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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震的第二天开始，我就穿黑衣裳，要不就是深灰的衣裳，大夏天的连件白衣裳都没有穿过。但是我从绵阳出来的第一天，就在成都街头买了一件大红的衣裳，长长的，就像一盆火一样，在灾区我一直穿着红衣裳在晃。我觉得到了那里，我的生命态度有所改变。
我在北川接触了那么多孩子，那么长时间，她们没有一个号啕大哭的。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默契，就是默默流泪。我经常一进去就看见小孩在流泪，然后她们会在我的肩膀上默默流泪，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搂着她们，轻轻地拍，轻轻地晃。因为我的女儿做了噩梦或受到什么惊吓的时候，我就把她搂在怀里，说：“乖，不怕，不怕，妈妈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十八九岁的孩子和三岁的孩子在我的怀里是一样的，她就需要你拍着她晃着她。我有的时候搂一个孩子，有的时候搂两个孩子，轻轻地晃、拍。后来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个妈妈，我就这样抱着她们晃一晃，晃好了，我就是个老师。
我在她们难受的时候就是妈妈，在她们恢复过来的时候就是老师，这是我自己特别欣慰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孩子们流在我怀里的眼泪够堆成一个堰塞湖了，但我不能哭。她们在我怀里哭，我反而不能哭。我就这样静静地陪着她们。
我去见她们的时候，她们说要做心理辅导，让我跟她们聊天。有个小姑娘很安静，也不大哭，就是幽幽的，两眼望着远方，说，我爸我妈的尸体，现在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我们家是山体滑坡冲走的，十几天了，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尸体开始腐烂了，我都不知道我妈妈在哪儿烂的，你说我怎么看书呢?她用很安静的声音跟你说这种话题，你想这种骨肉之情!她在想生她养她的母亲在怎么腐烂，你说她什么心情?
这些孩子会跟我讨论爱情，讨论生命。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就很平静地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想生个孩子。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爸爸妈妈全没了，我的家也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根了。我总想自己成为根，我才有活下去的理由。这种话其实是挺震撼人的。男孩子平时要比女孩子坚强，但到苦难来临时，女孩的彻悟能力比男孩要深多了。那些男孩一个个多独啊，眼前就不行了——我这高考怎么办呢——看的都是眼前事儿。那些女孩就不是，女孩谈的是生命，男孩就关注眼前的高考。
其实女孩子都属于生命性动物，男孩子是社会性的动物，女孩子这个时候是生命性的反省，男孩子关注的是社会下的标准。每次我要走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我不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想起每次出差前，我女儿就是那么搂着我说，妈妈不走。所以我觉得，她们对生命的理解就像三四十岁成熟的女人；但是到你走的时候，那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就是三岁的孩子。
其实我更感慨的是一期杂志上的话：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我去了，孩子们也在给我救赎。我觉得我们自我膨胀了太久，在这个物化的生活方式里面，习惯了被物质撑起来的那个孱弱的躯体，已经忘了什么是生命。就是这些孩子在修复我们，我去那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伤痕累累，但是这些孩子确实给了我修复生命的力量。
(沉舟摘自2008年6月17日《青岛晚报》，有删改)
我在北川接触了那么多孩子，那么长时间，她们没有一个号啕大哭的。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默契，就是默默流泪。我经常一进去就看见小孩在流泪，然后她们会在我的肩膀上默默流泪，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搂着她们，轻轻地拍，轻轻地晃。因为我的女儿做了噩梦或受到什么惊吓的时候，我就把她搂在怀里，说：“乖，不怕，不怕，妈妈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十八九岁的孩子和三岁的孩子在我的怀里是一样的，她就需要你拍着她晃着她。我有的时候搂一个孩子，有的时候搂两个孩子，轻轻地晃、拍。后来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个妈妈，我就这样抱着她们晃一晃，晃好了，我就是个老师。
我在她们难受的时候就是妈妈，在她们恢复过来的时候就是老师，这是我自己特别欣慰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孩子们流在我怀里的眼泪够堆成一个堰塞湖了，但我不能哭。她们在我怀里哭，我反而不能哭。我就这样静静地陪着她们。
我去见她们的时候，她们说要做心理辅导，让我跟她们聊天。有个小姑娘很安静，也不大哭，就是幽幽的，两眼望着远方，说，我爸我妈的尸体，现在不知道冲到哪儿去了。我们家是山体滑坡冲走的，十几天了，天气越来越热，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的尸体开始腐烂了，我都不知道我妈妈在哪儿烂的，你说我怎么看书呢?她用很安静的声音跟你说这种话题，你想这种骨肉之情!她在想生她养她的母亲在怎么腐烂，你说她什么心情?
这些孩子会跟我讨论爱情，讨论生命。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就很平静地跟我说：我现在特别想生个孩子。我问为什么，她说，我爸爸妈妈全没了，我的家也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根了。我总想自己成为根，我才有活下去的理由。这种话其实是挺震撼人的。男孩子平时要比女孩子坚强，但到苦难来临时，女孩的彻悟能力比男孩要深多了。那些男孩一个个多独啊，眼前就不行了——我这高考怎么办呢——看的都是眼前事儿。那些女孩就不是，女孩谈的是生命，男孩就关注眼前的高考。
其实女孩子都属于生命性动物，男孩子是社会性的动物，女孩子这个时候是生命性的反省，男孩子关注的是社会下的标准。每次我要走的时候，那些女孩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我不让你走，我舍不得你走。我想起每次出差前，我女儿就是那么搂着我说，妈妈不走。所以我觉得，她们对生命的理解就像三四十岁成熟的女人；但是到你走的时候，那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就是三岁的孩子。
其实我更感慨的是一期杂志上的话：我们都是物化生活方式的灾民。我去了，孩子们也在给我救赎。我觉得我们自我膨胀了太久，在这个物化的生活方式里面，习惯了被物质撑起来的那个孱弱的躯体，已经忘了什么是生命。就是这些孩子在修复我们，我去那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伤痕累累，但是这些孩子确实给了我修复生命的力量。
(沉舟摘自2008年6月17日《青岛晚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