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伤逝》中爱情悲剧的原因在于主人公的两大困惑。这两大困惑是：一、自由恋爱与传统文化积淀的冲突困惑，这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自由恋爱的关系；二、主人公在生存与爱情之间所造成的矛盾的困惑。这两大实际上是涓生的软弱所引发的，子君至死也不明白，她不过是新旧文化整合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关键词]《伤逝》 困惑 爱情悲剧 传统文化
法捷耶夫曾评论鲁迅的《伤逝》是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且不论此评中肯与否，至少他道出了《伤逝》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抒情。鲁迅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这般“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于是造就了《伤逝》的爱情悲剧。而以第一人称忏悔的形式，将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抒写得哀婉动人。情因悲而起，又以悲来结束。《伤逝》的创作，是鲁迅生续《孤独者》之后对社会现象自我思考的又一次爆发，而且不是以他惯有的嘲讽笔法，相反以深沉的哀色映衬。从笔法的转变，可以看出鲁迅内心的沉重，突出了鲁迅在作品中寄托的情感。因此，个人认为，要考察《伤逝》的爱情悲剧，就应该立足于涓生的内心活动和潜意识来分析。涓生的内心活动的变化，是《伤逝》爱情悲剧逐步演变的过程：从“悲——喜——冷——悔”的情感发展线索，我们可以解读涓生“痛——悦——厌——悲”的内心活动，进而看到悲剧由喜到悲的整个过程。
对《伤逝》的爱情悲剧的探究，从1926年《彷徨》出版以后就开始了。因为《伤逝》是鲁迅惟一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又是新文化运动后第一篇思考自由恋爱结合后生活的困惑的作品，所以历来备受关注。其实，《伤逝》是1923年鲁迅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的一种陈述和深化。在那著名的演讲中鲁迅认定，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选择了后者，就选择了死亡，这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的命运一样。
一 、困惑
鲁迅“弃医从文”乃是为了拯救民族“麻木的灵魂”。但事实上中国传统“小富即安”的内陆文化并非把国民的良知葬于麻木，只是这种良知潜藏于国民的惰性中。内陆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内陆人寻求安稳的精神依托，这种民族心理导致了人的惰性在达到一定经济基础时就会得到强化。中国是一个近代衰弱的帝国，汉、唐、元、明及清初都是经济较发达的时期。经过这几个时期，内陆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不断发展，人的惰性也不断掩盖人的良知。近代中国被列强凌辱的历史，重重地砸醒了中国人，整个民族心理由自在转为自卑，中国进入了一个病态社会。以拯救人的灵魂为已任的鲁迅深知这些，所以产生了困惑——鲁迅的伟大也正是在于对民族和中国文化清醒的认识。这种困惑是对文化的一种审视，包含着浓重的怀疑精神：一者是因为鲁迅是“旧社会的最后一位作家”，在他的头脑深层里有中国文化底蕴。这种底蕴与他在日本接受的新思想又颇有不同，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他也找不到出路（所以他一直以破坏者的面目出现），所以于困惑中产生怀疑；二者，鲁迅是以一个破坏者的面目出现于文坛，在新旧文化整合中“时时碰壁”：他一方面不讨国粹者们喜欢，另一方面也不受革新者们欢迎，这使他变得异常敏感。正是这种困惑，才会让鲁迅的思考往往超前一步，变得更深刻、更透彻。《伤逝》中，也隐藏着许多困惑，而这种困惑却染上了深深的哀色。
其一，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惑。题目“伤逝”一下就暴露出涓生内心所存在的传统文化积淀的轻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伤逝者，为友人也。而实际上子君是涓生的妻子，他们有一段共同走过的生活。而涓生却视之无睹，这明显表现出传统文化积淀的轻视。涓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子君的谈话是“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戈尔泰、谈雪莱……”，向子君求爱的时候“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给《自由之友》译书等。这些说明涓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崇尚西方文明的“新”青年。但不幸的是，这个“新”极有可能只是一种包装：子君不过是一个与他同居过的朋友，所以仅用“伤逝”为题。由始至终，或者作品文本中，连“爱人”都舍不得施舍，对比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决，涓生又是“新”在哪里呢？悼亡，只是给子君一个名份而已，其它都无损于涓生，可是他没有给。不管承不承认，这是一种悲哀，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传统文化的轻视，也许并没有烙在涓生的脑海里，但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传承，却使数代乃至数十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何况，这仅仅是手记，未必就要公开的。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是不用怀疑的，然而在坦露真情之时，这种认可的困惑是无法摆脱的：从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中渗透到他的头脑中，决非他二十几年的修养所能驾御的。伤逝，是悲剧内涵的体现，亦折射出鲁迅对改造社会与改造灵魂之间的差距的一种忧虑，特别是改造对社会进步起巨大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忧虑。这与《孤独者》的题旨是相一致的。
其二，生存与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有人认为子君的庸俗让涓生选择了分手：子君爱动物，饲养了四只小油鸡和“阿随”，又整天忙于油盐柴米等家务之间，“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于是，爱情没有“更新，生长，创造”，加上“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所以分手也是必然。也有人认为，因为生活所迫，涓生才会放弃子君，没有面包的爱情是脆弱的。暂且我们不去评价这两种看法，让我们先解读一下文本：“不过是三星期，我似乎于她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这里的三星期，是指他们同居后共同生活的三星期。半年没有寻出的隔膜，却在三星期里就“清醒地读遍了”，是不是真的就是生活解读人呢？并非如此。略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饱受沧桑。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有自身的保身之策，或隐或避，亦或“听话”——好好地听统治政权的话，而“听话”又是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展示自己才华的惟一途径，因此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这种“听话”就是驯良的人性，在这种驯良中，失去的是个性。涓生早就明白子君“稚气”里的隔膜，但是却为她的单纯所吸引，更为同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子君的“听话”所打动。
涓生能够有如此好的教育，怕他身上也在无形中深深地烙上了驯良的印，所以当子君在听他讲文艺时发出“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之时，这种驯良的天性得到了共鸣，打动了涓生，于是就忽略了子君的隔膜。可是，当这种“听话”在同居后无效时，就成了隔膜：子君不爱花，没有照顾好涓生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子君爱动物，涓生却认为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恶习罢；涓生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子君只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又哪里管得上爱情的更新，生长，创造。于是这就使涓生不快活，隔膜也就当然出来了。涓生失业后，这种隔膜就更进一步，以致让涓生认为自己“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生存和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便悄然涌上他的心头。孰不知，这种生存和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当是建立于涓生驯良的天性中而已。子君爱动物，是女性的母爱使然，不见她在油鸡和阿随相继离去之后何等的眷恋吗？忙于家务是她爱涓生，才会用真心去烹调生活，何况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的日子只能用家务和饲养动物来打发。生存固然是人生要义根本的命题，任何时候都不能也无法忽略，而涓生却大半年忽略了；爱，亦是人生要义不可忽略的命题。涓生却认为大半年都是为了“这盲目的爱”。这二者之间的困惑自然总得有一个退让，爱就成了当然。爱的退让却使我们看到了鲁迅的不成熟之处：生存与爱情都作为人生要义不可忽略的命题，两者的并存不是矛盾的，惟有社会才会造成两者的矛盾，抗争是生存与爱情并存的出路。但涓生身上驯良的天性让子君不得不离开时，鲁迅却没有认识到这种天性的作怪。正是因为子君的不“听话”：她没有任随涓生对爱情的安排，以自身的认识去经营，这才一击击中了涓生的最脆弱所在，所以涓生无法忍让——先是“不快活”，接着便是怨言，然后是忠告、逃避，最后抗争、分手乃至子君“伤逝”。说白了，就是涓生不能容忍子君时时敲打他的驯良——而不是生存与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困扰着他，才决定为生存大计弃下了子君。因为涓生事实上也明白，弃子君就等于将子君推进了死亡的深渊。果然当子君的死亡得到证实，涓生便认为自己“没有负起虚伪的重担的勇气”，而只能“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进，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这两种困惑，可以说是构成《伤逝》主题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外界社会中的流言冷眼，在这种困惑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已。子君的悲剧正是在这双重困惑中发生的。
二、从困惑到悲剧
于子君而言，涓生是师是友亦是丈夫：正是涓生的教诲，才会有子君的决然；正是涓生将他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才有他们同居的生活。然而，在同居生活后，所谓的“隔膜”洗褪了涓生的老师面目，三星期后，又洗褪了他的丈夫面目。涓生没有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子君自然也就没有了学生的勇气，只能整日沉迷于回忆往昔的美好，也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麻木似的镇定”了。
悲剧的酿造是从涓生双重身份不能转化好开始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应该是一个为师为夫的涓生向子君阐明的道理，可是涓生却只用友人告诫的口气一句话了事，这显然是身份不合。涓生爱惜子君，与她“分甘共苦”分担家务，这是丈夫身份，却祭起朋友的“忠告”。由此可见，涓生潜意识里认定，在他的生活中，子君只是一个和他同居的女友罢了。传统文化的积淀影响逐渐显出不露山水的一面：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既然子君只是涓生的朋友，又是一个在传统中认定的不良女子，涓生无意或有意地表示出一种轻视：当生存挑战来临时，子君的话“只是浮浮的”，连“灯光也显得格外黯然”，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她也不过是“可笑的动物”中的一员。但涓生毕竟是一位新青年，在“无言中，似乎又感到彼此坚忍倨强的精神”，还看到“将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是一种自我安慰，这种生活的勇气亦是一张空头支票，就像他们要请的女工一样。这种无形的轻视，并非涓生所追求，而是文化积淀的遗传，所以造成了由题目本身所引发的困惑，即涓生希望认可子君，却一直无法说服潜意识从内心深处做到，他的言行举止不是他所能把握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不论是潘岳、元稹、还是李商隐、苏轼，他们的悼亡诗所弥漫着的深深悲哀，确实感人至深。但是他们的妻子在生前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奢望这款款深情的。因为悼亡诗是“可以公开合法地表述自己对于配偶之爱的惟一机会”（杨周翰语）。
由血泪鞭打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驯良，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软肋所在，一旦谁闯入了这个禁区，都将无形中被视为天敌。子君无意撞入了，涓生便视之为一种耻辱，潜意识里非要以牙还牙才能让他心安。两盆小草花枯死了，他却连一条叭儿狗的名字也不喜欢。当四只小油鸡成为两家暗斗的导火线，怕是更加不快活——“又何必不告诉我”“勉强的笑容”后的真实？然后又是忠告，不必为那些油鸡和叭儿狗而操劳。子君“凄然”的背后，难道涓生就不明白：在生活中，除了他，只有小油鸡们和阿随是她的朋友了?涓生感到”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包括“喂阿随，饲油鸡”。当因为催促涓生吃饭而打断他的构思时，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可是不打扰他所谓的正常构思，子君和油鸡们、阿随总得吃，那又让涓生有了“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于是，就是“多次的抗争和催逼”了，“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可是“子君却很颓唐”。当阿随也被涓生推到西郊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子君更是“凄惨”加“冰冷”的脸色。此时，涓生的良知告诉他，他把子君变成除了他什么也没有的人了。他又一次次借着天气的幌子逃避着良心的谴责，以他的更加冷漠来“回报”子君。时时出现的子君的死亡，已经让涓生嗅出了自己所无法克服的驯良与报复的双重性：因为这种驯良被冲撞，加之无法摆脱的轻视所产生的潜意识报复就合理得多了。另一个佐证就是，涓生明知与子君分开就意味着子君的死亡，可还是亲手将子君推入了地狱之门，即使用鬼魂、孽风、地狱的毒焰等邪恶的意象来表达悲悔，却无法掩饰其内心的报复快感：“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出去，因为我还活着”，“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里”)。
《伤逝》的爱情悲剧，立足于新文化运动，必然在新旧文化的整合中展示文化的特征，而鲁迅选择了展示传统文化的”不文明”，这与他一向的宗旨是相符的。鲁迅在展示这些“不文明”时又集中于人物性格和社会现象过程中。从涓生的困惑，我们不难发现，《伤逝》的爱情悲剧不过是新观念与旧积淀的一场较量，是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张箭飞.作为悼亡诗的《伤逝》和悼亡诗里的《伤逝》[J].外国文学研究,1999，（4）.
[2]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5]朱晓进.鲁迅文学观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
（作者单位：广东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关键词]《伤逝》 困惑 爱情悲剧 传统文化
法捷耶夫曾评论鲁迅的《伤逝》是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且不论此评中肯与否，至少他道出了《伤逝》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抒情。鲁迅将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这般“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于是造就了《伤逝》的爱情悲剧。而以第一人称忏悔的形式，将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抒写得哀婉动人。情因悲而起，又以悲来结束。《伤逝》的创作，是鲁迅生续《孤独者》之后对社会现象自我思考的又一次爆发，而且不是以他惯有的嘲讽笔法，相反以深沉的哀色映衬。从笔法的转变，可以看出鲁迅内心的沉重，突出了鲁迅在作品中寄托的情感。因此，个人认为，要考察《伤逝》的爱情悲剧，就应该立足于涓生的内心活动和潜意识来分析。涓生的内心活动的变化，是《伤逝》爱情悲剧逐步演变的过程：从“悲——喜——冷——悔”的情感发展线索，我们可以解读涓生“痛——悦——厌——悲”的内心活动，进而看到悲剧由喜到悲的整个过程。
对《伤逝》的爱情悲剧的探究，从1926年《彷徨》出版以后就开始了。因为《伤逝》是鲁迅惟一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又是新文化运动后第一篇思考自由恋爱结合后生活的困惑的作品，所以历来备受关注。其实，《伤逝》是1923年鲁迅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的一种陈述和深化。在那著名的演讲中鲁迅认定，娜拉走后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子君选择了后者，就选择了死亡，这正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的命运一样。
一 、困惑
鲁迅“弃医从文”乃是为了拯救民族“麻木的灵魂”。但事实上中国传统“小富即安”的内陆文化并非把国民的良知葬于麻木，只是这种良知潜藏于国民的惰性中。内陆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内陆人寻求安稳的精神依托，这种民族心理导致了人的惰性在达到一定经济基础时就会得到强化。中国是一个近代衰弱的帝国，汉、唐、元、明及清初都是经济较发达的时期。经过这几个时期，内陆文化（包括儒家文化）不断发展，人的惰性也不断掩盖人的良知。近代中国被列强凌辱的历史，重重地砸醒了中国人，整个民族心理由自在转为自卑，中国进入了一个病态社会。以拯救人的灵魂为已任的鲁迅深知这些，所以产生了困惑——鲁迅的伟大也正是在于对民族和中国文化清醒的认识。这种困惑是对文化的一种审视，包含着浓重的怀疑精神：一者是因为鲁迅是“旧社会的最后一位作家”，在他的头脑深层里有中国文化底蕴。这种底蕴与他在日本接受的新思想又颇有不同，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他也找不到出路（所以他一直以破坏者的面目出现），所以于困惑中产生怀疑；二者，鲁迅是以一个破坏者的面目出现于文坛，在新旧文化整合中“时时碰壁”：他一方面不讨国粹者们喜欢，另一方面也不受革新者们欢迎，这使他变得异常敏感。正是这种困惑，才会让鲁迅的思考往往超前一步，变得更深刻、更透彻。《伤逝》中，也隐藏着许多困惑，而这种困惑却染上了深深的哀色。
其一，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惑。题目“伤逝”一下就暴露出涓生内心所存在的传统文化积淀的轻视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伤逝者，为友人也。而实际上子君是涓生的妻子，他们有一段共同走过的生活。而涓生却视之无睹，这明显表现出传统文化积淀的轻视。涓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子君的谈话是“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戈尔泰、谈雪莱……”，向子君求爱的时候“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给《自由之友》译书等。这些说明涓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崇尚西方文明的“新”青年。但不幸的是，这个“新”极有可能只是一种包装：子君不过是一个与他同居过的朋友，所以仅用“伤逝”为题。由始至终，或者作品文本中，连“爱人”都舍不得施舍，对比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决，涓生又是“新”在哪里呢？悼亡，只是给子君一个名份而已，其它都无损于涓生，可是他没有给。不管承不承认，这是一种悲哀，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传统文化的轻视，也许并没有烙在涓生的脑海里，但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传承，却使数代乃至数十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何况，这仅仅是手记，未必就要公开的。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是不用怀疑的，然而在坦露真情之时，这种认可的困惑是无法摆脱的：从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中渗透到他的头脑中，决非他二十几年的修养所能驾御的。伤逝，是悲剧内涵的体现，亦折射出鲁迅对改造社会与改造灵魂之间的差距的一种忧虑，特别是改造对社会进步起巨大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忧虑。这与《孤独者》的题旨是相一致的。
其二，生存与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有人认为子君的庸俗让涓生选择了分手：子君爱动物，饲养了四只小油鸡和“阿随”，又整天忙于油盐柴米等家务之间，“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于是，爱情没有“更新，生长，创造”，加上“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所以分手也是必然。也有人认为，因为生活所迫，涓生才会放弃子君，没有面包的爱情是脆弱的。暂且我们不去评价这两种看法，让我们先解读一下文本：“不过是三星期，我似乎于她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这里的三星期，是指他们同居后共同生活的三星期。半年没有寻出的隔膜，却在三星期里就“清醒地读遍了”，是不是真的就是生活解读人呢？并非如此。略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史。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饱受沧桑。在几千年的历史沧桑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有自身的保身之策，或隐或避，亦或“听话”——好好地听统治政权的话，而“听话”又是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展示自己才华的惟一途径，因此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这种“听话”就是驯良的人性，在这种驯良中，失去的是个性。涓生早就明白子君“稚气”里的隔膜，但是却为她的单纯所吸引，更为同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子君的“听话”所打动。
涓生能够有如此好的教育，怕他身上也在无形中深深地烙上了驯良的印，所以当子君在听他讲文艺时发出“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之时，这种驯良的天性得到了共鸣，打动了涓生，于是就忽略了子君的隔膜。可是，当这种“听话”在同居后无效时，就成了隔膜：子君不爱花，没有照顾好涓生买来的两盆小草花；子君爱动物，涓生却认为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恶习罢；涓生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子君只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又哪里管得上爱情的更新，生长，创造。于是这就使涓生不快活，隔膜也就当然出来了。涓生失业后，这种隔膜就更进一步，以致让涓生认为自己“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生存和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便悄然涌上他的心头。孰不知，这种生存和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当是建立于涓生驯良的天性中而已。子君爱动物，是女性的母爱使然，不见她在油鸡和阿随相继离去之后何等的眷恋吗？忙于家务是她爱涓生，才会用真心去烹调生活，何况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的日子只能用家务和饲养动物来打发。生存固然是人生要义根本的命题，任何时候都不能也无法忽略，而涓生却大半年忽略了；爱，亦是人生要义不可忽略的命题。涓生却认为大半年都是为了“这盲目的爱”。这二者之间的困惑自然总得有一个退让，爱就成了当然。爱的退让却使我们看到了鲁迅的不成熟之处：生存与爱情都作为人生要义不可忽略的命题，两者的并存不是矛盾的，惟有社会才会造成两者的矛盾，抗争是生存与爱情并存的出路。但涓生身上驯良的天性让子君不得不离开时，鲁迅却没有认识到这种天性的作怪。正是因为子君的不“听话”：她没有任随涓生对爱情的安排，以自身的认识去经营，这才一击击中了涓生的最脆弱所在，所以涓生无法忍让——先是“不快活”，接着便是怨言，然后是忠告、逃避，最后抗争、分手乃至子君“伤逝”。说白了，就是涓生不能容忍子君时时敲打他的驯良——而不是生存与爱情之间矛盾的困惑——困扰着他，才决定为生存大计弃下了子君。因为涓生事实上也明白，弃子君就等于将子君推进了死亡的深渊。果然当子君的死亡得到证实，涓生便认为自己“没有负起虚伪的重担的勇气”，而只能“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进，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这两种困惑，可以说是构成《伤逝》主题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外界社会中的流言冷眼，在这种困惑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已。子君的悲剧正是在这双重困惑中发生的。
二、从困惑到悲剧
于子君而言，涓生是师是友亦是丈夫：正是涓生的教诲，才会有子君的决然；正是涓生将他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才有他们同居的生活。然而，在同居生活后，所谓的“隔膜”洗褪了涓生的老师面目，三星期后，又洗褪了他的丈夫面目。涓生没有了老师的谆谆教诲，子君自然也就没有了学生的勇气，只能整日沉迷于回忆往昔的美好，也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麻木似的镇定”了。
悲剧的酿造是从涓生双重身份不能转化好开始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应该是一个为师为夫的涓生向子君阐明的道理，可是涓生却只用友人告诫的口气一句话了事，这显然是身份不合。涓生爱惜子君，与她“分甘共苦”分担家务，这是丈夫身份，却祭起朋友的“忠告”。由此可见，涓生潜意识里认定，在他的生活中，子君只是一个和他同居的女友罢了。传统文化的积淀影响逐渐显出不露山水的一面：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既然子君只是涓生的朋友，又是一个在传统中认定的不良女子，涓生无意或有意地表示出一种轻视：当生存挑战来临时，子君的话“只是浮浮的”，连“灯光也显得格外黯然”，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她也不过是“可笑的动物”中的一员。但涓生毕竟是一位新青年，在“无言中，似乎又感到彼此坚忍倨强的精神”，还看到“将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是一种自我安慰，这种生活的勇气亦是一张空头支票，就像他们要请的女工一样。这种无形的轻视，并非涓生所追求，而是文化积淀的遗传，所以造成了由题目本身所引发的困惑，即涓生希望认可子君，却一直无法说服潜意识从内心深处做到，他的言行举止不是他所能把握的。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眼里，不论是潘岳、元稹、还是李商隐、苏轼，他们的悼亡诗所弥漫着的深深悲哀，确实感人至深。但是他们的妻子在生前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奢望这款款深情的。因为悼亡诗是“可以公开合法地表述自己对于配偶之爱的惟一机会”（杨周翰语）。
由血泪鞭打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驯良，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软肋所在，一旦谁闯入了这个禁区，都将无形中被视为天敌。子君无意撞入了，涓生便视之为一种耻辱，潜意识里非要以牙还牙才能让他心安。两盆小草花枯死了，他却连一条叭儿狗的名字也不喜欢。当四只小油鸡成为两家暗斗的导火线，怕是更加不快活——“又何必不告诉我”“勉强的笑容”后的真实？然后又是忠告，不必为那些油鸡和叭儿狗而操劳。子君“凄然”的背后，难道涓生就不明白：在生活中，除了他，只有小油鸡们和阿随是她的朋友了?涓生感到”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包括“喂阿随，饲油鸡”。当因为催促涓生吃饭而打断他的构思时，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可是不打扰他所谓的正常构思，子君和油鸡们、阿随总得吃，那又让涓生有了“如赫胥黎的论定‘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一般”。于是，就是“多次的抗争和催逼”了，“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可是“子君却很颓唐”。当阿随也被涓生推到西郊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子君更是“凄惨”加“冰冷”的脸色。此时，涓生的良知告诉他，他把子君变成除了他什么也没有的人了。他又一次次借着天气的幌子逃避着良心的谴责，以他的更加冷漠来“回报”子君。时时出现的子君的死亡，已经让涓生嗅出了自己所无法克服的驯良与报复的双重性：因为这种驯良被冲撞，加之无法摆脱的轻视所产生的潜意识报复就合理得多了。另一个佐证就是，涓生明知与子君分开就意味着子君的死亡，可还是亲手将子君推入了地狱之门，即使用鬼魂、孽风、地狱的毒焰等邪恶的意象来表达悲悔，却无法掩饰其内心的报复快感：“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出去，因为我还活着”，“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里”)。
《伤逝》的爱情悲剧，立足于新文化运动，必然在新旧文化的整合中展示文化的特征，而鲁迅选择了展示传统文化的”不文明”，这与他一向的宗旨是相符的。鲁迅在展示这些“不文明”时又集中于人物性格和社会现象过程中。从涓生的困惑，我们不难发现，《伤逝》的爱情悲剧不过是新观念与旧积淀的一场较量，是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张箭飞.作为悼亡诗的《伤逝》和悼亡诗里的《伤逝》[J].外国文学研究,1999，（4）.
[2]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5]朱晓进.鲁迅文学观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
（作者单位：广东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