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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步入艰难时刻，一场思想和文化的崛起正在孕育，而这正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2006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一政策的现实背景是，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达与普及，这类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拥有高学历、渴望并努力创造着财富，进而也逐渐开始主张自己的政治诉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当知识分子一词不再具有道德价值，新知识阶层仅成为一个基于财富的政治性描述时，很自然地，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成了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知识分子的政治本能
在200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作出的阐释中，培养和造就—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党外代表人士”显然包括了被纳入执政党统一战线的新知识阶层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
自古以来，相较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与政治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权力精英们亦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矛盾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
1949年之后，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真正参与政治之中。“时间开始了!”胡风喊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回望50年前，1957年的那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几乎被击得粉碎。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6000万文化人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不复有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权力的光谱上亦迅速走向边缘化。
紧随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进一步使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文化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大批知识分子被流放于文化和政治领域之外，如何面对强势权力，再次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沉默20余年的知识分子开始苏醒，在政治运动中被压抑的政治情结再次冒头。事实上，1980年代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中度过的，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则再次担当了启蒙者和批判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随着执政党内知识分子党员比例的提高，与毛泽东时代的领袖决策方式不同，以体制内知识分子为主的咨询群体和思想库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
知识分子的经济理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分子遭遇了继1980年代末风波后的又一次冲击。市场经济本是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
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现实中这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属于先天不足。正如李敖所说，“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没有恒产而缺少金钱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着在“皮”上的“毛”，自由、力量和尊严飘摇不定。他们惊讶地发现金钱的压力更直接、更具体，或投身商海，或忙于通过知识换取财富，知识分子们开始精心处理自己“沉重的肉身”。
伴随经济理性的觉醒，知识分子们在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沉默似乎便成为了必然。1990年代中期，随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拥有话语权和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迅速依附式崛起，继经济精英之后，成为我国的又一精英集团——知识精英。原本被期待成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成为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却被边缘化。“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中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百姓应该为改革付出必要的代价”等等论调甚嚣尘上。虽然不乏合理的论断，更多的却脱不开基于各自集团的利益表述的嫌疑。
到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形态发生转变，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集团似乎开始形成某种程度的合谋。
改革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他们人数很少，却已然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
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埋心底的情结。当知识分子“沉重的肉身”得到满足，融在血液里的政治情结是否必将抬头?这需要勇气、良知和制度的保障和促成。
道德重建与制度保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如果中国的知识界集体放弃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的改革将去向哪里？
经过上世纪沉默的90年代和21世纪更加沉默的开头几年，已步入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市场经济初期被边缘化的惶惑。随着改革的推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后，也取得了对改革路径的话语权。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步入艰难时刻，一场思想和文化的崛起正在孕育，而这，正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在现代社会，专家“掌权”管理社会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国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意见。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各领域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很多政府决策的背后，都有专家智囊团的专业知识在支撑。对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但如何面对权力，又如何面对资本，知识分子在政治本能和经济理性中间如何获得平衡，仍旧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执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中国最优秀的一些知识分子身卷其中，“左”和“右”迄今纠缠不清。事实上，改革的路径与转型的模式远非向左或向右那般简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扭曲和缺失，才是最为紧迫的命题。
社会的变革往往由知识分子发起，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在今天，当新知识阶层的普遍崛起成为必然，谈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不仅仅指向特定的知识群体，实际上，它指向的是我们国民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是否能在体制上对权力的滥用与资本的横行进行规约?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期待知识分子自我的道德自律，只能是赫尔岑讥讽的那样“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正如鲁迅所言，天才的诞生需要有产生天才的土壤。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需要适宜的制度土壤。
故而，在2007年伊始，重温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无意义：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
2006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一政策的现实背景是，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达与普及，这类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拥有高学历、渴望并努力创造着财富，进而也逐渐开始主张自己的政治诉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当知识分子一词不再具有道德价值，新知识阶层仅成为一个基于财富的政治性描述时，很自然地，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成了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知识分子的政治本能
在200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作出的阐释中，培养和造就—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党外代表人士”显然包括了被纳入执政党统一战线的新知识阶层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
自古以来，相较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与政治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权力精英们亦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矛盾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
1949年之后，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真正参与政治之中。“时间开始了!”胡风喊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回望50年前，1957年的那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几乎被击得粉碎。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6000万文化人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不复有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权力的光谱上亦迅速走向边缘化。
紧随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进一步使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文化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大批知识分子被流放于文化和政治领域之外，如何面对强势权力，再次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沉默20余年的知识分子开始苏醒，在政治运动中被压抑的政治情结再次冒头。事实上，1980年代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中度过的，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则再次担当了启蒙者和批判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随着执政党内知识分子党员比例的提高，与毛泽东时代的领袖决策方式不同，以体制内知识分子为主的咨询群体和思想库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
知识分子的经济理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分子遭遇了继1980年代末风波后的又一次冲击。市场经济本是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
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现实中这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属于先天不足。正如李敖所说，“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没有恒产而缺少金钱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着在“皮”上的“毛”，自由、力量和尊严飘摇不定。他们惊讶地发现金钱的压力更直接、更具体，或投身商海，或忙于通过知识换取财富，知识分子们开始精心处理自己“沉重的肉身”。
伴随经济理性的觉醒，知识分子们在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沉默似乎便成为了必然。1990年代中期，随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拥有话语权和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迅速依附式崛起，继经济精英之后，成为我国的又一精英集团——知识精英。原本被期待成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成为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却被边缘化。“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中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百姓应该为改革付出必要的代价”等等论调甚嚣尘上。虽然不乏合理的论断，更多的却脱不开基于各自集团的利益表述的嫌疑。
到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形态发生转变，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集团似乎开始形成某种程度的合谋。
改革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他们人数很少，却已然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
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埋心底的情结。当知识分子“沉重的肉身”得到满足，融在血液里的政治情结是否必将抬头?这需要勇气、良知和制度的保障和促成。
道德重建与制度保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如果中国的知识界集体放弃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的改革将去向哪里？
经过上世纪沉默的90年代和21世纪更加沉默的开头几年，已步入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市场经济初期被边缘化的惶惑。随着改革的推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后，也取得了对改革路径的话语权。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步入艰难时刻，一场思想和文化的崛起正在孕育，而这，正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在现代社会，专家“掌权”管理社会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国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意见。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各领域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很多政府决策的背后，都有专家智囊团的专业知识在支撑。对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但如何面对权力，又如何面对资本，知识分子在政治本能和经济理性中间如何获得平衡，仍旧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执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中国最优秀的一些知识分子身卷其中，“左”和“右”迄今纠缠不清。事实上，改革的路径与转型的模式远非向左或向右那般简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扭曲和缺失，才是最为紧迫的命题。
社会的变革往往由知识分子发起，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在今天，当新知识阶层的普遍崛起成为必然，谈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不仅仅指向特定的知识群体，实际上，它指向的是我们国民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是否能在体制上对权力的滥用与资本的横行进行规约?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期待知识分子自我的道德自律，只能是赫尔岑讥讽的那样“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正如鲁迅所言，天才的诞生需要有产生天才的土壤。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需要适宜的制度土壤。
故而，在2007年伊始，重温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无意义：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