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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类学家欧文·拉兹洛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了国家战略资源的高度，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决定性力量。学校教育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渠道。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赋予教师的重要使命，幼儿园教师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幼儿园教师要明晰学前教育之文化功能，做一个理性的文化人
文化功能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文化传递、保存的工具，使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促进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丰富本民族文化;进行文化的选择、整理与改造;创造更新文化。[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文化热”经久不衰，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不绝于耳。遗憾的是，文献搜索的结果却鲜见文化功能与学前教育的相关讨论，似乎学前教育与文化无关。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对小学、中学和大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要求，而没有对学前教育提出相关要求。
文化功能也应该是学前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学前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传统文化本应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的特质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承负着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教育使命。幼儿园教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学前教育的另一重要功能——儿童社会化功能也只是文化功能的另一面。因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儿童社会化就是儿童从自然人转化为“文化人”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内化的过程，也即儿童对社会文化不断认同的过程。儿童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接受特定文化的影响并认同这种文化，成为文化的存在。否则，儿童就可能成为一种“二足而无毛的动物”（柏拉图语）。
幼儿园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功能是学前教育的重要功能，也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自觉做一个理性的文化人。
二、幼儿园教师要树立文化自信，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3]文化自信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集中体现。对个体而言，文化自信则是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充分肯定，标志着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4]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Soft Power），并将“软实力”界定为民族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国民凝聚力等。他认为，由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
迄今为止，全球化是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渗透同时并进的。牛仔裤、可口可樂、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几乎被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许多非西方地区出现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对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一书中描述道：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他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5]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最大悲哀。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感受，积淀着其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并承载着民族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改革开放也使我们吸收着外来文明。然而，随着西方文化从表层（如服装、饮食、节日甚至头发的颜色等）到深层（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渗透，西方文化越来越多地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季羡林先生曾感叹说：“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了西化的道路……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到了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试问哪一件能离开西方现代的东西？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我看，除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之外，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真可以说有相当多的成分是‘西化’。”[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外来异质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将会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我国文化主体地位和国民价值观念，造成文化自信的缺失[7]和文化认同危机。
幼儿园教师应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保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热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三、幼儿园教师要加强文化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自近现代以来，规模巨大、范围空前的“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一直在发生和持续，世界在趋同。“文化自觉”回答的是在当今世界文化大相遇情况下，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8]费孝通先生指出：“我想大家都了解自20世纪前半叶开始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9]“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0]文化自觉又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11]对文化自觉的探究，意味着对“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究竟应该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12]等问题做出思考与回答。
回首我国20世纪的百年文化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尴尬现象：20世纪初，是以批孔学，倒孔家店开始的，20世纪末是以国学热，儒学成为“显学”结束的。这一历史现象，令人玩味和深思。20世纪之后，在西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昭示着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导致物质与精神相分裂，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所淹没。一些西方学者对于由启蒙思潮嬗变而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把救治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宣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美国学者艾恺认定，21世纪，中国的儒家文化将会取代西方的物质科技文化。汤因比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面对全球化，现今的西方文明对于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交往、民族与民族的相处、文明与文明的对话，以至更为深层的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等并无良策，而注重和平、和谐、和合、仁爱的中华传统文化却可以提供一种正确对待此类问题的价值态度和思维方式。
幼儿园教师的文化自觉决定了学前教育的内涵。幼儿园教师应当对本民族文化保持文化自觉，理解并尊重本民族文化，从文化的视野思考学前教育问题，将学前教育置于与文化的联系之中，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时，幼儿园教师要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深刻理解，在审视和反思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分辨、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正确地进行文化的选择与创造，建构适应中国历史文化的学前教育体系，在文化变迁和创新中获得自主地位。[13]
四、幼儿园教师要加强文化安全意识，做国家文化安全的捍卫者
文化安全问题的实质就是民族的生存安全问题。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其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侵蚀而失去整合该民族生活的力量时，民族文化安全就产生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文化自信将丧失，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将衰退，民族的经济、政治安全也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就民族国家而言，文化安全受到危害还意味着国家向心力的减弱，从而造成综合国力的严重受损。
从根本上讲，共同文化是民族身份最为重要的标志，文化的消失就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文化的危机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外来的文化影响也在极力消解着许多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价值体系，从而加重这一危机。实际上，文化安全受到的危害往往并不直接来自文化领域本身。更加隐蔽、渗透面更广、影响更深、危害更大的影响往往是蒙上了“先进”“文明”“时尚”“卫生”“健康”等面纱的商品推销活动。大量的文化渗透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消费与这些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商品之时，在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方面进行诱导而实现的。[14]
文化安全也是一个与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文化霸权主义通常是指拥有雄厚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一文化体（特别是美国），试图“平整”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差异，让其他国家遵循它们的价值观念、理论、生活方式的“文化霸权”行为。这种现象自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日起开始出现，并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愈演愈烈。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創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对19世纪中叶的世界的描述，同样符合今天世界的现实。
全球化使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尤其值得忧虑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有了更加便利、快捷的物质载体与手段。它们控制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电脑网络资源和网上信息发布权，使英语成为通行的网络语言，利用互联网的全球化，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合法地”推销到全世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20世纪90代初曾预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16]这一预言已经部分地成为今天的现实，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斥之为“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思想殖民化”。[17]
一、幼儿园教师要明晰学前教育之文化功能，做一个理性的文化人
文化功能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文化传递、保存的工具，使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促进文化的传播、交流与融合，丰富本民族文化;进行文化的选择、整理与改造;创造更新文化。[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文化热”经久不衰，教育理论界关于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不绝于耳。遗憾的是，文献搜索的结果却鲜见文化功能与学前教育的相关讨论，似乎学前教育与文化无关。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对小学、中学和大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都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要求，而没有对学前教育提出相关要求。
文化功能也应该是学前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学前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传统文化本应有着紧密的联系。教师的特质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承负着与“文化”息息相关的教育使命。幼儿园教师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学前教育的另一重要功能——儿童社会化功能也只是文化功能的另一面。因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儿童社会化就是儿童从自然人转化为“文化人”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内化的过程，也即儿童对社会文化不断认同的过程。儿童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接受特定文化的影响并认同这种文化，成为文化的存在。否则，儿童就可能成为一种“二足而无毛的动物”（柏拉图语）。
幼儿园教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文化功能是学前教育的重要功能，也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自觉做一个理性的文化人。
二、幼儿园教师要树立文化自信，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3]文化自信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集中体现。对个体而言，文化自信则是个人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态度和充分肯定，标志着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4]199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发表《软实力》一文，首次将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Soft Power），并将“软实力”界定为民族文化、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国民凝聚力等。他认为，由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四大因素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无限张力的动力力量，是软实力。
迄今为止，全球化是与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渗透同时并进的。牛仔裤、可口可樂、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几乎被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许多非西方地区出现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对此，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一书中描述道：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他用“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来形容那些文化上无所依归的民族的精神状态。[5]从文化上的精神分裂走向民族心理上的分裂，将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最大悲哀。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与现实感受，积淀着其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并承载着民族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改革开放也使我们吸收着外来文明。然而，随着西方文化从表层（如服装、饮食、节日甚至头发的颜色等）到深层（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渗透，西方文化越来越多地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季羡林先生曾感叹说：“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了西化的道路……我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到了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试问哪一件能离开西方现代的东西？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少？我看，除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之外，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真可以说有相当多的成分是‘西化’。”[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外来异质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将会愈演愈烈，严重影响我国文化主体地位和国民价值观念，造成文化自信的缺失[7]和文化认同危机。
幼儿园教师应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保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热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三、幼儿园教师要加强文化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自近现代以来，规模巨大、范围空前的“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一直在发生和持续，世界在趋同。“文化自觉”回答的是在当今世界文化大相遇情况下，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8]费孝通先生指出：“我想大家都了解自20世纪前半叶开始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9]“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0]文化自觉又指“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11]对文化自觉的探究，意味着对“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究竟应该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怎样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12]等问题做出思考与回答。
回首我国20世纪的百年文化历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尴尬现象：20世纪初，是以批孔学，倒孔家店开始的，20世纪末是以国学热，儒学成为“显学”结束的。这一历史现象，令人玩味和深思。20世纪之后，在西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昭示着西方个人本位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导致物质与精神相分裂，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所淹没。一些西方学者对于由启蒙思潮嬗变而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把救治西方文化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宣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美国学者艾恺认定，21世纪，中国的儒家文化将会取代西方的物质科技文化。汤因比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面对全球化，现今的西方文明对于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交往、民族与民族的相处、文明与文明的对话，以至更为深层的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等并无良策，而注重和平、和谐、和合、仁爱的中华传统文化却可以提供一种正确对待此类问题的价值态度和思维方式。
幼儿园教师的文化自觉决定了学前教育的内涵。幼儿园教师应当对本民族文化保持文化自觉，理解并尊重本民族文化，从文化的视野思考学前教育问题，将学前教育置于与文化的联系之中，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时，幼儿园教师要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作深刻理解，在审视和反思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分辨、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正确地进行文化的选择与创造，建构适应中国历史文化的学前教育体系，在文化变迁和创新中获得自主地位。[13]
四、幼儿园教师要加强文化安全意识，做国家文化安全的捍卫者
文化安全问题的实质就是民族的生存安全问题。当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其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侵蚀而失去整合该民族生活的力量时，民族文化安全就产生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文化自信将丧失，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将衰退，民族的经济、政治安全也将受到严重的损害。就民族国家而言，文化安全受到危害还意味着国家向心力的减弱，从而造成综合国力的严重受损。
从根本上讲，共同文化是民族身份最为重要的标志，文化的消失就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文化的危机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外来的文化影响也在极力消解着许多民族国家自身文化的价值体系，从而加重这一危机。实际上，文化安全受到的危害往往并不直接来自文化领域本身。更加隐蔽、渗透面更广、影响更深、危害更大的影响往往是蒙上了“先进”“文明”“时尚”“卫生”“健康”等面纱的商品推销活动。大量的文化渗透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消费与这些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商品之时，在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方面进行诱导而实现的。[14]
文化安全也是一个与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文化霸权主义通常是指拥有雄厚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一文化体（特别是美国），试图“平整”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差异，让其他国家遵循它们的价值观念、理论、生活方式的“文化霸权”行为。这种现象自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日起开始出现，并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愈演愈烈。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創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对19世纪中叶的世界的描述，同样符合今天世界的现实。
全球化使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尤其值得忧虑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霸权”有了更加便利、快捷的物质载体与手段。它们控制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电脑网络资源和网上信息发布权，使英语成为通行的网络语言，利用互联网的全球化，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合法地”推销到全世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20世纪90代初曾预言：“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16]这一预言已经部分地成为今天的现实，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斥之为“思想意识上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思想殖民化”。[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