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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的一个周五下午，19岁的詹姆斯在芝加哥一家三明治快餐店上班。下班后，走过芝加哥布朗茨维勒街区时，他听到四五下枪声。“我循声望去，”詹姆斯说，“然后发现我的屁股在流血。”
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手臂，另一颗则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击中了刚刚走出星巴克、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的公交车调度员伊温妮·尼尔森。伊温妮被送进了医院，40分钟后宣告死亡。这起悲剧发生在一个看似不错的街区，不远处就是芝加哥市警察局总部，也是在这里，芝加哥警察局长刚刚宣布逮捕了大约100名帮派分子。
尼尔森是2016年芝加哥被谋杀的第238人。早在2016年3月初，就有专家担心芝加哥2016年被谋杀人数可能会达到600人，相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这个增长率实在过于惊悚。
到2016年11月底，芝加哥谋杀案数量增至700起，为1998年以来最高纪录；这一数据甚至高于纽约和洛杉矶的总和。2016年，全美国谋杀案发案率预计增加13%，其中有近一半的增长来自芝加哥。
在这个美国中心地带的最大城市，青少年们因为推特上的口角而彼此残杀，成年人对着儿童的头部或有意或无意地开枪。警方表示，枪击暴力中有近90%来自帮派。大规模的杀戮为芝加哥赢得了一个并不光彩的绰号：芝拉克，也就是说将芝加哥与暴力事件频繁的伊拉克相提并论。芝加哥出生的美国著名说唱歌手JAY-Z在其歌曲《Murder to Excellence》中这样唱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到家乡的伤痛，314名士兵死在伊拉克，509人死在芝加哥。”这里提到的是2008年的数字。
芝加哥近代的帮派暴力史（特别是在西南两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但在2015年，有两件事加剧了暴力案件的发生频率：政府预算削减导致曾经一度平息仇恨的反暴力社会工作者人数减少；致命的警察枪击案件和警方渎职彻底破坏了警方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18个月里，警察和社会工作者的减少导致近20年来未曾出现过的暴力事件浪潮，仅在2016年8月份一个月内，芝加哥就有90人被谋杀。这就好像芝加哥裁掉了消防队员，如今市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整座城市。
老派规矩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2016年9月的一个温暖夜晚，阿伦佐·李和他三岁的儿子阿其尔坐在芝加哥南部的家门外等待阿伦佐的父亲本尼回家。本尼如今是一名大学指导员，一个受敬重的社会工作者，在学校里教授芝加哥帮派相关课程。但年轻时候的本尼也曾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头目。
阿伦佐说，父亲从不吹嘘当年的帮派生活，而且始终竭力避免他接近帮派。不过回忆起当年，本尼还是忍不住柔声感慨：“那些年少轻狂的日子啊……”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本尼举家搬到芝加哥时，他才十几岁。在芝加哥西部街区，除了三个非洲裔家庭之外，其余都是白人家庭，本尼家就是三个非洲裔家庭的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我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击白人。”而团结街区里的男孩子正是本尼走向帮派的第一步。
14岁的时候，本尼加入了西区的一个帮派，逐渐成为帮派中的大头目，手下控制着2000多名帮派成员。当他29岁出狱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帮派开始新的生活，他成为了一名反暴力社会工作者，这份工作让他得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帮派文化。
本尼说，上世纪90年代初，芝加哥的大部分帮派暴力都因争夺毒品交易的地盘而起。如果有哪个帮派成员想杀竞争对手，必须获得头目的许可，要么就得承担因招惹警察而导致帮派利益受损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帮派分子都严格恪守不伤害儿童和路人的规则。而如今，这些老派规矩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有两个主要事件，导致芝加哥原本有组织的大型帮派分裂成如今在大街小巷滋生事端的诸多小团伙。一件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逮捕大帮派头目并发起诉讼。另一件同期发生的事则是，芝加哥问题公屋被联邦政府接管，结果是，那些曾经躲藏在这些问题公屋中的帮派团伙如今如恶魔般游荡在整个城市。
在这里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只能在街上混着
在芝加哥南部一处黑暗的工作室，本地说唱歌手里科·瑞克雷兹正在哼唱着。他的大长辫十分扎眼，肚子上纹着机枪纹身。瑞克雷兹的本名叫罗尼·拉姆齐。他家人都是帮派成员。10岁时，他也成了其中一员；14岁时，他已经扛枪上阵。一个同伙说：“他简直是头野兽，人们对他惧而远之！”
瑞克雷兹现在25岁。他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很多帮派成员失去了头目，不再有人给他们处理问题或强调规矩。他们十几个人组成一群，随意斗殴开枪，肆无忌惮。他说，年轻人时常因为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开枪互射，看上去和帮派有关的暴力，其实不过是私人恩怨。
冲突往往起于社交网站。他们在评论里互相抨击，而当他们最终面对面时，通常二话不说就朝对方开枪。“如果关掉所有的社交网站，我敢说，杀戮肯定会消停。”瑞克雷兹说。
就像有人在网上发布照片炫耀自己多么有趣一样，不少可怜的芝加哥孩子用枪支和现金在社交网站上展示自己有多厉害。“每个人都在网上拼命炫耀，招来横祸也全然不知。”瑞克雷兹感概。 他们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极少情况下，这些在线名誉再加上街区实际名声可以带来财富。不少芝加哥说唱歌手因此成名，签约唱片公司，从此衣食无忧。瑞克雷兹也向往这样的好运，不过他最后说：“要是我有孩子，我肯定让他远离这些。”
特雷站在一家毒品店外，这家店在当地帮派头目的许可下运营。“盯住警察，是我的工作。”特雷说。七年级时，因为家里没有食物，特雷加入了帮派。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保护自己，靠贩卖毒品赚钱。特雷说，很多芝加哥青少年因为同样的原因加入帮派：贫穷。
要说芝加哥的谋杀率居高不下跟贫穷无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特雷所在的街区，96%的人口是非洲裔，贫困率高达46%，与芝加哥大部分高谋杀率街区的数据大致持平。这里几乎没有银行和杂货店，却散布着不少贩酒店和杂牌手机店。
同是帮派成员的唐特尔·安南说：“在这里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很多人只能在街上混着。如果我们有工作，我想很多暴力事件就不会发生吧。”
警察害怕上新闻，害怕被起诉，害怕丢了饭碗
2016年9月末，警车经常经过特雷望风的那家毒品店，差不多一小时路过一次，在其他暴力多发街区亦是如此。但是，这些警车几乎不会停下来，或者拦下街上任何人盘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芝加哥警局老警探说，这是对以前主动出击政策的改变。
他说，最近对警察滥用职权的关注让警察不得不老老实实待在警车里。他甚至建议手下的警官尽量不要盘查路人以遭到投诉乃至起诉。如今在芝加哥警员中间弥漫着这样一种情绪：当嫌疑人拒捕或者拿起武器而他们以暴力制止时，上司及媒体并不会相信他们的解释。这位老警探说，他们害怕上新闻，害怕被起诉，害怕因为丢了饭碗而毁掉自己的生活。
数据证实了他的话。2016年1月到11月之间，芝加哥警察拦截盘问的次数从2015年的56万次降到2016年的10万次。并且，曾经芝加哥对枪支管制十分严格，但过去六年来一切都在改变。不仅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废除了禁止携带枪支令，城市中的枪支售卖店也重新开张。此外，还有走私犯从邻州走私武器。
不管怎么看待警察，城市警力的收缩肯定会对打击暴力犯罪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暴力犯罪的增长则会让市民丧失对警察的信任。
夜幕刚刚降临，街角处贩酒店的停车场上依然人头攒动。那里聚集了大概十来个人，都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抽烟吵闹，大声说话。不远处，一小队社会工作者——他们自称为“暴力阻碍者”——在暗中观察着这群年轻人。
前帮派成员、如今服务于非营利组织“停止战火”的社会工作者尤利西斯·弗洛伊德说：“那群孩子站的地方刚发生一起杀人案。我们称之为‘热点’。”地上粉笔画着的尸体轮廓依然清晰可见，弗洛伊德和同事站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暴力事件再次发生。“我在这里站了两个小时了，没见到一辆警车经过。”弗洛伊德说。
这些社会工作者在这里与那群小伙子们建立关系，从而当暴力无法避免时，他们可以及时上前制止，减少流血事件发生。据调查，“停止战火”总体上减少了帮派之间的暴力案件。在资助实施该项目的两个警区，谋杀率减少了30%。但2015年的预算削减使得这些社会服务项目难以持续下去。尽管如此，有些“制止暴力者”仍在努力，比如弗洛伊德等人。
但希望依旧如此渺茫，暴力事件仍不断发生。17岁的加麦尔·罗林斯在一个空荡的停车场被两名男子枪杀。一张夹在收银机边上的纪念卡上，写着他母亲和兄弟姐妹对他的祝福与思念。
而芝加哥南部，本尼和阿伦佐平静的小院里，阿伦佐谨慎地环视街道，观察任何危险迹象。一旁的本尼抱起阿其尔时，也同样小心翼翼环顾四周。他们对临近街道速度放缓的车辆或者任何陌生人都极其警戒。
本尼说：“下车前，我会观察后视镜确保没有人跟踪我。我自己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改变了。”
一颗子弹击穿了他的手臂，另一颗则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击中了刚刚走出星巴克、手里还拿着一杯咖啡的公交车调度员伊温妮·尼尔森。伊温妮被送进了医院，40分钟后宣告死亡。这起悲剧发生在一个看似不错的街区，不远处就是芝加哥市警察局总部，也是在这里，芝加哥警察局长刚刚宣布逮捕了大约100名帮派分子。
尼尔森是2016年芝加哥被谋杀的第238人。早在2016年3月初，就有专家担心芝加哥2016年被谋杀人数可能会达到600人，相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这个增长率实在过于惊悚。
到2016年11月底，芝加哥谋杀案数量增至700起，为1998年以来最高纪录；这一数据甚至高于纽约和洛杉矶的总和。2016年，全美国谋杀案发案率预计增加13%，其中有近一半的增长来自芝加哥。
在这个美国中心地带的最大城市，青少年们因为推特上的口角而彼此残杀，成年人对着儿童的头部或有意或无意地开枪。警方表示，枪击暴力中有近90%来自帮派。大规模的杀戮为芝加哥赢得了一个并不光彩的绰号：芝拉克，也就是说将芝加哥与暴力事件频繁的伊拉克相提并论。芝加哥出生的美国著名说唱歌手JAY-Z在其歌曲《Murder to Excellence》中这样唱道：“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到家乡的伤痛，314名士兵死在伊拉克，509人死在芝加哥。”这里提到的是2008年的数字。
芝加哥近代的帮派暴力史（特别是在西南两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但在2015年，有两件事加剧了暴力案件的发生频率：政府预算削减导致曾经一度平息仇恨的反暴力社会工作者人数减少；致命的警察枪击案件和警方渎职彻底破坏了警方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18个月里，警察和社会工作者的减少导致近20年来未曾出现过的暴力事件浪潮，仅在2016年8月份一个月内，芝加哥就有90人被谋杀。这就好像芝加哥裁掉了消防队员，如今市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吞噬整座城市。
老派规矩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2016年9月的一个温暖夜晚，阿伦佐·李和他三岁的儿子阿其尔坐在芝加哥南部的家门外等待阿伦佐的父亲本尼回家。本尼如今是一名大学指导员，一个受敬重的社会工作者，在学校里教授芝加哥帮派相关课程。但年轻时候的本尼也曾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头目。
阿伦佐说，父亲从不吹嘘当年的帮派生活，而且始终竭力避免他接近帮派。不过回忆起当年，本尼还是忍不住柔声感慨：“那些年少轻狂的日子啊……”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本尼举家搬到芝加哥时，他才十几岁。在芝加哥西部街区，除了三个非洲裔家庭之外，其余都是白人家庭，本尼家就是三个非洲裔家庭的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我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击白人。”而团结街区里的男孩子正是本尼走向帮派的第一步。
14岁的时候，本尼加入了西区的一个帮派，逐渐成为帮派中的大头目，手下控制着2000多名帮派成员。当他29岁出狱的时候，他决定离开帮派开始新的生活，他成为了一名反暴力社会工作者，这份工作让他得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帮派文化。
本尼说，上世纪90年代初，芝加哥的大部分帮派暴力都因争夺毒品交易的地盘而起。如果有哪个帮派成员想杀竞争对手，必须获得头目的许可，要么就得承担因招惹警察而导致帮派利益受损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帮派分子都严格恪守不伤害儿童和路人的规则。而如今，这些老派规矩早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有两个主要事件，导致芝加哥原本有组织的大型帮派分裂成如今在大街小巷滋生事端的诸多小团伙。一件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逮捕大帮派头目并发起诉讼。另一件同期发生的事则是，芝加哥问题公屋被联邦政府接管，结果是，那些曾经躲藏在这些问题公屋中的帮派团伙如今如恶魔般游荡在整个城市。
在这里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只能在街上混着
在芝加哥南部一处黑暗的工作室，本地说唱歌手里科·瑞克雷兹正在哼唱着。他的大长辫十分扎眼，肚子上纹着机枪纹身。瑞克雷兹的本名叫罗尼·拉姆齐。他家人都是帮派成员。10岁时，他也成了其中一员；14岁时，他已经扛枪上阵。一个同伙说：“他简直是头野兽，人们对他惧而远之！”
瑞克雷兹现在25岁。他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很多帮派成员失去了头目，不再有人给他们处理问题或强调规矩。他们十几个人组成一群，随意斗殴开枪，肆无忌惮。他说，年轻人时常因为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开枪互射，看上去和帮派有关的暴力，其实不过是私人恩怨。
冲突往往起于社交网站。他们在评论里互相抨击，而当他们最终面对面时，通常二话不说就朝对方开枪。“如果关掉所有的社交网站，我敢说，杀戮肯定会消停。”瑞克雷兹说。
就像有人在网上发布照片炫耀自己多么有趣一样，不少可怜的芝加哥孩子用枪支和现金在社交网站上展示自己有多厉害。“每个人都在网上拼命炫耀，招来横祸也全然不知。”瑞克雷兹感概。 他们这么做，部分原因在于，极少情况下，这些在线名誉再加上街区实际名声可以带来财富。不少芝加哥说唱歌手因此成名，签约唱片公司，从此衣食无忧。瑞克雷兹也向往这样的好运，不过他最后说：“要是我有孩子，我肯定让他远离这些。”
特雷站在一家毒品店外，这家店在当地帮派头目的许可下运营。“盯住警察，是我的工作。”特雷说。七年级时，因为家里没有食物，特雷加入了帮派。他随身携带一支手枪保护自己，靠贩卖毒品赚钱。特雷说，很多芝加哥青少年因为同样的原因加入帮派：贫穷。
要说芝加哥的谋杀率居高不下跟贫穷无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特雷所在的街区，96%的人口是非洲裔，贫困率高达46%，与芝加哥大部分高谋杀率街区的数据大致持平。这里几乎没有银行和杂货店，却散布着不少贩酒店和杂牌手机店。
同是帮派成员的唐特尔·安南说：“在这里很难找到一份工作。所以很多人只能在街上混着。如果我们有工作，我想很多暴力事件就不会发生吧。”
警察害怕上新闻，害怕被起诉，害怕丢了饭碗
2016年9月末，警车经常经过特雷望风的那家毒品店，差不多一小时路过一次，在其他暴力多发街区亦是如此。但是，这些警车几乎不会停下来，或者拦下街上任何人盘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芝加哥警局老警探说，这是对以前主动出击政策的改变。
他说，最近对警察滥用职权的关注让警察不得不老老实实待在警车里。他甚至建议手下的警官尽量不要盘查路人以遭到投诉乃至起诉。如今在芝加哥警员中间弥漫着这样一种情绪：当嫌疑人拒捕或者拿起武器而他们以暴力制止时，上司及媒体并不会相信他们的解释。这位老警探说，他们害怕上新闻，害怕被起诉，害怕因为丢了饭碗而毁掉自己的生活。
数据证实了他的话。2016年1月到11月之间，芝加哥警察拦截盘问的次数从2015年的56万次降到2016年的10万次。并且，曾经芝加哥对枪支管制十分严格，但过去六年来一切都在改变。不仅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废除了禁止携带枪支令，城市中的枪支售卖店也重新开张。此外，还有走私犯从邻州走私武器。
不管怎么看待警察，城市警力的收缩肯定会对打击暴力犯罪产生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暴力犯罪的增长则会让市民丧失对警察的信任。
夜幕刚刚降临，街角处贩酒店的停车场上依然人头攒动。那里聚集了大概十来个人，都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一边抽烟吵闹，大声说话。不远处，一小队社会工作者——他们自称为“暴力阻碍者”——在暗中观察着这群年轻人。
前帮派成员、如今服务于非营利组织“停止战火”的社会工作者尤利西斯·弗洛伊德说：“那群孩子站的地方刚发生一起杀人案。我们称之为‘热点’。”地上粉笔画着的尸体轮廓依然清晰可见，弗洛伊德和同事站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暴力事件再次发生。“我在这里站了两个小时了，没见到一辆警车经过。”弗洛伊德说。
这些社会工作者在这里与那群小伙子们建立关系，从而当暴力无法避免时，他们可以及时上前制止，减少流血事件发生。据调查，“停止战火”总体上减少了帮派之间的暴力案件。在资助实施该项目的两个警区，谋杀率减少了30%。但2015年的预算削减使得这些社会服务项目难以持续下去。尽管如此，有些“制止暴力者”仍在努力，比如弗洛伊德等人。
但希望依旧如此渺茫，暴力事件仍不断发生。17岁的加麦尔·罗林斯在一个空荡的停车场被两名男子枪杀。一张夹在收银机边上的纪念卡上，写着他母亲和兄弟姐妹对他的祝福与思念。
而芝加哥南部，本尼和阿伦佐平静的小院里，阿伦佐谨慎地环视街道，观察任何危险迹象。一旁的本尼抱起阿其尔时，也同样小心翼翼环顾四周。他们对临近街道速度放缓的车辆或者任何陌生人都极其警戒。
本尼说：“下车前，我会观察后视镜确保没有人跟踪我。我自己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