦。谁会想到，新任美国总统上任还不到150天，就一手主导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解构？谁会想到，英国脱欧甚至可能使大英帝国降格为小小英格兰？认为自己将获得外国支持的地方主义者会发现，地缘政治已经表明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雄心勃勃的盟友。
香港的未来将如何？现实情况是，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时间仅剩下30年，香港不能完全像1997年一样。如果在2047年之前未能达成共识，那么经济特区香港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将平淡无奇。届时，如果深圳和整个珠三角地区仍保持着目前的增速，香港将“鸡立鹤群”。
正是凭借着狮子山精神，香港人才将香港从一片贫瘠之地变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狮子山精神从来就不是依赖国家或内地的帮助，只要后者不妨碍。但阻碍香港未来30年发展的是缺乏社区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共识不仅仅是下任香港行政长官的责任，而只有达成共识，狮子山精神才能再度发扬光大。
1997年7月1日，我们在香港会展中心庆祝香港回归中国，如今过去了20年。香港回归的前夜大雨磅礴，掩盖了许多居住在香港的英国人的眼泪，我们目睹了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从维多利亚港乘船离去。第二天，一位解放军战士戴着洁白无瑕的白手套展开了中国国旗，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当时，我不禁想到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目睹此情此景会有何感想。实行令香港居民至少在香港回归50年内仍能“舞照跳马照跑”的“一国两制”意味着什么？
快进到20年后的今天，历经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的变化之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香港仍然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最自由的经济体，至少按照某些评判标准来看是如此。但毫无疑问，香港的地位正受到威胁，其他许多国家和城市开始在创新和技术技能领域超越香港。
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显而易见，GDP从1997年的1770亿美元增至3190亿美元，增幅达80%，其基础设施先进、自由港和低税率等优势以及作为金融和物流枢纽的地位更加凸显。但同期中国的经济体量飙升了近11倍，GDP从不足1万亿美元增至1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全球领先的贸易国家，贸易伙伴的数量比美国还多。
在金融领域，香港表现良好，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上升了7.7倍，增至3.2万亿美元，但其增长主要源自内地企业在港上市。事实上，红筹股和H股在香港主板市值总额中的占比从1997年的16%变为今年的40%，并曾在2008年达到峰值，占比过半。
相比之下，1997年时市值仅为香港股市一半的内地股市，市值飙升了34倍，达到7.3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40年前还是一片绿色稻田的深圳，股市市值达到3.2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七，排名比港交所高出一位。
但并非处处鲜花美酒，花团锦簇。
阻碍香港更加辉煌、发挥全部潜力的，是其有害的政治。首任香港特首的政策，因为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将泰铢贬值而走偏，可谓雪上加霜。经济衰退的打击，尤其是房价下跌，唤醒了香港中产阶级，令他们意识到：一旦出现冲击效应，买单的是他们。他们吃惊地看着香港大亨施压香港政府放弃每年新建8.5万套住房的政策，导致100多万香港年轻人购买经济适用房彻底无望。即便每年建造8.5万套经适房的目标仅实现60%，过去20年香港也能建造出100多万套经适房。
供给侧的干预产生的暂时效果是使香港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但其在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的长期影响日益明显。
由于高房价导致年轻人买房无望，加之就业市场竞争加剧，房租高企又使得创业成本过高，香港年轻人转而投身政治活动，不论香港政府做什么，他们都抗议反对。政治不再是寻求妥协，而是强硬起来，变为更内向型的地方主义。
社会两极分化阻碍了改革进程，使香港越来越内向，立志改革的香港公务员，以及感到香港正丧失其国际化地位的人士都对此感到沮丧，较之内地竞争对手，香港的國际化地位过去正是其关键的比较优势。
虽然青年的理想主义值得钦佩，但更如某位懊恼的国家领导人所言，香港的政治总是带着点“太简单、太天真”的味道。就连彭定康上次造访香港时，也不得不提醒香港的青年，政治必须务实，争取一步步实现目标，而不是痴心妄想。
全球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任何人想要让过去的好日子重现，无异于痴人说梦。谁会想到，新任美国总统上任还不到150天，就一手主导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解构？谁会想到，英国脱欧甚至可能使大英帝国降格为小小英格兰？认为自己将获得外国支持的地方主义者会发现，地缘政治已经表明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雄心勃勃的盟友。
香港的未来将如何？现实情况是，一国两制所承诺的时间仅剩下30年，香港不能完全像1997年一样。如果在2047年之前未能达成共识，那么经济特区香港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将平淡无奇。届时，如果深圳和整个珠三角地区仍保持着目前的增速，香港将“鸡立鹤群”。
正是凭借着狮子山精神，香港人才将香港从一片贫瘠之地变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狮子山精神从来就不是依赖国家或内地的帮助，只要后者不妨碍。但阻碍香港未来30年发展的是缺乏社区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共识不仅仅是下任香港行政长官的责任，而只有达成共识，狮子山精神才能再度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