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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文，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湖南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株洲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北京文学》《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百余万字，出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雪峰山的黎明》等10部书。作品入选多个年度选本，曾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北方十三省市文艺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一
青瓦土砖的老宅建在一处削平的窄狭缓坡上，与村里别的房屋一样灰头土脸，却明显比左手紧挨的邻居家高一大截。门前的地坪也便突兀而出，几乎齐平了邻家房侧搭盖的猪栏屋顶。地坪前坡下是一丘水田，因有一条从远处麻溪河引水的水渠穿山跨岭而来，田埂下还有一方池塘，田里什么时候都不缺水，能种上两季黄灿灿的稻谷。地坪左侧下有与邻家共用的一条水沟，雨天一来，屋檐水哗哗而淌，在水沟汇成急如箭矢的溪涧，又匆匆扎入雨脚挨挤的稻田，引得平素“泥深不知处”的泥鳅们从淤泥钻出来，在水流入口处或沉静或欢蹦地戏水。
这时候，童年的我常与两个弟弟戴了斗笠，甚或仅举一片芭蕉叶遮头，顺地坪左前角通往邻家凹陷而下的台阶，躬身挤在横跨水沟的石板桥上，兴奋地数泥鳅，看它们恬然出没嬉戏。年纪稍大后，我们还必定挽着裤脚下到沟底，捉摸一些不够滑溜的泥鳅上来。但母亲的呵斥也常常隔着雨幕传来：还不快进屋，又想用辣蓼扯痧了？我们兴奋的面庞戛然僵硬，迅疾扫几眼水沟两侧和田埂上的辣蓼草—它们一直都在，常年生长于这阴冷而湿漉的地方，却蓊蓊郁郁，顺凹凸宽窄的地势蔓延一片，绿莹莹未留一处空隙。它们似乎格外强势，有它们的地方，屋前屋后寻常可见的牛筋草、马唐草、马齿苋、狗尾巴草、灯笼草和泥胡菜一点踪迹都没有，全都敬而远之了。雨水从地坪撑开的香椿和松树枝叶间滴漏下来，或者从空中直接倾泻而下，将它们细密的椭圆状披针形叶片洗涤一新，油然发亮，甚或叶片上有如村里凡嫂子脸上大块麻点的褐色斑痕也泛着亮光。未下雨时，叶片没有这般水灵，但撑开的葱碧与阴凉，是蚂蚁与蚯蚓的天堂，累了的蜻蜓们偶尔也会在嫩叶上停歇，家里几只老母鸡便总在这一带徘徊。到了霜降前后的深秋，它们会开出一串串密集的穗状红花，燃烧的篝火一般，在绿叶映衬下灼灼闪烁，格外打眼。这逼仄而幽冷的水沟和田埂，是属于辣蓼的王国。
二
我童年好玩的目光里很少存储这些辣蓼草，偶尔的例外是它们开花时节，会在路过时不经意间一瞥而惊于那一抹随风俯仰的火红;有时还忍不住伸手摘下三两束，摩挲、闻嗅一阵，又将花穗好奇地揉捏而碎，花粉成泥汁，却仍然能让手指尖微微麻辣许久，像蜜蜂临殁前刺出倔强的毒针;其余便是母亲用它们威胁我扯痧了。
囿于家家境况相似的清寒，那时候的村里人鲜有上医院的概念，多是能挺则挺，能挨则挨，最多请村里那位受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张才学开几粒西药（至今他还是村里的“主治”医生），或者请年高德劭、有祖传医术在身的华国先生看几回，煎几副中药。能去火车站附近的公社卫生院看看穿白大褂的正规医生，已算是上等殷实人家了。病情稍重的人，便只好在家卧床，等候天上的菩萨或神灵得便收归而去。我的祖母过世时才六十出头，我至今未弄明白她得了什么病，但肯定不是絕症。此前她身体一直硬朗，常给生产队出工，与同辈的老人们一道采茶、晒谷，样样不落后于人。染病后，父亲请了华国先生看了几次，不见好转，再无他法。一天我从村小放学回家，父亲拉我到一边，悄悄叮嘱，让我到祖母床前说“会好起来的”，大概希冀孙儿辈的安慰能使祖母获得生的欲望，病情得到奇迹般的好转。但我嗫嚅说完，祖母的目光依旧无神，呻吟着说，好不了了。没几天，她便仙逝了。重病如此，平素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或肚子不适，更与医院无缘，多半只借重于家人的扯痧、刮痧、拔火罐等民间医术，甚或喊魂等世代相传的巫术了。
我一年到头总要病三四回，以感冒、肚疼居多。祖母给我喊过魂，那是不知为何得了惊吓。也许是晚上从祖母那里回自己家，要路过一片田垄间的坟地，我某回坚持一个人摸黑回去，到坟地时，突然想起了许多听过的鬼故事，瞬间全身发冷，觳觫起来。到家时，便有了受惊吓的症状。祖母是村里见多识广的老人了，选了一个天刚断黑的时分，让母亲领我一起去屋外。随后，她在前头喊我乳名，说：“回来哦！”母亲则牵我的手在后头，大声答应着：“回来喽！”我们从屋外田埂上一路呼应七八回，到屋里灯光下时，祖母用两手大拇指在我额头重重往上刮抹几下，“好了，好了！”第二天，我似乎又神气鲜活，没有丁点症状了。但感冒、肚疼就不能喊魂了，母亲用上了她的绝招：扯痧。
我终于不再作野猴状四处浪荡，吃个饭还要母亲挨门逐户找寻时，多是无精打采、病恹恹地歪在家里的春凳上了。父亲常年在外地国营煤矿上班，母亲是村里四属户，里里外外都要操劳，家里姊妹多，我又是老大，得了病，不只不能给母亲搭把手，还得让她放下手中活计招呼我，母亲的脸上便堆着霜，嘴里数落个不止。
她从地坪的水沟扯回一大把辣蓼，匀一半到专门煎药的砂罐，放在火塘里熬煮;又倒了一碗清水放桌上，喝命我坐正坐直。我知道“大刑”难以避免，苦着脸说：“妈妈，要轻点！”母亲没好气地斥道：“现在知道要轻点，跑田里玩水的时候怎么不记得了？”她像十字坡的孙二娘般撸起衣袖，拣了几根辣蓼，折揉成一团，蘸水在我后脖颈上擦拭起来。渐渐便有了火辣辣的感觉。随后，她丢了辣蓼，左手按住我的头，右手弯曲五指，又弓出食指、中指，从碗里沾些清水，夹住我后脖颈的皮肉，像我平素拉开弹弓的皮筋，使劲向外拉扯。手松开，“啪”的一声，皮肉发出打榧子般的声响。我随之惨叫起来，扭着脖颈不让她再扯。母亲强行按住，又狠命连扯起来。“不扯出痧，病怎么出来？”我痛得哀声连连，头左右摇摆，却终未能逃脱母亲的“毒手”。不止脖颈后面，左右两侧也被扯拉出了乌黑发紫的瘢痕。有时候，后背也要被如法“荼毒”一番。两个弟弟始终在一旁嘻嘻而笑，作幸灾乐祸状。我恨得牙齿咯咯作响。不过他们被扯痧时，我也从未同情过，且常是遵母命帮着摁住他们的脑袋。 扯完痧，母亲又用辣蓼在我乌黑的痧斑处细细擦一阵，伤痕被火灼燎般辣得生疼。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疑心母亲就是村部露天电影里对江姐施以酷刑的刽子手。不同的是，江姐什么都能忍，我则想，若能停止“酷刑”，我愿意什么都说出来。但母亲不需要我说什么，只是警告我下次不得玩水了。说着，她又从砂罐舀了一碗辣蓼熬成的汤，吹了两口，逼我喝下去。黑褐色的汤汁既苦又辣，似乎比书上所说“卧薪尝胆”的苦胆苦多了。在母亲加了一小勺平时轻易不肯拿出的白砂糖后，我才勉强喝了。
翌日清晨，我在神清气爽里随窗外一两声鸟鸣醒来，早忘了扯痧的苦楚，感冒或肚疼也没了痕迹，又与弟弟们到地坪或田埂上下疯去了。
三
辣蓼这么苦辣，鱼虾们大概也害怕吧？某个盛夏的上午，日头亮得发白，我一个人躺在香椿树下的竹制躺椅上乘凉，望着天边一朵孤零零的白云荡过来，又缓缓消失在头顶的屋后，觉得有些无聊，便突发奇想。于是唰地一声跳起来，到地坪下扯了好几捆辣蓼，放入洗脸用的搪瓷盆，取了锤子倒过来，用木柄一端小心捣碎。不一会儿，便有了半盆深绿色的汁液。我叫来了大弟，两人端着盆，顶着毒辣的阳光直奔不远处的池塘。
池塘泄孔的外侧下有一处水坑，因池塘深处有井，泄孔里便时时流水，水坑也就常年不干。天气晴好时，明澈见底，天光云影徘徊其间，能清晰看见水中许多细小鱼虾一张一翕，游来游去，稍稍听到声响，它们便倏地一闪，隐进壁缝中去了。大人们自然不屑于此细微之物，我与弟弟们兴致却浓，用棍棒来回击打过，最终一无所获。这一回，我们用上了抓鱼“利器”。将盆里浓稠的绿汁缓缓倒入水坑，水坑很快染绿了。果然，鱼虾们接二连三翻着肚皮蹿上来，须臾间又直挺挺晕浮在了水面。我们或趴或蹲在坑边，双手将鱼虾一一捧起来，放进盆里，不多会竟有了一小半盆。回家后，母亲第一次不曾因我们玩水，弄了一身湿泥而责罚，而是乐呵呵地从地里摘了青椒和紫苏，给我们打了一顿肠胃长久寡淡后的牙祭。这牙祭的滋味，似乎至今余香在口。
这是我童年自诩的杰作之一，觉得辣蓼这东西还不算太坏。多年后，一家人陪着垂垂衰老的母亲围桌闲话，我依旧时常唾沫飞溅，说起这段往事。母亲则笑笑说：“雕虫小技而已。”我只得讪讪而笑，深知在她眼里，辣蓼的好处还多着，堪为贫寒之家的至宝与功臣，最主要的自然是不用花钱就能治病;蚊子叮咬了，揉碎几片叶子涂抹一点，也能消去红肿。不过，对童年的我而言，母亲手中的辣蓼最大好处还是用来做酒药，逢年过节时便能喝上甜酒了。
那时的家里从未有过瓶装酒，即便村里代销店最便宜的玻璃瓶装白酒也没有，饮料更是闻所未闻，但我们几弟兄都有酣畅“痛饮”的深刻记忆。
辣蓼开花前，母亲会从水沟里割回成捆的辣蓼，在阳光下暴晒几日，干透后收藏起来。年节到来时，她便忙碌起来，偶尔也喊上我打打下手。她先用升子量一两升米，到放置在邻家堂屋但属几家共用的石磨上磨成米粉;回来后，将米粉倒入团箕，再加几把干辣蓼捣碎，加水后与米粉搅拌;随后又是一连串的工序，上臼、上框压平、切块、滚角、接种、入缸保温培养、出缸入匾、上蒸房、晒药，酒药才算做好。
这一过程很有些枯燥，酒药也不能吃，不如做甜酒时可以吃到香糯的糯米饭，到最后还能喝上甜酒，因而我常嘟着嘴，百般不耐烦。母亲又会呵斥：“没有酒药，哪来的甜酒？”
做甜酒是随后两三天的事。母亲会在前一天将糯米洗净，用井水泡一晚上。第二天清早，她在屋外靠墙处临时用砖头搭建的柴火灶上架上大铁锅，倒入清水;再将一个圆柱形的大木甑放在锅上，倒入泡过的糯米，盖好甑盖;点燃柴火后，让我坐在灶边添柴，不能熄火，自己便忙乎别的去了。不过偶尔也会过来看看，一是看我偷懒了没有，二是会揭开甑盖，倒入些清水。到了火候，糯米便蒸熟了。母亲让我帮忙，和她一起抬了木甑，将糯米饭倒入旁边架在两张条凳上的大团箕里。这时，我便终于能吃糯米饭团了，但也只限于尝尝。糯米属家里难得的稀罕物，一年也没多少，我稍稍多吃几口，母亲便又会斥责：“现在吃光，不想喝甜酒了？”
她的手一直未停歇过，用筷子将糯米饭散开，有时还会舀了清水洒上去。等糯米饭不很热时，酒药终于上场了。母亲先将几个鸡蛋状的酒药捏碎成粉，均匀撒在米饭里，再将米饭装入旁边早已洗净的坛子;盖上盖子密封，坛沿上加了水，又让我帮忙一起抬到里屋。大约八九天后，揭开坛盖，一股香甜甘醇的酒味直扑口鼻，甜酒便做好了。
年节里，这是我与弟妹们最爱的饮料：舀几调羹放入碗中，倒入开水拌匀，不用放白砂糖，我们也能连喝几碗。若是碰上我们未惹母亲生气，她有时还会奖赏一两个藏在门后米桶深处的鸡蛋，磕破后冲入甜酒碗中，便更是一道难得的上等美味—甜酒冲蛋了。
甜酒再密封收藏久一点，便能酿制烧酒。烧酒是父亲和家里来客们常捧的杯中物，我们孩童不爱喝。父亲醉意朦胧喝到得意时，常與客人聊到辣蓼：“酒好不好，酒药是关键。自家用辣蓼做酒药酿的酒，喝了不上头，比外头买的白酒好多了。”
近年来，我时常沉吟苏轼《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中的两句：“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少年时代历经磨难与波折，好似吃辣蓼一样既苦且辣;到了老年晚景，才终于得以清闲恬淡，如咀嚼甘蔗般又甜又香了。我掩卷沉吟，自己与辣蓼结识早，青少年时代遭遇的不顺也多，可谓“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吃过了难以计数的“辣蓼”;而今行将步入知天命之年，该有“如啖蔗”的清闲老景了吧？
一
青瓦土砖的老宅建在一处削平的窄狭缓坡上，与村里别的房屋一样灰头土脸，却明显比左手紧挨的邻居家高一大截。门前的地坪也便突兀而出，几乎齐平了邻家房侧搭盖的猪栏屋顶。地坪前坡下是一丘水田，因有一条从远处麻溪河引水的水渠穿山跨岭而来，田埂下还有一方池塘，田里什么时候都不缺水，能种上两季黄灿灿的稻谷。地坪左侧下有与邻家共用的一条水沟，雨天一来，屋檐水哗哗而淌，在水沟汇成急如箭矢的溪涧，又匆匆扎入雨脚挨挤的稻田，引得平素“泥深不知处”的泥鳅们从淤泥钻出来，在水流入口处或沉静或欢蹦地戏水。
这时候，童年的我常与两个弟弟戴了斗笠，甚或仅举一片芭蕉叶遮头，顺地坪左前角通往邻家凹陷而下的台阶，躬身挤在横跨水沟的石板桥上，兴奋地数泥鳅，看它们恬然出没嬉戏。年纪稍大后，我们还必定挽着裤脚下到沟底，捉摸一些不够滑溜的泥鳅上来。但母亲的呵斥也常常隔着雨幕传来：还不快进屋，又想用辣蓼扯痧了？我们兴奋的面庞戛然僵硬，迅疾扫几眼水沟两侧和田埂上的辣蓼草—它们一直都在，常年生长于这阴冷而湿漉的地方，却蓊蓊郁郁，顺凹凸宽窄的地势蔓延一片，绿莹莹未留一处空隙。它们似乎格外强势，有它们的地方，屋前屋后寻常可见的牛筋草、马唐草、马齿苋、狗尾巴草、灯笼草和泥胡菜一点踪迹都没有，全都敬而远之了。雨水从地坪撑开的香椿和松树枝叶间滴漏下来，或者从空中直接倾泻而下，将它们细密的椭圆状披针形叶片洗涤一新，油然发亮，甚或叶片上有如村里凡嫂子脸上大块麻点的褐色斑痕也泛着亮光。未下雨时，叶片没有这般水灵，但撑开的葱碧与阴凉，是蚂蚁与蚯蚓的天堂，累了的蜻蜓们偶尔也会在嫩叶上停歇，家里几只老母鸡便总在这一带徘徊。到了霜降前后的深秋，它们会开出一串串密集的穗状红花，燃烧的篝火一般，在绿叶映衬下灼灼闪烁，格外打眼。这逼仄而幽冷的水沟和田埂，是属于辣蓼的王国。
二
我童年好玩的目光里很少存储这些辣蓼草，偶尔的例外是它们开花时节，会在路过时不经意间一瞥而惊于那一抹随风俯仰的火红;有时还忍不住伸手摘下三两束，摩挲、闻嗅一阵，又将花穗好奇地揉捏而碎，花粉成泥汁，却仍然能让手指尖微微麻辣许久，像蜜蜂临殁前刺出倔强的毒针;其余便是母亲用它们威胁我扯痧了。
囿于家家境况相似的清寒，那时候的村里人鲜有上医院的概念，多是能挺则挺，能挨则挨，最多请村里那位受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张才学开几粒西药（至今他还是村里的“主治”医生），或者请年高德劭、有祖传医术在身的华国先生看几回，煎几副中药。能去火车站附近的公社卫生院看看穿白大褂的正规医生，已算是上等殷实人家了。病情稍重的人，便只好在家卧床，等候天上的菩萨或神灵得便收归而去。我的祖母过世时才六十出头，我至今未弄明白她得了什么病，但肯定不是絕症。此前她身体一直硬朗，常给生产队出工，与同辈的老人们一道采茶、晒谷，样样不落后于人。染病后，父亲请了华国先生看了几次，不见好转，再无他法。一天我从村小放学回家，父亲拉我到一边，悄悄叮嘱，让我到祖母床前说“会好起来的”，大概希冀孙儿辈的安慰能使祖母获得生的欲望，病情得到奇迹般的好转。但我嗫嚅说完，祖母的目光依旧无神，呻吟着说，好不了了。没几天，她便仙逝了。重病如此，平素大人小孩有个头痛脑热或肚子不适，更与医院无缘，多半只借重于家人的扯痧、刮痧、拔火罐等民间医术，甚或喊魂等世代相传的巫术了。
我一年到头总要病三四回，以感冒、肚疼居多。祖母给我喊过魂，那是不知为何得了惊吓。也许是晚上从祖母那里回自己家，要路过一片田垄间的坟地，我某回坚持一个人摸黑回去，到坟地时，突然想起了许多听过的鬼故事，瞬间全身发冷，觳觫起来。到家时，便有了受惊吓的症状。祖母是村里见多识广的老人了，选了一个天刚断黑的时分，让母亲领我一起去屋外。随后，她在前头喊我乳名，说：“回来哦！”母亲则牵我的手在后头，大声答应着：“回来喽！”我们从屋外田埂上一路呼应七八回，到屋里灯光下时，祖母用两手大拇指在我额头重重往上刮抹几下，“好了，好了！”第二天，我似乎又神气鲜活，没有丁点症状了。但感冒、肚疼就不能喊魂了，母亲用上了她的绝招：扯痧。
我终于不再作野猴状四处浪荡，吃个饭还要母亲挨门逐户找寻时，多是无精打采、病恹恹地歪在家里的春凳上了。父亲常年在外地国营煤矿上班，母亲是村里四属户，里里外外都要操劳，家里姊妹多，我又是老大，得了病，不只不能给母亲搭把手，还得让她放下手中活计招呼我，母亲的脸上便堆着霜，嘴里数落个不止。
她从地坪的水沟扯回一大把辣蓼，匀一半到专门煎药的砂罐，放在火塘里熬煮;又倒了一碗清水放桌上，喝命我坐正坐直。我知道“大刑”难以避免，苦着脸说：“妈妈，要轻点！”母亲没好气地斥道：“现在知道要轻点，跑田里玩水的时候怎么不记得了？”她像十字坡的孙二娘般撸起衣袖，拣了几根辣蓼，折揉成一团，蘸水在我后脖颈上擦拭起来。渐渐便有了火辣辣的感觉。随后，她丢了辣蓼，左手按住我的头，右手弯曲五指，又弓出食指、中指，从碗里沾些清水，夹住我后脖颈的皮肉，像我平素拉开弹弓的皮筋，使劲向外拉扯。手松开，“啪”的一声，皮肉发出打榧子般的声响。我随之惨叫起来，扭着脖颈不让她再扯。母亲强行按住，又狠命连扯起来。“不扯出痧，病怎么出来？”我痛得哀声连连，头左右摇摆，却终未能逃脱母亲的“毒手”。不止脖颈后面，左右两侧也被扯拉出了乌黑发紫的瘢痕。有时候，后背也要被如法“荼毒”一番。两个弟弟始终在一旁嘻嘻而笑，作幸灾乐祸状。我恨得牙齿咯咯作响。不过他们被扯痧时，我也从未同情过，且常是遵母命帮着摁住他们的脑袋。 扯完痧，母亲又用辣蓼在我乌黑的痧斑处细细擦一阵，伤痕被火灼燎般辣得生疼。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疑心母亲就是村部露天电影里对江姐施以酷刑的刽子手。不同的是，江姐什么都能忍，我则想，若能停止“酷刑”，我愿意什么都说出来。但母亲不需要我说什么，只是警告我下次不得玩水了。说着，她又从砂罐舀了一碗辣蓼熬成的汤，吹了两口，逼我喝下去。黑褐色的汤汁既苦又辣，似乎比书上所说“卧薪尝胆”的苦胆苦多了。在母亲加了一小勺平时轻易不肯拿出的白砂糖后，我才勉强喝了。
翌日清晨，我在神清气爽里随窗外一两声鸟鸣醒来，早忘了扯痧的苦楚，感冒或肚疼也没了痕迹，又与弟弟们到地坪或田埂上下疯去了。
三
辣蓼这么苦辣，鱼虾们大概也害怕吧？某个盛夏的上午，日头亮得发白，我一个人躺在香椿树下的竹制躺椅上乘凉，望着天边一朵孤零零的白云荡过来，又缓缓消失在头顶的屋后，觉得有些无聊，便突发奇想。于是唰地一声跳起来，到地坪下扯了好几捆辣蓼，放入洗脸用的搪瓷盆，取了锤子倒过来，用木柄一端小心捣碎。不一会儿，便有了半盆深绿色的汁液。我叫来了大弟，两人端着盆，顶着毒辣的阳光直奔不远处的池塘。
池塘泄孔的外侧下有一处水坑，因池塘深处有井，泄孔里便时时流水，水坑也就常年不干。天气晴好时，明澈见底，天光云影徘徊其间，能清晰看见水中许多细小鱼虾一张一翕，游来游去，稍稍听到声响，它们便倏地一闪，隐进壁缝中去了。大人们自然不屑于此细微之物，我与弟弟们兴致却浓，用棍棒来回击打过，最终一无所获。这一回，我们用上了抓鱼“利器”。将盆里浓稠的绿汁缓缓倒入水坑，水坑很快染绿了。果然，鱼虾们接二连三翻着肚皮蹿上来，须臾间又直挺挺晕浮在了水面。我们或趴或蹲在坑边，双手将鱼虾一一捧起来，放进盆里，不多会竟有了一小半盆。回家后，母亲第一次不曾因我们玩水，弄了一身湿泥而责罚，而是乐呵呵地从地里摘了青椒和紫苏，给我们打了一顿肠胃长久寡淡后的牙祭。这牙祭的滋味，似乎至今余香在口。
这是我童年自诩的杰作之一，觉得辣蓼这东西还不算太坏。多年后，一家人陪着垂垂衰老的母亲围桌闲话，我依旧时常唾沫飞溅，说起这段往事。母亲则笑笑说：“雕虫小技而已。”我只得讪讪而笑，深知在她眼里，辣蓼的好处还多着，堪为贫寒之家的至宝与功臣，最主要的自然是不用花钱就能治病;蚊子叮咬了，揉碎几片叶子涂抹一点，也能消去红肿。不过，对童年的我而言，母亲手中的辣蓼最大好处还是用来做酒药，逢年过节时便能喝上甜酒了。
那时的家里从未有过瓶装酒，即便村里代销店最便宜的玻璃瓶装白酒也没有，饮料更是闻所未闻，但我们几弟兄都有酣畅“痛饮”的深刻记忆。
辣蓼开花前，母亲会从水沟里割回成捆的辣蓼，在阳光下暴晒几日，干透后收藏起来。年节到来时，她便忙碌起来，偶尔也喊上我打打下手。她先用升子量一两升米，到放置在邻家堂屋但属几家共用的石磨上磨成米粉;回来后，将米粉倒入团箕，再加几把干辣蓼捣碎，加水后与米粉搅拌;随后又是一连串的工序，上臼、上框压平、切块、滚角、接种、入缸保温培养、出缸入匾、上蒸房、晒药，酒药才算做好。
这一过程很有些枯燥，酒药也不能吃，不如做甜酒时可以吃到香糯的糯米饭，到最后还能喝上甜酒，因而我常嘟着嘴，百般不耐烦。母亲又会呵斥：“没有酒药，哪来的甜酒？”
做甜酒是随后两三天的事。母亲会在前一天将糯米洗净，用井水泡一晚上。第二天清早，她在屋外靠墙处临时用砖头搭建的柴火灶上架上大铁锅，倒入清水;再将一个圆柱形的大木甑放在锅上，倒入泡过的糯米，盖好甑盖;点燃柴火后，让我坐在灶边添柴，不能熄火，自己便忙乎别的去了。不过偶尔也会过来看看，一是看我偷懒了没有，二是会揭开甑盖，倒入些清水。到了火候，糯米便蒸熟了。母亲让我帮忙，和她一起抬了木甑，将糯米饭倒入旁边架在两张条凳上的大团箕里。这时，我便终于能吃糯米饭团了，但也只限于尝尝。糯米属家里难得的稀罕物，一年也没多少，我稍稍多吃几口，母亲便又会斥责：“现在吃光，不想喝甜酒了？”
她的手一直未停歇过，用筷子将糯米饭散开，有时还会舀了清水洒上去。等糯米饭不很热时，酒药终于上场了。母亲先将几个鸡蛋状的酒药捏碎成粉，均匀撒在米饭里，再将米饭装入旁边早已洗净的坛子;盖上盖子密封，坛沿上加了水，又让我帮忙一起抬到里屋。大约八九天后，揭开坛盖，一股香甜甘醇的酒味直扑口鼻，甜酒便做好了。
年节里，这是我与弟妹们最爱的饮料：舀几调羹放入碗中，倒入开水拌匀，不用放白砂糖，我们也能连喝几碗。若是碰上我们未惹母亲生气，她有时还会奖赏一两个藏在门后米桶深处的鸡蛋，磕破后冲入甜酒碗中，便更是一道难得的上等美味—甜酒冲蛋了。
甜酒再密封收藏久一点，便能酿制烧酒。烧酒是父亲和家里来客们常捧的杯中物，我们孩童不爱喝。父亲醉意朦胧喝到得意时，常與客人聊到辣蓼：“酒好不好，酒药是关键。自家用辣蓼做酒药酿的酒，喝了不上头，比外头买的白酒好多了。”
近年来，我时常沉吟苏轼《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中的两句：“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少年时代历经磨难与波折，好似吃辣蓼一样既苦且辣;到了老年晚景，才终于得以清闲恬淡，如咀嚼甘蔗般又甜又香了。我掩卷沉吟，自己与辣蓼结识早，青少年时代遭遇的不顺也多，可谓“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吃过了难以计数的“辣蓼”;而今行将步入知天命之年，该有“如啖蔗”的清闲老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