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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石节子这些年被‘当代艺术’了，就算是这样，也总比被遗忘、被欺辱要好吧！”
中国举办奥运会的那年，2008年6月，麦子开始黄的时候，4个石节子村民，放下农活，要去卡塞尔了。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其中一个作品是：送1001个中国人去德国，费用全包。
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的小山村石节子，村长靳勒在博客上为村民报了名，全村人推举了4个村民去参加。包括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最年轻的是二十出头的孙宝林。都是男的。四人办护照到乡里去开证明时，乡长被吓了一跳：你们老农民去德国干啥？
折腾了二十多天，终于办好了护照。他们和另外的997个中国人一起，拉着统一发放的“熊猫”行李箱，第一次出门坐火车到北京，又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到达卡塞尔。同行者里有诗人、歌手、交通稽查员，以及广西侗族山乡的牧马人。所有的人，到德国后，集体住在卡塞尔的营地—一个由大众汽配厂的车间改造的宿舍。
李保元对德国最深刻的印象是墓地。他家里的土墙上，至今挂着12张去德国的大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在卡塞尔的墓地，各色鲜花点缀。不就是公园么，他很喜欢。
当时，靳勒带他们去参观美术馆。在提香、鲁本斯等大师的人体油画前，他们看了很久。油画上的人，“像活的一样”。
展览很自由，懂和不懂的，随便转。突然，展馆外一阵瓢泼大雨。四个人都跑到大玻璃窗前，看雨去了。
“为什么去看雨？”德国记者问靳女女。他穿件有四个兜兜的中山装衬衣，戴顶灰色布帽子，对着窗外的雨幕出神。“庄农人靠的就是雨。”他用秦安话回答。
“雨水重要？还是艺术重要？”记者又问。惦记着家里干旱的花椒树、麦子地，没念过书的靳女女，说了句：“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8年之后，那次梦一般的德国之旅，还挂在石节子村的土墙上，也挂在村里人的心上。
2015年8月，靳女女家多了个保险箱，是艺术家毛同强送来的。石节子村的13户村民，每户一个，毛同强请村民放进去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靳女女放进去的，是那次卡塞尔的展览指南、德语地图等，还有一本画册，一堆永远看不懂的文字。
从甘肃天水的秦安县城出发，向西北方向5公里，拐进锁阳关峡口，再盘着山，往上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石节子村。13户人家，50口人，散落在黄土峁上，从最高处的人家，到最下面一户，落差100多米。
村口，路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桃木枝拼起来的，歪歪扭扭，嵌在土崖上。这是靳勒不识字的老母亲“写”的。
1986年，靳勒成为石节子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1989年，石节子才通上电。那年初夏，正上大三的靳勒，要去北京。到了火车站，父亲发来电报，说妹妹要结婚，速归。
1991年，靳勒毕业了。他先去了深圳，在那里干些小雕塑活儿，挣了一笔钱，给父母买了个电视机。这也是整个石节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他最终分回到了西北师大，在雕塑系做老师。1998年，他去了北京，本来要留下来的，末了，还是向生活妥协，回到兰州。
在北京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虫人”“鱼人”等。他把自己的头像，安装在鱼或虫的身体上。鱼，瞪着一双突出的圆眼睛，悬在干渴里。虫子们，赤裸着，在土地上蠕动挣扎，顶着他那颗头颅。
“不是狮子、老虎，而是虫。因为这就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样爬行在土地上的。”他给别人解释自己的作品。
那时，经过漫长的纠结和寻找，他终于觉得自己“还可以搞艺术”，但他后来看，这时候的“艺术”，和故土，和苦焦土地上的石节子，还没有太大关系。
2005年，靳勒回到家，想做点什么。他最终做了一个叫“贴金”的行为艺术。屋后头那棵李子树，父亲种下40年了，还是矮矮的，在干旱的土地上不再往高长。他给小树身上缠了一层金箔。
黑乎乎的炕门洞，烧炕的推耙，父亲的铁锨，他都给贴上了灿烂的金。以这样一种对乡村日常的郑重其事，他开始让这个逃离了的自己，在精神上向故乡返还。
在生命的前30多年里，靳勒始终在费力气做一件事，就是逃离贫穷干渴、落后的故乡——越远越好。但是从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回到石节子了。他不再厌弃逃离它，但也不会把它当作风景来观看。陪伴着父母和乡亲，他试着回到自己真实的生命里去。
2007年除夕，艺术家赵半荻带着他著名的“熊猫团”来到了村子，实打实地，给村民们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小的春节晚会”。零下十多摄氏度的石节子夜晚，姑娘们脱下军大衣，穿着露腰的金色裙子，给大家跳舞，给老人孩子发红包。靳勒的妈妈，至今想起那天，都觉得过意不去：女娃们穿太少了，冻坏了！
“春节晚会”后的2008年正月，全村的人都来靳勒家喝酒。“你当咱的村长吧！”他们已经把靳勒当成了可能改变村庄的唯一希望。就这样，靳勒成了石节子的新村长，选票是冬夜炉火前的一碗碗白酒。
这年靳勒42岁。他当了村长，职业还是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
新村长的第一个手笔，是筹建了“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的地貌错落有致，荒凉中有美，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天然的美术馆呢？靳勒请了村里的几位老妈妈，写了“石节子美术馆”6个字，发到网上，请网友们挑选。最后，大家选择了何蠢蠢的作品，她是靳勒的妈妈。
“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刻在村口的土崖上了。靳勒的设想是，今后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分馆，石节子人，不仅是农民，也可以是艺术家。
在石节子，家家的土墙上都有一些艺术类的照片，有村民去德国的，有日常生活的， 大多是黑白色，被靳勒冲洗成一样的尺寸，如一条潜流，将每户人家连接起来。 2010年10月，靳勒在北京798举办了一场名叫“主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还是他的“虫人”。乡亲们也去看展，并成为作品的参与者。在现场，他们把从石节子带去的旧衣服，一件件，给“虫人”们穿上。那一幕，诡异而又骇人。
花了一大笔运费，靳勒把工作室里那个巨大的铁桌子送回了石节子，放在了自己家的小院里。之后，又陆续把自己的一些雕塑作品运了回来。那个黑色的大鱼人，被安放在村头，给黄土峁上添了一丝魔幻气息。两个裸体的雕塑，为了不让老人们“难为情”，放在了高处的崖畔上。一个硕大的“将军头”，就直接放在村东头的土包上了。
冬夜土屋里，炉火越来越热，又慢慢冷却。靳勒喝了点高粱酒，说着石节子的故事，话也多起来了：“有人说石节子这些年被‘当代艺术’了，就算是这样，也总比被遗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夏天时，靳勒回到村里，剃掉了络腮胡子。他拿了个推子，给村民们理发。落了一地的头发、胡子全收起来，要完成一件叫《基因棒》的作品，村民们直接叫“泥棒子”。
正值农忙。村民们在干活的空隙，就来做“泥棒子”。他们从村头取来红土，和成泥，把毛发、破衣服的布条，全和进去，共做了300个。2015年8月，它们被送到新落成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参加当年的开馆展览。
一个“泥棒子”50块钱。靳勒说，就算不谈艺术上的价值，至少也给村民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大伙儿都挺高兴的。
有了“石节子美术馆”，来小山村石节子的人一下子多了。艺术家来了，中央电视台来了。当地的官员也闻讯来了。村里渐渐有了些变化。 或许是因为见过了太多艺术家，经世面了，如今的石节子人，不管见到谁，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不再畏畏缩缩。
和其他村庄不一样，石节子几乎看不到垃圾。在这方面，13户人家很齐心，垃圾能烧的，都塞炕洞里烧了，实在烧不了的，也要倒得远远的——乡政府的垃圾车目前还到不了村子。
“石节子人爱喝酒，但绝对不会摔酒瓶子。”李保元说。艺术让石节子人多了自尊，也多了一点自信。更何况，村长交代过，家里的旧鞋子啊，酒瓶什么的，都别乱丢，说不定也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呢。
2010年，“石节子电影节”举办，黄土坡铺上了一段红胶泥，就当红地毯了。从没有放过电影的小山村，放了五六部经典电影，其中有汪东升的《赤脚讨薪》，有法国导演托尼·加列夫的《只爱陌生人》，可以说是“国际电影节了”。
艺术家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艺术到底给石节子带来了什么呢？
有一次，乡领导来石节子，有记者跟着，下雨，石节子的土路把记者滑倒了。乡长回去后，给村里发了几袋水泥，让把路面硬化一下。村里那段难走的土路总算是好了。
石节子人多年来一直吃雨水储存的窖水。前几年，山脚下勘探出温泉，县上投资打井，后来发现水温只有27摄氏度，就搁置下了，最终由山上的神仙塔道观接管。2013年，有关方面投了20万，把水接到了石节子。村里从此有自来水了。
对石节子人来说，这都是艺术带来的“好处”。另外，就是村子里那13盏路灯。那是2010年，县上给装的。“可能是石节子出名了，来那么多外国人，该让石节子文明一下了。”李保元说。他也是石节子的副村长。靳勒回学校时，他帮着打点村里的日常事情。
可政府只给了路灯的“头”。路灯杆还得由村民自己想办法。最终，13盏路灯都搭起来了，每家门前一个。但是，路灯很少被打开过。晚上8点，整个村庄就陷入到黑暗之中，寂静无声。一方面因为石节子大多是老人，睡得早。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灯的电费要各家自己出，手头紧巴的石节子人，舍不得“浪费”。
村里来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招待。都是到靳勒家。靳勒父亲83岁了，是村里唯一的老党员，原则性很强。他支持儿子为村里办事，一大把年纪了，客人们来了，还要倒茶张罗。
“你说这个艺术到底能为村里带来啥？没有经济，还是不行啊。”老人说。
靳勒也知道，石节子还是穷，没有“经济”不行。
去过德国的茂林在县城跑三轮车，拉家具，每天挣100元，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靳女女的小儿子3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娶到媳妇。唯一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红强，十八岁了，个头只有七八岁孩子那么高。红强苦命。大前年的冬天，他母亲梦见儿子死了，第二天去抽签，抽到了“下下签”。解签的人说，你的命才能救儿子的命。这句话成了她的心病。回家后，她就喝下了一瓶农药。如今，母亲刚烧完三年纸，父亲在县城打零工，供在兰州上学的哥哥。爷爷的腿骨质增生，拄两个拐棍，一边砍花椒树杆，一边叹息着……
回到故乡的靳勒，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想通过艺术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变化，但和艺术比起来，现实太沉重了。
2015年，“造空间”艺术家琴嘎和靳勒一起发起了“一起飞”艺术实践计划。支持20多位艺术家，在石节子这片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和村民共同创作，展开精神层面的互相帮助，“面对未来”。
2015年5月，艺术家们一起在村里抓阄，和村民结“对子”。“‘一起飞’就是艺术家拉着我们村民一起往前走”。这是村民李保元的理解。如今，李保元家抓阄用的土豆都长出芽了，他还舍不得扔掉。
他家和艺术家厉槟源结成了“对子”。不久前，厉刚刚完成他的计划：为村民做一个“广场”，送来一个音响，让大家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广场”就选在村口堆玉米秸秆的空地上。
和村民叶调调合作的是“吴老师”。前不久，艺术家吴高钟带她去了北京看病，还带她去看了故宫、天安门。而从北漂返乡回家，在秦安县叶堡镇开办了一家“百姓幼儿园”的艺术家胡建强，则和靳茂林的小孙子合作“快乐的一天”项目。
艺术家刘伟伟则想做另外的事。他注意到村里闲置的路灯，注意到每家房屋的裂缝。他注意到这里的贫困，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权利意义上的。 这个年轻艺术家思考的，是如何在石节子“激活基层政治空间”。“搭建一个公共生活的框架，让他们能呈现自己的生活。毕竟，艺术家会离开，而村民们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刘伟伟说。
12月23日，刘伟伟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找到了老杨。老杨叫杨桂恩，是河北廊坊近郊的农民，也是一个群众演员。5年前，老杨进了城，在打工之余，也去当群众演员，曾经在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背后，扮演古装士兵。
刘伟伟拉上老杨。让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到石节子，来一个河北京郊乡村和西北偏僻山村的对话。
刘伟伟认为，乡村不应该是怜悯的对象，他想做的也不是“扶贫”。在村庄里生活了几天之后，他的想法更清晰了。而已习惯了进城生活的老杨，在最初对石节子的新鲜感过去后，开始发牢骚了：这村子也太偏僻了，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12月31日，刘伟伟拉上李保元出了门，加上老杨，三人一起去了乡政府和县政府。这些天，老杨和李保元已经熟了。老杨说，石节子太落后了，要多拉资金，最好发展成“度假村”。李保元不同意：石节子再发展能赶上城里？还是要有俺们农村的特点，城里人才能来。
一路拉着话，已经到了县城。县政府的楼好高，这是李保元第一次到县政府。“大楼的一根大柱子，就够盖起我们全村的新房了。”他感叹着。
在县政府农委办，刘伟伟和工作人员商量：每年县上都有农业会议，2016年，能否搬到石节子来开？一句话，让接待的人愣住了。“可能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会议，都是从上而下来开的，哪有一个小山村自己要求来开会的？”刘伟伟想起接待者的愕然，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工作人员虽然诧异不解，还是对刘伟伟和李保元的问题都做了解答。
12月31日晚上，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晚上八点，石节子村已漆黑一片，人们都早早睡下了。这里似乎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夜里两点多，睡在土炕上的刘伟伟，用手机发出了一篇“石节子速记”，记录当天的县政府之行。这个夜晚，这或许是石节子和山外的现代社会唯一的联系。
元旦这天，参与“一起飞”项目的本地艺术家成林送来一只羊，请村民们吃泡馍。这也是石节子入冬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2日下午，刘伟伟拉上老杨，挨家挨户去通知，让大家第二天下午来开个会。老杨已经和村里人熟了，到处打着招呼。次日下午3点，人们搬着小凳子，陆续聚在了村口。
村里很久不开会了。如今，艺术家要组织大家开会，人们还是很积极。靳喜林一家三口都来了，孙武成一家两口也都在。“这算是最全的一次会了。”靳勒说。村里对艺术家们做的活动，这几年越来越理解了。
会议开始了。不习惯开会的人们还是有些害羞。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通过了刘伟伟的一个提议：今后，全村要形成一个开会的制度，至少每年的1月3日，要开一次会。如果有公共的事情，也随时开会。另一个议题，是大家选出一位村民，和刘伟伟一起去北京，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刘伟伟还留下个悬念，请大家委托他和老杨，第二天去县政府大楼里走一圈，也可以理解为给大家去做点事，至于办什么，到时候再说吧。
两只黄狗在脚下撕咬着，远处有人家的鸡叫着。会议的气氛也慢慢活跃起来。要讨论的议题，在刘伟伟的带动下，一个个都完成了。“还是开会好！大伙儿一起能商量商量事。”村民叶玉芳说。
刘伟伟觉得，开会的意义在于，帮助村民建立一个组织、连接的能力。“今天，大伙儿可能在这里讨论一个很小的事，但下一次，他们就可以为危房，或即将面临的其他公共的事情，来开会，一起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村里的这些天，刘伟伟发现，村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危房。很多时候，出于礼貌，也出于对石节子“美丽”的维护，人们并不对外来者提起他们的担心。或者提起来，也被匆匆来看风景的人忽略了。那些在汶川地震后留下的裂缝，藏在墙的犄角旮旯，是石节子人的隐忧。刘伟伟也就这个问题，走访了每一户人家，给裂缝拍照，给村民做关于危房的访谈。
1月3日，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刘伟伟和老杨代表村民们去了县政府。在县里的，老杨梳洗打扮一番，看上去像个“河北省的劳动模范”，他们走进县政府大楼，不仅去了十二层的楼顶，还去了地下停车场，也闯进了办公室，对着摄像机，提出了村里的危房问题。
县政府大楼的大部分房间，都锁着门，在空旷的楼顶，老杨对着摄像机，给石节子村的人们唱了首《十五的月亮》。
刘伟伟有他的用意，他说，几乎所有的石节子村民，从来没有走进过县政府，他和老杨进入，并拍下这里的一切，就有了一种意义。更重要的是，让石节子人理解到，他们自己开会做出的决定，即使荒诞不经，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1月5日，69岁的孙银银坐上火车，跟随刘伟伟去北京。他们要去共同完成一个活动。这个展览和村庄有关，也和当下中国的现状有关。
下午的阳光涂抹在石节子的土崖上，红强，还有其他村民，一起送他们到村口。在艺术家的努力下，小小的石节子如今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可是，它是否仅止于“被关注”，成为一道风景，却不能让生活于其中的人真正得到改变？这一直是靳勒、刘伟伟这样的艺术家考虑的问题。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村庄。红泥山上的积雪，慢慢被暮色淹没了。石节子的那13盏路灯，和村庄一起，在夜里沉睡了。
中国举办奥运会的那年，2008年6月，麦子开始黄的时候，4个石节子村民，放下农活，要去卡塞尔了。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其中一个作品是：送1001个中国人去德国，费用全包。
在距离北京1500公里的小山村石节子，村长靳勒在博客上为村民报了名，全村人推举了4个村民去参加。包括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最年轻的是二十出头的孙宝林。都是男的。四人办护照到乡里去开证明时，乡长被吓了一跳：你们老农民去德国干啥？
折腾了二十多天，终于办好了护照。他们和另外的997个中国人一起，拉着统一发放的“熊猫”行李箱，第一次出门坐火车到北京，又第一次乘坐国际航班，到达卡塞尔。同行者里有诗人、歌手、交通稽查员，以及广西侗族山乡的牧马人。所有的人，到德国后，集体住在卡塞尔的营地—一个由大众汽配厂的车间改造的宿舍。
李保元对德国最深刻的印象是墓地。他家里的土墙上，至今挂着12张去德国的大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在卡塞尔的墓地，各色鲜花点缀。不就是公园么，他很喜欢。
当时，靳勒带他们去参观美术馆。在提香、鲁本斯等大师的人体油画前，他们看了很久。油画上的人，“像活的一样”。
展览很自由，懂和不懂的，随便转。突然，展馆外一阵瓢泼大雨。四个人都跑到大玻璃窗前，看雨去了。
“为什么去看雨？”德国记者问靳女女。他穿件有四个兜兜的中山装衬衣，戴顶灰色布帽子，对着窗外的雨幕出神。“庄农人靠的就是雨。”他用秦安话回答。
“雨水重要？还是艺术重要？”记者又问。惦记着家里干旱的花椒树、麦子地，没念过书的靳女女，说了句：“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8年之后，那次梦一般的德国之旅，还挂在石节子村的土墙上，也挂在村里人的心上。
2015年8月，靳女女家多了个保险箱，是艺术家毛同强送来的。石节子村的13户村民，每户一个，毛同强请村民放进去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靳女女放进去的，是那次卡塞尔的展览指南、德语地图等，还有一本画册，一堆永远看不懂的文字。
美术馆和新村长
从甘肃天水的秦安县城出发，向西北方向5公里，拐进锁阳关峡口，再盘着山，往上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石节子村。13户人家，50口人，散落在黄土峁上，从最高处的人家，到最下面一户，落差100多米。
村口，路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桃木枝拼起来的，歪歪扭扭，嵌在土崖上。这是靳勒不识字的老母亲“写”的。
1986年，靳勒成为石节子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西安美院雕塑系。1989年，石节子才通上电。那年初夏，正上大三的靳勒，要去北京。到了火车站，父亲发来电报，说妹妹要结婚，速归。
1991年，靳勒毕业了。他先去了深圳，在那里干些小雕塑活儿，挣了一笔钱，给父母买了个电视机。这也是整个石节子的第一台电视机。
他最终分回到了西北师大，在雕塑系做老师。1998年，他去了北京，本来要留下来的，末了，还是向生活妥协，回到兰州。
在北京的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雕塑作品，包括“虫人”“鱼人”等。他把自己的头像，安装在鱼或虫的身体上。鱼，瞪着一双突出的圆眼睛，悬在干渴里。虫子们，赤裸着，在土地上蠕动挣扎，顶着他那颗头颅。
“不是狮子、老虎，而是虫。因为这就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样爬行在土地上的。”他给别人解释自己的作品。
那时，经过漫长的纠结和寻找，他终于觉得自己“还可以搞艺术”，但他后来看，这时候的“艺术”，和故土，和苦焦土地上的石节子，还没有太大关系。
2005年，靳勒回到家，想做点什么。他最终做了一个叫“贴金”的行为艺术。屋后头那棵李子树，父亲种下40年了，还是矮矮的，在干旱的土地上不再往高长。他给小树身上缠了一层金箔。
黑乎乎的炕门洞，烧炕的推耙，父亲的铁锨，他都给贴上了灿烂的金。以这样一种对乡村日常的郑重其事，他开始让这个逃离了的自己，在精神上向故乡返还。
在生命的前30多年里，靳勒始终在费力气做一件事，就是逃离贫穷干渴、落后的故乡——越远越好。但是从那以后，他开始频频回到石节子了。他不再厌弃逃离它，但也不会把它当作风景来观看。陪伴着父母和乡亲，他试着回到自己真实的生命里去。
2007年除夕，艺术家赵半荻带着他著名的“熊猫团”来到了村子，实打实地，给村民们办了一场“全世界最小的春节晚会”。零下十多摄氏度的石节子夜晚，姑娘们脱下军大衣，穿着露腰的金色裙子，给大家跳舞，给老人孩子发红包。靳勒的妈妈，至今想起那天，都觉得过意不去：女娃们穿太少了，冻坏了！
“春节晚会”后的2008年正月，全村的人都来靳勒家喝酒。“你当咱的村长吧！”他们已经把靳勒当成了可能改变村庄的唯一希望。就这样，靳勒成了石节子的新村长，选票是冬夜炉火前的一碗碗白酒。
这年靳勒42岁。他当了村长，职业还是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老师。
新村长的第一个手笔，是筹建了“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的地貌错落有致，荒凉中有美，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个天然的美术馆呢？靳勒请了村里的几位老妈妈，写了“石节子美术馆”6个字，发到网上，请网友们挑选。最后，大家选择了何蠢蠢的作品，她是靳勒的妈妈。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石节子美术馆”几个字刻在村口的土崖上了。靳勒的设想是，今后每户人家都是一个分馆，石节子人，不仅是农民，也可以是艺术家。
在石节子，家家的土墙上都有一些艺术类的照片，有村民去德国的，有日常生活的， 大多是黑白色，被靳勒冲洗成一样的尺寸，如一条潜流，将每户人家连接起来。 2010年10月，靳勒在北京798举办了一场名叫“主人”的展览。展出的作品还是他的“虫人”。乡亲们也去看展，并成为作品的参与者。在现场，他们把从石节子带去的旧衣服，一件件，给“虫人”们穿上。那一幕，诡异而又骇人。
花了一大笔运费，靳勒把工作室里那个巨大的铁桌子送回了石节子，放在了自己家的小院里。之后，又陆续把自己的一些雕塑作品运了回来。那个黑色的大鱼人，被安放在村头，给黄土峁上添了一丝魔幻气息。两个裸体的雕塑，为了不让老人们“难为情”，放在了高处的崖畔上。一个硕大的“将军头”，就直接放在村东头的土包上了。
冬夜土屋里，炉火越来越热，又慢慢冷却。靳勒喝了点高粱酒，说着石节子的故事，话也多起来了：“有人说石节子这些年被‘当代艺术’了，就算是这样，也总比被遗忘、被欺辱、被奴役要好吧！”
夏天时，靳勒回到村里，剃掉了络腮胡子。他拿了个推子，给村民们理发。落了一地的头发、胡子全收起来，要完成一件叫《基因棒》的作品，村民们直接叫“泥棒子”。
正值农忙。村民们在干活的空隙，就来做“泥棒子”。他们从村头取来红土，和成泥，把毛发、破衣服的布条，全和进去，共做了300个。2015年8月，它们被送到新落成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参加当年的开馆展览。
一个“泥棒子”50块钱。靳勒说，就算不谈艺术上的价值，至少也给村民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大伙儿都挺高兴的。
有了“石节子美术馆”，来小山村石节子的人一下子多了。艺术家来了，中央电视台来了。当地的官员也闻讯来了。村里渐渐有了些变化。 或许是因为见过了太多艺术家，经世面了，如今的石节子人，不管见到谁，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不再畏畏缩缩。
和其他村庄不一样，石节子几乎看不到垃圾。在这方面，13户人家很齐心，垃圾能烧的，都塞炕洞里烧了，实在烧不了的，也要倒得远远的——乡政府的垃圾车目前还到不了村子。
“石节子人爱喝酒，但绝对不会摔酒瓶子。”李保元说。艺术让石节子人多了自尊，也多了一点自信。更何况，村长交代过，家里的旧鞋子啊，酒瓶什么的，都别乱丢，说不定也能成为艺术的素材呢。
2010年，“石节子电影节”举办，黄土坡铺上了一段红胶泥，就当红地毯了。从没有放过电影的小山村，放了五六部经典电影，其中有汪东升的《赤脚讨薪》，有法国导演托尼·加列夫的《只爱陌生人》，可以说是“国际电影节了”。
该让石节子文明一下了
艺术家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艺术到底给石节子带来了什么呢？
有一次，乡领导来石节子，有记者跟着，下雨，石节子的土路把记者滑倒了。乡长回去后，给村里发了几袋水泥，让把路面硬化一下。村里那段难走的土路总算是好了。
石节子人多年来一直吃雨水储存的窖水。前几年，山脚下勘探出温泉，县上投资打井，后来发现水温只有27摄氏度，就搁置下了，最终由山上的神仙塔道观接管。2013年，有关方面投了20万，把水接到了石节子。村里从此有自来水了。
对石节子人来说，这都是艺术带来的“好处”。另外，就是村子里那13盏路灯。那是2010年，县上给装的。“可能是石节子出名了，来那么多外国人，该让石节子文明一下了。”李保元说。他也是石节子的副村长。靳勒回学校时，他帮着打点村里的日常事情。
可政府只给了路灯的“头”。路灯杆还得由村民自己想办法。最终，13盏路灯都搭起来了，每家门前一个。但是，路灯很少被打开过。晚上8点，整个村庄就陷入到黑暗之中，寂静无声。一方面因为石节子大多是老人，睡得早。更重要的原因是，路灯的电费要各家自己出，手头紧巴的石节子人，舍不得“浪费”。
村里来的人多了，但没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招待。都是到靳勒家。靳勒父亲83岁了，是村里唯一的老党员，原则性很强。他支持儿子为村里办事，一大把年纪了，客人们来了，还要倒茶张罗。
“你说这个艺术到底能为村里带来啥？没有经济，还是不行啊。”老人说。
靳勒也知道，石节子还是穷，没有“经济”不行。
去过德国的茂林在县城跑三轮车，拉家具，每天挣100元，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靳女女的小儿子3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娶到媳妇。唯一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红强，十八岁了，个头只有七八岁孩子那么高。红强苦命。大前年的冬天，他母亲梦见儿子死了，第二天去抽签，抽到了“下下签”。解签的人说，你的命才能救儿子的命。这句话成了她的心病。回家后，她就喝下了一瓶农药。如今，母亲刚烧完三年纸，父亲在县城打零工，供在兰州上学的哥哥。爷爷的腿骨质增生，拄两个拐棍，一边砍花椒树杆，一边叹息着……
回到故乡的靳勒，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想通过艺术给乡村带来更多的变化，但和艺术比起来，现实太沉重了。
一起飞
2015年，“造空间”艺术家琴嘎和靳勒一起发起了“一起飞”艺术实践计划。支持20多位艺术家，在石节子这片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和村民共同创作，展开精神层面的互相帮助，“面对未来”。
2015年5月，艺术家们一起在村里抓阄，和村民结“对子”。“‘一起飞’就是艺术家拉着我们村民一起往前走”。这是村民李保元的理解。如今，李保元家抓阄用的土豆都长出芽了，他还舍不得扔掉。
他家和艺术家厉槟源结成了“对子”。不久前，厉刚刚完成他的计划：为村民做一个“广场”，送来一个音响，让大家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广场”就选在村口堆玉米秸秆的空地上。
和村民叶调调合作的是“吴老师”。前不久，艺术家吴高钟带她去了北京看病，还带她去看了故宫、天安门。而从北漂返乡回家，在秦安县叶堡镇开办了一家“百姓幼儿园”的艺术家胡建强，则和靳茂林的小孙子合作“快乐的一天”项目。
艺术家刘伟伟则想做另外的事。他注意到村里闲置的路灯，注意到每家房屋的裂缝。他注意到这里的贫困，不仅是生活上的，也是权利意义上的。 这个年轻艺术家思考的，是如何在石节子“激活基层政治空间”。“搭建一个公共生活的框架，让他们能呈现自己的生活。毕竟，艺术家会离开，而村民们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刘伟伟说。
12月23日，刘伟伟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找到了老杨。老杨叫杨桂恩，是河北廊坊近郊的农民，也是一个群众演员。5年前，老杨进了城，在打工之余，也去当群众演员，曾经在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背后，扮演古装士兵。
刘伟伟拉上老杨。让他作为一个外来者，到石节子，来一个河北京郊乡村和西北偏僻山村的对话。
刘伟伟认为，乡村不应该是怜悯的对象，他想做的也不是“扶贫”。在村庄里生活了几天之后，他的想法更清晰了。而已习惯了进城生活的老杨，在最初对石节子的新鲜感过去后，开始发牢骚了：这村子也太偏僻了，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12月31日，刘伟伟拉上李保元出了门，加上老杨，三人一起去了乡政府和县政府。这些天，老杨和李保元已经熟了。老杨说，石节子太落后了，要多拉资金，最好发展成“度假村”。李保元不同意：石节子再发展能赶上城里？还是要有俺们农村的特点，城里人才能来。
一路拉着话，已经到了县城。县政府的楼好高，这是李保元第一次到县政府。“大楼的一根大柱子，就够盖起我们全村的新房了。”他感叹着。
在县政府农委办，刘伟伟和工作人员商量：每年县上都有农业会议，2016年，能否搬到石节子来开？一句话，让接待的人愣住了。“可能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会议，都是从上而下来开的，哪有一个小山村自己要求来开会的？”刘伟伟想起接待者的愕然，忍不住笑起来。不过工作人员虽然诧异不解，还是对刘伟伟和李保元的问题都做了解答。
12月31日晚上，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晚上八点，石节子村已漆黑一片，人们都早早睡下了。这里似乎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夜里两点多，睡在土炕上的刘伟伟，用手机发出了一篇“石节子速记”，记录当天的县政府之行。这个夜晚，这或许是石节子和山外的现代社会唯一的联系。
艺术家开会了
元旦这天，参与“一起飞”项目的本地艺术家成林送来一只羊，请村民们吃泡馍。这也是石节子入冬以来最热闹的一天。
2日下午，刘伟伟拉上老杨，挨家挨户去通知，让大家第二天下午来开个会。老杨已经和村里人熟了，到处打着招呼。次日下午3点，人们搬着小凳子，陆续聚在了村口。
村里很久不开会了。如今，艺术家要组织大家开会，人们还是很积极。靳喜林一家三口都来了，孙武成一家两口也都在。“这算是最全的一次会了。”靳勒说。村里对艺术家们做的活动，这几年越来越理解了。
会议开始了。不习惯开会的人们还是有些害羞。会议的第一个主题，是通过了刘伟伟的一个提议：今后，全村要形成一个开会的制度，至少每年的1月3日，要开一次会。如果有公共的事情，也随时开会。另一个议题，是大家选出一位村民，和刘伟伟一起去北京，完成一个艺术项目。刘伟伟还留下个悬念，请大家委托他和老杨，第二天去县政府大楼里走一圈，也可以理解为给大家去做点事，至于办什么，到时候再说吧。
两只黄狗在脚下撕咬着，远处有人家的鸡叫着。会议的气氛也慢慢活跃起来。要讨论的议题，在刘伟伟的带动下，一个个都完成了。“还是开会好！大伙儿一起能商量商量事。”村民叶玉芳说。
刘伟伟觉得，开会的意义在于，帮助村民建立一个组织、连接的能力。“今天，大伙儿可能在这里讨论一个很小的事，但下一次，他们就可以为危房，或即将面临的其他公共的事情，来开会，一起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村里的这些天，刘伟伟发现，村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他们的危房。很多时候，出于礼貌，也出于对石节子“美丽”的维护，人们并不对外来者提起他们的担心。或者提起来，也被匆匆来看风景的人忽略了。那些在汶川地震后留下的裂缝，藏在墙的犄角旮旯，是石节子人的隐忧。刘伟伟也就这个问题，走访了每一户人家，给裂缝拍照，给村民做关于危房的访谈。
1月3日，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刘伟伟和老杨代表村民们去了县政府。在县里的，老杨梳洗打扮一番，看上去像个“河北省的劳动模范”，他们走进县政府大楼，不仅去了十二层的楼顶，还去了地下停车场，也闯进了办公室，对着摄像机，提出了村里的危房问题。
县政府大楼的大部分房间，都锁着门，在空旷的楼顶，老杨对着摄像机，给石节子村的人们唱了首《十五的月亮》。
刘伟伟有他的用意，他说，几乎所有的石节子村民，从来没有走进过县政府，他和老杨进入，并拍下这里的一切，就有了一种意义。更重要的是，让石节子人理解到，他们自己开会做出的决定，即使荒诞不经，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1月5日，69岁的孙银银坐上火车，跟随刘伟伟去北京。他们要去共同完成一个活动。这个展览和村庄有关，也和当下中国的现状有关。
下午的阳光涂抹在石节子的土崖上，红强，还有其他村民，一起送他们到村口。在艺术家的努力下，小小的石节子如今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可是，它是否仅止于“被关注”，成为一道风景，却不能让生活于其中的人真正得到改变？这一直是靳勒、刘伟伟这样的艺术家考虑的问题。
又一个夜晚降临了村庄。红泥山上的积雪，慢慢被暮色淹没了。石节子的那13盏路灯，和村庄一起，在夜里沉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