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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具性，即语文是学习其它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中的语、修、逻、文知识是语文工具性的体现。这些知识蕴含在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文学作品还传承着人类的科学技术和历史文化，担负着对学生思想情感道德品质进行熏陶的任务，因而，语文的人文性不可缺失。正因为如此，新课标规定语文课程的核心目标——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
如何去实现这一核心目标呢？从语言这一形式入手，去领会思想情感这一内容，从而使学生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披文入情。
文章的语言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般性的语言和特殊性的语言。文章的多数语言是一般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为了将人、事、情表达清楚而敷设的。要达到对文本的深入理解，通过学习一篇文章达到对某种语言运用的技巧的理解把握，形成一定的語言表达能力，我们还得对一些特别的语言进行咬文嚼字式的品味。
语文教师一般喜欢在文章描写优美的句段上下功夫，所谓优美的语句，常是运用了某种修辞手法或句中有一两个动词、形容词的传神运用的语句。如果我们对语言的运用仅局限在这个层次上，那只属于一般层次性的，要提高对语言文字运用的把握，我们还得从特殊的语言现象入手。
文章的语言，有合乎语法规范的，也有不合乎规范的；有常态下的语言运用，也有非常态下的语言运用。对于不合乎语法规范的，以及非常态下的语言，我们称它为特殊的语言。如果我们在阅读中能发现，并对这种语言的运用进行悉心体会，就能真正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不合乎语法规律的语言，出现在了文章中，这往往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抓住这样的语言作品析，就能理解作者深意，从而也会提高自己语言运用的技巧。如《孔乙己》一文，最后有这样一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语句，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病句。但在这里却表达出深刻的意思：因为没有亲眼见到，只能是推测。但是孔乙己在好手好脚的情况下都难以生存，那么在被打折了腿，又是在这寒冷的冬天里，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毕竟，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人们的笑声中来，又在人们的笑声中去，最后悲惨地死去。作者在这里表达出无限的悲哀与无奈，因而以这句话作为结尾，增添了文章悲剧的气氛。
在现代诗歌的语言表达上，常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常给予读者一种新颖别致的感受。如《天上的街市》中有这样一个句子：“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流星，一般用量词“颗”来修饰，在这里为什么不用“颗”而用“朵”呢？经过一番思考，我们才能明白，“朵”是花儿的量词，而花儿是一种美好的事物，带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作者在这里用“朵”来表达，正是要引发读者这种联想，表达出天上街市的美丽，牛郎织女生活的美好，激起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再如《星星变奏曲》中的句子：“谁不愿意，有一个柔软的晚上，柔软得像一片湖。”用柔软形容夜晚，这明显是修饰不当，夜晚不会柔软，但人会产生这种感受。在夜晚带着安适与甜蜜入梦，这梦不就是温柔的吗？在静谧如诗的夜晚，自由闲适地在这湖边，这不也是柔美的感受吗？诗人在这里要给我们营造出夜的宁静与美好，表达出对心灵释放的追求。诗歌中这种语言现象比较多，这好像是在给读者制造出“阅读的麻烦”，其实，这是在延伸审美的空间。
非常态下的语言，即特定情况下的语言表达，它在表达上有深意。笔者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散步》开头有一段文字：“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这句话，初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一句话却很特殊，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其一，为什么不说成：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在田野散步；其二，在交代一家人的情况时，为什么将“我”放在前面，不将母亲放在前面。对第一个问题，通过朗读比较，可以得出：改后的句子在表达上显得很冗长。其实还不仅是这个问题，原句将一家人的情况放在后面，前面一个短句简洁地交代了人物和事件，与标题形成呼应，突出地显示了事件——散步。另外，将人物放在后面，也起了醒目的作用。对第二个问题，好像这个人物怎么放都可以。其实不然，如按长幼关系，我的母亲应该放在前，然而课文没有这样表达，那又是为什么呢？从这一家四口人的关系来看，其关系都是以“我”为核心，都是建立在“我”的基础上的，所以，将“我”放在前面。也许，这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深入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维持这个家的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家的和睦与温馨，全在“我”的妥善处理。文中有一句话做了明确的表达：“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她总是听我的。”正是因为“我”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文章开头的这一句话中，才将“我”放在了前面，这也显示出了文章的主题。对这么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如果我们深入去思考，就能得出许多的理解，这对帮助我们理解文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语言文字是载体，思想情感是内核，二者“唇齿相依”，因而古人在阅读文章中所采取的“披文入情”仍不失为现代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如何去实现这一核心目标呢？从语言这一形式入手，去领会思想情感这一内容，从而使学生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披文入情。
文章的语言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般性的语言和特殊性的语言。文章的多数语言是一般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为了将人、事、情表达清楚而敷设的。要达到对文本的深入理解，通过学习一篇文章达到对某种语言运用的技巧的理解把握，形成一定的語言表达能力，我们还得对一些特别的语言进行咬文嚼字式的品味。
语文教师一般喜欢在文章描写优美的句段上下功夫，所谓优美的语句，常是运用了某种修辞手法或句中有一两个动词、形容词的传神运用的语句。如果我们对语言的运用仅局限在这个层次上，那只属于一般层次性的，要提高对语言文字运用的把握，我们还得从特殊的语言现象入手。
文章的语言，有合乎语法规范的，也有不合乎规范的；有常态下的语言运用，也有非常态下的语言运用。对于不合乎语法规范的，以及非常态下的语言，我们称它为特殊的语言。如果我们在阅读中能发现，并对这种语言的运用进行悉心体会，就能真正提高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不合乎语法规律的语言，出现在了文章中，这往往是作者别具匠心的安排。抓住这样的语言作品析，就能理解作者深意，从而也会提高自己语言运用的技巧。如《孔乙己》一文，最后有这样一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语句，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病句。但在这里却表达出深刻的意思：因为没有亲眼见到，只能是推测。但是孔乙己在好手好脚的情况下都难以生存，那么在被打折了腿，又是在这寒冷的冬天里，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毕竟，这是一个冷酷的社会。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人们的笑声中来，又在人们的笑声中去，最后悲惨地死去。作者在这里表达出无限的悲哀与无奈，因而以这句话作为结尾，增添了文章悲剧的气氛。
在现代诗歌的语言表达上，常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常给予读者一种新颖别致的感受。如《天上的街市》中有这样一个句子：“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流星，一般用量词“颗”来修饰，在这里为什么不用“颗”而用“朵”呢？经过一番思考，我们才能明白，“朵”是花儿的量词，而花儿是一种美好的事物，带给人以美好的感受，作者在这里用“朵”来表达，正是要引发读者这种联想，表达出天上街市的美丽，牛郎织女生活的美好，激起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再如《星星变奏曲》中的句子：“谁不愿意，有一个柔软的晚上，柔软得像一片湖。”用柔软形容夜晚，这明显是修饰不当，夜晚不会柔软，但人会产生这种感受。在夜晚带着安适与甜蜜入梦，这梦不就是温柔的吗？在静谧如诗的夜晚，自由闲适地在这湖边，这不也是柔美的感受吗？诗人在这里要给我们营造出夜的宁静与美好，表达出对心灵释放的追求。诗歌中这种语言现象比较多，这好像是在给读者制造出“阅读的麻烦”，其实，这是在延伸审美的空间。
非常态下的语言，即特定情况下的语言表达，它在表达上有深意。笔者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散步》开头有一段文字：“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这句话，初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这一句话却很特殊，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其一，为什么不说成：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儿子在田野散步；其二，在交代一家人的情况时，为什么将“我”放在前面，不将母亲放在前面。对第一个问题，通过朗读比较，可以得出：改后的句子在表达上显得很冗长。其实还不仅是这个问题，原句将一家人的情况放在后面，前面一个短句简洁地交代了人物和事件，与标题形成呼应，突出地显示了事件——散步。另外，将人物放在后面，也起了醒目的作用。对第二个问题，好像这个人物怎么放都可以。其实不然，如按长幼关系，我的母亲应该放在前，然而课文没有这样表达，那又是为什么呢？从这一家四口人的关系来看，其关系都是以“我”为核心，都是建立在“我”的基础上的，所以，将“我”放在前面。也许，这还是一个表面的现象，更深入的一个原因是，“我”在维持这个家的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家的和睦与温馨，全在“我”的妥善处理。文中有一句话做了明确的表达：“不过，一切都取决于我……她总是听我的。”正是因为“我”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文章开头的这一句话中，才将“我”放在了前面，这也显示出了文章的主题。对这么一句看似平常的话，如果我们深入去思考，就能得出许多的理解，这对帮助我们理解文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语言文字是载体，思想情感是内核，二者“唇齿相依”，因而古人在阅读文章中所采取的“披文入情”仍不失为现代语文教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