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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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8日,2017年
  剩下我一个人。二十七年来没有过的。
  圣诞节,你我总是去波士顿和你父母过,后来去多伦多皮特那里过,你的父母和皮特妻子的父母都会飞去,为的是皮特一对儿女——两家全部的孙子和孙女。
  无论在哪里过圣诞,咱们都买一棵三米高的真圣诞树,绑在车顶运回家。我挪开躺椅,挪开茶几,铺上一块白色小毯子,支起绿色树架。你把树拖进门,支起来,蹬着梯子缠灯,我挂装饰——我手勾的雪花,我们挂了二十七年。从外面可以看见美丽的树,就是在外地外国过圣诞,你我总是赶着回家,为的是看电影新片,为了新年夜单口秀俱乐部(Stand up Comedy)。
  我爱听单口秀,因为小时候爱听相声,我喜欢藏身人气。斯蒂夫你为什么喜欢单口秀,我一直不知道,因为你小时候想当摇滚歌词写手,你对出道的艰辛充满敬意?因为你是上庭律师,你对出庭如何表达一直琢磨?也许是因为我——也许因为我最喜欢的你恰好最喜欢!你究竟为什么喜欢单口秀,我再也不能问你了……
  圣诞树。去年有三米高的圣诞树,去年我腰腿伤不能坐飞机,多伦多太无聊了,博物馆看过了,电影院和新电影太少了,就为一起吃一顿圣诞饭?于是你我两人过,三米高的树下摆满礼物,你给我的多于我给你的,因为我不能走路,无法采购。今年你妈妈起意去伦敦过新年,我高度担心恐怖袭击,你们都是白人,圣诞期间,这不是自己特地遥远送去被宰吗?但是我们订了机票,听从你妈妈的心愿,而斯蒂夫你就病了。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大卫妹妹珍妮决定来咱们家过圣诞,第一次这样过。你身体不好,还买树吗?说还是买一棵三米树,你不能搬,请工人运来,等你弟弟和妹妹来装饰,你妈妈坐着看大家忙活。而斯蒂夫,你走了,你的妈妈弟弟妹妹都来了,提前来了,又全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
  中国人(很少)问我:谁在陪你?
  斯蒂夫,你从前留意过吗,中国人丧事,人来人往,对了,斯蒂夫你知道的,一些年前我做《罗密欧和朱丽叶》电影构思时候给你看我在西安拍摄的白喜事流水席,很多人,大吃大喝。现在我吃诺亚给我的犹太面包,一个大纸袋,是他来侦查你的银行账户和我的遗嘱时候给我的,我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让来看我的人拿走,冰箱里还有五个,我这样成为犹太人?
  “原子家庭”——你的美式社会学说法。我描写过这种典型的美国家庭结构:一对夫妻为核心和他们的孩子。爷爷奶奶,弟弟妹妹,哥哥姐姐,亲戚的亲戚,都属于旁支。红白喜事丧事不一定表达心愿,更不要说来帮你度过哀伤,比如这时你的家人,不再有圣诞问候,不会说圣诞餐吃什么。这是“自然的”,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的尊重隐私的衍射与紧缩:原子家庭。
  原子,你一半我一半,唯有你和我。原子崩溃了。
  剩下我。
  12月19日,2017年
  昨天下午,清洁工哈依萨和帮手来了,来的還有卖房子的代理人和介绍人D,各自拿我们的,拿走盘子、碗、茶杯(太多)、不锈钢刀叉(旧的)、快餐塑料杯盘叉(其实咱们一次party也没开过)、啤酒杯、各种花瓶,风卷残云一般,晚上的时候我回过神,水晶小花瓶不见了,发短信追问哈依萨,“斯蒂夫给我的,请还我”,哈依萨说她没有拿。
  然后,早上的时候,我看到给你熬鸡汤留着的“小幸运骨”——我等着你从医院回家来掰幸运的骨叉,没有了,清洁工还是中国代理人以为那是该丢掉的残渣?
  你的衣间,三壁满满,冬季夏季的衣服,两座领带挂,上百条领带……介绍卖房代理的中国人儿子来帮着装一个灯泡,我让他挑一件你的衣服作为报酬(年轻人是不白干的),少年人一眼看到一件新套头衫,老牌子新款,暗红色,少年贴在身上,套头衫设计和做工很精致。是我守在你身边时候邮购的,你试过,大了一号,我又到本地店换了,你又试过,你喜欢的,等着出院回家穿。我真舍不得送少年,但我只是说,“八十八块,好质料。”
  少年的妈妈看到你的风衣,“嘿,儿子你演戏正好要风衣,找都无处找!”
  妈妈拎出你的风衣,后背复叠式的,我从风衣口袋摸出一副老花镜。你到处放老花镜,随时阅读。去年这时候你穿着这件风衣寻访家族史,到立陶宛、波兰、德国、爱尔兰,我舍不得,真舍不得。妈妈说,拿走。儿子说,下回,眼看儿子拎着挂套头衫的衣架勾,眼看一部分斯蒂夫你在人家儿子肩上背走了……
  你妈妈用你爸爸走后她经历的指点我说,“卖掉房子,太多麻烦太多钱维护。”我看窗,很多窗棱脱漆,后面大窗底边烂了,得雇人修窗,被雨打损的正门需要油漆,得租高压枪冲洗车道,你走的时候下大雪,阴处的雪一直结冰,现在太阳照到的地方雪化了,显露一个个黑色脚印,卖房子代理说,后面的花园需要整理。一年来我都在想整理,最后一次是你“心脏突然不舒服”,我陪你去急诊之前,咱们买了几块铺花园的砖,你把砖搬到我的车后备厢里,现在那些砖还在后备厢里。
  原子家庭。你和我。
  回头我去住公寓,整理院子的工具都用不着了:新除草机(你只用了两次)、修边机(你用修边机除草来着,草坪整出一溜一溜“牙啃”,我笑你做空间艺术)、十五英尺高梯(为我们第一个房子喷外墙时买的)。现在可以送穆斯林邻居(这家人给我送过两次晚饭),天气寒冷,壁炉木柴我已经让这家男人抱走了,我让这家女人抱走烧壁炉的工具,一直是你照料壁炉火,现在我披着毯子就是了。书呢,你的英文书,我的中文书,地下室八柜子书,从地到顶,谁要书呢?
  我得为你的秘书帕翠丝发工资。工资半月一发,做账公司把雇员自报的工作小时和超时工作,密封邮递到你办公室,工资自动从你商务账号按时抽走。现在我把帕翠丝带来家里的报告拆开一件,还拆开一封银行报告单,可直接支付的商业账户只剩三千块了。我注意到,你还有几笔小账单也是按月自动抽,而我们的医疗保险也从这个账户直接抽,过去两千块,剩下我要抽一千块。钱不够抽的。账户的钱放得这么少,你告诉过我这是商务操作常识,因为业务追债的时候商务账户的钱可被扣,账户的钱只放到需要用的限度。   但是万一透支,每笔支出会被罚款(信用不好的商务账号会直接跳票,罚你是你有贷款信誉呢),你最近病着,一时没有照料到,有几笔不超过一百块的支票每一笔罚了三十八块,我看到你皱眉,被罚的钱不多,但是影响商务信用。
  现在,我无权取你的钱,但是我可以往里打钱,我用咱们私人存款放钱进去,保证帕翠丝圣诞节有工资可抽,保证我万一摔倒,我有医疗保险,进得起急诊室,还有商业贷款利息和商业信用卡按月支付,还有一个AFC,我不懂是什么,它自动抽走,我的投入好像盲人摸象,我得猜你各种商务支出。咱们的私人账号眼看要透支了。
  12月25日,2017年
  圣诞早上,我洗了澡,铺好你的床。虽然你再没有睡过。
  头一天晚上,圣诞夜,我在你的卧室放YouTube《天使》——你可能不喜欢布尔乔亚甜,但是我想,你迷醉的庞克Green Day这时候太喧嚣?
  我在Fandango APP订了一张下午四点一刻的《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穿着你的看电影外套(袖子太长我挽起来)里面藏一瓶水,趁天亮我能认路开车,走得匆忙,忘带脚枕,再折回,进了影院怀疑没关车灯,结果是没有锁车!每个环节我都做了两次,预想在黑暗中我会失声痛哭,真实情况是,我没有哭,我甚至有一点不耐烦,电影两小时十五分钟,我想回家写你,哪怕写两个句子,写你是我的祈祷。
  我害怕,害怕我在躲避你最后的锥心画面,而在淡薄整个的你,真的,才过了十三天,十三天前每日无数次呼唤的“宝贝斯蒂夫”在我的嘴边消失了。你不能就这么消失。
  第12期《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文章是耶稣复活地考据。你生命的最后读了这篇文章,我把杂志从医院带回家,放在你床头柜上。耶稣,被使徒记忆复活,新约最重要的保罗书是基督诞生后五十一年—六十三年写的,在我读来,是追忆传奇。
  我要让斯蒂夫你,宛如昨日一般鲜活,斯蒂夫你的生命是一部现代美国人生动小史。
  这一场异梦,你在;我听到楼板响,是你;你的车轮胎爆,是你;灯盏碎了,是你;一个小东西在我被子上动,天呐,一个小蟑螂!从来没到这地步没见过蟑螂贴近我!难道,斯蒂夫你在借任何方式托话给我?你要跟我说什么?
  圣诞这一天,你的家乡队波士顿棒球队赢了,你妈妈和你妹妹你弟弟本能想到跟你报告吗?没有电话,没有问候,没有声音。
  原子的一半。冰冷的家。
  1月1日,2018年
  原子的一半,你知道,我和你相遇的原因?
  你知道二十八年前我住在离现在咱家二十五公里的雅典小镇,和希腊雅典同名,是乔治亚大学小镇,乐队REM、B-52,把小镇的名字带向全美国,但是没有改变小镇基本景观。小镇中心是购物中心,地面微微隆起,大言不惭叫“阿尔卑斯山”。这里有一家电影院,花一块钱看二轮片。片頭是马戏团画面,播放影院老板的欢迎致词,观众亲昵地叫老板的外号,对着银幕起哄。
  我凑在黑暗里听人的笑声,我和谁都没有共同话题。我在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们在比较文学这种性质可疑的伪学术里钻说法,更多的精神用在为永久教职勾心斗角。我和美国学生没有话题,和中国学生也没有。有一次被请去讲文学,介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和昆德拉。我开车在校区里转,找不到地方。据说,那时留学生在看我送去的录像带,男人都瞪眼看性爱,家属都低着头骂,谁拿来这东西!然后,全体昏昏欲睡,直到组织讲座的学生领袖大呼:“苏联坦克就要出现了!”我庆幸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讲演的地方。
  不上课的时候我待在公寓里。邻居有一个中年男人,车大白天也在停车场,不难猜他正在失业。还有一对穿红着绿结伴出门的退休老太太,因为小镇房租便宜。我成天对着电视,独自进入可怕的所谓“美国生活”,天天用全世界的新闻来包装加强自己,我体会到美国人习惯看事件的直接图像,危险和鲜血都是司空见惯的,和电影电视剧混在一起。不知不觉地,我习惯每天期待大事件图像,不再惊叹获得鲜血和暴力场面的新闻工作者的艰辛,我对新闻当事者有着越来越敏感的甚至越加脆弱的同情心。有时一个人在电视新闻前流泪,自问,这个世界真的那么动人?不投入,不付出,坐在电视前,太容易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世界主义者。
  我逛录像带店,小镇有七八家店,看欧洲片和纪录片去租金贵的店。不论在哪里,《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都借不到,不由得诧异,多少人在豆大空间低吟不可承受之轻?
  渐渐发现,我连话也不大说了,日益看见那对老太太,在远远那头,红红绿绿,穿越幽暗漫长的公寓走廊,直逼过来。
  我不想去见你的,斯蒂夫,那时你是亚特兰大一家事务所的年轻律师,一个给你打工的法学院中国留学生——我的读者——介绍你我,我们答应见一面。临到见面我后悔了,太荒唐了,我写过被安排的约会,1980年代开放初期的中国,介绍约会很流行,我写过但我不要这种真生活,这样想着我在洗澡,我跌倒了,肋骨撞在浴缸沿,躺在浴缸里,我爬不起来。
  臭死在公寓里就是这样?我想嘲笑自己,但是一笑肋骨巨疼,吸气呼气都疼,我爬起来擦身,手臂一动就巨疼。我套上衣服,坐进车,手臂疼到无法关门,看红红绿绿老太太走过,请老太太帮我关上车门。
  我无力系安全带,就这样,我奔向亚特兰大,我奔向你,
  我完全不知道你如何,你的背景,你的成长,我只是想,只要这人看上去还成,就是他了!
  你站在你的车前,你刚从教堂出来,阳光透过绿叶,给你顶光。
  你岂止看着还成。
  你是完美的。
  我们去“金鼎”吃中国饭,据你说老板是黑手党,我只知道那是假中国饭,我不知道你也写作,但你知道我是“作家”,你问我喜欢哪些作家,是有礼貌的问题,而我想逃回小镇公寓,温习我写的被介绍的约会。自己的笔居然预言自己的生活,掉在自织的网里,我替人物想到梦幻渐失认命庸常的步骤,我有什么新鲜感觉?   你带我参观亚特兰大博物馆(那时我对你喜欢博物馆一无所知),我记得你幽默地道歉说,抱歉,这个博物馆最好的藏品是家具。然后我们看了你的小公寓,我特别记得墙上的两张画。是你画的,一张八岁时候画的,一张十一岁时画的。我就稍微留了心,一个人抱着小时候的“作品”离开北方波士顿的家,在南方一个小公寓自己过下去,父母,兄妹,儿时的欢乐和哭泣,在回忆中微笑(现在这两幅画在你卧室读书角落墙上)。
  第一次看你的涂鸦让我想到自己,能够证明我的过去的有什么呢?你携带儿时涂鸦,是因为你这部分世界远比我的世界更自甘寂寞?还是我曾经活得太匆忙?我的旧日不断被重大的新的经验压灭,当我小小年纪离开家的时候连一幅画也不曾带上——我早就没有什么小时候的东西能够带着出走的!一次,又一次,我参加扫荡自我的暴行。(这是《我Me》我的成长自传,和你的成长对比的,最初音调?)
  你的小公寓的陈设,我觉得有寂寞的味道。寂寞是这么熟悉,在什么地方我细细描写过了。我善于写独身,因为我独身很久,和人逼近相处,我会敏感周围温度上升。
  你又问我喜好的小说家,不等我回答,你懊丧地对自己说,“忘记问过了!”对我来说都一样,都是练习另一种语言,于是我沿着少年时代“走”过,你和我对英国作家乔伊斯一致爱好,美国作家很难对话,你在我张嘴之前就可疑微笑地替我说“契诃夫”,我不由心中犹豫,将契诃夫全集飞快默翻一遍,肯定地说,“契诃夫。至今。”
  这段对话,成为十年后《我Me》中,你和我少年读书单的由来。
  你问过我,“你的最早记忆是什么?”
  我说,“记得门上一片窗,朦朦胧胧,外面亮,看不到什么,那是我最早的记忆,你呢?”
  你说,“记得爸爸挥舞高尔夫球棒,还记得蒸汽船,为此,我是全家的笑料,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都说我瞎编,说他们全都不记得啊。”
  在你留下的黑色软皮钱包(二十年前我送你的圣诞礼物)的证件格有两张旧证件,一张是你大学生证,一张是你给《亚特兰大宪政报》的打工证,照片上你头发四散,胡子乱糟糟,写明你身高六英尺一。你一直携带这两个证件,有时掏出来吓唬酒吧生,你为曾经的嬉皮模样自得,想告诉人,你不是人眼看到的绅士!
  在你小书房书柜底下,有一个绿壳大本子,我一直看到,一直没有看,现在,我打开来,是你妈妈为你从出生到大学离开家做的生命书。
  你告诉我,你出生时候三磅重,在暖箱待了十四天然后抱回家;我说,我不想出生呢,被产钳硬夹出来。
  你说,你小时候发狂,六岁看心理医生,注意,是哈佛的心理医生,不是狗屁玩闹助理医师,你有识字困难,跟坏孩子一起送特别学校念书,每天跟智障孩子坐同一个校车回家,直到十岁才进公立学校;我说,嘿,我十二岁“文革”不用上学。
  你说,念法学院时候压力太大崩潰了,休学一年,法学院毕业后在路易斯安那大事务所一边当律师一边考律师证,没考过,国际石油崩了,做石油合同的事务所垮了,你被裁了,你回大学所在地,考乔治亚律师;我说,你够棒,我研究生考试连故事都讲不出来,讲故事应该是我的专业,尤其我是“作家”——坏作家。
  你说,你开业失败,进地头蛇事务所,你没有说1991年你独立开业,一个案子都没有;我也没有说,遇到你的时候我自动放弃前面的积累,我们看彼此,看了二十七年,直到二十天之前。
  你看到我,我创作低谷,我不能走路不能站立,我记不住自己的手机号码,现在也不记得,你替我记忆一切;我看到你,你留下的一张纸,写着各国女皇的生辰,我们曾经讨论写一本书,你根据记忆立刻手写生辰,我后来跟大英百科对了一下,全都对!你记忆力超强,你知识广泛,你的头脑让我着迷,越来越着迷。
  我在眩晕,恍惚,一秒钟前想干什么来着我不知道;我捧着我的手机读我写下的你,两个月零四天前的你,那时候你的超级头脑出了问题。
  10月28日,2017年
  这是周六中午,你照例在健身房跟私人教练杰夫做健身。我把画板顶在手术腰带上临摹一幅伊斯坦布尔细密画,打发时间。我听到电话响,站起来不方便,一边临摹一边听隔壁的留言,听不清楚,是中期选举投票广告?我等着你回来开我去吃午饭,但是,总不见你的车回来。
  于是我注意留言,是教练杰夫,他含糊地说,“斯蒂夫意识清醒,但是你最好快来。”
  我拿车钥匙,但我不会倒车,从来都是你帮我倒出车库,我敲邻居的门,和邻居一起再进家,听到第二个留言,说你被救护车送医院了。
  在急诊室找到你,急诊医生说你中风了。中风应该在脑部左边,因为你失语了,相对的右侧肢体反应弱,你的右嘴角有点下垂。我看到你,你眼睛睁得极大,我听——
  医生问:“你的名字?”
  你吐出:“He,she,1,1,1。”
  我看出你极其挣扎。
  “你的生日?”
  你吐出:“He,she,1,1,1。”
  “你住在哪里?”
  “He,she,1,1,1。”
  一旦确认你没有用“血液稀释药”,立刻给你上血液稀释,你的语言能力很快恢复了,立刻收入ICU。
  10月29日,2017年
  早上我进ICU,看到你又失语了,你瞪着眼激烈拍打我的手臂,你从来没有这么猛烈地对待我。
  你的名字?你的生日?你住在哪里?医生重复问,你吃力回答,完全不着调,不知道你吐出的词什么意思,像是数据错乱的外星人。医生一边问一边手机速记,好像你的混乱词组有着生理学意义似的,或者医生知道你词不达意,于是在回他的短信。
  给你脑部做MIR,黑片白色显示病灶,医生在你的床头跟我解释病灶,你在床上瞪眼看着。医生说不确定是不是有一片新堵塞,不能再用血液稀释剂了,如果做颅内通栓需要送另一家医院。医生等待另一家医院的回答。   我看着你,斯蒂夫你不能回答问题,但是你理解问题。你又转头看电视,球赛,你目不转睛地看球!激烈的球赛能凝聚全部思维力?
  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显示,国际文化网络杂志《语词无疆界》(Word without Boundary)发表《我》的开篇,那是写我垂危,救护车送医院,我遇到车祸,是十六年前的事,那时是我在ICU和看守我的斯蒂夫你谈下一世,东方转世和你的天堂,而这时候我在ICU你的床边。
  我眼睁睁看着你,看着你失去语言能力,我格外地意识到语词的疆界。
  几天之前,还是斯蒂夫你照顾病残的我,你和我谈科幻、谈政治、谈中东,现在全世界不重要,只要斯蒂夫你活着,哪怕你不能说话了,我与你同在,贫困同在……我想到我们天主教婚礼时候跟随神父重复的,不论是富有还是贫苦是好还是坏……我和你同在。
  我跟你的弟弟妹妹保持联系,波士顿大卫报告说,多伦多的皮特起飞来美国了。我告诉你皮特在路上了,两小时以后到这里。你听了,闭上眼睛,保持沉默,你积攒精力。什么时候,门开了,一个巨大身体无声地钻进来,是身高六英尺四的皮特。
  银行家皮特一上来就问,医疗保险是哪家?我掏出保险卡。皮特问怎么支付保险费?
  斯蒂夫你极吃力吐出“M(Month——月)……”你的意思我知道,你想说我们是每月支付医疗保险。皮特立刻说他把一年的保险都替你支付了。
  斯蒂夫你急切地摇头,含糊地说“N(不这样),N,W(我们不这样)。”斯蒂夫你想解释美国的医疗保险不像皮特的加拿大的保险,我们的保险是签一年合同但每月支付。
  什么时候支付?
  “M(Monday——周一)。”斯蒂夫你艰难地说。
  皮特接着立刻问失业保险、办公室租金、秘书工资、银行账面。你无法回答,皮特就问你关键问题:律师里你最信任谁?
  从ICU离开,皮特问我,“你有驾驶执照吗?”我反问:“难道我是无证件的非法难民?”(皮特知道我不大开车的,总是斯蒂夫你载我)我和皮特立刻讨论我们的经济状态,我说,我卖股票,皮特说,不要卖;我说,我跟银行借钱,皮特说,不要借。皮特是富人,但是你我从不指望跟他借钱,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他卖掉全部股票,躲过大灾,因为他在华尔街,但他没有暗示我们,甚至没有暗示他爸爸。
  我和皮特回咱们的家,看到咱们的房子,他立刻赞:太美了。
  我告诉皮特,我想好了,我们可以卖掉房子搬到小公寓,我守着斯蒂夫,我能照顾斯蒂夫。
  (——我的斯蒂夫,卖房子却是这样到来?!)
  10月30日,2017年
  早上和皮特回到ICU,你会说话了!皮特哭了,巨大身子背对我们,独自面对窗户,皮特大哭一阵,安静下来,擦了一把脸,转过身来,说,“抱歉。”
  斯蒂夫你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三年前你们爸爸过世的时候,都去参加葬礼,斯蒂夫你哭,我哭,皮特没有哭。
  皮特要赶回多伦多处理业务,我送皮特到重症护理区门口,看着隔离门开启,关闭,我回到你的特护间。
  你跟我说,“是我不好,我让皮特沮丧了。”
  “不,皮特是高兴!”
  我看護士轮番对你做语言检查,卡片看图,给你讲故事(《芝加哥一家人》),你复述故事的要点,你的听力无问题,你总结能力无问题。
  肢体训练师像拴狗一样,给你腰上拴一根带子,在病房走廊走了一圈儿,你的肢体活动恢复正常!
  语言训练师来了,年轻黑人(说法语),让你说十个动物的名字,我等待你说狗、猫,你说出十个动物,有一个我知道是猛犸象,有七个我不知道,语言训练师也不知道(后来你告诉我,简单的词,在脑子里,但你说不出来,你就绕道而行,说不出“狐狸”但是你可以说“阁楼狐”——加拿大的一种狐狸)。
  ——我重读我写的,写的时候是我确定你好起来了。我怕记录,怕重读——怕我一回头看你,你永远落入深渊。你和我都酷爱《变形记》,你借用天神之间的残酷争斗,看你的罗马帝国,你平静地看身边人世间,也许你在两千年前流放作者奥维德的身影里看着你身边的我?你和我没有讨论过,诗人从地狱找回妻子的故事,我们没有遗憾地顿足,他忘记警告,他回头了,她永坠深渊,我们没有想到,你和我会这样互相失去。
  这是我在写你遇到的,我不面对你,我在失去你,我面对你,我也在失去你?——因为你以某种方式“固定”了,我在想这个悖论,我的斯蒂夫。
  医生不让你开车,我开车带你去复诊,你给我指路,你说往左,说往右,说出来是反的。你告诉我这一点,于是你说左转,我就往右转。我感激,感激你在我身边,感激我们有的一切,你和我是世上幸运的极少数人!我非常紧张,闯红灯,吃罚单,你会到法院帮我一把的,你会好起来的,你在好起来,你帮我到法院三次了,对吧。过去你总是说,别紧张,有办法的。这一次,你没有回答我。难道你预感到什么吗?
  你病前不久,我们读《纽约时报》书评说,人发育成熟的标准不是月经,不是喉结,人的成熟是思维,是控制力,人要到三十岁才成熟,想想自己的成长,你我十分同意。你说,我说,如此算下来,成熟的人生很短……
  我遇到斯蒂夫你的时候,你三十一岁,你五十九岁走了,二十八年我见证你的思维、你的幻想、你的业务、你的处事,继续成熟,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斯蒂夫,是这么的不容易,一个人,一个智慧的人,这么来了,这么去了。
  我搜寻家里有关你的每一点一滴,在一个抽屉深处我看到一叠纸,我读了,不是你写的,是你高中校友——比你高十届的高中校友,对你的语文老师的回忆(这位高班校友是退休的文学教授,一辈子教马克·吐温)。在这段不是你写的不是关于你的文字里,读着你的一个高中老师,我到处读出斯蒂夫你如何成长为一个如此的美国人:
  老师维尔伯里,名字带一点轻浮味道,活像英国女作家碧雅翠丝波特笔下毛茸茸动物角色的爱称。但是学生不会想到叫老师的名字,都尊称他的姓,克罗基特先生。先生是轻浮的对立面,他对部队的控制会让新兵训练营的教官羡慕。他的部队是韦尔斯利中学英语课的学生,这所公立中学在波士顿以西十几英里的富裕郊区,这里的好多富孩子送到私立寄宿学校去了,那一直是新英格兰主要的教育产业。而韦尔斯利公立高中的学生,有着多层次的英语课程。择顶级课程的孩子发现,克罗基特先生是他们从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三年英语教师。这种不寻常的程序创造了不寻常的机会,克罗基特管这种方式叫做老师和学生互动。一周五堂课,一年九个月,如此三年。很多互动过程,学生翘健身课,翘社会学课和外语课,但是没人错过克罗基特先生的课,总是很刺激,有时令人沮丧,带无情的挑战。   这不是说克罗基特先生严厉,他甚至不在意哪位学生没来上课。克罗基特先生的教学方法超越学校教育。他引导学生寻求理解和道德作为——这来自他对语言的关注和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和价值观。他相信人类甚至少年人能够智慧光荣地行动,他的学生会从内里发生转变。我们想来上他的课,想理解混乱的经验,想要表达,想跟正事保持一致。那时候我是毛头小子,外人觉得克罗基特先生的教学显得很奇怪时我就这样回答:“浑浑噩噩的生活是不值得的。”对于外人,这很怪异,对于内部人士,这不是野餐。检验生活的任务,我们发现,是艰苦的任务。
  克罗基特先生眼皮低垂,三十多岁已开始秃发,他很少提高声音,从老师休息室走进课堂的时候几根香烟灰烬成就他的运动外套,他沉默着,直到我们静下来,他的绿灰色眼睛扫过我们二十个学生,课桌排成研讨会U形,当眼睛停止巡视,他的眼睛穿透我们。
  班级会议每天都是意外事件。克罗基特先生似乎没有课程计划,没有明确的课程目标,没有大堆教科书。我记得我们使用大学散文集。十年级使用的阅读文本主要是哲学,被称为现代思想。有一个学期先生让我们都订阅《大西洋月刊》。先生每年分配四十到四十五个重要文学作品(小说、戏剧、长诗或诗集、非小说类作品)让我们读,其中包括梭罗、爱默生、霍桑、惠特曼、狄金森、吐温、斯蒂芬·克兰、威廉·詹姆斯、伊迪丝·华顿、舍伍德·安德森、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等。克罗基特先生的教育学有三部分:文学、课堂谈话和写作。他认为,文学本身就是对世界重大事件、观念和真理的讨论和体验,他把我们推入讨论,好像我们成熟到足以处理这类问题了。他还认为,我们所读的和我们所知道的之间是有区别的,要通过认真的讨论和精确的写作来消化和重新表达信息。
  读什么书?用什么顺序读?第一年开始我们就提这样的问题,因为其他班级和念私立学校的朋友,人家似乎从世界“点燃”阅读进程,从美国文学“点燃”,从英国文学“点燃”,人家读《红字》《凯撒大帝》和《麦克白》。克罗基特先生说的“点燃”不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不能把文学作品像蔬菜一样倒入垃圾箱。人家读《红字》,我们读《七山墙之屋》(The House of the Seven Cables)《富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每隔一个月左右,先生带我们坐巴士到波士顿舒伯特剧院,我们看《玻璃动物园》《不可燃烧的夫人》《婚礼成员》《推销员之死》和《奥赛罗》(当年我们看的《奥赛罗》是劳伦斯·奥利维尔和约翰·吉尔古德扮演拉戈和奥赛罗,连续几晚轮换角色)。克罗基特先生还带我们去波士顿的埃克塞特街电影院,在那里我们看《派桑》(Paisan)《偷自行车的人》和其他改变电影业的二战后的电影。秋季和春季休假期间,先生带领我们坐巴士前往纽约和华盛顿。有些夏天,先生和学生参加英格兰和欧洲的自行车旅行团队。但是书本是我们的教育核心。
  克罗基特先生嘲笑《读者文摘》,而它受很多父母的欢迎,先生不相信摘录片段写作业,他告诉我们读一本书,给我们一个星期左右时间,期望我们全盘讨论并写下对这本书的看法。我记得读《克里斯托夫》的时候。作家罗曼罗兰是托尔斯泰的法国弟子,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翻到最后一页是五百零四页,我认为每小时六十页,一晚读两小时,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读,周末休息我能读完。但是读到星期三我发现最后一页五百零四页是这书三部分的第三部分最后一页,三部分是分开的,总共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页。我得重新计算,我宣布了一个学术紧急情况——在我家里——我被免除洗碗,以强化我的阅读时间表。但到了星期天晚上我滑雪归来,只读了半本书。父母上床睡了,我坐在客厅,把自己沉浸在荷兰的音乐天才和人类同情的交响乐故事里。我读到最后一段:
  早祷的钟声突然响起(克里斯托夫死去时),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这是新的黎明!
  太阳在开破韦尔斯利的低低山峦,学校的日子开始了。
  克罗基特先生的课堂是一种新世界学院,没有橄榄树,但是像柏拉图的著名学校一样主要通过对话来上课。有一点语法指令,没有文学史讲座或者伊丽莎白英格兰或者传记作者,没有要背的文学列表,很少练习和测验,不为SAT考试操练(虽然克罗基特先生多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理事会成员)。
  克罗基特先生相信阅读、写作和對书的讨论。我们的课堂对话还包括“韩战”、联合国、原子弹使用、公民权利、二战后难民、冷战、共产主义、世界各种宗教以及世界和平,这些话题的共同点是社会正义。高三时克罗基特先生为了强调这一点,让我们每个月捐一美元(自己挣的)给CAER(美国二战后成立的援救饥饿欧洲的慈善组织)。克罗基特先生介绍我们和外国学生交笔友,了解他们的观点。班内有个讨论小组一年聚会几次,尝试并解决世界存在的大问题。定义,我们发现,算是容易的部分。
  这些讨论让我觉得要比一般课程更有趣。克罗基特先生时而温和,时而强硬,引导我们处理不成熟的意见和分歧。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开始学到意见和事实的不同,如何定义讨论的议题,如何聚焦一个主题的本质,如何避免拔高主题,如何锐化模糊的概括,为什么“陈词滥调”是二手词语,如何倾听,何时应当闭嘴,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如何表示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是不带人身攻击。我们通过每日的课堂实践学这些,然后,我们通过写作不知不觉地加强这些。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因为克罗基特频繁地要我们写短书面答复,还有每学期两份五千字论文,作者自己朗读并答辩。
  克罗基特先生教育学的关键是:他认真对待我们。不管你多愚蠢、不配合、啰里巴唆占据他的时间,他让作为青少年的我们的渴望,超越汽车、性、酒精、药物和反抗,他给予我们尊重。他尊重我们的看法而不是无想法地接受这些看法,但是他考虑少年人的看法,给少年人施加压力,辩论,有时是反对。
  克罗基特先生另一种认真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忽略所谓的“青少年文学”,这种文学当时引入学校课程,教育工作者定义为把“相关知识”介绍给学生。克罗基特先生知道,青少年文学只占据伟大的书的一部分阅读,他知道优秀阅读与高档晚餐和垃圾食品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书必须不断地重读,每次阅读会有所不同,因为前次阅读之后我们在变化。这个道理如此强力。高三第一个星期,我们的班长罗恩,运动明星,突然死于肺炎。学校涌现讣文、教会仪式、学生报纸社论,但所有这些隐约有某种缺失。直到在克罗基特先生的课上,我找到对待我的朋友也是我的邻居的死亡焦距。克罗基特走进教室,看了我们很长时间,打开他手中英国学者并诗人豪斯曼(A.E.Housman)的诗集《希罗普郡少年》(A Shropshire Lad),朗读《献给死在青春的运动员》:   你赢得城市竞赛的时刻,
  我们高举你通过街市;
  男人男孩沿路欢呼,
  我们在家乡把你抬到与肩高。
  现在,竞跑者都来了,
  抬与肩高我们把你带回家乡,
  把你的门槛降低,
  斯蒂勒镇的男人。
  克罗基特先生读完,眼中波光粼粼,径直走出教室。
  在先生的手中,文学不是主题不是片段,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表达最需要表达的。先生没有“教”文学:先生与我们共同体验文学,因为文学对他是有意义的,文学成为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克罗基特先生认真地对待我们,也通过尊重我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一个学生试探地给先生看她写的诗,克罗基特先生很惊讶,在课堂上读了这学生的四首诗。“大喜过望,”这个学生西尔维娅普拉特写在日记里,“他的评论极大地鼓励我。”十三年之后当普拉特在英国发布《时间巨人和其他诗》,她送了克罗基特先生一本,题词“献给克罗基特先生,在您智慧的课堂上,这些诗生下根。”(西尔维娅·普拉特被誉为美国最重要的内省派诗人)
  克罗基特先生鼓励所有的学生写出超越课堂要求的作业,让学生们把作品送编辑,让学生们把退稿看作战场伤疤,看作是出版胜利的前奏。他的学生作品在学校广播,制作成戏剧,在校报和杂志上发表,学生邮寄自己的论文、小说和诗歌给《大西洋杂志》的中学生作品月赛。诗人西尔维娅·普拉特在高中时收到五十到六十次退稿,她发表并获稿费的有九篇故事和诗歌。
  克羅基特先生认真地对待我们。不给我们虚假的好评。先生在耐心鼓励的同时无情地说实话,别指望他会因为你“努力了”于是给好分……
  这段落在抽屉底下的迟到的资料,让我如此温暖,我的世界因为你的世界,而不同于其他人的世界!你是这位先生心爱的学生,先生曾把你的写作送《纽约时报》——被退稿。
  我的斯蒂夫,你来自这样的波士顿,美国文化最成熟的地方,我怎么会在浴缸跌倒就奔去,就遇到你?
  离开我读的,我想的你
  面对真实周围
  我感到彻骨之寒。
  斯蒂夫,谁能分享你的由来?想来想去,我想不出来,我把英文链接给英国海伦,她很快回复:幸运的斯蒂夫,幸运的你,斯蒂夫和你相遇!
  当她这样送来之前,我写下同样的句子,送过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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