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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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向"后人类"社会过渡的状态,这一转变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即把对进化过程的控制从自然选择转变为有意识的改造进程.在西方社会,超人类主义者广泛存在于各个政治派别之中,他们往往兼具自然科学背景,并愈益表现出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愿望.当前,超人类主义已经显现出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的趋势.表面看,超人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理论的关联性,如两者都重视物质条件,在人性观和自然观上看法相近,尤其强调技术进步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两者在关于人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关键问题上观点相悖.立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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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编号20&ZD04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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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向"后人类"社会过渡的状态,这一转变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即把对进化过程的控制从自然选择转变为有意识的改造进程.在西方社会,超人类主义者广泛存在于各个政治派别之中,他们往往兼具自然科学背景,并愈益表现出参与社会政治实践的愿望.当前,超人类主义已经显现出与马克思主义重新结合的趋势.表面看,超人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理论的关联性,如两者都重视物质条件,在人性观和自然观上看法相近,尤其强调技术进步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两者在关于人的社会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关键问题上观点相悖.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超人类主义,需要厘清两个理论前提:一方面,超人类主义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人性和自然观的深刻见解,通过汲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养分进而拓展自己的理论深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需要将超人类主义作为其创新素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积极探寻两者之间的理论联系,以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超人类主义更加稳健地发展.
其他文献
2008年以来,右翼激进主义在西方社会全面蔓延,这一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已初现端倪,对此,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曾作出深刻分析.右翼激进主义的反复上演印证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危机:人们诉诸极端的意识形态来表达民主诉求,反智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行动和社会生活中不断渗透,"新形式法西斯主义" 悄然崛起.多元主义民主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右翼激进主义的复苏,反而为右翼激进主义培肥社会土壤."后真相时代" 大众媒体对民意的操控,构成右翼激进运动的实质.对于西方民主政治激进化趋势的再度出现,有必要批判地吸收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在字里行间隐隐指向康有为,康有为是其隐秘对话者.《齐物论释》对康有为的学术反驳主要有:针对公羊学"《春秋》为汉制法" 的今文经学观点,章太炎对庄子的"春秋经世" 作出古文经学式之解释,以《春秋》为史志,非为后世制法;针对康有为"齐其不齐"、野进于文、崇尚普遍性的大同理想,章太炎提倡"不齐而齐"、文野异尚、尊重殊异的多元主义;针对康有为以科技进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大同学说,章太炎指出文明进化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毋宁说是另一场苦难;针对康有为鼓吹孔教主义,章太炎则借助佛学
章太炎概括《汉书·艺文志》论诸子的观点为" 诸子出于王官" 并顺承其说,胡适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予以反对.这两种貌似相反的观点由于分别侧重" 学在官府" 和"子出王官",其实并非完全对立.大一统观念盛行于西汉,刘歆整理图书而著《七略》,班固承《七略》于《汉书·艺文志》言"诸子出于王官",乃是大一统观念下的整体文化建构.刘歆、班固之论并非追溯诸子的历史起源,而是在统一文化的背景下安顿彼此相异的诸子思想并定位其意义.
相对于哲学其他分支,生命哲学在东西方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生命" 成为现代哲学起点,源自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 的批判.狄尔泰试图解决启蒙理性与科学主义对生命的压抑,创立了生命哲学.梁漱溟借助西方生命哲学的直觉方法,整合儒学本体观念而开辟了带有生命哲学色彩的中国哲学方向.生命哲学对重建中国哲学有着重要意义.百年以降,中国哲学已慢慢走出格义阶段,前辈的探索为重建中国生命哲学打下了良好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梁漱溟等学人并没有深入讨论生命哲学的起源、突破及独特性等问题,更没有形成生命哲
列维纳斯对神圣性的思考既部分地接续了海德格尔,同时也部分地歧出于海德格尔.接续体现在:对神圣性的思考需要摆脱存在神学,需要拆解致力于自我保存与提高的存在意志.歧出体现在:在告别存在神学之后,海德格尔将存在本身思为神圣性得以绽现的原初维度,列维纳斯则认为,将神圣性隶属于存在之境域,既有匿名化的危险,也有落入偶像崇拜的危险.在列维纳斯看来,神圣性只能发生在对他人呼唤的无条件回应这一原初伦理情势之中.此一神圣性不仅异于作为存在者之实体性根据的存在,异于作为生存之努力的动词性的存在,同时也异于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本身
梅洛- 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想始于对客观思维的" 现象学还原",由此锁定了自然态度中经验论和理智论的亲缘性."知觉时间性" 是破除这一亲缘性的关键场域性要素.基于此,他在"非此即彼" 语境外以"时间的含混性" 为焦点重估了身心关系问题的传统预设,揭示了现象身体的起源及其时间性逻辑.因此,当梅洛- 庞蒂那游离于内在和外在的传统二分之外的"身体" 概念被再次谈及时,人们所领会到的既是关于"我是我的身体" 的纯粹现象学描述,也是伴随时间维度构筑的知觉世界的基本单元.
普遍化和形式化的道德规范难以走向现实应用,这也导致康德道德哲学一直被人们所诟病.如何既能保证道德规范的普遍性,又能让它得到落实,这构成了道德规范的应用问题.传统道德哲学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为此,一方面,哈贝马斯转向了对法律规范的研究,法律规范作为道德规范的有益补充,能够富有成效地解决道德规范的"不可期待性" 问题;另一方面,他还诉诸商谈伦理学,认为只有在基于利益的考量而达成的商谈共识中,人们才有充足的动机自愿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哈贝马斯的方案对解决道德规范的应用问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仍面
在晚期梅洛- 庞蒂那里,被动性从来不是主动性的对立面,它们在持续生成的知觉宇宙中显现为含混两间的辩证关系.睡眠作为被动性的极点与醒觉状态张开了"分化- 去分化" 的知觉结构,身体作为两极的共同主体通过姿态记忆敞开了结构内部"为我" 转化的可能性.无意识通过知觉的二度" 沉积" 将陌异境域领会为熟稔经验,梦作为"无意识的妥协" 则将其" 凝结" 为具有意指性的" 象征物",从而迂曲地表达"我" 的"在世存在".这种被动性理论发展为" 肉身" 概念的" 可逆性"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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