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二月底，毕飞宇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来到北京，围绕着自己的新作《小说课》，一连三场活动等着这位53岁的作家连轴转。在分别完成了与媒体和读者的见面会后，3月26日下午他登上了清华大学西阶梯教室的讲堂开讲《李商隐的太阳，李商隐的雨》。为了这场来京的“重头戏”，毕飞宇此前整整闭关七日备课写讲稿，足见作为现如今“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对三尺讲台的重视。
这堂公开课被拟定当日下午两点开始。不到一点半，慕名而来的学生们便将额定人数三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此等热情，毕飞宇倒也并不陌生，这两年来每逢在南大授课，不少外地读者甚至“打飞的”来旁听，而这本《小说课》本就是他这一阶段课堂“讲义”的结集。在这本书中，他从“直觉”出发，就着一个个文本与所对应的同行，鲁迅、蒲松龄、汪曾祺、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们见招拆招。
畢飞宇说过：“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一个人要有一定的阅读量之后，才会喜欢写作。有时候我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以比拟生命。有时候我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在之前同前央视主持人王雪纯的对谈中，毕飞宇说自己“摩挲”冲动来自儿时的经历：童年的他一大心愿便是拆开母亲的“英纳格”手表，彼时，在他看来这个神奇的物事掌握着定义时间的权力。“时间多好啊，谁也没看见过，我把它打开就可以看见时间了，但其实除了机械，你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写小说一个道理，我们渴望把生活的秘密找到，解开生活的壳给大家看，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这个秘密，但是我们还要去找，去聊。”
有了自己阅读的心得，表达出来便成了一种必然。圈里都知道毕飞宇喜欢跟人聊作家、作品，早些年甚至可以为此争论得“彻夜不休”。在评论家兼好友李敬泽看来，作家中有些特能说，有些特不能说；有些特不能说而能写，有些特能说而不能写的，“但是毕飞宇属于又能说又能写。如果有幸能成为他深入谈话的伙伴，对于智力与情感都会是一次很深刻的操练。”
而在评论家和他现如今的同行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眼中，毕飞宇绝对算得博闻强识。“他几乎可以一字一句地还原曾经读过的某本书的某个场景。在谈到某部小说时，他会说，大概在哪个位置是这样写的，这个细节后来他写某个小说时就用上了。你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会告诉你人的记忆是分区的，那些对他写作产生强烈刺激的印象，永远不会忘的。”
有了这两大特质，毕老师走上讲台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的事。有好事者甚至从他早期的作品《孤岛》《祖宗》《楚水》《叙事》中所涵盖的历史情结，推断出他的“学者梦”——在那些作品中叙述者一般都是史学研究者，如《叙事》中的“我”是个史学硕士，《驾纸飞机飞行》中的“我”是史学博士……把这话转述给毕老师却惹得事主哈哈大笑，他自言作为一名“写作者”，“最擅长的是把握一个人的思路，无论这个人做事是逻辑还是非逻辑的，他一定有一个思维的进程。对应到小说内部，从写作意义上的点，我会把它们一个个都抓出来。”
成功作家的身份让他敢于面对学生袒露自己真实的臧否，尤为与一般教授写作的教师不同的是，他敢于“下断语”。比如针对同辈老大哥莫言，毕飞宇的看法是，“他的天分太好了，他是个自成体系的人。读莫言时你要先吃饱，否则撑不住；而你非要去学莫言，我只能说你是吃饱了撑的。”在《小说课》的后记中，毕飞宇也反刍了自己的教学模式，“我的小说课从来不是学术式的，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随时打断我。我在讲解小说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围绕着作家的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四要素。它是不是合适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也许比‘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更接近小说。”
回到文章开头，尽管毕飞宇此次在清华大学的公开课的命题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诗中的白日与夜雨，但作为小说家的他还是从诗人的《夜雨寄北》中联想到现代主义小说开头的时间互文之感，“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压缩了时间。你们读到这想到了什么没有？反正我想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的面前，一定会记得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会想到加缪《局外人》的开篇，‘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
“当年，马尔克斯很自豪地对太太说，自己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发明小说。我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吹牛，就拿我们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小说来讲，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尤其是长篇，篇幅都缩短了，层面却更厚实了，这首先要感谢马尔克斯这位发明家。”末了，毕飞宇说。
Q=《北京青年》周刊A=毕飞宇
“我非常注重直觉，它可以抵达逻辑永远也抵达不到的地方”
Q：作为一名小说家，此次要讲一次“诗歌课”，而且选择了诗人中最沉郁顿挫的李商隐，为什么？
A：我对“诗人之痛”特别感兴趣，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诗歌史翻出来看，从屈原、到王粲，再到庚信、李白、柳宗元，一路捋下去，很快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李商隐之痛”。而一部中国的诗歌史，说白了也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夹缝史：李商隐之所以伟大，我之所以如此喜爱李商隐，因为他前有古人，因为他后有来者。他不是生活在诗歌的年代，而是小说的年代，他一定可以成为小说大师。在我看来，李商隐是曹雪芹的前身，曹雪芹是李商隐的后世。一个凭诗行云，一个借小说布雨。李商隐是我和我父亲特别喜欢的诗人，一直也没有机会讲讲他。
再者，我一直有个观点，写小说是蓝领，干的是苦活脏活；作诗歌则是当格格、贝勒爷。我在写小说之前毕竟是从诗歌起步的，到了1987年的秋天，我才把诗歌放弃了，一门心思写小说，这是我的历史。 Q：作为一名小说家，你去看小说，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在你看来怎样的小说才算是一部好小说？
A：好的东西要通过人的记忆力来体现。不好的东西，你背都背不出。好东西很好记的，最好的东西想忘都忘不掉。厉害的作家，他所写的段落和文字不是送到你的眼睛里，而是送到你的心里。假如我们的认知有平均值，好作家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一定远远高于这个平均值。
Q：谈谈你个人读小说的习惯。
A：读小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因为受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而苏联的文学批评又受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影响，它更多的是从小说的外围，比如小说和社会的關系，作家和社会的关系，小说如何接触社会的本质，小说如何指明未来社会的方向，其实做不到，但作家以为做到了。从外面去看小说多。有了这样一个传统以后，尤其在我们中国有一件事情，一脑袋扎进一个小说里头去，像潜水一样的，一脑袋进去之后，在很远的地方脑袋再出来，我觉得我聊这个小说，更多的就是进去之后再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具体到我读小说的习惯，我比较老派，不喜欢在电脑和手机上看小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我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写写画画。
Q： 关于小说写作虽说历代都有“文论”，但在一名成功的小说家内心深处，你真的认为小说是可以教的吗？
A：小说当然是可以教的，虽然它和其他行业的不同，在于其他的行业可以短期内看到成果，但小说不能 《小说课》 就是关于“怎么读小说”的。在我看来，读小说的过程就像脑袋扎进水里，进去了，之后再出来。我这本书就是关于脑袋怎么扎进去，然后怎么出来的这个过程。
小说可以教的一面，包括文学的知识，以及小说中基本的技术，比如描写、说理、抒情、处理人物关系等等。但小说教不了的，是才华，是想象力，是幽默，还有记性。首先，对于小说家是最重要的，是直觉。直觉就是：第一，小说家对于人物的把握、性格走向必须有直觉；第二，在小说运行的过程中，里面的人物就像波涛汹涌的河面上的气球，一会儿冒出来，一会儿下去，关键是你如何把控。其次，想象力也不能教。无论如何，我坚定不移的是：接受教育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Q：你现在的身份也是一名大学老师，同样是站在讲台上，你和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在授课习惯上有哪些不同？
A：某种程度上来讲，虽然我现在在大学工作，我应当以一副知识分子的腔调讲学理、讲逻辑，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非常注重直觉。因为直觉是可以抵达逻辑永远也抵达不到的那个地方，虽然直觉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误判。他是需要直觉的。可是如果我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我们是当医生的，误判可能就要出人命，它会带来非常恶的后果。文学好在哪呢？即使你的判断错的没边，他死不了人。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我和阅读之间的事情，本质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的阅读其实是好玩儿的一个结果。
Q：眼下出版的《小说课》就是你阅读的阶段性“结果”，你怎么评价这部讲义结集？
A：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比较而言，有一个遗憾，我们往往只是留下了优秀的文本，没有在文本之外为后人，为后来的写作者留下他如何进入文本的梳理，西方许多作家，尤其是大作家都有类似的作品，在我只是尝试着把我同文学相处的，在写作进程中的感触交代给读者。谈到讲义或者说备课，这在我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基本上我要讲的小说都是自己很熟悉的作品，但为了上课我还要把文本一一找出来再读一遍，一个字一个字的过，这个过程中你会不禁感慨，大师就是大师，经典就是经典，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过程也会对我未来的写作带来帮助，你只有眼高手才能高，一个作家的写作终究是大量的阅读带动的。
这堂公开课被拟定当日下午两点开始。不到一点半，慕名而来的学生们便将额定人数三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此等热情，毕飞宇倒也并不陌生，这两年来每逢在南大授课，不少外地读者甚至“打飞的”来旁听，而这本《小说课》本就是他这一阶段课堂“讲义”的结集。在这本书中，他从“直觉”出发，就着一个个文本与所对应的同行，鲁迅、蒲松龄、汪曾祺、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们见招拆招。
畢飞宇说过：“写作是阅读的儿子， 一个人要有一定的阅读量之后，才会喜欢写作。有时候我把小说看得很重，足可以比拟生命。有时候我也会把小说看得非常轻，它就是玩具，一个手把件，我的重点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在之前同前央视主持人王雪纯的对谈中，毕飞宇说自己“摩挲”冲动来自儿时的经历：童年的他一大心愿便是拆开母亲的“英纳格”手表，彼时，在他看来这个神奇的物事掌握着定义时间的权力。“时间多好啊，谁也没看见过，我把它打开就可以看见时间了，但其实除了机械，你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写小说一个道理，我们渴望把生活的秘密找到，解开生活的壳给大家看，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到这个秘密，但是我们还要去找，去聊。”
有了自己阅读的心得，表达出来便成了一种必然。圈里都知道毕飞宇喜欢跟人聊作家、作品，早些年甚至可以为此争论得“彻夜不休”。在评论家兼好友李敬泽看来，作家中有些特能说，有些特不能说；有些特不能说而能写，有些特能说而不能写的，“但是毕飞宇属于又能说又能写。如果有幸能成为他深入谈话的伙伴，对于智力与情感都会是一次很深刻的操练。”
而在评论家和他现如今的同行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眼中，毕飞宇绝对算得博闻强识。“他几乎可以一字一句地还原曾经读过的某本书的某个场景。在谈到某部小说时，他会说，大概在哪个位置是这样写的，这个细节后来他写某个小说时就用上了。你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会告诉你人的记忆是分区的，那些对他写作产生强烈刺激的印象，永远不会忘的。”
有了这两大特质，毕老师走上讲台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的事。有好事者甚至从他早期的作品《孤岛》《祖宗》《楚水》《叙事》中所涵盖的历史情结，推断出他的“学者梦”——在那些作品中叙述者一般都是史学研究者，如《叙事》中的“我”是个史学硕士，《驾纸飞机飞行》中的“我”是史学博士……把这话转述给毕老师却惹得事主哈哈大笑，他自言作为一名“写作者”，“最擅长的是把握一个人的思路，无论这个人做事是逻辑还是非逻辑的，他一定有一个思维的进程。对应到小说内部，从写作意义上的点，我会把它们一个个都抓出来。”
成功作家的身份让他敢于面对学生袒露自己真实的臧否，尤为与一般教授写作的教师不同的是，他敢于“下断语”。比如针对同辈老大哥莫言，毕飞宇的看法是，“他的天分太好了，他是个自成体系的人。读莫言时你要先吃饱，否则撑不住；而你非要去学莫言，我只能说你是吃饱了撑的。”在《小说课》的后记中，毕飞宇也反刍了自己的教学模式，“我的小说课从来不是学术式的，学生在课堂上也可以随时打断我。我在讲解小说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围绕着作家的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四要素。它是不是合适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也许比‘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更接近小说。”
回到文章开头，尽管毕飞宇此次在清华大学的公开课的命题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诗中的白日与夜雨，但作为小说家的他还是从诗人的《夜雨寄北》中联想到现代主义小说开头的时间互文之感，“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压缩了时间。你们读到这想到了什么没有？反正我想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的面前，一定会记得他的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我会想到加缪《局外人》的开篇，‘今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
“当年，马尔克斯很自豪地对太太说，自己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发明小说。我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吹牛，就拿我们中国九十年代之后的小说来讲，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尤其是长篇，篇幅都缩短了，层面却更厚实了，这首先要感谢马尔克斯这位发明家。”末了，毕飞宇说。
Q=《北京青年》周刊A=毕飞宇
“我非常注重直觉，它可以抵达逻辑永远也抵达不到的地方”
Q：作为一名小说家，此次要讲一次“诗歌课”，而且选择了诗人中最沉郁顿挫的李商隐，为什么？
A：我对“诗人之痛”特别感兴趣，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诗歌史翻出来看，从屈原、到王粲，再到庚信、李白、柳宗元，一路捋下去，很快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李商隐之痛”。而一部中国的诗歌史，说白了也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夹缝史：李商隐之所以伟大，我之所以如此喜爱李商隐，因为他前有古人，因为他后有来者。他不是生活在诗歌的年代，而是小说的年代，他一定可以成为小说大师。在我看来，李商隐是曹雪芹的前身，曹雪芹是李商隐的后世。一个凭诗行云，一个借小说布雨。李商隐是我和我父亲特别喜欢的诗人，一直也没有机会讲讲他。
再者，我一直有个观点，写小说是蓝领，干的是苦活脏活；作诗歌则是当格格、贝勒爷。我在写小说之前毕竟是从诗歌起步的，到了1987年的秋天，我才把诗歌放弃了，一门心思写小说，这是我的历史。 Q：作为一名小说家，你去看小说，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在你看来怎样的小说才算是一部好小说？
A：好的东西要通过人的记忆力来体现。不好的东西，你背都背不出。好东西很好记的，最好的东西想忘都忘不掉。厉害的作家，他所写的段落和文字不是送到你的眼睛里，而是送到你的心里。假如我们的认知有平均值，好作家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一定远远高于这个平均值。
Q：谈谈你个人读小说的习惯。
A：读小说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因为受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而苏联的文学批评又受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影响，它更多的是从小说的外围，比如小说和社会的關系，作家和社会的关系，小说如何接触社会的本质，小说如何指明未来社会的方向，其实做不到，但作家以为做到了。从外面去看小说多。有了这样一个传统以后，尤其在我们中国有一件事情，一脑袋扎进一个小说里头去，像潜水一样的，一脑袋进去之后，在很远的地方脑袋再出来，我觉得我聊这个小说，更多的就是进去之后再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具体到我读小说的习惯，我比较老派，不喜欢在电脑和手机上看小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我喜欢在书页的空白处写写画画。
Q： 关于小说写作虽说历代都有“文论”，但在一名成功的小说家内心深处，你真的认为小说是可以教的吗？
A：小说当然是可以教的，虽然它和其他行业的不同，在于其他的行业可以短期内看到成果，但小说不能 《小说课》 就是关于“怎么读小说”的。在我看来，读小说的过程就像脑袋扎进水里，进去了，之后再出来。我这本书就是关于脑袋怎么扎进去，然后怎么出来的这个过程。
小说可以教的一面，包括文学的知识，以及小说中基本的技术，比如描写、说理、抒情、处理人物关系等等。但小说教不了的，是才华，是想象力，是幽默，还有记性。首先，对于小说家是最重要的，是直觉。直觉就是：第一，小说家对于人物的把握、性格走向必须有直觉；第二，在小说运行的过程中，里面的人物就像波涛汹涌的河面上的气球，一会儿冒出来，一会儿下去，关键是你如何把控。其次，想象力也不能教。无论如何，我坚定不移的是：接受教育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
Q：你现在的身份也是一名大学老师，同样是站在讲台上，你和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在授课习惯上有哪些不同？
A：某种程度上来讲，虽然我现在在大学工作，我应当以一副知识分子的腔调讲学理、讲逻辑，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我非常注重直觉。因为直觉是可以抵达逻辑永远也抵达不到的那个地方，虽然直觉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误判。他是需要直觉的。可是如果我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我们是当医生的，误判可能就要出人命，它会带来非常恶的后果。文学好在哪呢？即使你的判断错的没边，他死不了人。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我和阅读之间的事情，本质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的阅读其实是好玩儿的一个结果。
Q：眼下出版的《小说课》就是你阅读的阶段性“结果”，你怎么评价这部讲义结集？
A：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比较而言，有一个遗憾，我们往往只是留下了优秀的文本，没有在文本之外为后人，为后来的写作者留下他如何进入文本的梳理，西方许多作家，尤其是大作家都有类似的作品，在我只是尝试着把我同文学相处的，在写作进程中的感触交代给读者。谈到讲义或者说备课，这在我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基本上我要讲的小说都是自己很熟悉的作品，但为了上课我还要把文本一一找出来再读一遍，一个字一个字的过，这个过程中你会不禁感慨，大师就是大师，经典就是经典，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过程也会对我未来的写作带来帮助，你只有眼高手才能高，一个作家的写作终究是大量的阅读带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