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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2日， 中国文联、文化部、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纪念周扬百年诞辰座谈会。会上，有关领导和周扬的生前好友缅怀周扬光辉的一生。但与会者发言中较少提到关于周扬文章引起的风波。
所谓周扬文章的风波，是文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熟知的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所引发的争论。
争论的背景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诞辰，中央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扬作报告。
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周扬成为党在上海的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毛泽东所倚重，又是党在延安的文化界领袖之一。1949年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巨头”，一直到他去世。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他60年的生涯中，尽管他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仿佛一直带着枷锁在舞蹈。20世纪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落难中，被姚文元称为“反革命两面派”。“文革”后复出，他以深邃的思考及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而最终郁闷成疾。
这样简简单单地梳理，就可以看出，周扬的一生，实际上凸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这些重要命题，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都绕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文艺界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在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不但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伤文、伤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这一切，使他能够采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周扬的反思有着深刻性与彻底性。他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不但获得了文艺界人士广泛的理解和尊敬，而且这反思也使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充满了勇气。在“两个凡是”和思想解放的潮流的交锋过程中，周扬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禁区，以无畏的气概追逐真理。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等文章中。
时至1983年，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已经5年了，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以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迷信的禁锢，促使人们对以往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新的思考和阐释。周扬的思考在思想文化界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具体到撰写这篇学术报告，周扬也很想把几年来的思考融会贯通起来，用他的话说，要讲出一些新意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周扬没有接纳中宣部为他组织的起草班子，而是另外选择了王若水、顾骧和王元化。
王若水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成名的理论家，被毛泽东称之为“桌子哲学家”，与周扬就有交往。20世纪60年代，由周扬主持的“批判修正主义”的写作班子中，王若水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担当了搜集“人道主义”与“异化”材料的任务——当然，那时是把“人道主义”与“异化”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的。而顾骧和王元化则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人物。以顾骧来说，新时期文坛创作所触及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的作品，引起了格外的关注，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顾骧以其丰厚的哲学素养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论断的熟稔，以“文艺与人性浅识”为总题，连续写下了六篇揭示人性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人道主义的复归。其论点不限于文学，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摧残的控诉。因为上述他在新时期文坛的言论，有些是在周扬的观点上所作的阐发，有些是对周扬观点的补充，走进周扬的视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以其学人的品格给周扬留下过好的印象。
1978年12月，广东省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应任仲夷之邀赴广州，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是他在“文革”后复出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讲话刊登在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上，分两天连载。顾骧读了这篇讲话，发现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周扬在文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两个“凡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确实令人难解、困惑的论题。文中，周扬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在师从贺霖学习哲学时，顾骧曾就这个问题向贺霖请教过，因而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周扬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论题的本意，解释不确切，因而感到有必要提出与周扬讨论，以免以讹传讹。为此，顾骧写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送给周扬参考。周扬读后，一方面觉得顾骧的说法“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未能完全说服他”。之后，周扬见到顾骧就问：手头有无文章底稿？顾骧答：有。周扬说：你拿到《文艺报》发表吧，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但是，顾骧并没有照办。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周扬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勇气，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这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说。顾骧考虑到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不会被人猜测为是点名批判周扬的信号?因此就把这篇文章压下来。不过，周扬后来还是接受了顾骧的意见，在出版《文集》第五卷时，将这段引文与解释删除了。以此事为契机，顾骧受到周扬的信任并为他捉刀代笔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
王元化20世纪50年代曾是“胡风分子”。 1959年“结案”时，周扬因爱其才能，惜其厄运，曾让人转告王元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新时期以来，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从学术界转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觉地充当推手，再一次引起周扬的关注。
周扬这篇经他与3位起草人讨论写成的学术报告，1983年3月7日宣读以后，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的不满，并为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这是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所熟知的。
争论的焦点是文章的第四部分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顾骧执笔的。
关于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当事人都有文章加以陈述，顾骧在其所著《晚年周扬》一书中，更是详叙其过程；他在此前接受我的采访时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理性的探索
1983年11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仍在学校就读。波及到我所在读的大学时，同学之间多次传阅并珍藏的《人啊，人！》（戴厚英著）一书被强行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胡乔木所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
不过，在短短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们对胡乔木报告的学习也草草收场了；喇叭裤、烫发乃至于谈恋爱也在不知不觉中合法了。同时，我还注意到，媒体上即或偶尔还能读到对周扬的批判文章，但这一争论也淡出了。此后，胡乔木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了检讨的周扬似乎也照样在媒体亮相。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场争论似乎过去了。
好追根问底，大约是学历史人的癖好，我也不曾例外。因此，留存心中的这一疑团就成为挥之不去的存在，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一桩心愿。
1985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顾骧的长文《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评论》。虽然文章在摘引、评述周扬复出后所发表的言论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但是，读后还是能让人得到这样的信息：一，因为文章说周扬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很有点要盖棺定论的味道——周扬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二，在《人民日报》以这样的版面发表这样长的文章，似乎是个信号——那场争论中周扬未免就是错的。
一年多以后，我来到北京求学，买到了顾骧编的《周扬近作》，内中不但收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且书末附上了顾骧的这篇文章。文章可以公开出版了，大约周扬并没有什么错。我还想，顾骧肯定是与周扬有很深渊源的人。
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1997年，我所在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创始人之一温济泽告诉我：1998年是周扬90诞辰，为了纪念他，周扬的生前好友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周扬的书，你可以向这本书的编委会约稿。我欣然从命。这样，我在书编辑过程中，就有幸读到了顾骧、王若水、王元化等人的文章，知道他们是周扬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遗憾的是，顾骧的文章很长，不太适合在杂志上发表。还有，他只讲到开始起草文章，至于我所关注的其后的事情则留待下篇了。不过，在电话里他告诉我，早在1986年他就在《文汇报》发表一篇评述周扬这篇文章的长文《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
孤陋寡闻的我赶紧找来读。这才知道，早在1986年，顾骧就对周扬的文章下了这样的断语：“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10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10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仍然在电话里，我告诉顾骧我读这篇文章的感想。交谈中我知道，他正在写一本《晚年周扬》的书。那时，我也在文艺界前辈（包括顾骧）的鼓励下，尝试着摸文艺界的门道。因为顾骧是个很温和的人，也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所以说话就有些随便。我说：胡乔木与周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理论风云的变幻。您作为“此道中人”，第一手材料出来，让我们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就有更可靠的凭据。若能出版的话，我很希望您能将《兰叶春葳蕤》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以给像我这样的后辈留下历史的过程。
“那两篇文章已经收进书里了。书能出版的。”他依然笑笑说。
2003年7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晚年周扬》，已经摆放在我的书桌上了。
巧合的是，周扬和胡乔木这桩公案，也过去已经20年了。
也许是偏重于客观地提供史料，《晚年周扬》一书并不像另一位当事人王若水所著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那样，对周扬和胡乔木对峙的历史背景予以详尽的交代。而且，处于自谦的考虑，顾骧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种种也提得甚少。其实，不管是对周扬文章的写作，还是坚持文章中的学术观点，顾骧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践踏人的价值的恶梦岁月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首先在于重新思考人的价值，批判那年月所风行的“神道”和“兽道”——这是顾骧在当年写文章时用的两个词，意指个人崇拜和蔑视人的价值。有了这个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才能风行全国。
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顾骧是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而王若水也先后写出数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应当说，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周扬的思考是合拍的。
“文革”结束周扬复出后，的确如《晚年周扬》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仅有“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历史的态度”，而且在理论上探讨上有“勇气”，敢于突破禁区；在政治风浪中有“骨气”，不人云亦云。对于自己早年曾经严厉指责过的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在作了真诚反思和检讨的同时认为，不仅应当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且应该用“异化”的理论来反思以前的历史，为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作理论上的论证。
顾骧能够了解周扬伴随“时代思潮流动的轨迹”，所以在《晚年周扬》中，对胡乔木指责王若水是把自己的理论借用周扬这个“权威之口”合法化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也可以为顾骧提供论据。
1978年4月21日，在社科院哲学所谈到科研规划时，周扬就提出要对“异化”的概念加以研究。随他参加会议的秘书不懂“异化”这个概念，4月26日特意向周扬请教。周扬做了这样的解释：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有这样一个东西——精神，这种理念变成物质，就异化。异化和向反面转化有何区别？转化，年青变年老，春天转化为夏天，春天没有了，夏天转化为秋天，秋天没有了，然后转为了冬天。异化不同，它转化了以后，但原来的东西还在，并转过来统治它，这与转化不同。
比方，劳动产品，是工人生产的。结果产品被资本家所有，结果产品统治了工人，劳动的越多，越受统治。这是劳动异化。
上帝本来是人类脑子里的产物，结果上帝统治了人们。人们脑子的产物，人们手上的产物，都统治了人们自己，这就是异化。
这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事。了解了这个道理可以破除迷信（据谈话记录）。
周扬正是从“破除迷信”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倒是顾骧和王若水知道周扬在思考这一问题，所以，常常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送给周扬“指正”。
而从《晚年周扬》所披露的两个细节来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似乎对这一场讨论不甚预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第一个细节是，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仍然强调说：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外反动势力反华的理论武器。
第二个细节是，在胡乔木到周扬家里谈周扬的文章时，关于“异化”问题始终不说一句，而后才在电话中向邓力群表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在场的王若水认为，是胡乔木根本不懂这个问题，在查阅资料以后才说出意见的。从顾骧所描述的胡乔木在1983年10月才发现了王若水谈异化的文章来看，王若水的话倒也有根据。
以胡乔木的理论水平而言，的确不应该对这场通国皆知的大讨论如此漠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晚年周扬》将其归结为“左”的思维方式。翻看一下曾经与胡乔木有过交往的温济泽、秦川、胡绩伟、王若水、李锐、于光远等人的回忆，可知顾骧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胡乔木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温济泽、王若水等人所说的“变来变去”的问题。他对人道主义讨论的看法就是如此。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胡乔木表示赞赏，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作者予以表扬。而当周扬的文章发表时他却激烈地反对，甚至不惜兴师动众。这其中的原因，有顾骧等人所说的“左”的因素。另外，胡乔木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多年，那种既定的政治上的思维模式使他的敏感性和责任心也就十分突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不表态，或者说总愿意表态。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多么的勉为其难，即使是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大学者形象的胡乔木，也不能例外。
关于这一点，《晚年周扬》用平实的语调所铺陈的一些事实，能引发人们的很多感慨。
所谓周扬文章的风波，是文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熟知的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所引发的争论。
争论的背景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诞辰，中央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开两个会，一个是纪念会，由党中央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作报告；另一个是学术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召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扬作报告。
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周扬成为党在上海的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之一。30年代后期到延安，为毛泽东所倚重，又是党在延安的文化界领袖之一。1949年后成为党在文艺界的“巨头”，一直到他去世。在他身上，几乎浓缩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他60年的生涯中，尽管他兢兢业业地忠于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却仿佛一直带着枷锁在舞蹈。20世纪30年代，鲁迅将其列入“四条汉子”之一；50年代，毛泽东批评他“政治上不开展”；“文革”前夕，又说他“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落难中，被姚文元称为“反革命两面派”。“文革”后复出，他以深邃的思考及对历史的反思，赢得人们的敬重，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却因“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而最终郁闷成疾。
这样简简单单地梳理，就可以看出，周扬的一生，实际上凸显了20世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这些重要命题，是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都绕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文艺界主要领导人的周扬，在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不但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伤文、伤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这一切，使他能够采取客观地、公正地对待历史的态度。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周扬的反思有着深刻性与彻底性。他对待历史客观、公正的态度，不但获得了文艺界人士广泛的理解和尊敬，而且这反思也使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充满了勇气。在“两个凡是”和思想解放的潮流的交锋过程中，周扬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禁区，以无畏的气概追逐真理。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等文章中。
时至1983年，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已经5年了，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以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迷信的禁锢，促使人们对以往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新的思考和阐释。周扬的思考在思想文化界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具体到撰写这篇学术报告，周扬也很想把几年来的思考融会贯通起来，用他的话说，要讲出一些新意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周扬没有接纳中宣部为他组织的起草班子，而是另外选择了王若水、顾骧和王元化。
王若水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成名的理论家，被毛泽东称之为“桌子哲学家”，与周扬就有交往。20世纪60年代，由周扬主持的“批判修正主义”的写作班子中，王若水就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担当了搜集“人道主义”与“异化”材料的任务——当然，那时是把“人道主义”与“异化”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的。而顾骧和王元化则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人物。以顾骧来说，新时期文坛创作所触及的“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的作品，引起了格外的关注，也引起了针锋相对的争论。顾骧以其丰厚的哲学素养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论断的熟稔，以“文艺与人性浅识”为总题，连续写下了六篇揭示人性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呼唤人性的复归，呼唤人道主义的复归。其论点不限于文学，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摧残的控诉。因为上述他在新时期文坛的言论，有些是在周扬的观点上所作的阐发，有些是对周扬观点的补充，走进周扬的视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还以其学人的品格给周扬留下过好的印象。
1978年12月，广东省召开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应任仲夷之邀赴广州，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是他在“文革”后复出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系统意见。讲话刊登在1979年2月《人民日报》上，分两天连载。顾骧读了这篇讲话，发现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周扬在文中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两个“凡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确实令人难解、困惑的论题。文中，周扬解释前一个“凡是”是“反动”的，后一个“凡是”是“革命”的。在师从贺霖学习哲学时，顾骧曾就这个问题向贺霖请教过，因而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周扬的理解不符合黑格尔论题的本意，解释不确切，因而感到有必要提出与周扬讨论，以免以讹传讹。为此，顾骧写了一篇约三四千字的文章，摘引了一些材料，送给周扬参考。周扬读后，一方面觉得顾骧的说法“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未能完全说服他”。之后，周扬见到顾骧就问：手头有无文章底稿？顾骧答：有。周扬说：你拿到《文艺报》发表吧，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但是，顾骧并没有照办。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周扬在一些理论问题的探索勇气，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这年春天，又有要批判周扬的传说。顾骧考虑到发表这样的文章，会不会被人猜测为是点名批判周扬的信号?因此就把这篇文章压下来。不过，周扬后来还是接受了顾骧的意见，在出版《文集》第五卷时，将这段引文与解释删除了。以此事为契机，顾骧受到周扬的信任并为他捉刀代笔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
王元化20世纪50年代曾是“胡风分子”。 1959年“结案”时，周扬因爱其才能，惜其厄运，曾让人转告王元化：只要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即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王元化坚持认为这个结论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不予接受，结果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新时期以来，在反思“文革”及批判极“左”思潮之后，启蒙教育受到广泛的认同。从学术界转向思想界的王元化，自觉地充当推手，再一次引起周扬的关注。
周扬这篇经他与3位起草人讨论写成的学术报告，1983年3月7日宣读以后，在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胡乔木的不满，并为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并引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这是历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所熟知的。
争论的焦点是文章的第四部分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而这部分内容，恰恰是顾骧执笔的。
关于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当事人都有文章加以陈述，顾骧在其所著《晚年周扬》一书中，更是详叙其过程；他在此前接受我的采访时专门谈过这个问题。
理性的探索
1983年11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我仍在学校就读。波及到我所在读的大学时，同学之间多次传阅并珍藏的《人啊，人！》（戴厚英著）一书被强行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胡乔木所著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
不过，在短短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们对胡乔木报告的学习也草草收场了；喇叭裤、烫发乃至于谈恋爱也在不知不觉中合法了。同时，我还注意到，媒体上即或偶尔还能读到对周扬的批判文章，但这一争论也淡出了。此后，胡乔木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了检讨的周扬似乎也照样在媒体亮相。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场争论似乎过去了。
好追根问底，大约是学历史人的癖好，我也不曾例外。因此，留存心中的这一疑团就成为挥之不去的存在，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一桩心愿。
1985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顾骧的长文《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评论》。虽然文章在摘引、评述周扬复出后所发表的言论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但是，读后还是能让人得到这样的信息：一，因为文章说周扬的“是非功过，需要历史地说明，才能科学地给以评价”，很有点要盖棺定论的味道——周扬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二，在《人民日报》以这样的版面发表这样长的文章，似乎是个信号——那场争论中周扬未免就是错的。
一年多以后，我来到北京求学，买到了顾骧编的《周扬近作》，内中不但收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且书末附上了顾骧的这篇文章。文章可以公开出版了，大约周扬并没有什么错。我还想，顾骧肯定是与周扬有很深渊源的人。
一晃又是10年过去了。1997年，我所在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创始人之一温济泽告诉我：1998年是周扬90诞辰，为了纪念他，周扬的生前好友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周扬的书，你可以向这本书的编委会约稿。我欣然从命。这样，我在书编辑过程中，就有幸读到了顾骧、王若水、王元化等人的文章，知道他们是周扬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遗憾的是，顾骧的文章很长，不太适合在杂志上发表。还有，他只讲到开始起草文章，至于我所关注的其后的事情则留待下篇了。不过，在电话里他告诉我，早在1986年他就在《文汇报》发表一篇评述周扬这篇文章的长文《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周扬近作>编后札记》。
孤陋寡闻的我赶紧找来读。这才知道，早在1986年，顾骧就对周扬的文章下了这样的断语：“这篇文章，是周扬在新时期10年中理论建树的高峰，或许也是10年中思想理论战线具有重要理论、学术价值的著作之一。”
仍然在电话里，我告诉顾骧我读这篇文章的感想。交谈中我知道，他正在写一本《晚年周扬》的书。那时，我也在文艺界前辈（包括顾骧）的鼓励下，尝试着摸文艺界的门道。因为顾骧是个很温和的人，也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所以说话就有些随便。我说：胡乔木与周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不仅仅是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理论风云的变幻。您作为“此道中人”，第一手材料出来，让我们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就有更可靠的凭据。若能出版的话，我很希望您能将《兰叶春葳蕤》和《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以给像我这样的后辈留下历史的过程。
“那两篇文章已经收进书里了。书能出版的。”他依然笑笑说。
2003年7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晚年周扬》，已经摆放在我的书桌上了。
巧合的是，周扬和胡乔木这桩公案，也过去已经20年了。
也许是偏重于客观地提供史料，《晚年周扬》一书并不像另一位当事人王若水所著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那样，对周扬和胡乔木对峙的历史背景予以详尽的交代。而且，处于自谦的考虑，顾骧对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种种也提得甚少。其实，不管是对周扬文章的写作，还是坚持文章中的学术观点，顾骧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践踏人的价值的恶梦岁月后，人们对“文革”的反思首先在于重新思考人的价值，批判那年月所风行的“神道”和“兽道”——这是顾骧在当年写文章时用的两个词，意指个人崇拜和蔑视人的价值。有了这个前提，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大讨论才能风行全国。
作为一名文艺评论家，顾骧是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参与者。而王若水也先后写出数篇影响较大的文章。应当说，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周扬的思考是合拍的。
“文革”结束周扬复出后，的确如《晚年周扬》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仅有“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客观地、公正地看待历史的态度”，而且在理论上探讨上有“勇气”，敢于突破禁区；在政治风浪中有“骨气”，不人云亦云。对于自己早年曾经严厉指责过的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在作了真诚反思和检讨的同时认为，不仅应当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且应该用“异化”的理论来反思以前的历史，为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方针作理论上的论证。
顾骧能够了解周扬伴随“时代思潮流动的轨迹”，所以在《晚年周扬》中，对胡乔木指责王若水是把自己的理论借用周扬这个“权威之口”合法化的说法进行了反驳。我看到的一个材料，也可以为顾骧提供论据。
1978年4月21日，在社科院哲学所谈到科研规划时，周扬就提出要对“异化”的概念加以研究。随他参加会议的秘书不懂“异化”这个概念，4月26日特意向周扬请教。周扬做了这样的解释：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有这样一个东西——精神，这种理念变成物质，就异化。异化和向反面转化有何区别？转化，年青变年老，春天转化为夏天，春天没有了，夏天转化为秋天，秋天没有了，然后转为了冬天。异化不同，它转化了以后，但原来的东西还在，并转过来统治它，这与转化不同。
比方，劳动产品，是工人生产的。结果产品被资本家所有，结果产品统治了工人，劳动的越多，越受统治。这是劳动异化。
上帝本来是人类脑子里的产物，结果上帝统治了人们。人们脑子的产物，人们手上的产物，都统治了人们自己，这就是异化。
这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事。了解了这个道理可以破除迷信（据谈话记录）。
周扬正是从“破除迷信”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倒是顾骧和王若水知道周扬在思考这一问题，所以，常常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送给周扬“指正”。
而从《晚年周扬》所披露的两个细节来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似乎对这一场讨论不甚预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没有“与时俱进”。
第一个细节是，胡乔木在一次内部谈话中，仍然强调说：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国外反动势力反华的理论武器。
第二个细节是，在胡乔木到周扬家里谈周扬的文章时，关于“异化”问题始终不说一句，而后才在电话中向邓力群表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在场的王若水认为，是胡乔木根本不懂这个问题，在查阅资料以后才说出意见的。从顾骧所描述的胡乔木在1983年10月才发现了王若水谈异化的文章来看，王若水的话倒也有根据。
以胡乔木的理论水平而言，的确不应该对这场通国皆知的大讨论如此漠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晚年周扬》将其归结为“左”的思维方式。翻看一下曾经与胡乔木有过交往的温济泽、秦川、胡绩伟、王若水、李锐、于光远等人的回忆，可知顾骧的结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胡乔木还有另外一面，也就是温济泽、王若水等人所说的“变来变去”的问题。他对人道主义讨论的看法就是如此。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胡乔木表示赞赏，特意让秘书打电话给作者予以表扬。而当周扬的文章发表时他却激烈地反对，甚至不惜兴师动众。这其中的原因，有顾骧等人所说的“左”的因素。另外，胡乔木执掌意识形态领域多年，那种既定的政治上的思维模式使他的敏感性和责任心也就十分突出，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不表态，或者说总愿意表态。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多么的勉为其难，即使是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大学者形象的胡乔木，也不能例外。
关于这一点，《晚年周扬》用平实的语调所铺陈的一些事实，能引发人们的很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