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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多古装剧里，都有皇室人员成群结队去围猎的镜头。事实上，古代皇室王族、贵胄宗亲都有捕猎习俗，如果猎到鹿、虎、豹等大型动物，将举族欢庆。
西方同样如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年在位）很喜欢参与捕猎大型动物，曾经撰文吟诗，记录自己捕猎的过程，并抒发成功猎杀动物的喜悦和骄傲之情。
今天，围捕大型动物的活动在非洲不断上演。每年成千上万的人申请许可，实枪荷弹前往非洲各地的野生动物聚居区。或三五成群，或三三两两，游弋于非洲草原，以狩猎大型动物为乐，目标直指豹子、狮子、大象等动物，它们很多都是亟待保护的濒危物种。
其实，猎人们狩猎要冒风险的。比如2017年5月在津巴布韦，一个人狩猎时发生最不可思议的意外，他队友打死一只大象，结果大象倒地时也把他一起压死了。如此吃力不讨好、还有巨大风险的活动，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彼呢？
权力的彰显
人类围猎大型动物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古代中东的亚述帝国（约公元前2000-公元前600年，在今叙利亚），皇帝经常猎杀大象、野山羊、鸵鸟、野公牛和狮子等大型动物，并以此自夸，彰显皇家实力，更彰显自己的权力和势力。
尽管朝代更迭，但人类狩猎的活动几乎没什么变化。在王公贵族号令下，围猎大型动物是精心组织又威严壮观的。有时皇帝自己不参加，只在旁边观看然后“论功行赏”，这也是彰显自己无上权力的一种方式。
大型野生动物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凶猛的肉食动物，如豹、虎、狮，它们代表着危险、敌对“势力”；另一种是食草动物，如鹿、羚羊，它们对人没有危险但擅长逃跑，代表着不顺服的“民众”。不论哪一种，在帝王皇室面前都将被治服，甚至被杀——这就是狩猎带给人们的心理喻意。
即使在今天，这种喻意依然存在。非洲国家允许的大型动物狩猎活动，其实都是昂贵的娱乐项目，本地人不参加，基本上都是欧美上层人物不远万里来到非洲参加。这反映的就是曾经深深根植于欧美的殖民主义文化和父权制文化，如今改头换面以狩猎的名义重新彰显。
金钱的炫耀
古代贵族往往也是有钱人，而现代有钱人往往不是贵族。现代的合法狩猎价值不菲，这也就成为有钱人炫耀的一种途径。
据2015年一项报道，在有些非洲国家，合法狩猎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每年猎人们要为此花费大约2亿美元（合人民币约13.67亿），包括申请许可证、聘请当地导游、购买枪支弹药、旅行食宿等。
2015年7月在津巴布韦，一位美国猎人射杀了一头13岁狮子（野生狮子寿命是十几年），为此他必须花费54000美元得到特权许可，相当于37万人民币。
无疑，凡能参加狩猎的肯定都是富豪，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支付这笔钱。也就是说，去非洲狩猎，与猎物合影，上传网络分享，这一切都在彰显着“我”很有钱，有能力付得起高昂费用，且仅仅是为了取乐。
人类学研究，也为这种狩猎动机提供了解释。人们用狩猎传达“性”讯息，告诉可能的配偶自己很有实力，也告诉可能的竞争对手自己很健壮。研究还发现，即使生存猎人（非为取乐但为食物的打猎者）的目标也是有针对性的，一般都挑选对他们更具挑战性的大型动物，这暗示他们有能力接受挑战，而别人轻易能看到。
于是现代狩獵大型动物的活动，实际上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彰显自己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方式。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这无疑贬低了动物生命的价值，完全沦落为被人类利用的工具。地球经亿万年发展，孕育万千生命，难道只是为了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
这可以理直气壮吗？
猎人们乐此不疲，而且还理直气壮。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
把钱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事。而且花钱的同时，又资助了动物保护项目，另外还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就是猎人们的逻辑，而且的确也是事实。因为猎人们去狩猎前，首先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许可证，并支付数千上万美元。这些钱有一部分用来改造陈旧设施，建设更好的动物居住环境，甚至用来防范偷猎。
合法狩猎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首先猎人们到野外打猎需要当地导游，狩猎期间还需要吃喝用度，这一切开销都给当地带来了收入。这些工作相当于，变相地阻止当地人为生存而进行的非法偷猎。偷猎少了，也相当于帮助保护了生态环境。狩猎带来的经济效应，改善了当地政府、百姓的收入状况。因此为吸引更多猎人来消费，也“刺激”他们加大保护动物栖息地的力度。
另外，在政府监管下，狩猎还有利于动物种群的健康发展，因为它可以清除种群里的不健康个体。在纳米比亚，黑犀牛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野外仅存5000头。然而政府依然允许狩猎黑犀牛，并同时规定了狩猎配额，只能猎杀已经生育过的雄性老黑犀牛，且每年仅限5只。这项规定，旨在鼓励年轻雄性黑犀牛多多生育，从而刺激种群数量不断扩大。
然而最近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好。几十年来猎人们可能高估了自己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贡献。据调查，支持狩猎的非洲国家并非都有一笔清楚的帐目，许多政府的狩猎收入去向不明，无法查证。一些保护资金要么被转移他处、挥霍消费，要么根本没用于真正的动物保护工作。
科学家也质疑以猎杀动物而进行保护的策略。猎杀意味着将个体从种群中清除出去，也意味着个体的基因无法顺利传承给下一代。比如对非洲狮而言，由于突显能力与荣耀的原因，猎人们的目标往往是年轻而健壮的雄性非洲狮，无疑这会削弱非洲狮的基因库；同时年轻雄性被杀，也意味着它原来的地位空缺，其他的年轻雄狮若要取而代之，自然免不了争斗，这恐将导致更多狮子伤亡。
然而最重要的在于，猎杀动物若是合法的，并且是为了娱乐，那么无形中就使动物的生命遭到贬值，而这又将导致动物保护偏离本来的轨道。
西方同样如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8年在位）很喜欢参与捕猎大型动物，曾经撰文吟诗，记录自己捕猎的过程，并抒发成功猎杀动物的喜悦和骄傲之情。
今天，围捕大型动物的活动在非洲不断上演。每年成千上万的人申请许可，实枪荷弹前往非洲各地的野生动物聚居区。或三五成群，或三三两两，游弋于非洲草原，以狩猎大型动物为乐，目标直指豹子、狮子、大象等动物，它们很多都是亟待保护的濒危物种。
其实，猎人们狩猎要冒风险的。比如2017年5月在津巴布韦，一个人狩猎时发生最不可思议的意外，他队友打死一只大象，结果大象倒地时也把他一起压死了。如此吃力不讨好、还有巨大风险的活动，为什么还有人乐此不彼呢？
权力的彰显
人类围猎大型动物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古代中东的亚述帝国（约公元前2000-公元前600年，在今叙利亚），皇帝经常猎杀大象、野山羊、鸵鸟、野公牛和狮子等大型动物，并以此自夸，彰显皇家实力，更彰显自己的权力和势力。
尽管朝代更迭，但人类狩猎的活动几乎没什么变化。在王公贵族号令下，围猎大型动物是精心组织又威严壮观的。有时皇帝自己不参加，只在旁边观看然后“论功行赏”，这也是彰显自己无上权力的一种方式。
大型野生动物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凶猛的肉食动物，如豹、虎、狮，它们代表着危险、敌对“势力”；另一种是食草动物，如鹿、羚羊，它们对人没有危险但擅长逃跑，代表着不顺服的“民众”。不论哪一种，在帝王皇室面前都将被治服，甚至被杀——这就是狩猎带给人们的心理喻意。
即使在今天，这种喻意依然存在。非洲国家允许的大型动物狩猎活动，其实都是昂贵的娱乐项目，本地人不参加，基本上都是欧美上层人物不远万里来到非洲参加。这反映的就是曾经深深根植于欧美的殖民主义文化和父权制文化，如今改头换面以狩猎的名义重新彰显。
金钱的炫耀
古代贵族往往也是有钱人，而现代有钱人往往不是贵族。现代的合法狩猎价值不菲，这也就成为有钱人炫耀的一种途径。
据2015年一项报道，在有些非洲国家，合法狩猎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每年猎人们要为此花费大约2亿美元（合人民币约13.67亿），包括申请许可证、聘请当地导游、购买枪支弹药、旅行食宿等。
2015年7月在津巴布韦，一位美国猎人射杀了一头13岁狮子（野生狮子寿命是十几年），为此他必须花费54000美元得到特权许可，相当于37万人民币。
无疑，凡能参加狩猎的肯定都是富豪，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支付这笔钱。也就是说，去非洲狩猎，与猎物合影，上传网络分享，这一切都在彰显着“我”很有钱，有能力付得起高昂费用，且仅仅是为了取乐。
人类学研究，也为这种狩猎动机提供了解释。人们用狩猎传达“性”讯息，告诉可能的配偶自己很有实力，也告诉可能的竞争对手自己很健壮。研究还发现，即使生存猎人（非为取乐但为食物的打猎者）的目标也是有针对性的，一般都挑选对他们更具挑战性的大型动物，这暗示他们有能力接受挑战，而别人轻易能看到。
于是现代狩獵大型动物的活动，实际上就成了人类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彰显自己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方式。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这无疑贬低了动物生命的价值，完全沦落为被人类利用的工具。地球经亿万年发展，孕育万千生命，难道只是为了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
这可以理直气壮吗？
猎人们乐此不疲，而且还理直气壮。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何乐而不为？
把钱花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事。而且花钱的同时，又资助了动物保护项目，另外还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就是猎人们的逻辑，而且的确也是事实。因为猎人们去狩猎前，首先要向当地政府申请许可证，并支付数千上万美元。这些钱有一部分用来改造陈旧设施，建设更好的动物居住环境，甚至用来防范偷猎。
合法狩猎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首先猎人们到野外打猎需要当地导游，狩猎期间还需要吃喝用度，这一切开销都给当地带来了收入。这些工作相当于，变相地阻止当地人为生存而进行的非法偷猎。偷猎少了，也相当于帮助保护了生态环境。狩猎带来的经济效应，改善了当地政府、百姓的收入状况。因此为吸引更多猎人来消费，也“刺激”他们加大保护动物栖息地的力度。
另外，在政府监管下，狩猎还有利于动物种群的健康发展，因为它可以清除种群里的不健康个体。在纳米比亚，黑犀牛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野外仅存5000头。然而政府依然允许狩猎黑犀牛，并同时规定了狩猎配额，只能猎杀已经生育过的雄性老黑犀牛，且每年仅限5只。这项规定，旨在鼓励年轻雄性黑犀牛多多生育，从而刺激种群数量不断扩大。
然而最近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好。几十年来猎人们可能高估了自己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贡献。据调查，支持狩猎的非洲国家并非都有一笔清楚的帐目，许多政府的狩猎收入去向不明，无法查证。一些保护资金要么被转移他处、挥霍消费，要么根本没用于真正的动物保护工作。
科学家也质疑以猎杀动物而进行保护的策略。猎杀意味着将个体从种群中清除出去，也意味着个体的基因无法顺利传承给下一代。比如对非洲狮而言，由于突显能力与荣耀的原因，猎人们的目标往往是年轻而健壮的雄性非洲狮，无疑这会削弱非洲狮的基因库；同时年轻雄性被杀，也意味着它原来的地位空缺，其他的年轻雄狮若要取而代之，自然免不了争斗，这恐将导致更多狮子伤亡。
然而最重要的在于，猎杀动物若是合法的，并且是为了娱乐，那么无形中就使动物的生命遭到贬值，而这又将导致动物保护偏离本来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