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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克电子公司仍然在轮番向中国派驻设计师，在浩渺的太平洋两岸之间制造着新的孤男怨女
如果一家美国公司正面临困境，指望通过降低成本来继续保持竞争力，他们一定会将公司的制造部门移往中国。这种故事在美国如今已经十分老套了。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华盛顿州的弗拉克电子公司就面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本使他们不堪重负，公司决策层想到的办法是将电子测试设备的生产线搬到了太平洋彼岸的广州和上海。
弗拉克电子总部设在华盛顿州的埃弗雷特，在IT产业刚刚露头那些年，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美国制造”。当标准化在这个行业推广之后，在哪里制造并不重要。不过，当公司的经营者们决定放弃在美国的生产线时，他们不希望连同产品的质量也一同放弃。
产品在中国投产之初，确实出现了他们担心的情况。弗拉克不得不将更多的设计师派往中国监督生产，以免出现偷工减料或次品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远赴中国出差，导致这些设计师家庭关系紧张，留守太太们的抱怨传到大学毕业生拉斯·布莱肯的耳中，却激发了这个年轻人的灵感：如今，生产线越来越多地搬往中国，知识产权和管理技术却不大可能同时搬家，因为掌握技术的设计师不可能长期抛妻别子，奔赴异乡。这也许是个机会，可以给他一个冲锋陷阵的机会，到遥远的东方开始自己新的职业生涯。
布莱肯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同班同学麦格雷的热烈响应，2004年初，两个小伙子带着满腔热情和发财梦想来到了中国。白天，他们俩分别供职于三星电子和龙域设计公司。到了晚上，他们把全副精力放在开拓中国的设计市场上，这两个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One two design的设计公司，为当地服装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和美国市场营销服务。
布莱肯供职的三星公司总部位于上海虹桥。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里、布莱肯搅着咖啡娓娓道来：“我在这儿的主要工作就是教会他们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他们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设计是什么的人。”
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设计师并不缺乏良好的设计技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设计类学校数量增长了近2000％。如今每年从400所设计院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迟到了10000人。中国工业面临的问题不是缺少懂技术的设计者，而是设计者总是处于被动思考的状态，缺乏主动创新精神。
“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想要逃避竞争，也不愿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布莱肯说。工业品设计是一个需要创造力和爆发力的行业，并且需要坚持自己的想法。中国如今的成功只是拷贝了西方的模式和产品，这种模仿经常触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创新。布莱肯顺手拿起了笔者挂在胸前的苹果ipod，现身说法，指出从外形和颜色就能看出来，它为什么会被称作典型的“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组装”产品。
中国的这种情形能改变吗?
他的同学兼好友麦格雷供职的龙域设计公司，生产一种蓝牙设备(一种带有麦克风的耳机，并有车载功能)。产品生产线已经十分完备，不论在功能还是外观上都十分优秀。在布莱肯看来，像蓝牙这种新生事物，并不需要积累长期的生产经验，西方人也刚刚开始生产这类产品。中国人有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很大的成就。
但问题是中国人必须能够更多地站在满足消费者全方位需求的立场上，而不仅仅扮演为西方人加工产品的角色。只有这样，他们对整个设计和生产过程的理解也就会提高了。要真正了解消费者，最好从身边的同胞开始。
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外国人陆续到中国来投资设计服务领域。“Ziba”、“IDEAO”和“G．E．Fitch”这样的主流设计公司也都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中国无可比拟的设计能力以及迅速投放市场的能力都将继续成为卖点，并给渴望高附加值的公司提供巨大的机会。
然而，到今天为止，这一切仍然只是一种前瞻而非现实。弗拉克电子公司仍然在轮番向中国派驻设计师，在浩渺的太平洋两岸之间制造着新的孤男怨女。他们雇用一支全职中国设计师队伍的理想实现起来还需要一些年头。
布莱肯还在帮从前的老板搞一些设计、监督产品的质量。每一次他都会回想起当初的情形，他带来的那个梦想。有梦想就有机遇，所以至今他都认为，来到中国的这一步是走对了。
杰瑞米·胡利维兹：资深国际评论员、《南华早报》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