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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生中曾18次来广东，解放前3次，解放后15次（含改革开放后来的5次）。他编创了中国春天的故事，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燃星火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顿时举国欢腾，人们都翘首企盼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但是，这种企盼却迟迟未能见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开始沉思，如何打破这一僵局……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广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于11月11日由北京乘专机飞抵广州。
邓小平在广州与叶剑英多次密谈交换意见，他还批示了多份中央文件，并同叶剑英一道主持过两三次会议。17日下午及18日上午，邓小平在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等人陪同下，分别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及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向仲华等人的汇报，并发表谈话；18日下午，邓小平、叶剑英等在珠江宾馆一号楼前广场接见了广东省、广州市局级以上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共1800余人。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先后同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罗瑞卿、姚依林、梁必业等人谈话。
11月20日及12月3日，邓小平和叶剑英分别乘飞机返回北京，他们又开始新举措的筹划。
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的主要成果，概括起来有如下内容：
（一）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在谈话中比较全面地谈到了发展工业、农业、旅游、外贸，认为抓好生产，解决好群众的生活，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还可以，但这是暂时的，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这一提法，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
（二）要解决“三农”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了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他的谈话精神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政策是关键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问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他还希望广东能“先走一步”，即“看准了的”可以“不要等中央”。针对边防部队防止不了偷渡逃港问题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四）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
邓小平针对金敬迈要求落实政策问题时指出：“你们要查一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在邓小平等人建议下，1977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开端。1978年4月，中央批准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随之开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11月14日，宣布为四五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事件平反。以后，又为彭德怀、陶铸平反，直至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随之，其他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就迎刃而解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便是广州。在这次视察中，他开始产生了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观点，实际上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紧接着，小平又在四川和东北点了两把火。1978年5月，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熊熊烈火终于燃烧在中华大地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举行，又一次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新时代终于在这火的涅槃中诞生！
寒风料峭木棉红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世人对开办经济特区还有异议的似乎已经不多，但在特区开办初期，可以说是处处步履维艰，事事非议满天。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大道。
在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广东省委在全国率先解放思想，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议。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带着广东全省上下求变创新的呼唤，决定到这个历史潮头的风口浪尖“先行一步”。
习仲勋在4月8日中南组发言中，首先发出惊人之语，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并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他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还大胆批评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习仲勋还趁着会议间隙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并同意开办经济特区的建议。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此，广东省特区建设的大幕在紧锣密鼓中开张了。
在蛇口工业区，他们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推行公选管理层领导。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深圳特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广东省为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而开始进行放开物价的改革。
这一切，不但一次次引起国人新奇而又疑惑的目光，种种非议也接踵而来。在参观深圳后，有的人情绪低落；有的人愤愤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竟被你们一下子卖掉了；甚至有人议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已与资本主义“没什么区别”。
1982年1月18日至2月9日，邓小平在广东冬休。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独自一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工作一个半小时。这次他只是简单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这一年的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气氛越发紧张。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3月29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此文，4月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痛哉！〈租地章程〉》，两文矛头直指改革开放的决策和特区开拓者。
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上述情况，以及省委采取的措施；同时还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他们还恳切希望中央不要收回已经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但会上有的中央领导批评很严厉，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甚至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任仲夷和刘田夫不同意这一结论，指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可是两省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就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并要求任仲夷和刘田夫再次进京面谈。这次，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先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胡耀邦向任仲夷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他均一一作了解释。当时一位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 “活”过头了。要任仲夷对下面严加管理。遵照胡耀邦的建议，任仲夷写了他自参加革命以来唯一一次向中央的自我检查。他们的这次进京，被称为“二进宫”。
任仲夷认为，数天前邓小平在广东冬休之所以不便于表态，证明他知道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广东的批评。事后他还得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也一言不发。
根据中央指示，广东应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该如何传达，任仲夷想起他曾就此在第一次进京时专门征询过胡耀邦的意见，胡当时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任仲夷认为这是耀邦给他的尚方宝剑。
在那次会议前，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好了作检查及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即明确表态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会上，他主动承担责任，还表明对下面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就允许犯错误。于是，在广东三级干部会议上，任仲夷没有传达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相反，他根据中央精神，在这次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以后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正是由于任仲夷没有“如实”传达他“二进宫”的“中央精神”，而又适时提出了“三个更加”和“三个坚定不移”，这才挽救了广东和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要倒退多少年。
为总结建设特区的经验教训，并针对非难，端正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同年6月7日至14日，广东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在深圳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与特区建设发表了真知灼见。同月16日，广东省在深圳又举行特区货币问题座谈会，特区建设的先行者、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做，与“复辟资本主义”和“卖国”根本挂不上钩，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尽管广东省当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当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确实不怎么好，一股股寒风不断吹向广东。如果不能抵挡住这一攻势，不但广东，就连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将有夭折的危险。就在这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又来广东了。1984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抵达广州，他在广州火车站停留时对刘田夫（中顾委委员、原省长）和梁灵光（时任省长）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深圳，邓小平听取了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深圳市容、商贸区、蛇口工业区、多家企业，以及渔民村。在整个过程中，他兴趣盎然，还为即将开业的明华轮游乐中心题写了“海上世界”。26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中山参观。29日，他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31日，他在广州参观中国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后题词：“白天鹅好！”2月1日，他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日晚，他出席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会，与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春节。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广州前往厦门，并于2月9日在厦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在广东及厦门的一系列题词，肯定了特区建设，也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政策，这对于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巨大作用。
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进一步阐述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24日，他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还进一步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邓小平讲了这番话后，料峭的寒风在岭南散去，火红的木棉开始迎春怒放。此后不久的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1988年又成立海南省，并直接被宣告成为特区。此后的20年间，先是出现了上海浦东，而后接连出现了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工出口区等效仿经济特区运行体制的“经济特区”。特区建设终于由点连成了线，又铺开了面。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不但掀起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也为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铺下了奠基石。
春风浩荡遍神州
1984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广东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深圳特区仍然走在了最前列。他们率先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建设工程招投标，建立证券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和保税区，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以及综合配套改革等，并就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国有资产运营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进行了多番试验。这些改革都大获成功，进而在全国推广。历史证明，深圳特区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创新，充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路尖兵。
正在中国改革开放阔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89年国内发生“六四”风波，西方各国普遍对中国实行封锁和孤立政策，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外商见状普遍止步观望，许多人抽掉投资资金或将其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全国外贸出口严重下降，旅游业萎缩。接着，1991年又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也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这时候，中国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来治理整顿经济，要求很急，力度过大，致使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发展速度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左”倾思潮东山再起，甚至有人提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提出要以“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为内容的“双重任务论”。在这一时期，人们心中普遍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及无所适从。特区还要不要办？改革开放如何进行？
就在这时，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是于1月19日上午9时直接抵达深圳，于29日晚由广州乘专列赴上海。他在粤11天，除休息两天外，其余时间都在深圳、珠海、顺德、广州等处实地考察。他不顾年事已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全党。概括起来，这些谈话要点包括六个部分：（1）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4）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6）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他的这次南方谈话，无疑是在寒冷的冬季，给人们送来了和暖的春风。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其最大功绩就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南方谈话是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庄严的政治交代，是他老人家的政治嘱托，是他对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呐喊与呼号。没有他这次南方视察，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很难进行下去，所以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在广东留下了他巨人的足迹，广东人民将世世代代讲述那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燃星火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顿时举国欢腾，人们都翘首企盼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但是，这种企盼却迟迟未能见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习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
1977年夏，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开始沉思，如何打破这一僵局……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广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于11月11日由北京乘专机飞抵广州。
邓小平在广州与叶剑英多次密谈交换意见，他还批示了多份中央文件，并同叶剑英一道主持过两三次会议。17日下午及18日上午，邓小平在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等人陪同下，分别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及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向仲华等人的汇报，并发表谈话；18日下午，邓小平、叶剑英等在珠江宾馆一号楼前广场接见了广东省、广州市局级以上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共1800余人。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先后同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罗瑞卿、姚依林、梁必业等人谈话。
11月20日及12月3日，邓小平和叶剑英分别乘飞机返回北京，他们又开始新举措的筹划。
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的主要成果，概括起来有如下内容：
（一）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在谈话中比较全面地谈到了发展工业、农业、旅游、外贸，认为抓好生产，解决好群众的生活，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还可以，但这是暂时的，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这一提法，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后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
（二）要解决“三农”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了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他的谈话精神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政策是关键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策问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他还希望广东能“先走一步”，即“看准了的”可以“不要等中央”。针对边防部队防止不了偷渡逃港问题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四）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
邓小平针对金敬迈要求落实政策问题时指出：“你们要查一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四人帮’打倒了，政策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在邓小平等人建议下，1977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开端。1978年4月，中央批准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随之开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工作。11月14日，宣布为四五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事件平反。以后，又为彭德怀、陶铸平反，直至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随之，其他的冤假错案的平反也就迎刃而解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便是广州。在这次视察中，他开始产生了改革开放思想的雏形，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观点，实际上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紧接着，小平又在四川和东北点了两把火。1978年5月，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思想解放的熊熊烈火终于燃烧在中华大地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举行，又一次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新时代终于在这火的涅槃中诞生！
寒风料峭木棉红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世人对开办经济特区还有异议的似乎已经不多，但在特区开办初期，可以说是处处步履维艰，事事非议满天。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大道。
在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广东省委在全国率先解放思想，提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议。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带着广东全省上下求变创新的呼唤，决定到这个历史潮头的风口浪尖“先行一步”。
习仲勋在4月8日中南组发言中，首先发出惊人之语，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并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他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还大胆批评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习仲勋还趁着会议间隙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并同意开办经济特区的建议。接着他又说了一番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省委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由此，广东省特区建设的大幕在紧锣密鼓中开张了。
在蛇口工业区，他们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推行公选管理层领导。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深圳特区建设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广东省为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而开始进行放开物价的改革。
这一切，不但一次次引起国人新奇而又疑惑的目光，种种非议也接踵而来。在参观深圳后，有的人情绪低落；有的人愤愤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竟被你们一下子卖掉了；甚至有人议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已与资本主义“没什么区别”。
1982年1月18日至2月9日，邓小平在广东冬休。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独自一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工作一个半小时。这次他只是简单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这一年的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针对广东一些沿海地区干部出现严重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现象，要求严厉打击。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气氛越发紧张。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3月29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此文，4月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痛哉！〈租地章程〉》，两文矛头直指改革开放的决策和特区开拓者。
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省长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上述情况，以及省委采取的措施；同时还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他们还恳切希望中央不要收回已经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但会上有的中央领导批评很严厉，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甚至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任仲夷和刘田夫不同意这一结论，指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可是两省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就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并要求任仲夷和刘田夫再次进京面谈。这次，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先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胡耀邦向任仲夷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他均一一作了解释。当时一位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 “活”过头了。要任仲夷对下面严加管理。遵照胡耀邦的建议，任仲夷写了他自参加革命以来唯一一次向中央的自我检查。他们的这次进京，被称为“二进宫”。
任仲夷认为，数天前邓小平在广东冬休之所以不便于表态，证明他知道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广东的批评。事后他还得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也一言不发。
根据中央指示，广东应立即召开省地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该如何传达，任仲夷想起他曾就此在第一次进京时专门征询过胡耀邦的意见，胡当时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任仲夷认为这是耀邦给他的尚方宝剑。
在那次会议前，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好了作检查及挨批评。但任仲夷开场即明确表态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一次热气腾腾的会。会上，他主动承担责任，还表明对下面干部，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就允许犯错误。于是，在广东三级干部会议上，任仲夷没有传达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相反，他根据中央精神，在这次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以及“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以后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正是由于任仲夷没有“如实”传达他“二进宫”的“中央精神”，而又适时提出了“三个更加”和“三个坚定不移”，这才挽救了广东和全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要倒退多少年。
为总结建设特区的经验教训，并针对非难，端正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同年6月7日至14日，广东省经济特区学术讨论会在深圳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改革开放与特区建设发表了真知灼见。同月16日，广东省在深圳又举行特区货币问题座谈会，特区建设的先行者、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指出我们现在这样做，与“复辟资本主义”和“卖国”根本挂不上钩，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尽管广东省当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当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确实不怎么好，一股股寒风不断吹向广东。如果不能抵挡住这一攻势，不但广东，就连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将有夭折的危险。就在这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又来广东了。1984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抵达广州，他在广州火车站停留时对刘田夫（中顾委委员、原省长）和梁灵光（时任省长）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深圳，邓小平听取了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深圳市容、商贸区、蛇口工业区、多家企业，以及渔民村。在整个过程中，他兴趣盎然，还为即将开业的明华轮游乐中心题写了“海上世界”。26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中山参观。29日，他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31日，他在广州参观中国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后题词：“白天鹅好！”2月1日，他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同日晚，他出席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会，与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春节。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广州前往厦门，并于2月9日在厦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在广东及厦门的一系列题词，肯定了特区建设，也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政策，这对于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认识起到了巨大作用。
2月14日，邓小平在上海进一步阐述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2月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24日，他在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还进一步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邓小平讲了这番话后，料峭的寒风在岭南散去，火红的木棉开始迎春怒放。此后不久的1984年4月，沿海14个港口城市全面对外开放，1988年又成立海南省，并直接被宣告成为特区。此后的20年间，先是出现了上海浦东，而后接连出现了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工出口区等效仿经济特区运行体制的“经济特区”。特区建设终于由点连成了线，又铺开了面。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不但掀起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新高潮，也为中国全面进入改革开放铺下了奠基石。
春风浩荡遍神州
1984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广东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深圳特区仍然走在了最前列。他们率先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建设工程招投标，建立证券市场、外汇调剂中心和保税区，进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以及综合配套改革等，并就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国有资产运营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进行了多番试验。这些改革都大获成功，进而在全国推广。历史证明，深圳特区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创新，充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路尖兵。
正在中国改革开放阔步向前发展的时候，1989年国内发生“六四”风波，西方各国普遍对中国实行封锁和孤立政策，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外商见状普遍止步观望，许多人抽掉投资资金或将其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全国外贸出口严重下降，旅游业萎缩。接着，1991年又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也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中国面临严峻挑战。
这时候，中国政府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来治理整顿经济，要求很急，力度过大，致使经济下滑、市场疲软、生产萎缩，发展速度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左”倾思潮东山再起，甚至有人提出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提出要以“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为内容的“双重任务论”。在这一时期，人们心中普遍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及无所适从。特区还要不要办？改革开放如何进行？
就在这时，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是于1月19日上午9时直接抵达深圳，于29日晚由广州乘专列赴上海。他在粤11天，除休息两天外，其余时间都在深圳、珠海、顺德、广州等处实地考察。他不顾年事已高，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全党。概括起来，这些谈话要点包括六个部分：（1）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4）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6）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他的这次南方谈话，无疑是在寒冷的冬季，给人们送来了和暖的春风。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其最大功绩就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南方谈话是小平同志对全党全国人民庄严的政治交代，是他老人家的政治嘱托，是他对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呐喊与呼号。没有他这次南方视察，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很难进行下去，所以称他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邓小平在广东留下了他巨人的足迹，广东人民将世世代代讲述那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