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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使不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版火爆的年代。越来越多的外文书有了中译本，且很多不止一个中文版；越来越多的古籍被整理，出了点校本、普及本、文白对照本；很多名人的作品也搜罗备至全面出版，不再局限于其代表作。在卓越、当当、京东等网上书店随便点击一个主题，都会显示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条目，面对让我们眼花缭乱甚至头晕目眩的书，我们该如何选择？
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工作非常繁忙，要调研、要开会、要决策、要批文，要应对紧急事件，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毫不过分。而领导干部又是最需要读书的，新时期新阶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新要求、新任务与日俱增，领导干部要學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学科技，要学会用新思维打开新局面，用最新的知识处理最新的问题，这都需要学习，需要读书。选择一本好书，会事半功倍；选择一本差书，费时费钱费力，还所得甚少，可谓得不偿失，事倍功半。如果我们不想将书籍仅仅作为拍照时的背景墙，也不想用一些大路货来暴露我们的低品位，而是想认真学点儿东西，我觉得可以用四个标准选书。
一是选“厚”书，就是选“大部头”。小书、薄书也有很多极好的，如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耶利内克的《现代宪法史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彼得·萨伯的《洞穴奇案》等。但是，一般而言，薄薄的小册子由于篇幅所限，往往偏重于一面，可能要几本甚至十多本才能让我们了解一个问题的全部。鲁迅先生将这种小册子比作“零食”，他说这类书：“或曰‘入门’，或曰‘ABC’，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他认为只看小册子不可能得到真学问。
厚书会提供薄书所没有的非常多的细节，在宏大叙事中不废“闲笔”，在严肃的学术论证中穿插文学性的生动描述，在讲述传主的故事时对与其有关的人物，如朋友、师长也不吝笔墨。我们读100万字的斯基德尔斯基著《凯恩斯传》，就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庇古的奇闻轶事，让我们看得兴致盎然。厚书会将一个人、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全面透彻，彻底“解构”，而不用我们通过读很多小书将这个人物的图谱拼接出来或者把这个问题摸索出来。“巨著”，其本意就是篇幅长或内容丰富的著作。概率论也证明了这点，某方面的权威著作往往是非常“厚”实的，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罗恩·彻诺的《汉密尔顿传》、保罗·海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以及《飘》《战争与和平》等，都是厚厚的如城砖一样的几大册。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一个问题，可以多读“厚”书。
二是选“老”书。就是选没被时间自然淘汰的书，选长销书而不是昙花一现的畅销书。著名作家二月河说过：“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是否拥有读者，二是它是否拥有时间。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备‘素质’的作品。倘二者皆具备——即使它是‘反动的’，也是永恒的，无法消灭的。”（二月河，《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总序》，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本书拥有读者是较为容易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靠书本装点门面、靠书本装饰房间、靠书本装扮“有闲阶级”消磨时光的读者，但是一本书要拥有时间就殊为不易，在评价书方面，时间是比较公正的法官。很多书迎合一时的口味、受制一域的风气、感染一事的热度，投上位者、消费者所好，脱离此时此地此事，就不能给人启发，让人思考，没有普世的价值和恒久的意蕴，这样的书即没有买的价值。一本书，出版两三年甚至二三十年之后仍然在被重印、被再版，甚至被修订七八次，这样的书就值得一买。
三是选“专”书。专书是针对某一专题而编写的著作。涉及大主题或多主题的书很难有深度，而专书由于切口小，可以将某一个问题彻底解决，实现“题无剩义”。鲁迅说过：“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博览群书可以让人知识渊博，但只有读专书才能让人深刻、深邃。可以说，想成为“专家”，必须读“专”书。合格的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已经熟读了相应的专业书籍和文章，对专业领域内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前沿问题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后者只能泛泛而谈。读大主题或多主题的书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可以让我们少一些知识的盲点，让我们看问题更多角度，思想更多维、更多元。但是读“专”书可以安身立命，可以成为工作的行家里手；只有读了专书，才能成为思想的普及者，而不是被启蒙者；只有多读“专”书才能真正著书立说，而不用通过关注鸡毛蒜皮、臧否家长里短、披露阴私隐情或者插科打诨、拾人牙慧、抖些小机灵和小包袱而殃及梨枣。
四是选“洋”书，即外国书。鲁迅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在他那个时代很有道理，可谓深中肯綮的剀切之论。现在虽然国人的著作有很大进步，但由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相较而言，对于外国的了解我们肤浅得很，如果不多看外国书，很可能助长我们的虚骄，让我们沦为井底之蛙。1928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深感国人对外国书读得少，对外国研究得更少，写了一本《日本论》，里面沉痛地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语气已经有点儿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了。如果不读外国书，我们动辄称“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却不知道刘勰（约公元465—520年）写出《文心雕龙》前八百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就写出了《修辞学》，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年）写出《史记》之前三百年，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年）就写出了《历史》。在我们津津乐道《宋刑统》时，却不知道1215年英国就有了奠定后世宪政国家基础的《大宪章》。我们喜欢吃东南亚的水果，用美国的手机，穿法国的时装，用意大利的皮具，为什么在选书时就具有很深的民族情结呢？多看外国书，不仅不会数典忘祖，还会让我们更加看清自己。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更多的好书？那就多读厚书、老书、专书、洋书，“名书”倒可以缓缓再读，因为“名书”的名气可能是被炒起来的虚名、浮名。修身要耐得住寂寞孤灯影，为学要坐得住凄清冷板凳，做官要立德、立言、立功，看“厚”“老”“专”“洋”的“冷”书是修身为学的应有之义，是做一位好的领导干部的重要途径，有志于此的领导们不妨试试。
作者单位：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
（责编/赵哲）
特别是作为领导干部，工作非常繁忙，要调研、要开会、要决策、要批文，要应对紧急事件，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毫不过分。而领导干部又是最需要读书的，新时期新阶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新要求、新任务与日俱增，领导干部要學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学科技，要学会用新思维打开新局面，用最新的知识处理最新的问题，这都需要学习，需要读书。选择一本好书，会事半功倍；选择一本差书，费时费钱费力，还所得甚少，可谓得不偿失，事倍功半。如果我们不想将书籍仅仅作为拍照时的背景墙，也不想用一些大路货来暴露我们的低品位，而是想认真学点儿东西，我觉得可以用四个标准选书。
一是选“厚”书，就是选“大部头”。小书、薄书也有很多极好的，如托马斯·潘恩的《常识》、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耶利内克的《现代宪法史论》、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彼得·萨伯的《洞穴奇案》等。但是，一般而言，薄薄的小册子由于篇幅所限，往往偏重于一面，可能要几本甚至十多本才能让我们了解一个问题的全部。鲁迅先生将这种小册子比作“零食”，他说这类书：“或曰‘入门’，或曰‘ABC’，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他认为只看小册子不可能得到真学问。
厚书会提供薄书所没有的非常多的细节，在宏大叙事中不废“闲笔”，在严肃的学术论证中穿插文学性的生动描述，在讲述传主的故事时对与其有关的人物，如朋友、师长也不吝笔墨。我们读100万字的斯基德尔斯基著《凯恩斯传》，就可以看到维特根斯坦、庇古的奇闻轶事，让我们看得兴致盎然。厚书会将一个人、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全面透彻，彻底“解构”，而不用我们通过读很多小书将这个人物的图谱拼接出来或者把这个问题摸索出来。“巨著”，其本意就是篇幅长或内容丰富的著作。概率论也证明了这点，某方面的权威著作往往是非常“厚”实的，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罗恩·彻诺的《汉密尔顿传》、保罗·海恩《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以及《飘》《战争与和平》等，都是厚厚的如城砖一样的几大册。如果我们想深入了解一个问题，可以多读“厚”书。
二是选“老”书。就是选没被时间自然淘汰的书，选长销书而不是昙花一现的畅销书。著名作家二月河说过：“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是否拥有读者，二是它是否拥有时间。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备‘素质’的作品。倘二者皆具备——即使它是‘反动的’，也是永恒的，无法消灭的。”（二月河，《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总序》，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本书拥有读者是较为容易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靠书本装点门面、靠书本装饰房间、靠书本装扮“有闲阶级”消磨时光的读者，但是一本书要拥有时间就殊为不易，在评价书方面，时间是比较公正的法官。很多书迎合一时的口味、受制一域的风气、感染一事的热度，投上位者、消费者所好，脱离此时此地此事，就不能给人启发，让人思考，没有普世的价值和恒久的意蕴，这样的书即没有买的价值。一本书，出版两三年甚至二三十年之后仍然在被重印、被再版，甚至被修订七八次，这样的书就值得一买。
三是选“专”书。专书是针对某一专题而编写的著作。涉及大主题或多主题的书很难有深度，而专书由于切口小，可以将某一个问题彻底解决，实现“题无剩义”。鲁迅说过：“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博览群书可以让人知识渊博，但只有读专书才能让人深刻、深邃。可以说，想成为“专家”，必须读“专”书。合格的专家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已经熟读了相应的专业书籍和文章，对专业领域内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前沿问题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后者只能泛泛而谈。读大主题或多主题的书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可以让我们少一些知识的盲点，让我们看问题更多角度，思想更多维、更多元。但是读“专”书可以安身立命，可以成为工作的行家里手；只有读了专书，才能成为思想的普及者，而不是被启蒙者；只有多读“专”书才能真正著书立说，而不用通过关注鸡毛蒜皮、臧否家长里短、披露阴私隐情或者插科打诨、拾人牙慧、抖些小机灵和小包袱而殃及梨枣。
四是选“洋”书，即外国书。鲁迅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在他那个时代很有道理，可谓深中肯綮的剀切之论。现在虽然国人的著作有很大进步，但由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相较而言，对于外国的了解我们肤浅得很，如果不多看外国书，很可能助长我们的虚骄，让我们沦为井底之蛙。1928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深感国人对外国书读得少，对外国研究得更少，写了一本《日本论》，里面沉痛地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语气已经有点儿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了。如果不读外国书，我们动辄称“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却不知道刘勰（约公元465—520年）写出《文心雕龙》前八百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就写出了《修辞学》，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年）写出《史记》之前三百年，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年）就写出了《历史》。在我们津津乐道《宋刑统》时，却不知道1215年英国就有了奠定后世宪政国家基础的《大宪章》。我们喜欢吃东南亚的水果，用美国的手机，穿法国的时装，用意大利的皮具，为什么在选书时就具有很深的民族情结呢？多看外国书，不仅不会数典忘祖，还会让我们更加看清自己。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读更多的好书？那就多读厚书、老书、专书、洋书，“名书”倒可以缓缓再读，因为“名书”的名气可能是被炒起来的虚名、浮名。修身要耐得住寂寞孤灯影，为学要坐得住凄清冷板凳，做官要立德、立言、立功，看“厚”“老”“专”“洋”的“冷”书是修身为学的应有之义，是做一位好的领导干部的重要途径，有志于此的领导们不妨试试。
作者单位：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
（责编/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