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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以战后英国为大背景，写下了倍受后人肯定的意识流小说《达洛维夫人》，其中塑造了一位罹患战后创伤性心理疾病的退伍军人史密斯，其在接受强制隔离治疗后跳楼自杀。八十年后，美国著名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在自己的小说《时时刻刻》中将这个小说做了精妙“篡改”，将退伍军人变成了艾滋病患者。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和平年代的隐疾已经不再是战争遗恨，而是另一些被全世界抛弃的少数群体，其中HIV感染阳性患者最具代表性。
自1981年第一位艾滋病患被诊断出之后，就预示着“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人们对这种破坏免疫系统的疾病视为虎狼，因为传播途径的特殊性，也很自然地将它与“滥交”、“同性恋”、“色情行业”等词汇联系起来，于是乎，同样是“绝症”，艾滋病患者却鲜少能得到同情与呵护，而是被绑在了“社会歧视链”的底层。哪怕早在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意在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让更多的人摘下有色眼镜，给予感染者关心与包容，可随着每年全球艾滋病患者报告人数的有增无减，它依旧被无限的妖魔化，甚至成为某种“禁忌”。
在“受惩”中绝望呐感
美国悬念电影大师希区柯克为他的惊悚片电影《惊魂记》甄选男主角的时候，挑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安东尼.博金斯，原因是此人看起来很阴郁，有些神经质，符合变态杀手的性格特征。电影大获成功之后，博金斯从此成了“疯子”的银幕代言人，直至58岁那年死于艾滋病。事实上，艾滋的魔爪已伸向每个领域的佼佼者，其中包括英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明星之一弗雷迪.梅库里、同志导演德里克.加曼等等。
然而，世界上第一位敢于公布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的女明星，却与日本国有着微妙的联系，这个人就是日德混血名模周天娜，也是著名化妆品牌资生堂的早期专属模特。不得不承认，幸亏周天娜是国际明星，意识形态与普通日本人有天壤之别，才成为勇于发声的典范。在名人圈之外，更多默默无闻的社会成员，在道德标准线极高的东瀛只能低下头颅，时至今日，连名人公开同志性取向都鲜少被公众接受，更何况是感染了艾滋？因此患者们只能夹缝求生，除了疾病困扰，还得承受歧视之苦。
依据201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艾滋病动向委员会公布的报告，截止2014年，HIV患者的报告数达到16903例，也就意味着，自2011年起，连续两年艾滋病新增人数都破了新高。残酷的是，这个数据的权威性并没有得到肯定，因为有更多的人拒绝接受艾滋病检查，即便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也不会坦然承认。在很多国家，公开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于是他们选择这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苟延残喘。
为什么日本人要隐瞒自己被艾滋侵袭的事实？这与整个社会的保守风气密不可分。以一位罹患艾滋病的单身母亲华莲（化名）为例，她讲述了自己被确诊以后的亲身经历。在此之前，华莲已经怀孕，接受孕检过程中被告知HIV感染阳性，从那一刻开始，周围人的眼光都变了，不仅恋人与之果断分手，连护士也会尽量地离她远一点。华莲在反复挣扎之后，依然决定照常生产，当诞下的婴儿确定没有感染艾滋病源之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华莲的好运气得归功于日本第一批HIV感染阳性患者，他们在被宣判已经“受到神的惩罚”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哀叹命运不公，却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公权力部门，起诉政府不作为，没有给艾滋病患者开发HIV药物。此举得到政府重视，火速组织了艾滋病支援团队，用了八年多的时间专研艾滋病治疗，在全国各地设立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医院，开设艾滋病检查窗口。
但是，艾滋病依旧防不胜防，中招者逐年递增，某一年，一位AV女优公开了自己感染HIV之后，让人不得不将东瀛生生不息的风俗业视为“灾难源头”，因肾功能衰弱隐退的饭岛爱也曾被媒体猜测是感染了艾滋。
从江户时代开始，政府便允许风俗店“遍地开花”，只要离开政府机构、学校、图书馆等地两百米的范围，就可以进行从业。日本色情产业已兴盛逾三十年，参与过AV拍摄的成员高达二十多万人，女优更是走马灯一般每年大概率换新。
这种在日本合法的性生活风俗，也令长久得不到认可的同性恋群体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东京的新宿二丁目。密布的夜场、色情中介与风俗店相映成趣的歌舞伎一番町，令新宿成为色声犬马的情色天堂，二丁目更是同志深夜出游的好去处，也一度成为受人唾弃的“孤岛”。甚至诸多的电视娱乐综艺节目里，主持人要调侃打扮精致的男嘉宾，都会来一句：“收工以后您会去二丁目转转吧？”
艾滋病的蔓延，自然会波及到同性恋，有将那里视为精神家团的感染者感叹：“很多夜店的妈妈桑都会拒绝我们进入。”
“被拒绝”对艾滋病患者来讲可谓家常便饭，根据对已知患者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其中73.8%的感染者能正常生活，可是却有55.6%的感染者没有得到其工作单位的正常对待，更有90.2%的感染者认为工作单位的艾滋病应对措施不完善。这一切的根源，都基于多数人对艾滋病的误解。
可以说，艾滋病患者真正的痛苦并非身体困扰，更多的则来自于心理上的绝望，成为“羞耻”的异类，令他们无处求援。
“朗读者”的沟通之道
艾滋之苦波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有口难言，多数患者只能孤独等死。这种局面是如何被反转的？那还得感谢饱受争议的二丁目，更得感谢一位叫张由纪夫的艺术家。
要说张由纪夫，得先谈谈另一位影响全世界的日籍艺术家——古桥悌二。古桥悌二是活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艺术先锋人物，诞生于日本京都的Dumb Type（讽刺“高级艺术”的舞台表现艺术）就是在他搞出来的。1992年，古桥宣布了他罹患艾滋病的消息，并于三年后去逝。
作为古桥悌二的追随者之一，张由纪夫从此开始关注艾滋病患者，他回到日本之后，发现整个社会都对这种病闭而不谈，也很难看到HIV阳性者的踪迹。显然，这不是说日本的病患很少，相反的，问题可能更严重，多数人因为诸多原因，都在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无疑是害人害已的行为。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张由纪夫掀起了一场“艾滋革命”，他在二丁目找了一块场地，门口的标语牌上写明，此处敞开大门迎接三类人：HIV携带者、非HIV携带者，以及不确定是否携带者。
将这三类人吸纳进来，一是让他们能听听同类人的心声，二是鼓励他们像古桥悌二那样勇敢面对疾病，三来可以借此传播相关的预防知识。于是，患者们为张由纪夫递上了自己的“艾滋手记”，里头详细记录了在与艾滋同行的日子里，他們遭遇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做了些什么。
就这样，“HIV阳性者手记朗读活动”在二丁目正式开启，每月一次，让艾滋病患者得以与这个世界充分沟通，搭建起了共鸣的桥梁。活动越办越大，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吸引了大批明星名流来做“朗读者”，其中包括柔道家吉田秀彦、歌手曾我部惠一，甚至还有明星演员中谷美纪。
张由纪夫带领的艾滋支援团队还将手记印刷成册，在各地发放，以普及预防知识，同时也是在不断与社会博弈，让患者能得到公平的待遇。这番努力没有白费，它不仅逐渐敲碎了民众搭起的“歧视铁墙”，也促进了政府对于艾滋病政策的完善。
2006年，厚生劳动省首次拨出资金，成立了艾滋病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吸纳了活跃于同志社区的成员，也建立了“HIV MAP”等相关网站，提供汇总检查和咨询的信息，收集意见。组长市川诚一直言，在改善检查环境的基础上，社区的朗读活动进一步使政策得以不断改良。
朗读手记不再是少数群体抱团取暖的仪式，后来还有大批的HIV检查窗口保健士参与其中，以“将心比心”的方式摒除偏见。在此之前，大部分的职业护工一听委托方是艾滋病人，都会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由推掉工作，如今这种风气已不复存在。
朗读会举办至今已超过十五年，这十五年给无数的患者打开了心灵之窗，也成为民间组织与政府通力合作的最佳范本，为此厚生劳动县研究组批准将HIV感染阳性患者朗读会做成广播节目，拓展了宣传途径。
2009年，厚生劳动省艾滋动向委员会统计，保健所HIV检查例数达到122493件，咨询数下降趋势明显，很明显，关于艾滋病这个领域需要进一步的知识普及。与此同时，医学领域也同样在为之奋斗，针对艾滋的阻断药已经普及，危险行为后72小时内可进行服用，阻断艾滋病毒的成功率已高达99.5%。
于是，志愿者的数量开始增加了，摄影家长谷良树便是其中之一，在纽约定居期间，他首次接触到了艾滋病群体，于是决定为他们争取权益。回到日本以后，长谷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走了无数的地方，为艾滋病患者拍照，并出版了写真集，以此告诉世人——除了生病，HIV携带者和普通人并没有两样。
这些志愿者的奔走呼吁，终于有了成效;于是在2011年一年内，东京的同志圈内有47%的男性同志接受了HIV检查。这就意味着，除了风俗店从业者严格依照规定，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之外;一度被忽略的同志群体也放下顾虑，树立起为自己负责，也为他人负责的健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