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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每年有几百种新药上市,大量新药催生出职业“试药人”。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数百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他们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他们就是职业“试药人”。
据专业人士介绍,“试药人”的安全系数相当高,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环节,疗效和安全性已达80%以上,因此,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来自个体差异。
假学生参加试药
在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任欣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你吸烟吗?”医生问张可。“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喝酒吗?”“不喝,一点儿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好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他通常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烟酒的嗜好,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带头大哥”控制试药信息?
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
两年前,张可从高一退学,带了一万多元离开浙江来到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不到半个月公司关闭,迷惘中张可迷上了网吧。在此期间,偶然结识的文飞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自从认识文飞后,张可才知道,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
文飞是一名中介,他打个电话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
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成的。经常接近这些“带头大哥”的文飞说,“一般的三甲医院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是不行的,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名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钱。而事实上,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带头大哥”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的费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带头大哥”。
但北京医院方面却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像协和医院试药招人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文飞说,“但这样的医院,目前少之又少”。
试药业的灰色江湖
“带头大哥”姓张,掌握着北京多家医院的试药信息。
对于这些“带头大哥”所具有的能量,记者接触到的试药者都这样描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
“如果没有中介,你自己即使知道试药信息,体检也通过了,大多时候还是进不去。”试药者顾某说。在这些“带头大哥”之间有着不成文的协定,一家医院通常由一名“带头大哥”负责。而文飞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线“大哥”的利益时,可以为其他“大哥”找人试药。
2009年冬天,文飞因经验不足而踩过了界。他找到两个人去试药,但他们告知已答应去另一个“大哥”负责的医院进行试药。文飞便承诺少收他们的回扣,将两个人留下。
没过几天,文飞接到恐吓电话,并在之后的一个黄昏,一群男青年在路边拦下文飞对他拳打脚踢。当文飞抄起一块砖头后,对方才散去。
最近的一场冲突更在行内引起轩然大波。海淀区某知名大学医学部附属的实验室内,几名试药者发现自己交了20%的中介费,而其他人只交了10%,就找介绍自己的试药者去理论。发生争执后,试药者殴打了中介。被殴打的中介又联系“带头大哥”报复了那几个试药者。此后,这样的报复性殴斗又各轮番进行了一次。
“这些药里有我的贡献”
自己究竟试了多少次药,张可也不记得了。试药的副作用在他的记忆中就是头晕和恶心。张可说:“头就像大了一圈儿,想东西想不起来,想问题越想越乱。”
前不久,张可试了一种胃药。当时,一个病房的人服药后都上吐下泻,胃部剧痛、痉挛,在床上缩成一团。“医生说这很正常,为了拿到试验数据我们还得继续服药,不能退出,退出的话医院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太不划算。”
入行比张可早的文飞经历了更恐怖的试药体验。前几个月,他在海淀区某医院试验一种降血压药。当针剂打入体内后,11个健康受试者的低压很快降到50毫米汞柱左右,4个人马上被抬去抢救,剩下的人留待观察。行内人都知道,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候,住院试药半个月就可以拿到1万多元。也有最便宜的,打一针,十分钟内看一下皮肤的反应给你300元。有的“大活儿”钱再多张可一般也不敢去接,“我才19岁,还没结婚,我要为以后考虑。”
自从张可试药之后,他每次去药店都有种奇异的感觉。“我看到一个柜台的药就会想这些药要多少人试,眼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人、一间又一间的病房。这些药里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做了中介之后文飞发现,在校大学生成为目前试药的主力军。文飞多次在试药过程中遇到在校生,他们有的为了补贴生活、有的为了挣钱给自己充电,甚至有的仅仅为给女朋友买部最新款的手机。
安徽省药监部门一位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中国,参与I期试药的人群目前主要有3类,一是学生人群,二是医护人员,三是无业者。其中,大学生群体是最理想的优质试药人,身体情况、文化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做药物试验时会首先考虑从这部分人群中选择志愿者。
在一次试药体检现场,记者看到数名30多岁模样的男子冒充学生前来试药。他们手里拿着20多岁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在被院方识破淘汰后,一名男子告诉记者,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村,是借来的证件,试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子。
按照有关规定,在3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
有时候,医生会告诉大家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到一定年限就会爆发。”
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一年试10次左右,再做个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他是个“月光族”,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
在这行,文飞说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个。”
亟待健全试药法规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上世纪80年代,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就作为健康受试者参加过试药。“我们学医的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
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位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
“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龚拥军认为,职业试药人跟以前的“职业卖血人”很类似,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钱,“我反对把试药当职业”,龚拥军认为,政府应该从第三方介入,来保护临床试药者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受试者,为了赚钱,面对医院更为弱势。“国家不能坐视一群年轻人以试药为生。”但医学的发展又离不开健康人体的试药。龚拥军认为,遵循医学常识的“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在拿生命开玩笑。”
目前,试药人张可住在通州梨园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月租150元。他觉得自己没文化又不想去打工,“出力气一个月赚不到一千元,还不及试次药赚得多。”但是他也害怕,害怕拿到试药酬劳,在跨出医院大门后一头栽倒,可能就没人管了。每天夜里睡觉,他会想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于是,在不上网的日子,他会换上球鞋在人行道上跑步锻炼,他说“运动能安慰一下自己”。(文中试药者姓名皆为化名)
(摘自《新京报》)
据专业人士介绍,“试药人”的安全系数相当高,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环节,疗效和安全性已达80%以上,因此,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来自个体差异。
假学生参加试药
在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任欣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你吸烟吗?”医生问张可。“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喝酒吗?”“不喝,一点儿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好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他通常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烟酒的嗜好,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带头大哥”控制试药信息?
张可原本是来北京创业的,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成为一名职业“试药者”。
两年前,张可从高一退学,带了一万多元离开浙江来到北京,和一些同龄人筹办快递公司,不到半个月公司关闭,迷惘中张可迷上了网吧。在此期间,偶然结识的文飞介绍他走上了试药路。自从认识文飞后,张可才知道,试药业原来是由不同等级的中介组成的一个网状形态。
文飞是一名中介,他打个电话就能喊来十几个“试药者”。文飞说,在他上面还有“带头大哥”,也就是试药业的大中介,这些“带头大哥”在多家医院拿下试药代理权后向文飞这样的“小弟”发布试药信息,再由文飞等小中介负责找人。
文飞和其他试药者一致透露,北京试药行业是由五六个这样的“带头大哥”组成的。经常接近这些“带头大哥”的文飞说,“一般的三甲医院没有10万元以上的活动费用是不行的,医院一般不许大中介向下线索要中介费。”文飞说,因为医院会给大中介报酬,每找来一名试药者“带头大哥”可获得数十元钱。而事实上,除了医院支付的报酬,“带头大哥”还会向文飞这类的小中介收钱。文飞在向试药者提供信息后,一般收取试药报酬20%的费用,并将其中一半上交给“带头大哥”。
但北京医院方面却否认试药信息是通过中介发布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将信息委托给了大中介,像协和医院试药招人便是由医院工作人员直接与每个试药人联系,杜绝了中介赖以敛财的可能。文飞说,“但这样的医院,目前少之又少”。
试药业的灰色江湖
“带头大哥”姓张,掌握着北京多家医院的试药信息。
对于这些“带头大哥”所具有的能量,记者接触到的试药者都这样描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
“如果没有中介,你自己即使知道试药信息,体检也通过了,大多时候还是进不去。”试药者顾某说。在这些“带头大哥”之间有着不成文的协定,一家医院通常由一名“带头大哥”负责。而文飞等小中介在不侵害自己上线“大哥”的利益时,可以为其他“大哥”找人试药。
2009年冬天,文飞因经验不足而踩过了界。他找到两个人去试药,但他们告知已答应去另一个“大哥”负责的医院进行试药。文飞便承诺少收他们的回扣,将两个人留下。
没过几天,文飞接到恐吓电话,并在之后的一个黄昏,一群男青年在路边拦下文飞对他拳打脚踢。当文飞抄起一块砖头后,对方才散去。
最近的一场冲突更在行内引起轩然大波。海淀区某知名大学医学部附属的实验室内,几名试药者发现自己交了20%的中介费,而其他人只交了10%,就找介绍自己的试药者去理论。发生争执后,试药者殴打了中介。被殴打的中介又联系“带头大哥”报复了那几个试药者。此后,这样的报复性殴斗又各轮番进行了一次。
“这些药里有我的贡献”
自己究竟试了多少次药,张可也不记得了。试药的副作用在他的记忆中就是头晕和恶心。张可说:“头就像大了一圈儿,想东西想不起来,想问题越想越乱。”
前不久,张可试了一种胃药。当时,一个病房的人服药后都上吐下泻,胃部剧痛、痉挛,在床上缩成一团。“医生说这很正常,为了拿到试验数据我们还得继续服药,不能退出,退出的话医院想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太不划算。”
入行比张可早的文飞经历了更恐怖的试药体验。前几个月,他在海淀区某医院试验一种降血压药。当针剂打入体内后,11个健康受试者的低压很快降到50毫米汞柱左右,4个人马上被抬去抢救,剩下的人留待观察。行内人都知道,凡是心脑血管和癌症类的药物副作用最大,酬劳也最高。有时候,住院试药半个月就可以拿到1万多元。也有最便宜的,打一针,十分钟内看一下皮肤的反应给你300元。有的“大活儿”钱再多张可一般也不敢去接,“我才19岁,还没结婚,我要为以后考虑。”
自从张可试药之后,他每次去药店都有种奇异的感觉。“我看到一个柜台的药就会想这些药要多少人试,眼前会出现密密麻麻的人、一间又一间的病房。这些药里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做了中介之后文飞发现,在校大学生成为目前试药的主力军。文飞多次在试药过程中遇到在校生,他们有的为了补贴生活、有的为了挣钱给自己充电,甚至有的仅仅为给女朋友买部最新款的手机。
安徽省药监部门一位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中国,参与I期试药的人群目前主要有3类,一是学生人群,二是医护人员,三是无业者。其中,大学生群体是最理想的优质试药人,身体情况、文化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做药物试验时会首先考虑从这部分人群中选择志愿者。
在一次试药体检现场,记者看到数名30多岁模样的男子冒充学生前来试药。他们手里拿着20多岁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在被院方识破淘汰后,一名男子告诉记者,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村,是借来的证件,试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子。
按照有关规定,在3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
有时候,医生会告诉大家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到一定年限就会爆发。”
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一年试10次左右,再做个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他是个“月光族”,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
在这行,文飞说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个。”
亟待健全试药法规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上世纪80年代,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就作为健康受试者参加过试药。“我们学医的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
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位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
“反对把试药当职业”
龚拥军认为,职业试药人跟以前的“职业卖血人”很类似,都是以明天的健康换今天的钱,“我反对把试药当职业”,龚拥军认为,政府应该从第三方介入,来保护临床试药者的利益。尤其是健康受试者,为了赚钱,面对医院更为弱势。“国家不能坐视一群年轻人以试药为生。”但医学的发展又离不开健康人体的试药。龚拥军认为,遵循医学常识的“试药并不可怕”,但“以试药为职业,就在拿生命开玩笑。”
目前,试药人张可住在通州梨园地铁站附近的一间地下室内,月租150元。他觉得自己没文化又不想去打工,“出力气一个月赚不到一千元,还不及试次药赚得多。”但是他也害怕,害怕拿到试药酬劳,在跨出医院大门后一头栽倒,可能就没人管了。每天夜里睡觉,他会想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于是,在不上网的日子,他会换上球鞋在人行道上跑步锻炼,他说“运动能安慰一下自己”。(文中试药者姓名皆为化名)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