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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造味儿”还是“人情味儿”？这不仅是新一轮教材修订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恐怕也是整个义务教育体系需要反思的症结所在。
在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界，最近有两件人尽皆知的“大事”。一是一本编写于79年前的民国版语文教材突然在网上热卖，一时间好评如潮，得到家长、学生和众多网友的推崇；二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于去年12月29日发布消息，称2011年将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
从表面看，两件事情似乎并无太多关联；而实际上，它们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两条新闻相隔不过一两个月，是否互为因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不难看出的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不仅难以受到老师、家长们的欢迎，反而正在成为“众矢之的”。
老教材里的新理念
“先生，早。”
“小朋友，早。”
两句话，七个字。这就是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文字。这本诞生于民国期间的老教材可谓“来头不小”，它由一代教育大家叶圣陶编写、并由漫画大师丰子恺绘制插图，全书风格活泼亲切、充满童趣，并且十分贴近儿童口语，在1949年以前共印行了40余版次。
时隔70余年，这本老教材突然间在网络上再一次大放异彩，得到包括老师、家长、学生在内的众多网友追捧。一时间，热潮很快从论坛、博客、微博蔓延到各大购书网站、实体书店以及出版社，粉丝们争相购买该教材的重印本，造成多家书店、出版社纷纷断货……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造成了如此疯狂的“盛况”？
正如那篇只有七个字，却让孩子们很自然地领悟了“礼貌”二字的课文一样，《开明国语课本》的文字虽然浅显简单，讲述的道理却不失真意。编者从儿童的心理出发，从儿童的口吻，通过充满趣味性的语言启发孩子们去发现人性当中的真善美。有网友评论说，《开明国语课本》富有童心，符合人性，真实性和趣味性兼备，是“带着真正的爱在做教育”。
一方面是大师们编得用心、处处体现亲切的“人情味儿”；另一方面，课文题材多选人与自然、花鸟鱼虫甚至猫猫狗狗，构成一组清新隽永的儿童田园诗，“不用教，娃娃一读成诵”。这样的教材，无论是70年前的民国儿童，还是如今吃着肯德基、敲着“火星文”长大的新新一代，都能带着轻松的心态学习，并于不知不觉中接受其潜移默化的引导。
有评论认为，这些国语课本将崭新的教育理念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对学生不是训诫和管教，而是引导和培育，并不以单一而强横的标准答案来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能博纳多种价值观并包容各种思想。它虽然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课本，却真正体现了当前语文教学新课标所追求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真正体现了教育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培养孩子真善美的情操与素养。
新教材里的旧教条
就在民国版语文教材梅开二度、大获好评的同时，现行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却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炮轰”，各种批判声、质疑声不绝于耳。
“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
种种反对声中，火力最大的一枚“炮弹”来自浙江杭州的语文教师郭初阳和他所率领的研究团队。
2008年10月，由几十位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自发成立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开始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专项研究，对目前使用较广的人教版、苏教版及北师大版3个版本教材中的相关课文进行分析，研究报告以《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为题，刊发在2009年2月的《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上。
研究报告一出，无论在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报告于2010年9月结集出版，书名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经发售，销量火爆。
这是民间力量第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性梳理，从“母爱”这个特定视角来审视我们教材的品质。在郭初阳的研究报告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形象不外两张脸孔：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鲜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而不论苦大仇深还是道德完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者以爱之名，行摧残之实。
对母亲形象的研究，只是郭初阳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切入点。更令他忧心的是语文教材中无处不在的空洞说教与“贴标签”式的思想灌输。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无异于一剂侵蚀孩子童心与想象力的“毒药”。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爸爸爱我，妈妈爱我，我也爱爸爸、妈妈。在温暖的家中，我快乐地长大。”
这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中的一篇课文。郭初阳和他的“第一线”教育团队给出的点评是这样的——
“没有生动的情节和可见可感的形象，希望一个六龄孩童从孤零零的一个‘爱’字以及对这个字的反复申告中获得关于‘幸福’、‘温暖’、‘快乐’诸如此类的体验，是否可靠？孩子对家、对爱，需要有具体的、细微的事物来链接。这些细微的东西，如同一盏盏灯，在黑暗海洋中笼出一片光明来。”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妈妈告诉我：‘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啊，妈妈的爱是亲切的教诲”、“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除了口号式的爱国主义，就是禁令式的规矩与准则，刻板乏味、千篇一律，不仅难以达到教育的初衷，还牢牢束缚住了孩子的思维。
80后的上班族小梁回忆起儿时的语文课本时，对很多经典课文记忆犹新、并且津津乐道。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记住的不是‘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空洞无味的说教，而是《小马过河》里那匹好奇而勇敢的小马，《穷人》中善良的渔夫和妻子桑娜，是《少年闰土》中那幅‘深蓝色天空、金黄色圆月’的美丽画面和闰土颈上那只‘明晃晃的银项圈’……我记住的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形象，从这些形象中我读懂了人性的真善美，学会了做人与做事的准则。”
正如《救救孩子》的编者所说，他们最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至真至善至美的文字形象伴随孩子左右，为生命打下温暖、厚实的底色。
人本靠后，政治先行
针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本刊记者对北京市新学校研究院的马红芳进行了采访。
马红芳表示，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就是“假大空”。其中，文章“造假”现象是引起最多争议的，比如《陈毅探母》一文就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问题。课文的初衷是为了体现革命领导人陈毅对母亲的孝顺，教育孩子们孝敬父母，同时也体现老一辈领导人高尚的人格情操，但文中多处内容及细节都存在虚构现象。这样的课文，就不再是为教育服务，而是纯粹为政治服务了。
“其实，编写教材的专家们本身也清楚这样的文章不适合孩子们阅读。但是没办法，中国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行政化色彩又非常浓厚，编写这样的内容属于‘政治任务’，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经常与教材编写专家们打交道的马红芳如此感慨。
好的儿童文学从不说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的作品即是如此。他笔下的经典童话《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曾经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记忆，为他们的童年留下了明艳缤纷的色彩。郑渊洁为自己的儿子亲自编写的教材，用童话的语言和孩子的视角教会孩子认识大千世界，也一度成为儿童文学市场上的畅销书籍。
反观小学语文教材，它所承载的“道”却太过宏大、高尚、沉重了，小学生很难承受得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语文课本有过多次改革，虽然其中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淡，但高高在上的说教依然存在。对民国版老课本的怀旧，其实是家长们对教育回归本真价值的呼唤与期待。
“在我看来，教材改革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成熟有经验的老师来说，教材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教什么、怎么教，教师的自主权很大。我们所谈的教材问题，归根结底其实是教育思想的问题。对于教育工作者和教材编写者来说，原有的教育思想该如何转变，是最为关键的。”马红芳说。
要“人造味儿”还是“人情味儿”？这不仅是新一轮教材修订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恐怕也是整个义务教育体系需要反思的症结所在。
正如有媒体在《救救孩子》一书的封底所评论的那样：“当成人化的社会因为功利失去真实时，常识的回归往往是最为艰难的，课本仅仅是一个缩影。但在一个新的时代，人们如何理解真正的爱国主义，如何重新认识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直至个人等相互的构成与位置，仍然是有待修订的课本，且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公益靠后，利益先行
在教材内容频遭争议的背后，教材市场的过度商品化也是难以忽略的影响因素。
作为教育的载体，教材承担着传递知识、启迪智慧的使命，这是教材的公益性所在；但由于市场经济下教材市场的开放，教材逐渐成为众多出版社追求利润的工具，成了一种商品。教材的商品化，直接导致了各种乱象的丛生。
自2001年基础教育改革以来，全国共有82家出版社组织编写并经教育部审定通过了298套、3600多种义务教育课标教材。2005年，随着教材选用权下放到各地市教育部门，各家出版社争夺教材市场份额的战火愈演愈烈。过度商品化的竞争直接导致了教材质量下降、教材与教学需求脱节、教材发行环节官商勾结、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发生于2010年9月的安徽“教材门”事件正是教材商品化积弊的爆发。新学年开学伊始，110万安徽学子领到教材时发现手上教材已经更换了版本，与之前所学并不配套，尤其是英语课本难度陡增，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进程。而此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地方教育部门在教材发行过程中的垄断与教材出版方、发行方利益的重新分配。
马红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透露，很多中小学在选用教材时的考虑都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有时为了不“得罪”出版社，学校往往会同时选用两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教材；有时为了赚取更多利益，学校的相关人员会选择“回扣”较高的教材，即使该教材的质量低下、或者并不适合学生。
如何将教材公益化与商品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探讨教材内容的“人造味儿”与“人情味儿”的同时，还给教材市场本身一片纯洁的环境同样刻不容缓。毕竟，孩子是单纯的，在为孩子创造的世界里，一切都应该简单起来。
在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界，最近有两件人尽皆知的“大事”。一是一本编写于79年前的民国版语文教材突然在网上热卖，一时间好评如潮，得到家长、学生和众多网友的推崇；二是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于去年12月29日发布消息，称2011年将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
从表面看，两件事情似乎并无太多关联；而实际上，它们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两条新闻相隔不过一两个月，是否互为因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不难看出的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尤其是语文教材，不仅难以受到老师、家长们的欢迎，反而正在成为“众矢之的”。
老教材里的新理念
“先生，早。”
“小朋友，早。”
两句话，七个字。这就是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文字。这本诞生于民国期间的老教材可谓“来头不小”，它由一代教育大家叶圣陶编写、并由漫画大师丰子恺绘制插图，全书风格活泼亲切、充满童趣，并且十分贴近儿童口语，在1949年以前共印行了40余版次。
时隔70余年，这本老教材突然间在网络上再一次大放异彩，得到包括老师、家长、学生在内的众多网友追捧。一时间，热潮很快从论坛、博客、微博蔓延到各大购书网站、实体书店以及出版社，粉丝们争相购买该教材的重印本，造成多家书店、出版社纷纷断货……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造成了如此疯狂的“盛况”？
正如那篇只有七个字，却让孩子们很自然地领悟了“礼貌”二字的课文一样，《开明国语课本》的文字虽然浅显简单，讲述的道理却不失真意。编者从儿童的心理出发，从儿童的口吻，通过充满趣味性的语言启发孩子们去发现人性当中的真善美。有网友评论说，《开明国语课本》富有童心，符合人性，真实性和趣味性兼备，是“带着真正的爱在做教育”。
一方面是大师们编得用心、处处体现亲切的“人情味儿”；另一方面，课文题材多选人与自然、花鸟鱼虫甚至猫猫狗狗，构成一组清新隽永的儿童田园诗，“不用教，娃娃一读成诵”。这样的教材，无论是70年前的民国儿童，还是如今吃着肯德基、敲着“火星文”长大的新新一代，都能带着轻松的心态学习，并于不知不觉中接受其潜移默化的引导。
有评论认为，这些国语课本将崭新的教育理念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对学生不是训诫和管教，而是引导和培育，并不以单一而强横的标准答案来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而能博纳多种价值观并包容各种思想。它虽然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课本，却真正体现了当前语文教学新课标所追求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真正体现了教育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培养孩子真善美的情操与素养。
新教材里的旧教条
就在民国版语文教材梅开二度、大获好评的同时，现行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材却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炮轰”，各种批判声、质疑声不绝于耳。
“我们的孩子在吃错药！”
种种反对声中，火力最大的一枚“炮弹”来自浙江杭州的语文教师郭初阳和他所率领的研究团队。
2008年10月，由几十位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自发成立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开始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进行专项研究，对目前使用较广的人教版、苏教版及北师大版3个版本教材中的相关课文进行分析，研究报告以《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为题，刊发在2009年2月的《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上。
研究报告一出，无论在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份报告于2010年9月结集出版，书名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经发售，销量火爆。
这是民间力量第一次对小学语文教材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性梳理，从“母爱”这个特定视角来审视我们教材的品质。在郭初阳的研究报告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形象不外两张脸孔：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如同圣女。鲜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而不论苦大仇深还是道德完美，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者以爱之名，行摧残之实。
对母亲形象的研究，只是郭初阳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切入点。更令他忧心的是语文教材中无处不在的空洞说教与“贴标签”式的思想灌输。在他看来，这样的文章无异于一剂侵蚀孩子童心与想象力的“毒药”。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爸爸爱我，妈妈爱我，我也爱爸爸、妈妈。在温暖的家中，我快乐地长大。”
这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中的一篇课文。郭初阳和他的“第一线”教育团队给出的点评是这样的——
“没有生动的情节和可见可感的形象，希望一个六龄孩童从孤零零的一个‘爱’字以及对这个字的反复申告中获得关于‘幸福’、‘温暖’、‘快乐’诸如此类的体验，是否可靠？孩子对家、对爱，需要有具体的、细微的事物来链接。这些细微的东西，如同一盏盏灯，在黑暗海洋中笼出一片光明来。”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妈妈告诉我：‘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啊，妈妈的爱是亲切的教诲”、“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除了口号式的爱国主义，就是禁令式的规矩与准则，刻板乏味、千篇一律，不仅难以达到教育的初衷，还牢牢束缚住了孩子的思维。
80后的上班族小梁回忆起儿时的语文课本时，对很多经典课文记忆犹新、并且津津乐道。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记住的不是‘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空洞无味的说教，而是《小马过河》里那匹好奇而勇敢的小马，《穷人》中善良的渔夫和妻子桑娜，是《少年闰土》中那幅‘深蓝色天空、金黄色圆月’的美丽画面和闰土颈上那只‘明晃晃的银项圈’……我记住的是一个个具体可感的形象，从这些形象中我读懂了人性的真善美，学会了做人与做事的准则。”
正如《救救孩子》的编者所说，他们最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至真至善至美的文字形象伴随孩子左右，为生命打下温暖、厚实的底色。
人本靠后，政治先行
针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本刊记者对北京市新学校研究院的马红芳进行了采访。
马红芳表示，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就是“假大空”。其中，文章“造假”现象是引起最多争议的，比如《陈毅探母》一文就存在与事实不符的问题。课文的初衷是为了体现革命领导人陈毅对母亲的孝顺，教育孩子们孝敬父母，同时也体现老一辈领导人高尚的人格情操，但文中多处内容及细节都存在虚构现象。这样的课文，就不再是为教育服务，而是纯粹为政治服务了。
“其实，编写教材的专家们本身也清楚这样的文章不适合孩子们阅读。但是没办法，中国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行政化色彩又非常浓厚，编写这样的内容属于‘政治任务’，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经常与教材编写专家们打交道的马红芳如此感慨。
好的儿童文学从不说教，人生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的作品即是如此。他笔下的经典童话《舒克和贝塔》、《皮皮鲁和鲁西西》曾经伴随了一代人成长的记忆，为他们的童年留下了明艳缤纷的色彩。郑渊洁为自己的儿子亲自编写的教材，用童话的语言和孩子的视角教会孩子认识大千世界，也一度成为儿童文学市场上的畅销书籍。
反观小学语文教材，它所承载的“道”却太过宏大、高尚、沉重了，小学生很难承受得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语文课本有过多次改革，虽然其中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淡，但高高在上的说教依然存在。对民国版老课本的怀旧，其实是家长们对教育回归本真价值的呼唤与期待。
“在我看来，教材改革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成熟有经验的老师来说，教材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教什么、怎么教，教师的自主权很大。我们所谈的教材问题，归根结底其实是教育思想的问题。对于教育工作者和教材编写者来说，原有的教育思想该如何转变，是最为关键的。”马红芳说。
要“人造味儿”还是“人情味儿”？这不仅是新一轮教材修订者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恐怕也是整个义务教育体系需要反思的症结所在。
正如有媒体在《救救孩子》一书的封底所评论的那样：“当成人化的社会因为功利失去真实时，常识的回归往往是最为艰难的，课本仅仅是一个缩影。但在一个新的时代，人们如何理解真正的爱国主义，如何重新认识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直至个人等相互的构成与位置，仍然是有待修订的课本，且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公益靠后，利益先行
在教材内容频遭争议的背后，教材市场的过度商品化也是难以忽略的影响因素。
作为教育的载体，教材承担着传递知识、启迪智慧的使命，这是教材的公益性所在；但由于市场经济下教材市场的开放，教材逐渐成为众多出版社追求利润的工具，成了一种商品。教材的商品化，直接导致了各种乱象的丛生。
自2001年基础教育改革以来，全国共有82家出版社组织编写并经教育部审定通过了298套、3600多种义务教育课标教材。2005年，随着教材选用权下放到各地市教育部门，各家出版社争夺教材市场份额的战火愈演愈烈。过度商品化的竞争直接导致了教材质量下降、教材与教学需求脱节、教材发行环节官商勾结、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发生于2010年9月的安徽“教材门”事件正是教材商品化积弊的爆发。新学年开学伊始，110万安徽学子领到教材时发现手上教材已经更换了版本，与之前所学并不配套，尤其是英语课本难度陡增，严重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进程。而此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地方教育部门在教材发行过程中的垄断与教材出版方、发行方利益的重新分配。
马红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透露，很多中小学在选用教材时的考虑都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有时为了不“得罪”出版社，学校往往会同时选用两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教材；有时为了赚取更多利益，学校的相关人员会选择“回扣”较高的教材，即使该教材的质量低下、或者并不适合学生。
如何将教材公益化与商品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探讨教材内容的“人造味儿”与“人情味儿”的同时，还给教材市场本身一片纯洁的环境同样刻不容缓。毕竟，孩子是单纯的，在为孩子创造的世界里，一切都应该简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