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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跋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唯经济史观，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此一构筑的变化，必将导致作为上层构筑的政治制度之改变。其所秉持的史观，实在是始于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以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则是出于其展望，至于在封建社会以前的原始公社与奴隶社会，则是其信徒后来将其所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社会”改头换面，移花接木而成。
马克思以封建社会为其唯经济史观之开端，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近代国家雏形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他认为封建社会解构后即进入资本主义，则嫌过于笼统；盖因现代一般学者都认定资本主义是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崛起，而封建社会则是崩颓于公元1300年至1500年间。
从西欧史实看，其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900年至1300年为封建社会
1300年至1500年为灰暗时代
1500年至1750年为重商主义
1750年至1780年为重农时期
1780年起为资本主义
回顾中国早期经济发展史实，是和西欧若合符节，即：
西周为封建社会
春秋为灰暗时代
战国是重商主义
秦始皇与汉高祖重农抑商
汉代文景之治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汉武帝，为筹措军费，将盐铁酒收归国营，并采平准政策，才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但在汉武以前的中国和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其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归纳出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
历程：封建社会→重商主义→短暂的重农→资本主义
动机：人类求生存、求发展
推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与均衡
所谓“制度”，基本上为静态，但在比较上，经济制度是比政治制度变动较多，这是由于常受人类求生存、求发展动机冲击之故，此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
其实，马克思所据的史实，主要为西欧诸国，这些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可以称为小国。在这些小国之中，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大国则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使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该互为表里。譬如封建社会中，政治上的封建制度配上经济上的庄园制度，以达成均衡，此一均衡是否稳定，则是取决于该国是大国还是小国：若是小国，则不稳定，以致失衡后难以回复原先状态，而将形成新的均衡；若是大国，则此均衡是稳定的，失衡后几将回到原点，此所以中国自汉武以后，出现一治一乱的（近似）循环。
中国的治与乱，正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写照。“合”是大一统，本书称之为一元体制；“分”是指分裂，称之为多元体制。二者实以人地比例为必需条件，这是由于在农业社会里，人地比例是重要因子，此比例大，意味着农民劳动生产力低落，民不聊生，必将揭竿而起，从而国家由“合”而“分”；战乱之中，人口大减，人地比例大为降低，天下渐有由“分”而“合”之趋势。
本书是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且自西周起，对于这些阶段或期间，均讨论其财经得失。除据具体史实从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地盘成本（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意念，以作衡量得失之标准，大致上，是将政府课征的赋税、力役，视为明显的制度成本，而将其政策的效果视为不明显成本，其对经济有良好效果者，则此成本为负值，若有不良影响者，则该成本为正值。
11年来，念兹在兹，一直以中国经济史为念，其中虽亦撰写若干篇学术论文，亦多环绕着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至于写作时间，则均在下午，利用午睡时间，每次写作，最多为千余字，大多时间是在千字以内，有时枯坐半天，未写只字，那是在阅读、构思。即在每写一章以前，将有关论著浏览一番，通常需要十天到半个月，将其要点择出，然后做运笔之构思，最后才是动笔。在撰写之中，若是获得新材料或是形成新意念，又需随时补充与修正。■
《中国经济史》，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本文选自作者“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唯经济史观，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此一构筑的变化，必将导致作为上层构筑的政治制度之改变。其所秉持的史观，实在是始于封建社会，然后是资本主义，以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则是出于其展望，至于在封建社会以前的原始公社与奴隶社会，则是其信徒后来将其所著“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代社会”改头换面，移花接木而成。
马克思以封建社会为其唯经济史观之开端，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近代国家雏形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他认为封建社会解构后即进入资本主义，则嫌过于笼统；盖因现代一般学者都认定资本主义是随18世纪工业革命而崛起，而封建社会则是崩颓于公元1300年至1500年间。
从西欧史实看，其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900年至1300年为封建社会
1300年至1500年为灰暗时代
1500年至1750年为重商主义
1750年至1780年为重农时期
1780年起为资本主义
回顾中国早期经济发展史实，是和西欧若合符节，即：
西周为封建社会
春秋为灰暗时代
战国是重商主义
秦始皇与汉高祖重农抑商
汉代文景之治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到了汉武帝，为筹措军费，将盐铁酒收归国营，并采平准政策，才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即被扼杀。但在汉武以前的中国和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其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归纳出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
历程：封建社会→重商主义→短暂的重农→资本主义
动机：人类求生存、求发展
推动：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互动与均衡
所谓“制度”，基本上为静态，但在比较上，经济制度是比政治制度变动较多，这是由于常受人类求生存、求发展动机冲击之故，此所以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下层构筑。
其实，马克思所据的史实，主要为西欧诸国，这些国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可以称为小国。在这些小国之中，工商人士较易发挥其影响力，所以，经济制度的变动势必导致政治制度的变化。大国则不然，其政治力量因幅员广袤与人口众多，使执政者有君临天下之势，工商人士莫能与之抗衡，以致政治制度成为下层构筑，经济制度反而成为上层构筑。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该互为表里。譬如封建社会中，政治上的封建制度配上经济上的庄园制度，以达成均衡，此一均衡是否稳定，则是取决于该国是大国还是小国：若是小国，则不稳定，以致失衡后难以回复原先状态，而将形成新的均衡；若是大国，则此均衡是稳定的，失衡后几将回到原点，此所以中国自汉武以后，出现一治一乱的（近似）循环。
中国的治与乱，正是“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写照。“合”是大一统，本书称之为一元体制；“分”是指分裂，称之为多元体制。二者实以人地比例为必需条件，这是由于在农业社会里，人地比例是重要因子，此比例大，意味着农民劳动生产力低落，民不聊生，必将揭竿而起，从而国家由“合”而“分”；战乱之中，人口大减，人地比例大为降低，天下渐有由“分”而“合”之趋势。
本书是将中国自秦汉起区分为三个一元体制与两个多元体制时期。且自西周起，对于这些阶段或期间，均讨论其财经得失。除据具体史实从一般经济理论观点予以评论外，还提出地盘成本（保障成本）或制度成本意念，以作衡量得失之标准，大致上，是将政府课征的赋税、力役，视为明显的制度成本，而将其政策的效果视为不明显成本，其对经济有良好效果者，则此成本为负值，若有不良影响者，则该成本为正值。
11年来，念兹在兹，一直以中国经济史为念，其中虽亦撰写若干篇学术论文，亦多环绕着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至于写作时间，则均在下午，利用午睡时间，每次写作，最多为千余字，大多时间是在千字以内，有时枯坐半天，未写只字，那是在阅读、构思。即在每写一章以前，将有关论著浏览一番，通常需要十天到半个月，将其要点择出，然后做运笔之构思，最后才是动笔。在撰写之中，若是获得新材料或是形成新意念，又需随时补充与修正。■
《中国经济史》，侯家驹著，新星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本文选自作者“自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