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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将军吟》中彭其的形象
你两次来社都因你来去匆匆，我又乱忙，未及详谈。那次你刚开始谈到一部新的表现“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构思，又因别的事打断了你的话题。只记得谈到主题设想时，你说想通过这场复杂、尖锐的斗争表现人们美好的东西。我想这是应该的。斗争中最能辨善恶，也最能辨美丑。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自然是对美与丑、善与恶的一次大考验了。而美是艺术的特色，只有真善而无美就不是艺术，所以作家应该尽情地去歌颂美好的东西，鞭挞丑的东西。我看你在《将军吟》中就是这样做的。
最近听说有人指责《将军吟》丑化了将军的形象，这就有点怪了。《将军吟》中主要的写了三个将军的命运。而通篇故事是围绕空军某兵团司令员彭其展开的。难道丑化了彭其这个将军形象吗？我看不能这么说。
记得编辑部的同志初读原稿时都称赞作品中彭其的形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这个老将军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我们曾多次谈到老将军那近乎自传的长篇报告。生动地叙述了他紧跟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一生。彭其与战友、下级、家庭的关系是写得真实、生动的。特别是对战友、战士的爱。如对老战友胡连生和那个被诬陷的战士所显示的复杂的心情。可以说对党的事业的忠和对阶级兄弟的爱构成彭其形象的美。你还记得在讨论修改稿时韦君宜、秦兆阳同志和我们都反复地强调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和真实性，千方百计地使这个形象写得更真实、生动，而特别注意又不要损伤了这个老将军的形象。韦君宜同志对几个重要细节都提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记得《风雪除夕夜》一章你化了不少功夫，反复进行修改。这确是一场“关键戏”。这以前通过《革命行动》、《公审大会》、《老人心》、《斗争会》等重要章节，彭其的形象基本上立起来了，性格顺理成章的形成了。但如何使人物形象更成熟，性格更深化，确是个问题。
你初稿中这一章就写得有声有色。我最初听到龙世辉同志谈到这部稿子时讲的就是这一章的情节。但是为了不损害将军的形象而又不影响下面情节的发展，同时又可以表现赵大明父子的性格，曾进行了反复的推敲。也许对这场戏有争论，我看现在这样是符合彭其这个人物特点的。
在除夕的深夜，彭其冒着狂风大雪，跨着艰辛的步履，奔向天安门。“广场上风雪飞扬，呼呼地吼叫，好象是一个白色的人海正在狂跳着欢呼：‘彭其来了！’‘来了！来了！’彭其激动得簌地流出两行冰冷的眼泪，走进了广场。他清楚地记得，这里可以站立五十万人。五十万父老兄弟总是那么高兴地欢呼，一到这个地方就欢呼，他们共同有一颗多么纯真的心啊！”从海滨防地到天安门，从“老人心”的亮相到广场上同千百万人一起欢呼。这是一颗革命老将军鲜红的心的升华。
初读原稿时大家就为几个青年(特别是彭其的女儿湘湘)的形象所吸引。彭其与湘湘关系中不少细节写得吸引读者。老将军让秘书去砸湘湘的钢琴这个细节是饶有情趣的。这里既表现了彭其的性格特点，又表现了当时人们共同的心理情绪。后来你在修改中又加强了彭其与妻子许淑宜关系的描写。着力刻划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但却是一对很好的老战友、老夫妻，他们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阶级深情。通过这些描写，更丰富了彭其的形象。“无情未必真豪杰”，那种认为写领导干部就不能写夫妻爱、儿女情的观点自然是错误的。当然，我也觉得不必要一写到领导干部非要让他死了老伴再给他找个对象，加一段老年人的爱情描写。一切还是取决于主题、人物、情节发展的需要。
就我所知，我们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将军形象的不多。以将军为中心人物的恐怕过去没有过。你以近五十万字的篇幅以“文化大革命”为典型环境，着力塑造几个将军(特别是彭其这样的将军)，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首创。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彭其这个形象是成功的。应该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画廊中有一定的地位。他象《万水千山》中的李有国，《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等经历战争岁月考验的人物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果今天派他到工厂工作他也许就是个乔光甫、霍大道这样的人物。这是革命火焰永不熄灭的老战士、老革命的正面形象。怎么能说丑化了将军的形象呢？是不是由于你笔下的彭其不是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常胜将军。或者说不是一个高举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的英雄。也不是一个一眼就看出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处处与他们针锋相对的领导干部。而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至对抗、抵触的充满矛盾的人物。
是的，过去我们有些文学作品中领导人物(别说是将军，即使师、团领导)都是一贯正确，发指示、作报告，句句打中要害，字字解决问题。你没有依照这样的模式描绘将军的标准像，而是从生活出发刻划活生生的彭其。他有成败得失，喜怒哀乐。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这也许是引起不同看法的原因。似乎只写共性往往不会引起争议，而个性鲜明的人物则容易议论纷纭。但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写共性而没有个性是活不起来的。我甚至这样想，文学创作塑造典型应从个性出发，从个性中写出共性，而不应该是共性加个性。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接触、认识的人从来都是“这一个”，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某种共性的人。正象我们在《将军吟》中认识的彭其是“这一个”将军，而不是抽象的将军。
当然，我不是说彭其这个形象塑造得十全十美。《将军吟》后半部中彭其的行动性不够，同恶势力的斗争显得无力。你在修改时也感到这方面的缺点，但因发稿在即，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加工。
最了解彭其这个人物的还应该是作者。你曾讲到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一些领导干部接触，认识了一些彭其这样的人物。在创作过程中你又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你自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自己的爱。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彭其这个人物一经活起来，他就同《将军吟》一起走进人群，要接受人们的评头论足。有人说他不象个将军，给将军丢丑；有人说他是个好将军。有不同的议论对创作的发展，对作者的提高都是有益的。我的一些看法，也是一个编辑、读者的评头论足，不知是否得当。
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必然要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应该产生真实的、正确的、深刻的反映这场运动的作品。你在“四人帮”尚未垮台时就进行了这样的创作，这种努力是可贵的。写“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应该是单纯的为了暴露，而应该写出正面力量、正面人物，给人以鼓舞。记得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厂长在被批斗的会上，写了个条子给主持会的“造反派”说：“雨季快到了，注意产品、机器的防潮。”一个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以党的、国家的利益为重。这样的正面人物是很多的。彭其也是这样的正面人物中的一个。
《读书》杂志编辑部喜欢《将军吟》，想让编辑与作者通讯的方式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原意是通讯可以写得自由、活泼些，问题也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些，但是，我仍然写得既拉杂而又呆板。刚刚听说你的新的长篇已经完成，是不是就是那次谈到的写“文化大革命”的那一部。不管是不是，都希望寄给我们。现在不需要象《将军吟》的原稿刚写出时那样藏来藏去了。
听说你要到上海去，不知能否及时收到这封信并写几句什么。《读书》编辑部的同志希望能收到你的回音。
(《将军吟》(共两册)，莫应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六月第一版，1.60元)
你两次来社都因你来去匆匆，我又乱忙，未及详谈。那次你刚开始谈到一部新的表现“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构思，又因别的事打断了你的话题。只记得谈到主题设想时，你说想通过这场复杂、尖锐的斗争表现人们美好的东西。我想这是应该的。斗争中最能辨善恶，也最能辨美丑。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自然是对美与丑、善与恶的一次大考验了。而美是艺术的特色，只有真善而无美就不是艺术，所以作家应该尽情地去歌颂美好的东西，鞭挞丑的东西。我看你在《将军吟》中就是这样做的。
最近听说有人指责《将军吟》丑化了将军的形象，这就有点怪了。《将军吟》中主要的写了三个将军的命运。而通篇故事是围绕空军某兵团司令员彭其展开的。难道丑化了彭其这个将军形象吗？我看不能这么说。
记得编辑部的同志初读原稿时都称赞作品中彭其的形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这个老将军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我们曾多次谈到老将军那近乎自传的长篇报告。生动地叙述了他紧跟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一生。彭其与战友、下级、家庭的关系是写得真实、生动的。特别是对战友、战士的爱。如对老战友胡连生和那个被诬陷的战士所显示的复杂的心情。可以说对党的事业的忠和对阶级兄弟的爱构成彭其形象的美。你还记得在讨论修改稿时韦君宜、秦兆阳同志和我们都反复地强调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和真实性，千方百计地使这个形象写得更真实、生动，而特别注意又不要损伤了这个老将军的形象。韦君宜同志对几个重要细节都提了具体的修改方案。
记得《风雪除夕夜》一章你化了不少功夫，反复进行修改。这确是一场“关键戏”。这以前通过《革命行动》、《公审大会》、《老人心》、《斗争会》等重要章节，彭其的形象基本上立起来了，性格顺理成章的形成了。但如何使人物形象更成熟，性格更深化，确是个问题。
你初稿中这一章就写得有声有色。我最初听到龙世辉同志谈到这部稿子时讲的就是这一章的情节。但是为了不损害将军的形象而又不影响下面情节的发展，同时又可以表现赵大明父子的性格，曾进行了反复的推敲。也许对这场戏有争论，我看现在这样是符合彭其这个人物特点的。
在除夕的深夜，彭其冒着狂风大雪，跨着艰辛的步履，奔向天安门。“广场上风雪飞扬，呼呼地吼叫，好象是一个白色的人海正在狂跳着欢呼：‘彭其来了！’‘来了！来了！’彭其激动得簌地流出两行冰冷的眼泪，走进了广场。他清楚地记得，这里可以站立五十万人。五十万父老兄弟总是那么高兴地欢呼，一到这个地方就欢呼，他们共同有一颗多么纯真的心啊！”从海滨防地到天安门，从“老人心”的亮相到广场上同千百万人一起欢呼。这是一颗革命老将军鲜红的心的升华。
初读原稿时大家就为几个青年(特别是彭其的女儿湘湘)的形象所吸引。彭其与湘湘关系中不少细节写得吸引读者。老将军让秘书去砸湘湘的钢琴这个细节是饶有情趣的。这里既表现了彭其的性格特点，又表现了当时人们共同的心理情绪。后来你在修改中又加强了彭其与妻子许淑宜关系的描写。着力刻划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但却是一对很好的老战友、老夫妻，他们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阶级深情。通过这些描写，更丰富了彭其的形象。“无情未必真豪杰”，那种认为写领导干部就不能写夫妻爱、儿女情的观点自然是错误的。当然，我也觉得不必要一写到领导干部非要让他死了老伴再给他找个对象，加一段老年人的爱情描写。一切还是取决于主题、人物、情节发展的需要。
就我所知，我们的长篇小说中表现将军形象的不多。以将军为中心人物的恐怕过去没有过。你以近五十万字的篇幅以“文化大革命”为典型环境，着力塑造几个将军(特别是彭其这样的将军)，可以说是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首创。尽管尚有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彭其这个形象是成功的。应该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画廊中有一定的地位。他象《万水千山》中的李有国，《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等经历战争岁月考验的人物一样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果今天派他到工厂工作他也许就是个乔光甫、霍大道这样的人物。这是革命火焰永不熄灭的老战士、老革命的正面形象。怎么能说丑化了将军的形象呢？是不是由于你笔下的彭其不是决胜于千里之外，运筹于帷幄之中的常胜将军。或者说不是一个高举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的英雄。也不是一个一眼就看出林彪、“四人帮”的阴谋诡计，处处与他们针锋相对的领导干部。而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以至对抗、抵触的充满矛盾的人物。
是的，过去我们有些文学作品中领导人物(别说是将军，即使师、团领导)都是一贯正确，发指示、作报告，句句打中要害，字字解决问题。你没有依照这样的模式描绘将军的标准像，而是从生活出发刻划活生生的彭其。他有成败得失，喜怒哀乐。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这也许是引起不同看法的原因。似乎只写共性往往不会引起争议，而个性鲜明的人物则容易议论纷纭。但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写共性而没有个性是活不起来的。我甚至这样想，文学创作塑造典型应从个性出发，从个性中写出共性，而不应该是共性加个性。因为在生活中我们接触、认识的人从来都是“这一个”，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某种共性的人。正象我们在《将军吟》中认识的彭其是“这一个”将军，而不是抽象的将军。
当然，我不是说彭其这个形象塑造得十全十美。《将军吟》后半部中彭其的行动性不够，同恶势力的斗争显得无力。你在修改时也感到这方面的缺点，但因发稿在即，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加工。
最了解彭其这个人物的还应该是作者。你曾讲到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与一些领导干部接触，认识了一些彭其这样的人物。在创作过程中你又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你自然对这个人物倾注了自己的爱。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彭其这个人物一经活起来，他就同《将军吟》一起走进人群，要接受人们的评头论足。有人说他不象个将军，给将军丢丑；有人说他是个好将军。有不同的议论对创作的发展，对作者的提高都是有益的。我的一些看法，也是一个编辑、读者的评头论足，不知是否得当。
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必然要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应该产生真实的、正确的、深刻的反映这场运动的作品。你在“四人帮”尚未垮台时就进行了这样的创作，这种努力是可贵的。写“文化大革命”当然不应该是单纯的为了暴露，而应该写出正面力量、正面人物，给人以鼓舞。记得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厂长在被批斗的会上，写了个条子给主持会的“造反派”说：“雨季快到了，注意产品、机器的防潮。”一个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以党的、国家的利益为重。这样的正面人物是很多的。彭其也是这样的正面人物中的一个。
《读书》杂志编辑部喜欢《将军吟》，想让编辑与作者通讯的方式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原意是通讯可以写得自由、活泼些，问题也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些，但是，我仍然写得既拉杂而又呆板。刚刚听说你的新的长篇已经完成，是不是就是那次谈到的写“文化大革命”的那一部。不管是不是，都希望寄给我们。现在不需要象《将军吟》的原稿刚写出时那样藏来藏去了。
听说你要到上海去，不知能否及时收到这封信并写几句什么。《读书》编辑部的同志希望能收到你的回音。
(《将军吟》(共两册)，莫应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六月第一版，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