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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iMagazine
L：梁建章
Yi：很多经济学和管理学议题都在此次疫情中被挑战，比如全球化、轻资产、零库存、中心化等，你对经济和企业经营的观念是否也因此有所改变？
L：没有什么变化，反而更强化了我对这些理论的态度。比如现在轻资产的公司情况要比重资产的公司好很多：通过互联网远程办公，能够提升信息化的效率。至于全球化，目前疫情上下半场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些企业的风险能够被分担。但如果这次全球经济同时趴下了，企业自身的全球化也无济于事。
这次携程的服务系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幸好我们已经有很多自助服务的准备，还有在家办公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所谓轻资产、信息化的一些操作，在疫情中也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Yi：你认为目前中国针对疫情执行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哪些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L：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分开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从金融货币政策来说，国内银行和政府的配合度很高，对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很有利。其他国家的银行大多数是私人的，政府只能间接推动，各国央行投放的贷款，也不一定很快就能输送到实体经济中去。
当然，最简单的货币政策，可能就是允许所有的贷款都延期一年还，再由政府补贴银行的损失。这种想法听起来是一刀切地把一整年完全抹掉，但如果疫情这种不可抗力因素确实影响到各行各业，也可以尝试。
至于财政政策，中国的情况也会比较有利。目前中国的财政能力虽然不如2008年，但还是很强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依然以基建为主，而基建项目的回报率这两年是有所下降的。而其他财政支出的思路，比如扩大行业产能，就要更谨慎，因为某些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了。
梁建章，攜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依然处于缺基建的状态，但这个“缺”是不均衡的。我之前一直提倡大城市扩容、提高城市化率。中国的大城市目前还是缺很多设施，尤其是住房，很多在城市工作的人买不起房子。在新加坡，政府实际起到了很大作用，能够向80%至90%的公民提供优质又廉价的房子。中国不一定完全要由政府做，但应该提供各种条件，比如更大规模的用地，以及配套的学校及医院等基础建设。
另一个值得投资的方向，可能是将各种福利优惠向有小孩的家庭倾斜。中国整体的实体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很令人担忧。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鼓励家庭多生孩子，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降低抚养小孩的成本。
Yi：相比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市场最动荡的地方可能是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一阶段的恐慌情绪会如此明显？
L：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情况不一样，因为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输入性风险，要远远小于美国本土疫情蔓延的风险。再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投入，都不确定能够完全解决疫情。所以对当下的美国而言，经济政策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如何尽快控制疫情。
Yi：近几年“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危机”在商业世界中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你怎么看这两个概念对企业运营策略的影响？
L：我不认为“黑天鹅”和“灰犀牛”出现的频率变高了，因为全球经济过去很长时间都是相对稳定、小幅增长，这一次疫情应该属于特殊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经营活动相信在一两个月内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欧洲企业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从预防风险的角度来说，企业之后可能会意识到态度保守的价值，不能把杠杆弄得太高。携程就属于相对保守的公司，现金比较充裕;大多数技术公司也都属于稳健型公司。
就资金杠杆而言，我觉得不应该提倡企业一点也不碰这个工具，政府也应该支持那些日常业务比较健康、财务状况比较好的公司。
当然还有一部分靠烧钱、融资维持，本身就不太健康的公司，在疫情中更容易暴露问题。冒着风险去做这样的企业，盈利可能也不会太理想。不能指望资本市场一时的宽松和支持，来设计一个烧钱的业务模式。
Yi：携程在2003年SARS的“黑天鹅事件”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L：SARS确实算是“黑天鹅”。当时携程还比较小，抗风险能力更弱，所以更紧张一些。好在那一次疫情很快结束，我们在疫情期间的预期也比较乐观，将非常宝贵的技术、服务团队基本保留了下来。这使得携程在当时的客户体验显得比较出色，疫情后业绩迅速反弹，还增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于携程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次业务提升。
当然，这次疫情会比S A R S更长，因为已经蔓延到全球了，所以对我们国内业务、海外业务的压力，目前都还非常大。
Yi：之前针对企业健康状况的判断有过很多讨论，其中“公司账面上应始终保留3至6个月的现金储备”是一个有过争议的判断标准。你觉得企业该如何平衡储备现金和持续投资扩大业务？
L：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现金储备规模的差距可以很大，但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看现金与负债规模的匹配程度。对于现金流稳定、负债较少，业务规模又可大可小的企业而言，它在业务下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降低成本，现金储备其实就没那么重要。
在储备现金这方面，携程相比于一些其他公司而言，算不上最保守。这些现金主要是靠比较好的盈利水平积累下来的，平时也有一些投资的需求。携程是轻资产模式，这可能会是旅游这类服务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重资产公司过去一般被认为抗风险能力较强，这次也被证伪了。像酒店集团、邮轮公司、航空公司、旅游景区，实际上运营杠杆都比较高，资产反而成了一个负担。 在发达国家，也有一些金融化的解决手段，比如将品牌运营、投资管理和资产分开，对重资产再做证券化、基金化的处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思路，因为品牌和管理变成了轻资产模式，投资方也能够参与共担企业风险。
Yi：这些年中国企业的“生死时速”变得越来越快，能够经历完整经濟周期的企业变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企业还有什么价值？
L：经济周期理论我觉得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既然是“周期”，就意味着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现在的经济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轻资产化，周期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已经越来越小。像新冠疫情，它实际就是一次随机事件，在周期之 外。
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被认为有效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经济政策总是靠政府调节，或者在出现低谷后，人们快速回到了过于乐观的状态，导致经济容易超速发展。但现在你要说一个经济周期究竟有多长，已经完全没有理论可言了。哪怕是所谓的行业周期，它的走势和宏观经济也是一致的，同样没有指导意义。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始终应该强化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Yi：这次疫情期间，你个人比较关注哪些行业或是公司的动向？
L：疫情对于某些行业的公司肯定是利好，比如视频、游戏、远程办公。我们今天采访用的是视频会议平台Zoom，它的股票就涨得很好，因为Zoom一下子成了很多人在家办公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
此外还有一些客户服务类的工具，长远来说也会比较有生命力。如果客户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远程、自助手段来完成业务，那么企业就应该强化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包括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应用。
Yi：2013年，你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几位专家在《经济学季刊》共同发表过一篇论文，利用携程客服团队的社会学试验结果探讨在家办公的可能性。这次疫情期间，你有什么可以补充到这篇论文中的新观察和新观点吗？
L：当时我们的试验做得比较严谨，但是针对的群体比较窄，只涉及到了客服团队。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对于这类工种而言，在家办公的确能够显著提升员工满意度、减少上下班时间，而且工作效率没有下降。回过头看，这个结论目前依然成立。
因为携程的许多部门在这次疫情期间都在家办公，所以可观察的就不只是呼叫中心的客服，也包括中高级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以及有对外交流、谈判需求的一些岗位。能够初步观察到一些岗位间的差异，他们对于在家办公时所需要的支持资源也都不同。我觉得之后还有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地方。
L：梁建章
Yi：很多经济学和管理学议题都在此次疫情中被挑战，比如全球化、轻资产、零库存、中心化等，你对经济和企业经营的观念是否也因此有所改变？
L：没有什么变化，反而更强化了我对这些理论的态度。比如现在轻资产的公司情况要比重资产的公司好很多：通过互联网远程办公，能够提升信息化的效率。至于全球化，目前疫情上下半场的情况不太一样，有些企业的风险能够被分担。但如果这次全球经济同时趴下了，企业自身的全球化也无济于事。
这次携程的服务系统经受了很大的考验，幸好我们已经有很多自助服务的准备，还有在家办公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所谓轻资产、信息化的一些操作，在疫情中也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Yi：你认为目前中国针对疫情执行的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哪些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
L：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分开讨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从金融货币政策来说，国内银行和政府的配合度很高，对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很有利。其他国家的银行大多数是私人的，政府只能间接推动，各国央行投放的贷款，也不一定很快就能输送到实体经济中去。
当然，最简单的货币政策，可能就是允许所有的贷款都延期一年还，再由政府补贴银行的损失。这种想法听起来是一刀切地把一整年完全抹掉，但如果疫情这种不可抗力因素确实影响到各行各业，也可以尝试。
至于财政政策，中国的情况也会比较有利。目前中国的财政能力虽然不如2008年，但还是很强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依然以基建为主，而基建项目的回报率这两年是有所下降的。而其他财政支出的思路，比如扩大行业产能，就要更谨慎，因为某些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了。
中国依然处于缺基建的状态，但这个“缺”是不均衡的。我之前一直提倡大城市扩容、提高城市化率。中国的大城市目前还是缺很多设施，尤其是住房，很多在城市工作的人买不起房子。在新加坡，政府实际起到了很大作用，能够向80%至90%的公民提供优质又廉价的房子。中国不一定完全要由政府做，但应该提供各种条件，比如更大规模的用地，以及配套的学校及医院等基础建设。
另一个值得投资的方向，可能是将各种福利优惠向有小孩的家庭倾斜。中国整体的实体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很令人担忧。中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鼓励家庭多生孩子，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降低抚养小孩的成本。
Yi：相比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市场最动荡的地方可能是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一阶段的恐慌情绪会如此明显？
L：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情况不一样，因为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输入性风险，要远远小于美国本土疫情蔓延的风险。再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投入，都不确定能够完全解决疫情。所以对当下的美国而言，经济政策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如何尽快控制疫情。
Yi：近几年“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危机”在商业世界中被提及的频率越来越高，你怎么看这两个概念对企业运营策略的影响？
L：我不认为“黑天鹅”和“灰犀牛”出现的频率变高了，因为全球经济过去很长时间都是相对稳定、小幅增长，这一次疫情应该属于特殊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经营活动相信在一两个月内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美国、欧洲企业的不确定性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从预防风险的角度来说，企业之后可能会意识到态度保守的价值，不能把杠杆弄得太高。携程就属于相对保守的公司，现金比较充裕;大多数技术公司也都属于稳健型公司。
就资金杠杆而言，我觉得不应该提倡企业一点也不碰这个工具，政府也应该支持那些日常业务比较健康、财务状况比较好的公司。
当然还有一部分靠烧钱、融资维持，本身就不太健康的公司，在疫情中更容易暴露问题。冒着风险去做这样的企业，盈利可能也不会太理想。不能指望资本市场一时的宽松和支持，来设计一个烧钱的业务模式。
Yi：携程在2003年SARS的“黑天鹅事件”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L：SARS确实算是“黑天鹅”。当时携程还比较小，抗风险能力更弱，所以更紧张一些。好在那一次疫情很快结束，我们在疫情期间的预期也比较乐观，将非常宝贵的技术、服务团队基本保留了下来。这使得携程在当时的客户体验显得比较出色，疫情后业绩迅速反弹，还增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于携程而言，是很重要的一次业务提升。
当然，这次疫情会比S A R S更长，因为已经蔓延到全球了，所以对我们国内业务、海外业务的压力，目前都还非常大。
Yi：之前针对企业健康状况的判断有过很多讨论，其中“公司账面上应始终保留3至6个月的现金储备”是一个有过争议的判断标准。你觉得企业该如何平衡储备现金和持续投资扩大业务？
L：根据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现金储备规模的差距可以很大，但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看现金与负债规模的匹配程度。对于现金流稳定、负债较少，业务规模又可大可小的企业而言，它在业务下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降低成本，现金储备其实就没那么重要。
在储备现金这方面，携程相比于一些其他公司而言，算不上最保守。这些现金主要是靠比较好的盈利水平积累下来的，平时也有一些投资的需求。携程是轻资产模式，这可能会是旅游这类服务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重资产公司过去一般被认为抗风险能力较强，这次也被证伪了。像酒店集团、邮轮公司、航空公司、旅游景区，实际上运营杠杆都比较高，资产反而成了一个负担。 在发达国家，也有一些金融化的解决手段，比如将品牌运营、投资管理和资产分开，对重资产再做证券化、基金化的处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思路，因为品牌和管理变成了轻资产模式，投资方也能够参与共担企业风险。
Yi：这些年中国企业的“生死时速”变得越来越快，能够经历完整经濟周期的企业变少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企业还有什么价值？
L：经济周期理论我觉得可能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既然是“周期”，就意味着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现在的经济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轻资产化，周期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已经越来越小。像新冠疫情，它实际就是一次随机事件，在周期之 外。
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被认为有效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经济政策总是靠政府调节，或者在出现低谷后，人们快速回到了过于乐观的状态，导致经济容易超速发展。但现在你要说一个经济周期究竟有多长，已经完全没有理论可言了。哪怕是所谓的行业周期，它的走势和宏观经济也是一致的，同样没有指导意义。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始终应该强化自己的抗风险能力。
Yi：这次疫情期间，你个人比较关注哪些行业或是公司的动向？
L：疫情对于某些行业的公司肯定是利好，比如视频、游戏、远程办公。我们今天采访用的是视频会议平台Zoom，它的股票就涨得很好，因为Zoom一下子成了很多人在家办公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
此外还有一些客户服务类的工具，长远来说也会比较有生命力。如果客户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远程、自助手段来完成业务，那么企业就应该强化系统的自动化水平，包括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应用。
Yi：2013年，你曾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几位专家在《经济学季刊》共同发表过一篇论文，利用携程客服团队的社会学试验结果探讨在家办公的可能性。这次疫情期间，你有什么可以补充到这篇论文中的新观察和新观点吗？
L：当时我们的试验做得比较严谨，但是针对的群体比较窄，只涉及到了客服团队。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对于这类工种而言，在家办公的确能够显著提升员工满意度、减少上下班时间，而且工作效率没有下降。回过头看，这个结论目前依然成立。
因为携程的许多部门在这次疫情期间都在家办公，所以可观察的就不只是呼叫中心的客服，也包括中高级的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以及有对外交流、谈判需求的一些岗位。能够初步观察到一些岗位间的差异，他们对于在家办公时所需要的支持资源也都不同。我觉得之后还有很多值得研究、总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