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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枯燥，田野调查要花很多时间，必须遵循学术规律，永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学问人品是基礎，用了别人东西一定要注明，抄袭是最大忌讳。此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并贴近生活，目前闭门造车的东西实在太多。
班觉博士思考时，眉宇间习惯性地呈现出“八”字，“一字须”梳理得整整齐齐。浅茶色眼镜背后，突然在某个瞬间，目光变得犀利起来。这位西藏第一个留洋归国的藏族人类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1986年进入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为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同样在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白玛措，曾为资深的文艺女青年，外表温婉娴静的她，其实骨子里是“侠女”，自诩“行走游牧世界的人类学者”。白玛措风趣地把自己称为“藏族第三类人”——似乎是一不小心，“踏上了人类学这个孤独星球的孤独旅程，和一群喜欢说反话、疯话和怪话的捣蛋鬼称兄道弟，其乐无穷。”
央嘎博士一看就是那种学院派的藏族学者，皮肤健康略微黝黑，喜欢戴无框的金丝眼镜，眼睛炯炯有神，在面对患者时，顿时会温和起来。西藏藏医药大学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藏医学研究和教育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从西藏大学独立出来后，这所高校几乎聚集了西藏本土所有藏医界的精英。其中，留学哈佛大学7年的央嘎，便是其中之一。
和这三位比如籍留洋博士不同，1992年出生的旦增聪美是新生代本土博士生代表，去年刚从西藏大学文学院毕业，硕士论文《吐蕃时期有关“那雪”的若干历史研究》，继承了前辈博士们的研究特点——依据多学科的理论指导和实地调查的结果，不回避疑难问题。今年9月他就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攻读藏族古典文献方向的博士生。
《史记》中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作为班觉博士的同乡和学妹，中央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研究生在读的赤列曲珍，同样痴迷于学术研究，在比如读中学时就听过这位大学长的名字，“他可是我们几代人的精神偶像。”和赤列曲珍同在中央民大读研究生的比如同乡德琼和吉塔宗，也希望能够获益于比如博士前辈们的学术滋养。
班觉毫不讳言地说，从事学术研究比较枯燥，田野调查要花很多时间，必须遵循学术规律，永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做学问人品是基础，用了别人东西一定要注明，抄袭是最大忌讳。此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并贴近生活，目前闭门造车的东西实在太多。
首位留洋归国藏族博士
班觉博士身上，曾有很多标签——首位留洋归国的藏族人类学博士、人类学家和藏学大师梅·戈尔斯坦的弟子、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藏族留学生，等等。然而他谈及儿时在比如求学时所受的教育，仍感慨颇多：“当时老教师们的热情、素质和责任，真是滋养了我一生。”
如今在西藏人类学研究方面已硕果累累的班觉博士，出生于藏北草原比如县一个昔日的农奴家庭。1959年民主改革前，班觉的父亲在当地一个寺院里当佣人，主要在厨房帮忙，干些杂活。家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母亲在地主的庄园里干活，做些零工，维持家里的生计。
民主改革之后，班觉的父亲到比如县邮电局工作，母亲在公社生产队里务农。“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读过书，他们特别希望4个子女能读书，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 班觉一直庆幸当时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比如教育当时在那曲是最好的。由于历史原因，文革时有一批老教师，被流放到那曲，年龄大，海拔高，受不了，比如海拔最低，就集中派了过来。”
在班觉口中接连称赞“不得了”的这批老教师，多来自山东，汉语、数学、针灸和武术等，无所不通。“晚上高兴时，还给我们讲西游记，至今我还记得‘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其中有三四位老师，特别优秀。1977年我初一时恢复高考，比如有50多名学生到那曲参加考试，居然都考上了。一个县不能把整个那曲的名额用完，两个兄弟一起考试的，就选一个。”
刚恢复高考时，很多地方不太完善。才十二三岁的班觉，先去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读一年预科，班里的工农兵学员还有二三十岁的，上完一年进修班，才十四五岁，班里年龄大的先毕业，他又在附中从初一读起（高中没上过），1986年作为西藏自治区文科状元，再次考上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
彼时，西藏社科院正在筹备，曾任西藏社科院院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的拉巴平措，准备重点培养西藏的年轻人，1982年从参加高考的学生里选出30多名，作为西藏社科院的青年预备军，在中央民大代培，名为西藏社科院藏族班。后来1986年西藏社科院正式成立时，这30多人，就成为最初的骨干团队。
在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工作5年后，1991年班觉远渡重洋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成为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藏学家梅·戈尔斯坦的弟子，攻读人类学系人类学专业。1993年获硕士学位后续读博士，2001年5月学业期满回国。
梅·戈尔斯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对域外藏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与藏族姑娘索康曲丹结为夫妻后，更与西藏结下不解之缘。
1985年5月梅·戈尔斯坦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英词典》做准备，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收集资料。
班觉最早与导师梅·戈尔斯坦结识，就在这个时期。“当时导师到西藏考察，我作为西藏社科院派出的助理，配合他工作。当时需要英文比较好的学者，后来就由西藏社科院和导师达成协议出国留学，学费由导师资助，学了一年多英语后，又读了硕士和博士。” 刚去美国的时候，奖学金很低。班觉除了上学还要打工，第一年下半年在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和导师一起做了一些项目，学费就从项目经费里支出一些。班觉当时最开心的经历，就是和导师一起做学术研究，一起搞大课题。
梅·戈尔斯坦说过，“人类学家能够理解乡村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中的人们的关系。”由于受导师这种重视个案研究与实地调查的学风的影响，又无法斩断對家乡的牵挂，班觉在美国留学的10年中，他每个寒暑假都要回西藏，去最基层的农村、牧区调研考察。“我从1991年开始在西藏农牧区做系统田野调查，主要在白朗县的宁果乡和孔隆乡，20多年没间断过。”
自从中国实施土地承包制后，西藏农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有没有提高？国内外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争论很大。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西藏和平解放后，藏区农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为此，从1997年到2000年，班觉和导师做了3年的实地调查，项目涵盖了13个村庄、共780多个家庭，数据都是通过深入访问，入户观察、访问重点个别对象和群体以及搜索未经出版的村、乡、县志而得来的，终成论文《土地承包二十年来西藏农区的变化和问题》。
通过使用这种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得出结论：藏区的农村及农民的生活状况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人口逐年增长，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开始显得紧张，这使得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主要依靠副业。
在班觉看来，改革开放后，要想让农民尽快富足起来，从事副业是较好的选择。除加强农田基础建设，提高人口素质以外，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地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使农民真正参与到政策中来，从而真正从中受益。
在国外学习的10年时间里，班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西方一些人对真实的西藏了解太少，他们往往道听途说，片面理解，有时甚至捏造谎言，以“人权”为幌子攻击中国，攻击西藏。
2000年以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称“中国在西藏和其他藏族聚居地区实行强制绝育和堕胎等措施来控制人口”——西方一些人只要提到“西藏人权”，就要抛出这种论调。而在之前，从没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针对这一问题，班觉和导师一起，利用寒暑假回西藏进行实地调研。他在3个县走访了800多户农村家庭，细致客观地采集了素材，倾听了农牧民对生育政策的真实看法。2001年，班觉根据研究材料，写出论文《生育与计划生育在西藏农村》（英文），2002年2月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中国研究》上。
班觉至今对此颇为自豪，这可谓是第一篇有关西藏计划生育的论文，影响很大。“2000年以前一些人经常用生育为把柄攻击西藏人权。2001年我的论文发表后，这样的声音开始少了，没有人以此为砝码来指手画脚。再有这样的学术研究，大多会引用我的论文。”
对于中国创办内地西藏班，达赖集团称“这是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对下一代进行洗脑”。班觉和时任香港大学教授白杰瑞对此进行了调研，调查了从西藏班毕业的数百名学生，最后写出论文《优惠政策：中国的内地西藏班教育》（英文），2006年4月在美国“中国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积极政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研究认为，内地西藏班不仅没有毁灭西藏传统文化，还对促进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高了西藏年轻一代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样，班觉的论文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外对中西结合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学术敏感保持学术严谨的学者，又能贴近生活扎实调研，一定会出成果的。”
人类学者行走游牧世界
白玛措很喜欢一顶来自嘉黎县苏日达村的牧女帽子——金字塔造型，一圈白色的羊毛，蓝色的帽子中间，点缀着一小块亮眼的红布。她自述是游牧Zomani（山地之人）的田野者，钟情于嘉黎县的田野，那里牧区小伙子骑摩托车，简直就是草原版的速度与激情。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言，要学会对“被埋藏的知识”发生兴趣。田野者的知识考古学不仅仅在文本，常常也在田野中。在那些非“现代文明”的文化体系中，礼物不但有灵，而且还有个灵的世界。
从2012年起，白玛措到那曲羌塘草原的嘉黎县做田野调查，以“礼物”为切入点，试图展开草原牧人的生活图景。经过7年时间的打磨，2019年8月，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白玛措博士呈现了这本关于西藏牧业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一套上下两册的《牧民的礼物世界》。
这套书亦是藏北游牧世界赐予白玛措的礼物，描述了这些牧人们和其邻里们日常的经济生活模式，在看似平淡而又普通的畜牧经济劳作中，礼物以一种美妙的方式贯穿了牧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这些礼物不仅仅是冰冷的“物”，它成为牧民世界里不可缺的一个温暖媒介。
白玛措的父亲是蒙古族和藏族的后裔，母亲是地道的那曲人，都是游牧部落的后裔。“父亲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我出生在西藏那曲比如县，一个月不到就随父母到那曲镇了，童年一直在那里长大，11岁离开父母和故土，去内地西藏班上初中、高中。”
因为喜欢文学，白玛措高考报了南开大学的文学专业，收到的录取通知却是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这是什么专业，从没听说过，我不懂，家里父母也不懂。就这样，我踏上人类学的路如同生命的诞生，完全是一种抛入的状态。”
白玛措现在回想起来，庆幸当时踏上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既可保持文艺女青的思维，又可以将这种思维架构在严谨的逻辑上。最重要的是，人类学给了她观望的浪漫和激情，同时还保持描述的平静和理性。
在中央民大的四年，白玛措学了很多，又仿佛都不懂。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张海洋老师拿着达尔文《物种起源》英文版用中文给学生授课。“当时，物种起源的深意没懂多少，但深深被英文的美妙所吸引。多年后，我才恍悟出张老师如此示范的深意：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可以直接学习英文。”
在那白衣飘飘的年代，白玛措印象深刻的还有庄孔韶老师——当时刚从华盛顿回国任教，是她影视人类学的启蒙老师。“上摄影实践课时，我扛着一架摄像机，虽然记不清拍摄了什么，但那种通过摄像机转述或展现他者的成就感至今记忆犹新。临毕业时，潘守永老师送我一本汪宁生先生的《文化人类学调查》，对我的田野实践受益匪浅。” 大学四年的学习，白玛措对人类学有了似乎清晰但又模糊的认识。她毕业后到西藏社科院上班，幸运地参与了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和美国体质人类学辛西娅·比尔在日喀则的田野调查，和课题组老师们一起绘制了近900份谱系表。接着，白玛措又得以参于挪威生物学家乔·福克斯在阿里有关“牧民-野生动物的互动关系及社会变化”的项目。
白玛措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驱车3天才到达拍摄野生动物的最佳地域，盛夏6月却经历了大雪封山。晚上11点，西下的大太阳还会直射着你。虽然冒险，不乏温情：阳光高照的草原，一望无际，非常干旱，近60岁的乔·福克斯伏在草地上辨识草本，却看到刚浮出壳的小鸟张嘴等着母亲喂食。这位被高原太阳晒得通红、嘴唇干裂的教授，看到此景满含泪水，喃喃地说：“生命真伟大”。
“乔·福克斯说，我们研究的终极就是关于生命的艰辛和勇气。那一刻，我很震撼，觉得自己懂得很少。”2002年，白玛措前往挪威卑尔根大学，攻读文化人类学研究生，卑尔根大学人类学系由Fredrik Barth创建，最得意的弟子就是白玛措的导师Gunnar Haaland。
白玛措很感激在卑尔根大学的那段日子，“让我的人类学知识得到了系统性的梳理。高强度的阅读和写作，一度让我一看到导师Gunnar就感到头晕目眩，好在每到圣诞节时，他会用昂贵的挪威熏羊肉款待我们，这总能极大地补充我的能量、降低我的目眩程度。”
“我的挪威导师Gunna Haaland是一个巨人，他既是Fredrik Barth的学生也是挚友。”白玛措说自己幸运至极，做硕士论文田野调查时，导师从挪威飞来拉萨，第二天坐车直接赶到那曲村子里进行指导，这两周的营养价值至今滋润着白玛措。
硕士开题报告，白玛措最初定为藏地一妻多夫制研究。一位藏学大家在指导她时建议，这一研究很难再超过南希·列文《一妻多夫制动态——西藏边境上的亲属关系、家庭生活和人口》的理论高度，当知晓其生长环境和父母情况时，反问她为何不做些藏区游牧社会的研究呢。“就这样，我踏上了游牧世界的旅程，这个选择则奠定了我延续至今的研究区域。”
“挪威出来的我，是一个地方知识信奉者，一个环境决定论的坚守者。”为此，白玛措把硕士论文题目定为：《青藏高原上的人与自然：那曲游牧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与实践》。“坚守地方文化和环境决定论，对一个学者很不易，尤其是面对目前理性经济学近乎掌握了重要话语权的环境。游牧世界的地方文化，往往处于中心话语的边疆，或者边疆的边疆。”
“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白玛措感觉自己得换个角度去看游牧世界。2005年，她参加了西藏农科院和澳大利亚在那曲有关pika（地鼠）的一个项目。结束调研当天，白玛措的调研报告也完成了。这些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对她调研报告中的人类学文本很感兴趣，科学家Roger看了白玛措写的“非科学”范畴的地方文化，推荐她攻读博士。
2006年，白玛措踏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在查尔斯特大学科学院开始博士学位的攻读。David Kemp是她的主导师，第二导师有两位：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Nicholas Tapp，人类学和物理学背景的Geoffrey Samuel。Geoffrey Samuel教授在通读白玛措手稿的过程中，写了一段评语，他说也许可以将游牧民族纳入James Scott所提出的“Zomani”（山地之人）范围。
Kemp是位理性经济学家，研究澳大利亚牧业经济，正因如此，地方文化和仪式研究至上的白玛措，与理性经济学背景的主导师之间的磨合，经历了一场“明争暗斗”式的过程。“我不得不佩服Kemp教授以柔克刚，以德服人的战术，让我慢慢将开题报告定位在人的经济行为上，和导致这种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选择因素。”
2012年，白玛措完成博士论文《西藏牧民的生存状态与经济情况》，正式拿到博士学位，回到西藏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的两次资助得以让她继续行走在游牧世界中。“在这两次田野中，我尝试转变收集资料只写论文的田野者身份，试着去帮助田野中偶遇的普通但同样怀揣梦想的牧人。”
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人也行走在后工业文明的丛林中。诸多因素正在重构着藏族畜牧社会中原有的一套劳作方式，千年的本土游牧经验知识体系也正在经历考验……不过，如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所说，社会有其一套“小生境”（social niche），一个群体在其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不断重构、重组的过程中会寻找到一种最适合其生存的状态。
在白玛措看来，虽然弗雷德里克·巴斯门派对“小生境”没有量化论证的“科学”实验数据，但这仍给了我们游牧世界无比的信心。
哈佛走出的藏医药专家
央嘎常说在哈佛大学的7年，影响了自己一辈子。“中美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中国传统是要尊重老师，而在美国必须对老师提出挑战和批评，他才高兴，才认为你对他教的课程有兴趣。我现在说话经常不经意就带着批评口吻，可见受当时影响之大。在哈佛强调平等意识，学生和教授平起平坐，对教授可以直呼其名，就像藏族朋友在茶馆里的那种感觉。”
西藏藏医药大学是中国藏医学的研究和教育基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所医学院几乎聚集了中国藏医学界的绝大部分精英，央嘎就是在藏医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佼佼者。1966年，央嘎出生在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夏曲乡瓦塘村。高原地区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泯灭这个长在牧区孩子心中的梦想。
作为远离县城的纯牧区孩子，央嘎七八岁时，文革还没结束，从1974年到1978年，在乡（当时叫“区”）小学读过书，因为距离比较远，一年也就冬天去一次，半个月左右，最多一个月，几乎没上什么课，只学到一些藏语和简单的汉语拼音。 真正印象深刻的，还是在比如中学的学习经历。1978年央嘎12岁，先在比如中学读了两年预科班，把小学课程补完。“刚去时一个汉语都听不懂，非常吃力。后来援藏老师多了，主要从辽宁和山东来的，用普通话教汉语、英语和数理化，纪律抓得很紧，到初一功课就赶上来了。”
牧区当时到县城读书的孩子，条件很差，一去学校就是半年，基本和家里没有联系，出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央嘎在比如中学时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大屋子里七八个人一起住，一半全是木板，都是睡在上面，没有真正意义的床，算是大通铺吧。“我们牧区去了4个人，3个都坚持下来，有位同学目前是那曲副市长加多。”
“比如中学当时办得很好，在整个那曲都很有名的。”央嘎说自己读书其实也是糊里糊涂的。“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孩子不愿意上学，要挣工分，就安排其他孩子读。当时父母不反对，也没刻意支持，于是他就一直读了下去，到初三才开始意识到，一定要考大学。读高中时央嘎去了那曲。“当时考中专的人多，出来就有工作嘛，主动考高中的只有两个人。”
和班觉一样，央嘎至今仍感激那些援藏的老师们。“他们教学水平很高，和当时内地差不多，把自己满腔热情在西藏迸发了出来，责任心也很强，虽然生活条件差，纪律要求得很严。”高考时央嘎考西藏大学是第一，报了藏医专业，老师建议他转经济管理专业，想作为重点师资培养，却被央嘎拒绝了。
“我舅舅就是藏医，小时候觉得他看病时很有意思，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1988年，央嘎顺利就读西藏大学藏医系，1989年藏医系从西藏大学独立出来，成为了现在西藏藏医学院（现西藏藏医药大学）。1991年，央嘎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并在1999年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在西藏藏医学院学习了16年的央嘎，师从措如·才朗和次称坚赞两位大师，掌握了系统的藏医理论和藏医学知识，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藏医学。“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藏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也迫切需要理论创新。如果一味守着传统，那么藏医学就会变成古董。新一代藏医应该走向世界。”
有了研究生的光环和大学老师的工作，央嘎对藏医学的研究和热爱并未止步。一路求学，他对藏医的热爱有增无减，他迫切希望能将自己的知识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藏医，让更多病人受益。在任教过程中，他有了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也因此认识了他后来的导师珍妮·加措。
珍妮·加措是犹太裔美国人，对藏医药的研究非常深入。2001年，珍妮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准备邀请央嘎来哈佛读博士。“最初我并沒有答应，当时我已经结了婚，也在西藏藏医学院任教，感觉自己没有充沛的精力去读博士，就拒绝了她的邀请。”
拒绝珍妮的邀请，央嘎虽然感觉遗憾，但也没什么想不开。后来珍妮又与他联系，问他想不想做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既能学习知识，又可以与国外同行深入交流。央嘎觉得这样很不错，再三考虑之下，便答应了珍妮的邀请。
2003年，央嘎赴美。一段时间过后，与中国迥异的学术文化氛围让他的求知欲越发旺盛，“我发现我确实应该读一个博士”，央嘎用一句话形容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于是，他开始考托福和GRE，成为哈佛大学人文学和医学人类学的博士生。
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是央嘎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美国的学习方式与中国有着极大的不同，作为博士生与访问学者的双重身份，央嘎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他不仅要在两年内学完16门课程，同时还要每周在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藏医药历史。
每天上午10点，央嘎准时骑上老旧的自行车，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飞驰，奔去有课的那间教室。这位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藏族汉子是Harvard Time（哈佛时间）极致的享用者——上课迟到不超过10分钟，教授不可以因此生气而被称为Harv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