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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组织检查，二号房。”手术室护士喊道。
我是病理学家，负责分析人体活组织检查的结果。病人开刀之后，我的责任是把癌分类，评判严重程度，确定扩散范围。
我戴上手套，取出从汉娜乳房肿瘤上切下的组织。她35岁，得了乳癌，医生把她左乳房长癌的部分切除，同时切下腋下的淋巴结，以判定肿瘤有没有扩散到乳房以外。
那是圆圆的一团脂肪状物质，样子像个熟油桃，摸起来也像。我用手术刀把它切开，看见中间有团桃核大小的东西，好像是白色的砂岩，显然是癌。接着，淋巴结送来了，一共22个。其中两个是白色的，很硬，切开后呈沙状。癌已经扩散。在我看来，汉娜很快就要成为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
要看切片的病人
“纳德勒医生，”一个少妇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对不起，打扰你了，我可以看看我乳房肿瘤的活组织玻片吗？”
现在6点钟了，我已忙了一整天。
“你记不起我了，是吗？”她说，“我是汉娜，43天前你诊断我长了癌。”
她的头发又短又疏，显然是接受过化疗。她容颜憔悴苍白，但似乎毫无惧色。
我记不起见过她，但是记得从她乳房肿瘤切下的组织像个油桃。“很晚了。”我对她说。
“不错，”她说，“也许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你当然可以看。”
也许是疼痛所致，她有点吃力地在我的办公桌旁弯下腰，从显微镜里观察玻片上那些染了色的死细胞。
“这一丛丛的是乳腺小叶，”我告诉她，“乳汁就是这里制造的。”
“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的绣球花开遍整个花园。”她兴奋地说，“这些呢？这些是什么？”
“管子，”我说，“把乳汁送出去的管子。”
“天啊，你看看，”她说，“装着乳汁的池塘、湖泊、江河、河口。它们看起来都很平静。”
她不用别人教，她正在自己寻找真相。我把放大倍率从40倍调到400倍，再也看不到整体了，只看见个别的细胞。
我等了几分钟，让她欣赏自己细胞之美。然后我把载着正常组织的玻片拿走，换上另一块有癌细胞的。
“哇，”她被恶性肿瘤混乱的内部形状吓得一时呆住了，“像是一个个东倒西歪地转动的变形呼啦圈。都损坏了吧，是吗？就像我真正的世界那样。”
“你真正的世界就是这样。”我说。
她从显微镜上略微抬起头瞧着我。“我不断掉头发，心里很害怕，”她说，“我有假发，但我不喜欢戴。我宁愿戴棒球帽，用围巾包着头，但我还是觉得难看。”
“过几个月你的头发就会再长出来。”
她两眼含泪：“那就好多了。”
多年来我处理过几千宗这类病例，但从来没对谁的病关心过，也从来没感觉到细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很难过，因为我只能谈她的癌细胞。
“上星期有天晚上，我丈夫出门去了，孩子都睡了，”她说，“我独自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害怕得要命，浑身战栗。突然从窗口射进一道温暖的白光，照在我胸口上，真神奇，我立即心情放松，悠然入睡。我醒来后，知道是上天在照顾我。”
她积极乐观的态度，使我感动。
再来看看癌细胞六年后，汉娜又在我面前出现。
她更虚弱了，脸色苍白，显得两眼又黑又大。她说一年前她癌症复发，肋骨上有三个阴影，肺部有一个。她接受了剂量更重的化学疗法，然后又接受了一次骨髓移植。
“我骨头上的癌像个小老太太，到处游荡，来来去去，但是我应付得了。”她咬紧牙关说，“难受的不是癌，是药。我也害怕会死，心里很难受。”她这时是41岁。
就算她已向病魔屈服，从她的外表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这里是想再看看我的癌细胞，”她说，“我想在银幕上看，像你的讲座中那样，我想要逐一细看。”
我在医院讲堂把一块她的活组织玻片放映在银幕上，癌细胞放大到高尔夫球那么大。
她沿着通道慢慢走上前去触摸银幕，用手指轻扫她的癌细胞，仿佛想把它们从紊乱状态理顺。“真像一个个月亮，”她说，“每一个的样子都不同。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好好认识它们。”
“不忙。”我站在放映机旁边的黑暗中。
汉娜终于走回来了。“我要坦白告诉你一件怪事，”她说，“上次化疗结束后，我并没有宽慰的感觉。我仍然担心，怕可能有几个坏细胞漏网，又怕化疗对我已经不再有帮助。到现在我还是害怕。”
我感觉到她的信心和恐惧心理在激烈斗争。在这方面，我能做的只是倾听。
忘掉怎样死亡了又是四年过去了，汉娜再来找我。
“我真是很没用，”她说，“癌又复发了，扩散到肝，但我就是不相信我会死。”
我注意到她下眼睑的颜色加深了，脸色则更苍白。她全身疼痛，走动的时候面容扭曲，慢慢来到房角一张皮椅旁，小心翼翼地坐下。她腰上绑着个呼叫器大小的化学疗法泵机。“我想多了解一下我身体里面的这些小捣蛋鬼。”她说。癌细胞内部的细胞器太微小了，用我的显微镜无法看到，于是我给她看放大十万倍的黑白电子显微图。
她看着显微图，看得很入神，但没有做声。我等着听她这次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她的癌。“癌细胞既然对身体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为什么还要不断繁殖？”她终于说，“为什么它们不死掉？”她不再去想美丽的图像、比喻，她要正面对付她的癌。
我告诉她，机能障碍和多余的细胞通常会自行毁灭。
“癌细胞会不会自行毁灭？”
“显然不会。癌细胞忘掉怎样死亡了。”
“我也是。”她说，脸上浮起一丝笑容。接着，她突然哭了起来，浑身颤抖，似乎所有藏在体内的苦痛都跑出来了。“我有三个乖儿子，又有爱我的丈夫，”她说，“我要是死了，他们会很凄惨，因此我一定要撑下去。”
我紧紧抱着她，好久才放开。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敬爱汉娜，欣赏她应付癌症的态度，她的坚强，她的斗志，她维护家人的决心。我再也不能只把她当作玻片上染了色的死细胞看待。由于汉娜，我渐渐认识到，诊断和治疗策略对治病没有什么大作用，了解病人的需要然后给予帮助，才是治病良方。
火红的落叶
几个月后，汉娜带着小儿子来了。男孩好奇地盯着我，他已经决定长大了要做医生。
“纳德勒医生让我看看自己的活组织，”汉娜对儿子说，“他让我看我的病，让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是什么。”她得意到几乎忘形。
我一一回答了男孩提出的问题，我相信，他知道母亲曾经为了他而勇敢地与病魔搏斗。
“我感觉到我的病又要复发了，”汉娜说，“我常无端疲倦，又这里那里不舒服。因此我决定到缅因州去。”
“为什么？”我问。
“那里有秋叶，”她说，“我要去看秋天的景色。”
我仿佛见到癌细胞正在转移，挤进她的肺部、肝脏和骨头。她的免疫系统还行吗？药物对她还有帮助吗？还会有另一次开始吗？
汉娜和儿子手挽手离开我的办公室。她表现得充满自信，好像知道就算她跌倒了，还是能再站起来；如果倒地不起，还是会在另一时空再站起来。
我回去看我的显微镜。我努力在一堆癌细胞中搜索，寻找缅因州的落叶。那些叶子刚落下的时候火红艳丽，然后慢慢腐烂，成为肥料，滋养埋在下面的种子。
我是病理学家，负责分析人体活组织检查的结果。病人开刀之后，我的责任是把癌分类，评判严重程度，确定扩散范围。
我戴上手套，取出从汉娜乳房肿瘤上切下的组织。她35岁，得了乳癌，医生把她左乳房长癌的部分切除，同时切下腋下的淋巴结，以判定肿瘤有没有扩散到乳房以外。
那是圆圆的一团脂肪状物质，样子像个熟油桃，摸起来也像。我用手术刀把它切开，看见中间有团桃核大小的东西，好像是白色的砂岩，显然是癌。接着，淋巴结送来了，一共22个。其中两个是白色的，很硬，切开后呈沙状。癌已经扩散。在我看来，汉娜很快就要成为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
要看切片的病人
“纳德勒医生，”一个少妇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对不起，打扰你了，我可以看看我乳房肿瘤的活组织玻片吗？”
现在6点钟了，我已忙了一整天。
“你记不起我了，是吗？”她说，“我是汉娜，43天前你诊断我长了癌。”
她的头发又短又疏，显然是接受过化疗。她容颜憔悴苍白，但似乎毫无惧色。
我记不起见过她，但是记得从她乳房肿瘤切下的组织像个油桃。“很晚了。”我对她说。
“不错，”她说，“也许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你当然可以看。”
也许是疼痛所致，她有点吃力地在我的办公桌旁弯下腰，从显微镜里观察玻片上那些染了色的死细胞。
“这一丛丛的是乳腺小叶，”我告诉她，“乳汁就是这里制造的。”
“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的绣球花开遍整个花园。”她兴奋地说，“这些呢？这些是什么？”
“管子，”我说，“把乳汁送出去的管子。”
“天啊，你看看，”她说，“装着乳汁的池塘、湖泊、江河、河口。它们看起来都很平静。”
她不用别人教，她正在自己寻找真相。我把放大倍率从40倍调到400倍，再也看不到整体了，只看见个别的细胞。
我等了几分钟，让她欣赏自己细胞之美。然后我把载着正常组织的玻片拿走，换上另一块有癌细胞的。
“哇，”她被恶性肿瘤混乱的内部形状吓得一时呆住了，“像是一个个东倒西歪地转动的变形呼啦圈。都损坏了吧，是吗？就像我真正的世界那样。”
“你真正的世界就是这样。”我说。
她从显微镜上略微抬起头瞧着我。“我不断掉头发，心里很害怕，”她说，“我有假发，但我不喜欢戴。我宁愿戴棒球帽，用围巾包着头，但我还是觉得难看。”
“过几个月你的头发就会再长出来。”
她两眼含泪：“那就好多了。”
多年来我处理过几千宗这类病例，但从来没对谁的病关心过，也从来没感觉到细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很难过，因为我只能谈她的癌细胞。
“上星期有天晚上，我丈夫出门去了，孩子都睡了，”她说，“我独自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害怕得要命，浑身战栗。突然从窗口射进一道温暖的白光，照在我胸口上，真神奇，我立即心情放松，悠然入睡。我醒来后，知道是上天在照顾我。”
她积极乐观的态度，使我感动。
再来看看癌细胞六年后，汉娜又在我面前出现。
她更虚弱了，脸色苍白，显得两眼又黑又大。她说一年前她癌症复发，肋骨上有三个阴影，肺部有一个。她接受了剂量更重的化学疗法，然后又接受了一次骨髓移植。
“我骨头上的癌像个小老太太，到处游荡，来来去去，但是我应付得了。”她咬紧牙关说，“难受的不是癌，是药。我也害怕会死，心里很难受。”她这时是41岁。
就算她已向病魔屈服，从她的外表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这里是想再看看我的癌细胞，”她说，“我想在银幕上看，像你的讲座中那样，我想要逐一细看。”
我在医院讲堂把一块她的活组织玻片放映在银幕上，癌细胞放大到高尔夫球那么大。
她沿着通道慢慢走上前去触摸银幕，用手指轻扫她的癌细胞，仿佛想把它们从紊乱状态理顺。“真像一个个月亮，”她说，“每一个的样子都不同。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好好认识它们。”
“不忙。”我站在放映机旁边的黑暗中。
汉娜终于走回来了。“我要坦白告诉你一件怪事，”她说，“上次化疗结束后，我并没有宽慰的感觉。我仍然担心，怕可能有几个坏细胞漏网，又怕化疗对我已经不再有帮助。到现在我还是害怕。”
我感觉到她的信心和恐惧心理在激烈斗争。在这方面，我能做的只是倾听。
忘掉怎样死亡了又是四年过去了，汉娜再来找我。
“我真是很没用，”她说，“癌又复发了，扩散到肝，但我就是不相信我会死。”
我注意到她下眼睑的颜色加深了，脸色则更苍白。她全身疼痛，走动的时候面容扭曲，慢慢来到房角一张皮椅旁，小心翼翼地坐下。她腰上绑着个呼叫器大小的化学疗法泵机。“我想多了解一下我身体里面的这些小捣蛋鬼。”她说。癌细胞内部的细胞器太微小了，用我的显微镜无法看到，于是我给她看放大十万倍的黑白电子显微图。
她看着显微图，看得很入神，但没有做声。我等着听她这次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她的癌。“癌细胞既然对身体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为什么还要不断繁殖？”她终于说，“为什么它们不死掉？”她不再去想美丽的图像、比喻，她要正面对付她的癌。
我告诉她，机能障碍和多余的细胞通常会自行毁灭。
“癌细胞会不会自行毁灭？”
“显然不会。癌细胞忘掉怎样死亡了。”
“我也是。”她说，脸上浮起一丝笑容。接着，她突然哭了起来，浑身颤抖，似乎所有藏在体内的苦痛都跑出来了。“我有三个乖儿子，又有爱我的丈夫，”她说，“我要是死了，他们会很凄惨，因此我一定要撑下去。”
我紧紧抱着她，好久才放开。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敬爱汉娜，欣赏她应付癌症的态度，她的坚强，她的斗志，她维护家人的决心。我再也不能只把她当作玻片上染了色的死细胞看待。由于汉娜，我渐渐认识到，诊断和治疗策略对治病没有什么大作用，了解病人的需要然后给予帮助，才是治病良方。
火红的落叶
几个月后，汉娜带着小儿子来了。男孩好奇地盯着我，他已经决定长大了要做医生。
“纳德勒医生让我看看自己的活组织，”汉娜对儿子说，“他让我看我的病，让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是什么。”她得意到几乎忘形。
我一一回答了男孩提出的问题，我相信，他知道母亲曾经为了他而勇敢地与病魔搏斗。
“我感觉到我的病又要复发了，”汉娜说，“我常无端疲倦，又这里那里不舒服。因此我决定到缅因州去。”
“为什么？”我问。
“那里有秋叶，”她说，“我要去看秋天的景色。”
我仿佛见到癌细胞正在转移，挤进她的肺部、肝脏和骨头。她的免疫系统还行吗？药物对她还有帮助吗？还会有另一次开始吗？
汉娜和儿子手挽手离开我的办公室。她表现得充满自信，好像知道就算她跌倒了，还是能再站起来；如果倒地不起，还是会在另一时空再站起来。
我回去看我的显微镜。我努力在一堆癌细胞中搜索，寻找缅因州的落叶。那些叶子刚落下的时候火红艳丽，然后慢慢腐烂，成为肥料，滋养埋在下面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