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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的《红豆》写于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也可以称作中国文学的“解冻”时期。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鼓励文学要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突破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在这一时期，首先突破禁区的是一批四五十年代之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以年轻的眼光对现实发出质疑。这些“青春写作”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应，可以称作干预生活的创作;二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可以称作“爱情小说”。显然，《红豆》属于后者的范畴。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阐述。而在1948年的春天，一场命运般的邂逅，则注定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将在裂缝间诞生。玫虹间的感情，可能正如他们名字中的释义一般：玫瑰华丽而坚贞不渝，根茎上的刺却锋芒毕露;霓虹多彩而多情，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也许，玫虹的爱情，正如绚烂后的泡沫—经不起岁月的磨难与考量，溃败之后，遍体鳞伤。
一、红豆、小鸟儿与粉红色的夹竹桃
江玫作为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天真善良、待人温和。在与齐虹相遇之前，“生活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从来也没有波浪……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然而，在遇见自己的爱情之后，她重情且坚贞，即使“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但“只欢喜和他在一起”，且充盈着女性独特的直觉“觉得他对那两句诗的情感，更多于对她自己”。在面临险境时，依然保持着灵动活泼的性子，“江玫忽然很希望自己是一个手执拂尘的仙女”，“觉得那剥落的红墙也在盼望着……”然而，江玫的性格中仍然拥有截然不同的一面，在她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反美抗日大游行时，坚定地回答一位男同学：“你永远都要做一个兵？”“是的，永远。”在齐虹最后与她痛苦地告别时，依然坚持“我不后悔。”这可能因为江玫自身的家庭环境与性格使然，但从文章的结构上来看，这更多由于与齐虹价值观不同的争吵、萧素的奉献与付出、得知父亲的真正死因等。爱情的崩溃、友情的接纳、亲情的真相，一桩桩、一件件的痛苦往事都劈在江玫已经弦紧的神经上，由此，她的性格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形象也更生动、立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红豆”作为文章的题目，在文中也多次出现，已具备一定的象征意味。如倒叙时“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母亲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一个旧式发夹……还托着两粒红豆”“那红豆发夹落在地下，马上就被齐虹那穿着两色镶皮鞋的脚踩碎了”“以后，这两粒红豆就被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放在耶稣像后面的小洞里了”。齐虹最后与江玫分别时“看着那耶稣受难的像，她仿佛看见那像后的两粒红豆”。在这里，一方面红豆用了借代的手法，即象征江玫本人;另一方面因为红豆发夹是寡母给江玫的礼物，从小失去父亲的江玫，自然是十分珍视这份“礼物”，然而，它却被自己心心念念的人踩碎了，即“整个灵魂也被压碎了”。红豆，也是江玫和齐虹爱情的萌生到破碎的见证。
二、热烈而偏执的浪漫主义者
温文尔雅的齐虹，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去考度。在他与江玫初识时，这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便一下吸引了江玫的目光。“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相处一段时间后，便足以观察出齐虹家里的富裕与资本累积，“一提起齐虹的家……就浮现出富丽堂皇的大厅，老银行家在数着银元，叮叮当当响……”这样的阶级矛盾，本来就是横亘在玫虹间一个不可调和的隐患。初见时，江玫觉得“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清高”都与结尾处“他脸上那种漠不关心，什么都没看見的神气”遥相呼应。在开头，可能就已预示他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生人勿近气场”，这也为二人之间矛盾做了铺垫。
齐虹与江玫热恋时，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偏执甚至疯狂，一些言语甚至染上了恐怖的色彩。“咱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我恨人类！”“但在热情后面却有一些冰冷的东西”“我想要怎样，就要做到！好像江玫是他的一本书，或者一件仪器”“愤怒的阴云使他的脸变得很凶恶”。当他踩碎了江玫的发夹时，首先想法是把东西藏起来，做个纪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江玫也将是他占有欲和所有品的一部分，如不反抗，就只能永久地失去人身自由。
最后，齐虹决定去美国时，他便成了用情至深之人。他淋了透湿来到江玫家求情，他要走的时候“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眼睛红肿，嘴唇出血，脸上充满了烦躁和不安”。宗璞先生独特的场景描写也让他的自私、残暴性格少了几分。
三、白里透红的胖胖的面庞
萧素是江玫的同屋兼好友，在全篇中，她一出场就使人安心。“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她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做着工作。她的生活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常炽热，连石头也能温暖”。萧素卖血后，与江玫一起去看望她的母亲，“还看见千百万个母亲形销骨立心神破碎地被压倒在地下”。她在文中一直在引领江玫走向光明“人生的道路，本来不是平坦的，要和坏人斗争，也要和自己斗争”。正是因为萧素这如火般炽热的感情和力量，最终影响江玫选择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江玫第一次受到思想启蒙，是萧素带给她一本小书《方生未死之间》，在这里，她了解了一种新生活—真正的丰衣足食，真正的自由—奋斗，“在萧素的鼓励下，江玫参加了‘大家唱’歌咏团和‘新诗社’，她读着艾青、田间的诗，欢喜热情的鼓声”。“小鸟儿”的绰号，或许真的是江玫走向光明的隐喻。
萧素一直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段落间，因此性格前后没有较大变化。她就像情节的领航人，不仅带领江玫选择了自己的路，也为故事的发展推波助澜。
四、裂缝里的花朵去留间的抉择
回顾全文，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可谓一波三折，从初遇时的教弹钢琴，散步时关于“诗意”的阐述，互道姓名，关于自由的争执、感情升华，到江玫母亲怀疑齐虹，嫌隙开始，“江玫没有一点告知齐虹快乐的事”的欲望，萧素晕倒，玫虹矛盾升级。以及文章中两处明示爱情危机：“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些并不存在的童话，终究要萎谢的花朵，要散的云，会缺的月上面。”“窗外阶上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阶下……正像那粉碎了的花盆一样，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样，永远不能再重新完整起来，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在枝头”。
《红豆》发表后不久，便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其被认为具有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如姚文元的批评文章表示，“……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的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补偿的痛苦”。在这一点上，笔者是认同的。
文学的目标不是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而是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才能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江玫在故事中朗诵了艾青的《火把》，诗中唐尼这位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对江玫命运的影射。
“这些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巴人《论人情》中就提出“人情是人道主义”的观点，“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即使最后玫虹的爱情“像碎玻璃一般割着人”，但初遇时的热诚与美好，却是读者们能共同体会到的。这也不奇怪“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红豆》中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阐述。而在1948年的春天，一场命运般的邂逅，则注定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将在裂缝间诞生。玫虹间的感情，可能正如他们名字中的释义一般：玫瑰华丽而坚贞不渝，根茎上的刺却锋芒毕露;霓虹多彩而多情，有着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也许，玫虹的爱情，正如绚烂后的泡沫—经不起岁月的磨难与考量，溃败之后，遍体鳞伤。
一、红豆、小鸟儿与粉红色的夹竹桃
江玫作为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天真善良、待人温和。在与齐虹相遇之前，“生活像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从来也没有波浪……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然而，在遇见自己的爱情之后，她重情且坚贞，即使“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但“只欢喜和他在一起”，且充盈着女性独特的直觉“觉得他对那两句诗的情感，更多于对她自己”。在面临险境时，依然保持着灵动活泼的性子，“江玫忽然很希望自己是一个手执拂尘的仙女”，“觉得那剥落的红墙也在盼望着……”然而，江玫的性格中仍然拥有截然不同的一面，在她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反美抗日大游行时，坚定地回答一位男同学：“你永远都要做一个兵？”“是的，永远。”在齐虹最后与她痛苦地告别时，依然坚持“我不后悔。”这可能因为江玫自身的家庭环境与性格使然，但从文章的结构上来看，这更多由于与齐虹价值观不同的争吵、萧素的奉献与付出、得知父亲的真正死因等。爱情的崩溃、友情的接纳、亲情的真相，一桩桩、一件件的痛苦往事都劈在江玫已经弦紧的神经上，由此，她的性格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形象也更生动、立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红豆”作为文章的题目，在文中也多次出现，已具备一定的象征意味。如倒叙时“盒中露出来血点儿似的两粒红豆”“母亲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一个旧式发夹……还托着两粒红豆”“那红豆发夹落在地下，马上就被齐虹那穿着两色镶皮鞋的脚踩碎了”“以后，这两粒红豆就被装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放在耶稣像后面的小洞里了”。齐虹最后与江玫分别时“看着那耶稣受难的像，她仿佛看见那像后的两粒红豆”。在这里，一方面红豆用了借代的手法，即象征江玫本人;另一方面因为红豆发夹是寡母给江玫的礼物，从小失去父亲的江玫，自然是十分珍视这份“礼物”，然而，它却被自己心心念念的人踩碎了，即“整个灵魂也被压碎了”。红豆，也是江玫和齐虹爱情的萌生到破碎的见证。
二、热烈而偏执的浪漫主义者
温文尔雅的齐虹，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去考度。在他与江玫初识时，这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便一下吸引了江玫的目光。“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前面三尺的地方”。相处一段时间后，便足以观察出齐虹家里的富裕与资本累积，“一提起齐虹的家……就浮现出富丽堂皇的大厅，老银行家在数着银元，叮叮当当响……”这样的阶级矛盾，本来就是横亘在玫虹间一个不可调和的隐患。初见时，江玫觉得“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与世隔绝的清高”都与结尾处“他脸上那种漠不关心，什么都没看見的神气”遥相呼应。在开头，可能就已预示他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生人勿近气场”，这也为二人之间矛盾做了铺垫。
齐虹与江玫热恋时，就已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偏执甚至疯狂，一些言语甚至染上了恐怖的色彩。“咱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这样空虚，这样紊乱，这样丑恶！”“我恨人类！”“但在热情后面却有一些冰冷的东西”“我想要怎样，就要做到！好像江玫是他的一本书，或者一件仪器”“愤怒的阴云使他的脸变得很凶恶”。当他踩碎了江玫的发夹时，首先想法是把东西藏起来，做个纪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江玫也将是他占有欲和所有品的一部分，如不反抗，就只能永久地失去人身自由。
最后，齐虹决定去美国时，他便成了用情至深之人。他淋了透湿来到江玫家求情，他要走的时候“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眼睛红肿，嘴唇出血，脸上充满了烦躁和不安”。宗璞先生独特的场景描写也让他的自私、残暴性格少了几分。
三、白里透红的胖胖的面庞
萧素是江玫的同屋兼好友，在全篇中，她一出场就使人安心。“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她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做着工作。她的生活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常炽热，连石头也能温暖”。萧素卖血后，与江玫一起去看望她的母亲，“还看见千百万个母亲形销骨立心神破碎地被压倒在地下”。她在文中一直在引领江玫走向光明“人生的道路，本来不是平坦的，要和坏人斗争，也要和自己斗争”。正是因为萧素这如火般炽热的感情和力量，最终影响江玫选择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江玫第一次受到思想启蒙，是萧素带给她一本小书《方生未死之间》，在这里，她了解了一种新生活—真正的丰衣足食，真正的自由—奋斗，“在萧素的鼓励下，江玫参加了‘大家唱’歌咏团和‘新诗社’，她读着艾青、田间的诗，欢喜热情的鼓声”。“小鸟儿”的绰号，或许真的是江玫走向光明的隐喻。
萧素一直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段落间，因此性格前后没有较大变化。她就像情节的领航人，不仅带领江玫选择了自己的路，也为故事的发展推波助澜。
四、裂缝里的花朵去留间的抉择
回顾全文，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可谓一波三折，从初遇时的教弹钢琴，散步时关于“诗意”的阐述，互道姓名，关于自由的争执、感情升华，到江玫母亲怀疑齐虹，嫌隙开始，“江玫没有一点告知齐虹快乐的事”的欲望，萧素晕倒，玫虹矛盾升级。以及文章中两处明示爱情危机：“他们的爱情就建筑在这些并不存在的童话，终究要萎谢的花朵，要散的云，会缺的月上面。”“窗外阶上的夹竹桃被风刮到了阶下……正像那粉碎了的花盆一样，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样，永远不能再重新完整起来，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在枝头”。
《红豆》发表后不久，便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其被认为具有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如姚文元的批评文章表示，“……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的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补偿的痛苦”。在这一点上，笔者是认同的。
文学的目标不是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而是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才能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江玫在故事中朗诵了艾青的《火把》，诗中唐尼这位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对江玫命运的影射。
“这些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巴人《论人情》中就提出“人情是人道主义”的观点，“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即使最后玫虹的爱情“像碎玻璃一般割着人”，但初遇时的热诚与美好，却是读者们能共同体会到的。这也不奇怪“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红豆》中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