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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我国人口开始了快速的“转变增长”，即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结果人口增长加快。根据孙沫寒先生编撰的《中国计划生育纪事》，195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37.00‰，死亡率18.00‰，自然增长率19.00‰，年增人口1039万。到1953年时，全国人口出生率37.00‰，死亡率14.00‰，自然增长率23.00‰，年增人口1337万。
1953年，为了配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同时也为了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于1953年6月30日零时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调查结果的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6.02亿，其中城市人口为13.26%，农村人口占86.74%；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6%，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3.6%，属典型的年轻型人口。至195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增至37.97‰，死亡率降至13.18‰，自然增长率增至24.79‰，年增人口1475万。人口逐年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
第一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还不能准确概括全貌。
1954年，已经73岁高龄的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视察，深入调查。这一年的5月25～30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故乡浙江省黄岩、乐清、永嘉、温州市郊调查，发现农村的儿童特别多，这令他很担忧。此行回来后他写了《浙江温州区视察报告》，对农村孩子太多表示忧虑。当时，浙江各地的人口增殖率都偏高，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这些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实地调研，马寅初发现并抓住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他认为，国家还比较穷，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设起来，如果人口不控制一下，将来国家负担很重。在经济发展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极其敏锐地发现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和挑战。
1955年7月，马寅初在浙江、江西等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交浙江小组讨论；同时，邵力子先生也提交了相关议题的提案。不料，他们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当初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1956年，马寅初利用去上海、浙江视察机会，再次补充调查，完善建议。由此可见，马寅初先生有关新人口论的思想是1954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955年，马寅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6年1月，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寅初继续人口问题的科学研究。
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北大燕南园63号寓所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谈到如下观点：“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谈话内容以“马寅初谈人口问题”为题公开发表。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膳厅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师生奔走相告。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3日，马寅初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发。
《新人口论》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择其要者，首先，马寅初从七个方面论证了1953年至1957年，人口增殖率超过20‰的原因。其次，他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简单说消费多积累少。第三，他声明人口控制的观点是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的。第四，人口如不控制，将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第五，从资金积累、工业化、科学研究、粮食几个方面论述了人口非控制不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仅体现在《新人口论》一文中，也包含在其他文章中，其基本主张是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
“新人口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马寅初的观点新就新在一反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的论调，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人口增长太快问题，并对人口控制的实现方式作出了新的选择。马寅初的主张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节育，而且是社会范围内的生育节制——“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不过他的主张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即第一步是普遍宣传避孕，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他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这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核心思想。他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文中清楚表明：“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第二步是宣传迟婚的好处，认为男25岁、女23岁结婚比较适当，并建议适时修改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的最低年龄男20岁，女18岁。）第三步才是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实际上，《新人口论》已经树起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大旗。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都被发动起来。举国上下的高昂情绪，又激发和感染了毛泽东。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一个月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正是在全国“大跃进”、人多好处多的浓浓氛围中，节制人口的声音被淹没了。为了扫除“大跃进”的思想理论障碍，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外“反冒进”主张的理论依据——马寅初先生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新人口论”则是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庆祝大会上，陈伯达到会突然发难，说：“马老要作检讨。”5天后，《光明日报》等紧跟其上，掀起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经济理论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报告，说批判马寅初是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发动的，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冷眼相对的马寅初最后则大声反驳：“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至此，矛盾公开并激化。当时，全国到处宣传毛主席“人多是好事”的观点。1959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全党全国开展“批修运动”并准备打世界大战，甚至声称6亿人口死1/3仍然是大国，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资源和实力。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的人口理论自然就同毛主席的人多好处多论大相径庭了。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广东等8个省区实地考察调研工农业生产和人口状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劝马寅初从大局出发，写个检讨。在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梳理过后，马寅初在文章里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好拒绝检讨。”1959年11月，马寅初给《新建设》送去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中，庄严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掷地作金石之声。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大规模的批马运动，大字报、批判会、各类文章可谓“铺天盖地”。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北京大学校长辞职书。3月18日，国务院批准。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新华社紧急调研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报告。6月21日，陈云副总理将该报告批转胡耀邦处理。“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胡耀邦当天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商量解决。1979年7月25日，98岁高龄的马寅初先生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佳音。1979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文章，文章前面加了报社主动做的检查。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专程登门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平反意见：“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领导到马家宣布为马老平反，马寅初委托儿子马本初致答词，第一句就是：“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同日新华社讯：党中央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大会一致选举马寅初先生为名誉会长。在马寅初先生逝世4个月后，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993年9月，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授予马寅初。
《新人口论》“一度被辱没的智慧之音，永远使后人警醒。”
1953年，为了配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同时也为了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于1953年6月30日零时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1954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人口调查结果的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为6.02亿，其中城市人口为13.26%，农村人口占86.74%；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6%，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3.6%，属典型的年轻型人口。至1954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增至37.97‰，死亡率降至13.18‰，自然增长率增至24.79‰，年增人口1475万。人口逐年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
第一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是抽样调查的方法，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还不能准确概括全貌。
1954年，已经73岁高龄的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视察，深入调查。这一年的5月25～30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故乡浙江省黄岩、乐清、永嘉、温州市郊调查，发现农村的儿童特别多，这令他很担忧。此行回来后他写了《浙江温州区视察报告》，对农村孩子太多表示忧虑。当时，浙江各地的人口增殖率都偏高，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这些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实地调研，马寅初发现并抓住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他认为，国家还比较穷，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设起来，如果人口不控制一下，将来国家负担很重。在经济发展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极其敏锐地发现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和挑战。
1955年7月，马寅初在浙江、江西等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提交浙江小组讨论；同时，邵力子先生也提交了相关议题的提案。不料，他们遭到了多数代表的反对。当初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1956年，马寅初利用去上海、浙江视察机会，再次补充调查，完善建议。由此可见，马寅初先生有关新人口论的思想是1954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955年，马寅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首批学部委员。1956年1月，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寅初继续人口问题的科学研究。
1957年4月25日，马寅初在北大燕南园63号寓所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谈到如下观点：“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谈话内容以“马寅初谈人口问题”为题公开发表。4月27日，马寅初在北大大膳厅发表了人口问题的演讲，师生奔走相告。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3日，马寅初在会上作了《新人口论》书面发言。7月5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刊发。
《新人口论》从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择其要者，首先，马寅初从七个方面论证了1953年至1957年，人口增殖率超过20‰的原因。其次，他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简单说消费多积累少。第三，他声明人口控制的观点是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的。第四，人口如不控制，将给政府带来很多困难，“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第五，从资金积累、工业化、科学研究、粮食几个方面论述了人口非控制不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仅体现在《新人口论》一文中，也包含在其他文章中，其基本主张是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
“新人口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马寅初的观点新就新在一反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的论调，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人口增长太快问题，并对人口控制的实现方式作出了新的选择。马寅初的主张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节育，而且是社会范围内的生育节制——“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不过他的主张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即第一步是普遍宣传避孕，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他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这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核心思想。他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文中清楚表明：“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第二步是宣传迟婚的好处，认为男25岁、女23岁结婚比较适当，并建议适时修改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的最低年龄男20岁，女18岁。）第三步才是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实际上，《新人口论》已经树起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大旗。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对周恩来等人从1956年以来“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都被发动起来。举国上下的高昂情绪，又激发和感染了毛泽东。4月1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一个月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正是在全国“大跃进”、人多好处多的浓浓氛围中，节制人口的声音被淹没了。为了扫除“大跃进”的思想理论障碍，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外“反冒进”主张的理论依据——马寅初先生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新人口论”则是综合平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庆祝大会上，陈伯达到会突然发难，说：“马老要作检讨。”5天后，《光明日报》等紧跟其上，掀起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经济理论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报告，说批判马寅初是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发动的，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冷眼相对的马寅初最后则大声反驳：“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至此，矛盾公开并激化。当时，全国到处宣传毛主席“人多是好事”的观点。1959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全党全国开展“批修运动”并准备打世界大战，甚至声称6亿人口死1/3仍然是大国，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资源和实力。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的人口理论自然就同毛主席的人多好处多论大相径庭了。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广东等8个省区实地考察调研工农业生产和人口状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恩来劝马寅初从大局出发，写个检讨。在对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梳理过后，马寅初在文章里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好拒绝检讨。”1959年11月，马寅初给《新建设》送去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带声明”中，庄严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掷地作金石之声。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大规模的批马运动，大字报、批判会、各类文章可谓“铺天盖地”。1960年1月3日，马寅初亲自到教育部提交了北京大学校长辞职书。3月18日，国务院批准。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接到一封要求为马寅初平反的群众来信，新华社紧急调研给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马寅初问题的报告。6月21日，陈云副总理将该报告批转胡耀邦处理。“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胡耀邦当天批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商量解决。1979年7月25日，98岁高龄的马寅初先生终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佳音。1979年8月，《光明日报》发表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文章，文章前面加了报社主动做的检查。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专程登门向他传达党中央的平反意见：“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9月11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9月15日，北京大学党委领导到马家宣布为马老平反，马寅初委托儿子马本初致答词，第一句就是：“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力量”。同日新华社讯：党中央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大会一致选举马寅初先生为名誉会长。在马寅初先生逝世4个月后，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1993年9月，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授予马寅初。
《新人口论》“一度被辱没的智慧之音，永远使后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