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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是构成整个历史叙事必不可少的基础。要使历史更贴近事件的原始存在状态，便应该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编排和创造，赋予历史事件一种空间性的结构。[1]相对于历史时序，教师较缺乏营造历史空间引领学生体悟历史的策略，故对于学生而言，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封闭历史空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堆无法想象的数据，以及上百万个没有名字的死难者。这不利于建构符合伦理、真实而深入人心的历史记忆。那么如何复原历史空间，让学生的历史记忆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笔者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一课教学为例加以说明。
一、营造历史空间，解读“集中营”的概念
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教科书的表述是：集中营是法西斯实行暴力统治的重要工具。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后就开始建造集中营，用来监禁反对纳粹政权的人。二战爆发后，德国在占领区大量建立集中营，用来关押和虐杀战俘、犹太人和抵抗分子。[2]这个定义的缺陷在于容易给学生造成印象：集中营只和纳粹相联系。事实上，它包含更大的历史空间：前苏联有“古拉格”、国民党有“渣滓洞”、美国有“日裔集中营”、智利有“尊严殖民地”、还有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等地上演过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先不呈现苍白的，限制学生空间想象力的文字定义，而通过地图、照片给学生认识的铺垫，由形象思维逐步向抽象思维过渡。
师：呈现德国纳粹集中营分布图1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周边环境图2（略）。图1反映出什么历史信息？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哪个国家？根据图2并结合教材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功能并分析纳粹选址的原因。
从图1可知，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非纳粹最早建立的集中营，也不是唯一的一座集中营。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集中营像癌症扩散到欧洲大陆，侵蚀着欧洲文明的肌体。从图2比对教材可知，为了更隐蔽、高效率地杀人，纳粹选择既交通便利又不引人关注的小镇附近开阔地带建立集监禁、劳役和灭绝三种功能为一体的、规模巨大的人间地狱。有了地图的空间界定，学生就有了方向感，这时可呈现集中营内部照片细观。教科书已配有“一位幸存者参观遗址”、“集中营的围墙与电网”、“巨大的分式焚尸炉”三幅照片，可再挑选几幅能集中反映集中营的残酷和荒谬的照片。比如集中營纳粹头子赫斯把原本在达豪集中营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多么具有反讽和欺骗的意味，在集中营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由;还有集中营生存状况照片，在狭小空间中人像蝼蚁般蜷缩在一起，活得毫无尊严。与地图相比，历史照片更能让学生的思绪定格在一个瞬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构建一幅幅历史画面。为了让这幅历史画面有声，教师还可以引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营造一个有回声的历史空间。教科书只回放了一段施害者的声音，即纳粹集中营头子党卫军突击队队长鲁道夫·赫斯回忆说：“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杀人过程。在拥挤的囚禁室内，只要把‘旋风B’（固体毒剂）扔进去，死亡就降临了。只听到一阵短暂的、透不过气来的叫喊声，然后一切就结束了。”[3]我们从中看到了纳粹的冷血狰狞，但这是不够的，怎么能让广大集中营受害者失声？教师有必要为学生补充受害者的声音：
材料1：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在第一天，新人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材料2：凯尔泰斯说，他不是不会写“一位红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红和手枪”那类的流行小说，但他不写，只写奥斯维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听到有人说我写这个话题已不合时宜……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神话’。”
——余泽民：《凯尔泰斯为什么只写奥斯维辛？》
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作家，亦是化学家和奥斯威辛174517号囚犯。他的回忆能让学生知道集中营里的另外一面，本该相濡以沫的难友们却相互敌视，正是集中营让人变成了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写作偏执，无疑是源于他14岁经历的集中营苦难，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止于电网内的苦难，他不仅讲述他所经历的奥斯维辛，而且预言人类将要经历的奥斯维辛。1945年，集中营被摧毁，但柏林墙拔地而起，冷战时期的东欧人被统统关进一座谎言集中营。从这个角度讲，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文学超越了其他奥斯维辛题材的作品，其价值在于，他从更高的角度看奥斯维辛，不仅控诉，而且剖析，警示未来。营造有图、有实物、有人的历史空间为深入解释历史现象准备了前提条件。学生只有在心灵受到震撼，认知出现冲突、知识感觉不足时才能充满学习的欲望，有效地参与到课堂中，参与更高层次的“头脑风暴”。
二、置身历史空间，反思“奥斯维辛”的现象
德国哲学家特奥多·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是说，浸淫在“私密、自负的凝思之中”的诗人找不到文字来表现奥斯维辛机械式、无灵魂和工业性的残忍。另外，诗歌是一种创造美和愉悦的过程，用来描述大屠杀不合适。[4]诗人或许找不到语言来表现“奥斯维辛”，但历史教学需要学生用正确的观点解释大屠杀现象。为此，笔者组织学生讨论，形成以下二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观点一：都是希特勒的错;观点二：德国人是邪恶的民族。针对这些观点，笔者呈现以下材料：
材料3：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对犹太恐惧症在德国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进行提问，也是重要的。……在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正是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这种灭绝犹太人的犹太恐惧症成了国家发起的东西，它在这六年内的目标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另外几百万犹太人归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从而进入到实际的种族灭绝阶段。 ——（美）克劳斯·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材料4：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当然，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后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荷）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材料5：大屠杀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它是不是德国历史本身的自然进化，因而可以归之于德国人的某种特殊品质？它是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吗？它是启蒙的失败，甚至是文明和人类的失败吗？如同这些对大屠杀的伟大故事的调查——无论关注的焦点是意图还是德国性、欧洲性乃至人类性——所表明的，公认的事实并不足以保证唯一的最佳解释。然而，承认解释的多样性，并不是认可对于公认的野蛮事实的所谓修正主义否定，而是表明，这些事实可以得到承认。“大屠杀”这个术语本已经是一种复杂的解释，它在表明伟大的故事的同时，也表明一种道德判断。
——（美）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
设问：为什么“不能用罪恶的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来指控整个民族？”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境导致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发生？对希特勒的归罪有何意义与局限性？为什么要“承认历史解释的多样性”？
对于思维盲点，学术观点的引介有助于学生拓展思路，多角度地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5]当然，大屠杀主要还是源于制度之恶。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6]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夠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
三、走出历史空间，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指出：“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开始否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人们之间的平等，你就开始向集中营体系迈进。而这是一条难以止步的道路。”[7]莱维的话富有启迪：20世纪生产力发展，科技飞速进步，但人类的道德并没有显著提升，制度的缺失导致人性中恶的释放。当人性之恶难以遏制时，科技与严密的管理往往发挥着助纣为虐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威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现代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8]
大屠杀不应该消解在语言学或者统计学性质的一种抽象之中。抽象是不负责任的，而人类却是负责任的。人类的元素一直是叙述的中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大屠杀才能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获得重大的意义。[9]记住过往，是现世的人们对过往的人们所负有的义务。丧失了历史记忆，也就没有历史正义可言。[10]因此，学生不应该把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忆只停留在知识层面，停留在应付考试，博取高分上。奥斯威辛集中营应该成为他头脑中一个永久记忆的空间，这个空间警示他不能忘记制度与人性的关系。每当他看到有关大屠杀的影像、小说、展览及其他媒体形式时，他那块记忆空间便会活跃起来，他应该为自由地生活在当下而庆幸;他应该能理解史学家甚至民间人士不遗余力地收集大屠杀证词的工作;他应该对任何名义的专制保持警惕;他有责任自觉地参与维护和优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正如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指出：“活着的人重新建构死去之人的生活，便成了历史;而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因此，历史生发于思想着的、痛苦着的、行动着的人探索过去而发现的现实利益之中。”[11]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并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
【注释】
[1]龙迪勇：《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
[2][3]陈梧桐主编：《选修6世界文化遗产荟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0、112页。
[4]（荷）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5][6]（英）劳伦斯·里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16页。
[7]转引自张秋：《历史的人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10页。
[8][9]（美）克劳斯·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1-12、10页。
[10]（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11]（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一、营造历史空间，解读“集中营”的概念
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教科书的表述是：集中营是法西斯实行暴力统治的重要工具。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后就开始建造集中营，用来监禁反对纳粹政权的人。二战爆发后，德国在占领区大量建立集中营，用来关押和虐杀战俘、犹太人和抵抗分子。[2]这个定义的缺陷在于容易给学生造成印象：集中营只和纳粹相联系。事实上，它包含更大的历史空间：前苏联有“古拉格”、国民党有“渣滓洞”、美国有“日裔集中营”、智利有“尊严殖民地”、还有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等地上演过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先不呈现苍白的，限制学生空间想象力的文字定义，而通过地图、照片给学生认识的铺垫，由形象思维逐步向抽象思维过渡。
师：呈现德国纳粹集中营分布图1和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周边环境图2（略）。图1反映出什么历史信息？奥斯威辛集中营位于哪个国家？根据图2并结合教材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功能并分析纳粹选址的原因。
从图1可知，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非纳粹最早建立的集中营，也不是唯一的一座集中营。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集中营像癌症扩散到欧洲大陆，侵蚀着欧洲文明的肌体。从图2比对教材可知，为了更隐蔽、高效率地杀人，纳粹选择既交通便利又不引人关注的小镇附近开阔地带建立集监禁、劳役和灭绝三种功能为一体的、规模巨大的人间地狱。有了地图的空间界定，学生就有了方向感，这时可呈现集中营内部照片细观。教科书已配有“一位幸存者参观遗址”、“集中营的围墙与电网”、“巨大的分式焚尸炉”三幅照片，可再挑选几幅能集中反映集中营的残酷和荒谬的照片。比如集中營纳粹头子赫斯把原本在达豪集中营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多么具有反讽和欺骗的意味，在集中营只有死亡才能使人自由;还有集中营生存状况照片，在狭小空间中人像蝼蚁般蜷缩在一起，活得毫无尊严。与地图相比，历史照片更能让学生的思绪定格在一个瞬间，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构建一幅幅历史画面。为了让这幅历史画面有声，教师还可以引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营造一个有回声的历史空间。教科书只回放了一段施害者的声音，即纳粹集中营头子党卫军突击队队长鲁道夫·赫斯回忆说：“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杀人过程。在拥挤的囚禁室内，只要把‘旋风B’（固体毒剂）扔进去，死亡就降临了。只听到一阵短暂的、透不过气来的叫喊声，然后一切就结束了。”[3]我们从中看到了纳粹的冷血狰狞，但这是不够的，怎么能让广大集中营受害者失声？教师有必要为学生补充受害者的声音：
材料1：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在第一天，新人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
——（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材料2：凯尔泰斯说，他不是不会写“一位红唇的性感女郎在手包里放着口红和手枪”那类的流行小说，但他不写，只写奥斯维辛。早在1973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听到有人说我写这个话题已不合时宜……然而近来，我再次震惊地意识到，其实任何东西都引不起我真正的兴趣，唯有‘奥斯维辛神话’。”
——余泽民：《凯尔泰斯为什么只写奥斯维辛？》
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作家，亦是化学家和奥斯威辛174517号囚犯。他的回忆能让学生知道集中营里的另外一面，本该相濡以沫的难友们却相互敌视，正是集中营让人变成了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写作偏执，无疑是源于他14岁经历的集中营苦难，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止于电网内的苦难，他不仅讲述他所经历的奥斯维辛，而且预言人类将要经历的奥斯维辛。1945年，集中营被摧毁，但柏林墙拔地而起，冷战时期的东欧人被统统关进一座谎言集中营。从这个角度讲，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文学超越了其他奥斯维辛题材的作品，其价值在于，他从更高的角度看奥斯维辛，不仅控诉，而且剖析，警示未来。营造有图、有实物、有人的历史空间为深入解释历史现象准备了前提条件。学生只有在心灵受到震撼，认知出现冲突、知识感觉不足时才能充满学习的欲望，有效地参与到课堂中，参与更高层次的“头脑风暴”。
二、置身历史空间，反思“奥斯维辛”的现象
德国哲学家特奥多·阿多诺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是说，浸淫在“私密、自负的凝思之中”的诗人找不到文字来表现奥斯维辛机械式、无灵魂和工业性的残忍。另外，诗歌是一种创造美和愉悦的过程，用来描述大屠杀不合适。[4]诗人或许找不到语言来表现“奥斯维辛”，但历史教学需要学生用正确的观点解释大屠杀现象。为此，笔者组织学生讨论，形成以下二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观点一：都是希特勒的错;观点二：德国人是邪恶的民族。针对这些观点，笔者呈现以下材料：
材料3：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对犹太恐惧症在德国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并以什么形式被制度化的进行提问，也是重要的。……在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正是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这种灭绝犹太人的犹太恐惧症成了国家发起的东西，它在这六年内的目标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另外几百万犹太人归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从而进入到实际的种族灭绝阶段。 ——（美）克劳斯·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
材料4：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当然，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后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荷）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材料5：大屠杀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它是不是德国历史本身的自然进化，因而可以归之于德国人的某种特殊品质？它是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吗？它是启蒙的失败，甚至是文明和人类的失败吗？如同这些对大屠杀的伟大故事的调查——无论关注的焦点是意图还是德国性、欧洲性乃至人类性——所表明的，公认的事实并不足以保证唯一的最佳解释。然而，承认解释的多样性，并不是认可对于公认的野蛮事实的所谓修正主义否定，而是表明，这些事实可以得到承认。“大屠杀”这个术语本已经是一种复杂的解释，它在表明伟大的故事的同时，也表明一种道德判断。
——（美）伯克霍福：《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
设问：为什么“不能用罪恶的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来指控整个民族？”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境导致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发生？对希特勒的归罪有何意义与局限性？为什么要“承认历史解释的多样性”？
对于思维盲点，学术观点的引介有助于学生拓展思路，多角度地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5]当然，大屠杀主要还是源于制度之恶。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6]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夠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
三、走出历史空间，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指出：“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你开始否认人类的基本自由和人们之间的平等，你就开始向集中营体系迈进。而这是一条难以止步的道路。”[7]莱维的话富有启迪：20世纪生产力发展，科技飞速进步，但人类的道德并没有显著提升，制度的缺失导致人性中恶的释放。当人性之恶难以遏制时，科技与严密的管理往往发挥着助纣为虐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威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现代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大屠杀是历史的，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不仅杀戮了600万无辜的民众，也因为它粉碎了自古以来的道德禁忌，毁灭了西方对理性规范法则的信仰，以及发现客观真理和得到更美好世界的可能性。[8]
大屠杀不应该消解在语言学或者统计学性质的一种抽象之中。抽象是不负责任的，而人类却是负责任的。人类的元素一直是叙述的中心，因为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大屠杀才能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获得重大的意义。[9]记住过往，是现世的人们对过往的人们所负有的义务。丧失了历史记忆，也就没有历史正义可言。[10]因此，学生不应该把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记忆只停留在知识层面，停留在应付考试，博取高分上。奥斯威辛集中营应该成为他头脑中一个永久记忆的空间，这个空间警示他不能忘记制度与人性的关系。每当他看到有关大屠杀的影像、小说、展览及其他媒体形式时，他那块记忆空间便会活跃起来，他应该为自由地生活在当下而庆幸;他应该能理解史学家甚至民间人士不遗余力地收集大屠杀证词的工作;他应该对任何名义的专制保持警惕;他有责任自觉地参与维护和优化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正如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指出：“活着的人重新建构死去之人的生活，便成了历史;而这样做是为了活着的人。因此，历史生发于思想着的、痛苦着的、行动着的人探索过去而发现的现实利益之中。”[11]对奥斯维辛的记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并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
【注释】
[1]龙迪勇：《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思想战线》2009年第5期。
[2][3]陈梧桐主编：《选修6世界文化遗产荟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0、112页。
[4]（荷）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5][6]（英）劳伦斯·里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16页。
[7]转引自张秋：《历史的人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10页。
[8][9]（美）克劳斯·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1-12、10页。
[10]（以色列）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11]（法）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