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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家
杨莉莉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摄影理论奖获得者，日本电通广告株式会社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社交摄影、视觉传播、当代艺术。
智能手机的摄影系统不断发展，使得计算摄影在大众领域有了应有之地。随着AR等高科技的不断强大，手机摄影的图像生产变得简化、高效，且技术更新日新月异。而社交网络作为图像传播的平台，充分满足了大众自我认同及分享、社交的迫切愿景，于是社交网络时代的手机摄影，在技术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都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有趣问题。
计算摄影技术的真实性
数字时代的计算摄影和传统的胶片相机的成像方式有很多不同，或者说，胶片时代相机的一些功能，比如技术相机使用沙氏定律实现拍摄画面的全景深效果，计算摄影可以通过数字处理的方式实现。而有些胶片相机无法实现的技术，计算摄影技术却可以完成。比如，使用光学原理成像的胶片相机，在慢速快门的限制下无法“凝结”住人物或物体的运动瞬间，而使用计算摄影技术则会在弱光下轻松拍出运动中的清晰瞬间。更不用说，当下人们分享在社交媒体上的自拍、风景或美食照片，使用修图、HDR、全景等摄影后期技术，无不是计算摄影技术的功劳。
那么，计算摄影技术会不会让人们对所见图像的真实性有更多质疑呢？比如，人们使用计算摄影技术把人的皮肤处理得光洁无暇，把纺织面料呈现出高档质感，把空间再现的比原本宽敞明亮，使用手机拍摄APP或后期处理APP，使得图片的美化技术门槛很低，被大众广泛使用。但是，图片的作假与否，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图像生产者，一方面，在前数码时代一样有很多作假的方式;另一方面，摆拍和表演这些摄影行为首先就能确定图像真实性程度的基调。比如最近的“拼单名媛”事件中，名媛拍摄喝下午茶、入住酒店等场景的照片，实际上并未发生正常的饮食或入住，而是短时间进入现场摆拍，再后期处理后上传到社交媒体分享，这说明了如何选择拍摄内容比后期处理更具欺骗性。
摄影艺术的门槛降低了吗？
智能手机的技术发展让人们获得好照片的门槛降低，过去作为摄影发烧友，需要苦练技术、反复实践才能获得图像审美的意识和技能，如今，普通的APP或手机原生相机的自带算法，能够直接不费力地获得优美图像。尤其对于95后的数字原住民来说，他们能熟练操作摄影软件，对摄影修辞语言掌握纯熟，而无需面对复杂技术。他们进行图像生产的行为即是轻松的图像消费行为，因此，对于95后、00后来说，过去的发烧友模式已没有必要去追随，传统意义的摄影爱好者在他们当中已经很少了。而对于勇于勤奋学习的数字移民（中老年人）来说，他们追赶上数字图像和社交网络的浪潮，技术纯熟地生产出唯美图像后，进行了摄影方向上的分化。一些原本的摄影爱好者进入中摄协等体制内机构，把摄影作为一种搞活地方经济、文化推广传播的业绩活动;另外有些中老年摄影爱好者则试图作为一个艺术家，使用摄影进行当代艺术创作，表达对社会的思考和观点。
那么，以手机和计算摄影为代表的摄影技术的低门槛现状，会不会让艺术的门槛变低？我们认为，技术门槛的降低并没有引发摄影艺术水准的退步，反而是提高了摄影艺术或学术的门槛。原来具有审美价值的图像过去仅限于专业人士、专业器材才能生产，而现在普通人用手机通过计算摄影技术即可达到。所以，拍摄者和大众会逐步意识到，好看的照片或视频可以轻易被生成，不再高高在上，他们就不再像以往一样把这些仅具有审美价值的照片当作艺术了。公众或爱好者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和观念会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认为有内容、有思想的照片才是真正意义的摄影艺术，例如前文所说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开始转向社会纪实摄影或当代艺术的创作，就像用文字写作一样，他们用图像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手机摄影的本质是社交摄影
手机摄影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感兴趣，手机的摄影系统如果是作为一种成像器材的媒介，和其他成像机器没有根本的不同，只是搭载科技更新，更为便利并功能强大。而当下手机摄影之所以引发很大争议或关注，是因为智能手机背后的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存在。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们的摄影行为发生本质性改变，从“为摄影而摄影”转变为“为分享而摄影”，也就是说，分享决定生产，人设决定观看。所以，与其讨论手机摄影，不如研究社交网络中的摄影行为更具有价值。我们把不限制于何种拍摄器材，只要是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生产或分享传播的图像，统一概括称之为“社交摄影”。社交摄影既包括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静态照片或视频，也包括艺术家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生产传播的艺术作品，还涵盖了企业、机构、甚至政党和国家上传在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图像。那么，社交图像在当下的数量爆发式增长，人们的社交摄影行为模式，对社会文化层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社交图像的正面和负面
普通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或者是企业机构的账号，都会不定期分享一些图片和视频，比如自拍、合影自拍、企业公关活动等，这种分享行为的核心价值是社交性，即通过分享图像，实现自我形象管理、有意识的自我呈现，最终达到提升社交关系、积累社会资本的积极目的。可以说，有选择地在社交媒體中自我呈现，呈现企业或个人的正面形象，这是社交图像的一个正面意义。那些使用社交媒体发布虚假信息的照片、以诈骗为目的的社交图像，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社交摄影只是充当了网络诈骗的替罪羊罢了。另一方面，分享社交图像的行为也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我”通过分享社交图片或视频给大家看到：“我”吃的哪些食物，“我”穿的哪些衣服，“我”选择到哪里旅行，“我”的各种工作场景和生活偏好，都会混合而成一个鲜明的个人面貌形象，人们在分享照片或视频的同时，进行自我身份和社会资本的确认和呈现，从而不断进行自我心理肯定，达到心理和认知建设的积极作用。 社交摄影行为可以说对每个人的私人生活有积极建设的意义，同时，一些社会文化活动也很好地使用了社交摄影作为新的运动方式。典型的例子就是全世界范围的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学者也称之为“网络女性主义”或“数字女性主义”运动。之前三波的女性主义运动发生时期，社交网络尚未存在或未被大众广泛使用，所以传播的模式都是使用传统媒体，单向度的，或者线下活动规模较小。并且讨论的议题大都是普遍的，笼统的，缺乏具体指涉的，往往被诟病为缺乏解决实际具体问题的能力。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中，任何受到性侵等不公正对待的女性，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举报具体的性侵嫌疑人，并在社交媒体广泛互动，引发舆论浪潮，使得嫌疑人受到应得的法律制裁，或者即便因各种原因没有被制裁，也必然会因为社会舆论而身败名裂、职业发展受限。这就是社交网络的力量，而图像在其中承担了重要作用，所见即所得、嫌疑人的形象、受害者的无助，都能够通过图像呈现而引发广泛关注和重视，激发公众的转发和参与行为，从而促进不平等事件得到正义的处理。
社交摄影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积极作用和活动方式还有很多，在商业推广、企业品牌形象传播方面也比传统媒体多了很多优势，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传统的广告、营销行业，互动性、社交性是社交图像最大的优势体现。但社交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有很多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对人们的各种负面影响，如分散用户注意力、侵犯隐私问题、增加用户抑郁风险、影响线下社交等等。那么，具体到社交摄影行为和社交图像，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负面影响有什么呢？我们考虑到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计算摄影的一系列先进技术的发展，例如AR上妆等技术，让人们的自拍形象被修饰美化的不着痕迹，尤其是95后和更年轻一代，已经习惯了所有的自拍都是经过处理后才分享社交媒体，久而久之，甚至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容颜，产生虚假的自我认同，甚至是自我欺骗，一旦内心认定的“我”在现实中出现矛盾和落差，心理上会产生不良影响。第二，过多使用社交媒体会让用户增加抑郁风险，而其中的社交图像因为纪实性而成为重要影響因素。当大家都竭力在社交图像中展示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社交关系时，社会资源或身份阶层较为弱势的人群，会难以面对别人的光鲜和自己境遇的反差，自然会情绪低落，有挫败感，而并没意识到别人的生活其实是优势放大三千倍的结果。
智能手机的摄影系统和社交媒体结合在一起，影响到当下每个人的生活、心态和线下行为。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贫民窟的青年拍摄具有黑帮审美风格的短视频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因为流量成为网红，带来物质的收益，更重要的发现是，社交网络时代的美国青年的暴力犯罪率减少了，而他们增加了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黑帮青年可以通过推特或Instagram发布威胁性的照片来制造或回应冲突，而不需要实践线下的暴力活动。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社交摄影行为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有挑战性的研究议题，社交图像的使用价值和文化内涵是值得不断探究和审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