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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壮（1923年—2017年），山东黄县人（今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中共党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财政教育家，中国财政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49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6月，在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从事翻译工作；1950年，在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从事调研编译工作；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在东北大区财政部税政金融处做调研工作；1953年—1957年，在莫斯科财政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1957年—1962年，在中国财政部科研所从事科研工作；1962年起，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辽宁财经学院财金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担任过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等职务，并兼院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报副主编、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荣誉院长等职。
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姜维壮，1923年12月出生于山东黄县一个贫寒的农户家庭。4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爸爸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妈妈说出最后的遗言：‘将来一定要让孩子上学读书，即便拿着棍子讨饭……’。爸爸做过学徒工，当过小学教员，上学深造是他平生最大的心愿。因为他一心认定，只有学到知识，才能使祖国摆脱落后和屈辱，才能使乡亲们走出贫困和苦难……”姜维壮在诗作《爸爸的遗言》中这样写道。父亲去世了，但父亲的临终遗言却深深印在了脑海，影响了他的一生。
小学六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生活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无助的妈妈常常坐在爸爸的坟前哭泣，姜维壮陪在妈妈身旁，过早地领略了人间的冷暖。勉强支撑到小学毕业，妈妈再也无力供他上学。“我去想办法挣钱吧！”姜维壮要为妈妈分担忧愁。妈妈不肯，伤心地哭着：“要不就把房子卖了吧……”“绝对不可以那么做！”姜维壮的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含泪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他挚爱的学校，姜维壮随着亲戚从山东黄县来到沈阳，在吉顺丝坊做起了学徒。
那一年他才满14岁。吃的是高粱米、咸菜，受的是凌辱责骂，干的是烧炕、擦地板、刷痰桶的脏活累活，以致不到15岁白发已近半头。那时，他常常偷空凭窗遥望千里之外的家乡，思念妈妈和亲人，夜里有时用被子蒙头痛哭。后来，他在一首题为《望乡》的诗中记述了这种情感：“风甜十里菜花香，山蓝海碧是家乡。云天望断肝肠热，破被湿透泪水凉。”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回乡探望母亲返京的途中，也表达了对故乡和母亲的浓郁感情：“我走得越远，你越使我怀念；我见得越多，你越使我眷恋。”透过这种情感，我们多少能感到当年一位童工的坚韧和生活的凄凉，领悟到他从苦难中磨砺的意志和为日后发奋而凝聚的力量。然而，苦难没有熄灭姜维壮求学的渴望，反而更激励着他发奋图强。没钱买书，他卖掉衣服。白天把书藏在厕所的纸篓下，干活儿歇口气的工夫，躲在厕所里看上几页；晚上别人睡了，他偷偷看书学习直到深夜。两年后，他从学徒改做出纳，账箱成了他小小的书柜。不意被老板发觉，劈头又是一顿责骂。姜维壮心里恨恨地想：“日本人把我们不当人，你也整天欺负我们。我就是要争这口气，读书长本事，早一天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不受你们的窝囊气！”亲戚在丹东帮他找了个会计的差事。在那里，姜维壮结识了一个中学生，由此接触到更多的知识，并开始在夜校补习功课。每天早晨四点，姜维壮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楼梯上看書背单词。日本鬼子投降，饱受亡国之苦的姜维壮欣喜若狂。“我要上学。”这个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1946年，姜维壮从丹东来到北京，硬是凭着他的自强不息，考上了北平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他十分珍惜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钻研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赢得了全年级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大学生活十分清贫。写稿子、抄文件，生活半饥半饱。饿极了，就到校外的贫民食堂等上一口黑馒头。只有拿到稿费时，才可以到外面的饭摊儿上买碗荞麦面，坐在洋车夫们中间，饱饱地吃上一顿，这就算改善生活了。冬天一身毛衣裤外罩一件大褂，宿舍没有火炉，冷得不行，就出去跑上几圈。生活虽然困难，但有学上，姜维壮的心里就充满了快乐。他在心里默默呼唤着：“爸爸，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9年2月，姜维壮开始参加革命工作，随后从华北大学分配至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做翻译。不久，又到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从事调研和翻译工作。1950年，他响应党和政府“保家卫国”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毅然离开中央劳动部，随部队开赴东北，并被留在东北财政部。这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轻人，虽未直接跨越鸭绿江，投身到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他仍然以满腔热忱，在后方的岗位上表达着对祖国的赤诚。
1953 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姜维壮经过严格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同年，他光荣入党。出国前夕，他和其他留学生一起聆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送行谈话。在莫斯科财政学院攻读期间，他时刻铭记周总理的嘱咐，在“需要七十多户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的成果哺育一个留学生”的条件下，他发誓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力争在异域他乡、在当时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学习真本领，以服务于祖国的发展与建设。姜维壮是各国留苏研究生中最用功的，成绩也是最好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更是新中国的万千学子；他承载的不仅是母亲及家乡亲人们的期望，更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留苏第一年，爱好广泛、热爱运动的姜维壮没有看过电影，没有滑过冰，每天早起晚睡，在学习压力大、生活不习惯，很多留学生因神经衰弱而辍学回国的情况下，他硬是靠信念完成了学业。在留苏期间，他还在学生会担任工作，热情为同学服务，不单以其出色的成绩和勤勉的作风，更以中国人的质朴、热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博得了“老大哥”们的钦佩与尊重。“看到你们，就想起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个时候，那么朴素，那么坚强。”苏联的老师对姜维壮他们十分欣赏，很希望他们留在那里。“那怎么可以！”“老百姓花这么多钱供我们学习，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回去，报效祖国。” 四年以后，姜维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学位（享受博士待遇）。他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回到了北京。我们通过他的《比鉴录》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历尽冰霜更知暖，尝遍苦辣最识甜。走过环球读透史，倍感祖国是春天。”诗中流露出“知暖、识甜”的欢欣，无疑透射出他当年学成归国后的鸿鹄之志。
无比坚定的信仰
1957年回到国内，姜维壮被分配到财政部科研所工作。然而，正当他以满腔热血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一场政治风暴降临了。当时，姜维壮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向某些领导汇报了自己在科研等问题上的想法，对农村三年实现机械化的冒进观点提出了质疑。就因为一句“山东黄县怎么可能三年全面实现机械化”，姜维壮背上了“用相对论怀疑、反对中央政策”的罪名，成了当时财政部受到批判的四大重点人物之一。由此，他被卷入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大会、小会的严厉批判，1960年，姜维壮到河北正定下放劳动；1962年，其右倾问题得到平反，随后主动请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3年，四清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顶着“臭老九”“修正主义门徒”的称号，姜维壮在“群众专政学习班”一关就是一年多。除了扫院子、挨批斗，姜维壮还带着大家读报、做操，买了推子学理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折磨和迫害。他却以“雨打叶增翠，风吹花更香”的信念，以“心倾低俗净，体裸污垢光。身轻不虑落，为人分秒长”的胸襟，直面那黑白颠倒的岁月。他不怕“风霜落叶天，疏疏秃枝寒”，自慰“麻雀不厌我，嬉戏西窗前”。
1969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闭校。同年底，姜维壮和师生们开赴河南干校。“立冬时节离京城，飘萧风雨送我行。长辞京城眼无泪，归去田园儿时情。”这是临行前姜维壮写下的诗句。赴河南“五·七干校”的途中，他站在如故乡一般苍茫的“广阔天地”上，尽管“担担屎尿进菜园，肩头肿痛腰腿酸”，却依然“眼看点滴都有用，越挑心里越香甜”。拉水、烧水，浇地、种菜。日子虽苦，居然乐在其中。他让老伴买了种菜的书从北京寄来，照着书上有板有眼地干。一看蔬菜打蔫儿了，要么到老乡家里上门求教，要么坐在马路边上等着老乡经过问个究竟。他不但在诗里抒发菜园情致，还在日记中记下不少种菜的知识。
这种乐观和自省，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并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因此对党和国家有任何抱怨、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他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公正无私的，任何关于他的不实之辞，最终都能搞清楚。这一信念，毫无疑问缘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曲折历程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虑与期盼。1971年，东北财经学院调他任教，姜维壮举家前往，这一去就是八年。“那些年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老百姓为送我出国学习做出那么多牺牲，我却不能用学到的知识为他们做点事情，回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每言及此，姜老都会发出深深的叹息。
拥抱科研教学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奋斗方向。年过半百的姜维壮感到“飞雪迎来春风暖，泪水洗出笑开颜”，恨不得用十倍、百倍的干劲，把从留苏回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虚度”的光阴夺回来。1978年12月，他在《时间的价值》中写道：“日以分计总嫌短，事以秒争犹觉迟。古人以金喻时贵，万金惜换寸光阴。”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党的财经教育事业上。1978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姜维壮回到北京。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姜维壮才真正开始了他科研和教学的春天。“风霜雨雪六十载，苦辣酸甜过半生。为人更知时光贵，无我只觉一身轻。”
此后，姜维壮先后担任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教授、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并兼院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报副主编以及北京市人民代表等职，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财政系统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教育系统颁发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奖等荣誉称号，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过“财政学”“外国财政”“财政理论研究”“比较财政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财政思潮”“中外财政管理体制比较”等课程。他曾任北京市第八届、九届、十届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财政部学位委员会和全国在职财政干部培训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评审委员、北京市高等教育局高级学术职称评审组副组长，《人民日报》海外版特聘专家顾问委员会常委，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财税组长等。
五六十岁，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老了。姜老却说：“哪有这样的事？我56岁刚开始工作。”的确，60岁以后姜维壮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等30余部，主持多项国家级、财政部、教育部等科研课题，十几项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这些科研成果所呈现的财政学术思想，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深刻论述了财政理论发展的重大命题，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为党和国家财政经济决策、财政制度法制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他较早提出，财政监督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并提出依法理财、民主监督的财政管理思想；他强调，财政信息要向公众公开、接受人民监督，这些学术思想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他创建了“比较财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指出要立足于我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政策、管理方法和经验教训，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完善我国财政制度建设提供经验。
鉴于姜维壮教授对我国财政科学建设的卓越贡献，中国财政学会在2017年年会上授予姜维壮教授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把爱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从苦难日子里熬过来的姜老，对党更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曾多次谈到，没有党，他就没有机会到苏联学习，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他的今天。正因如此，他把全身心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
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姜维壮，1923年12月出生于山东黄县一个贫寒的农户家庭。4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爸爸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妈妈说出最后的遗言：‘将来一定要让孩子上学读书，即便拿着棍子讨饭……’。爸爸做过学徒工，当过小学教员，上学深造是他平生最大的心愿。因为他一心认定，只有学到知识，才能使祖国摆脱落后和屈辱，才能使乡亲们走出贫困和苦难……”姜维壮在诗作《爸爸的遗言》中这样写道。父亲去世了，但父亲的临终遗言却深深印在了脑海，影响了他的一生。
小学六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生活却一天比一天艰难，无助的妈妈常常坐在爸爸的坟前哭泣，姜维壮陪在妈妈身旁，过早地领略了人间的冷暖。勉强支撑到小学毕业，妈妈再也无力供他上学。“我去想办法挣钱吧！”姜维壮要为妈妈分担忧愁。妈妈不肯，伤心地哭着：“要不就把房子卖了吧……”“绝对不可以那么做！”姜维壮的态度十分坚决。于是，含泪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他挚爱的学校，姜维壮随着亲戚从山东黄县来到沈阳，在吉顺丝坊做起了学徒。
那一年他才满14岁。吃的是高粱米、咸菜，受的是凌辱责骂，干的是烧炕、擦地板、刷痰桶的脏活累活，以致不到15岁白发已近半头。那时，他常常偷空凭窗遥望千里之外的家乡，思念妈妈和亲人，夜里有时用被子蒙头痛哭。后来，他在一首题为《望乡》的诗中记述了这种情感：“风甜十里菜花香，山蓝海碧是家乡。云天望断肝肠热，破被湿透泪水凉。”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在回乡探望母亲返京的途中，也表达了对故乡和母亲的浓郁感情：“我走得越远，你越使我怀念；我见得越多，你越使我眷恋。”透过这种情感，我们多少能感到当年一位童工的坚韧和生活的凄凉，领悟到他从苦难中磨砺的意志和为日后发奋而凝聚的力量。然而，苦难没有熄灭姜维壮求学的渴望，反而更激励着他发奋图强。没钱买书，他卖掉衣服。白天把书藏在厕所的纸篓下，干活儿歇口气的工夫，躲在厕所里看上几页；晚上别人睡了，他偷偷看书学习直到深夜。两年后，他从学徒改做出纳，账箱成了他小小的书柜。不意被老板发觉，劈头又是一顿责骂。姜维壮心里恨恨地想：“日本人把我们不当人，你也整天欺负我们。我就是要争这口气，读书长本事，早一天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不受你们的窝囊气！”亲戚在丹东帮他找了个会计的差事。在那里，姜维壮结识了一个中学生，由此接触到更多的知识，并开始在夜校补习功课。每天早晨四点，姜维壮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坐在楼梯上看書背单词。日本鬼子投降，饱受亡国之苦的姜维壮欣喜若狂。“我要上学。”这个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
1946年，姜维壮从丹东来到北京，硬是凭着他的自强不息，考上了北平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他十分珍惜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如饥似渴地钻研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知识，赢得了全年级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大学生活十分清贫。写稿子、抄文件，生活半饥半饱。饿极了，就到校外的贫民食堂等上一口黑馒头。只有拿到稿费时，才可以到外面的饭摊儿上买碗荞麦面，坐在洋车夫们中间，饱饱地吃上一顿，这就算改善生活了。冬天一身毛衣裤外罩一件大褂，宿舍没有火炉，冷得不行，就出去跑上几圈。生活虽然困难，但有学上，姜维壮的心里就充满了快乐。他在心里默默呼唤着：“爸爸，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9年2月，姜维壮开始参加革命工作，随后从华北大学分配至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做翻译。不久，又到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从事调研和翻译工作。1950年，他响应党和政府“保家卫国”的号召，积极参加“抗美援朝”，毅然离开中央劳动部，随部队开赴东北，并被留在东北财政部。这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年轻人，虽未直接跨越鸭绿江，投身到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他仍然以满腔热忱，在后方的岗位上表达着对祖国的赤诚。
1953 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姜维壮经过严格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同年，他光荣入党。出国前夕，他和其他留学生一起聆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送行谈话。在莫斯科财政学院攻读期间，他时刻铭记周总理的嘱咐，在“需要七十多户农民辛勤劳动一年的成果哺育一个留学生”的条件下，他发誓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力争在异域他乡、在当时称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学习真本领，以服务于祖国的发展与建设。姜维壮是各国留苏研究生中最用功的，成绩也是最好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更是新中国的万千学子；他承载的不仅是母亲及家乡亲人们的期望，更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留苏第一年，爱好广泛、热爱运动的姜维壮没有看过电影，没有滑过冰，每天早起晚睡，在学习压力大、生活不习惯，很多留学生因神经衰弱而辍学回国的情况下，他硬是靠信念完成了学业。在留苏期间，他还在学生会担任工作，热情为同学服务，不单以其出色的成绩和勤勉的作风，更以中国人的质朴、热忱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博得了“老大哥”们的钦佩与尊重。“看到你们，就想起我们三四十年代的那个时候，那么朴素，那么坚强。”苏联的老师对姜维壮他们十分欣赏，很希望他们留在那里。“那怎么可以！”“老百姓花这么多钱供我们学习，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早点回去，报效祖国。” 四年以后，姜维壮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苏联经济学副博士学位（享受博士待遇）。他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回到了北京。我们通过他的《比鉴录》这首诗，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历尽冰霜更知暖，尝遍苦辣最识甜。走过环球读透史，倍感祖国是春天。”诗中流露出“知暖、识甜”的欢欣，无疑透射出他当年学成归国后的鸿鹄之志。
无比坚定的信仰
1957年回到国内，姜维壮被分配到财政部科研所工作。然而，正当他以满腔热血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时，一场政治风暴降临了。当时，姜维壮本着严谨科学的态度向某些领导汇报了自己在科研等问题上的想法，对农村三年实现机械化的冒进观点提出了质疑。就因为一句“山东黄县怎么可能三年全面实现机械化”，姜维壮背上了“用相对论怀疑、反对中央政策”的罪名，成了当时财政部受到批判的四大重点人物之一。由此，他被卷入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大会、小会的严厉批判，1960年，姜维壮到河北正定下放劳动；1962年，其右倾问题得到平反，随后主动请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3年，四清开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顶着“臭老九”“修正主义门徒”的称号，姜维壮在“群众专政学习班”一关就是一年多。除了扫院子、挨批斗，姜维壮还带着大家读报、做操，买了推子学理发。“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又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折磨和迫害。他却以“雨打叶增翠，风吹花更香”的信念，以“心倾低俗净，体裸污垢光。身轻不虑落，为人分秒长”的胸襟，直面那黑白颠倒的岁月。他不怕“风霜落叶天，疏疏秃枝寒”，自慰“麻雀不厌我，嬉戏西窗前”。
1969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闭校。同年底，姜维壮和师生们开赴河南干校。“立冬时节离京城，飘萧风雨送我行。长辞京城眼无泪，归去田园儿时情。”这是临行前姜维壮写下的诗句。赴河南“五·七干校”的途中，他站在如故乡一般苍茫的“广阔天地”上，尽管“担担屎尿进菜园，肩头肿痛腰腿酸”，却依然“眼看点滴都有用，越挑心里越香甜”。拉水、烧水，浇地、种菜。日子虽苦，居然乐在其中。他让老伴买了种菜的书从北京寄来，照着书上有板有眼地干。一看蔬菜打蔫儿了，要么到老乡家里上门求教，要么坐在马路边上等着老乡经过问个究竟。他不但在诗里抒发菜园情致，还在日记中记下不少种菜的知识。
这种乐观和自省，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并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因此对党和国家有任何抱怨、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他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公正无私的，任何关于他的不实之辞，最终都能搞清楚。这一信念，毫无疑问缘于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曲折历程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虑与期盼。1971年，东北财经学院调他任教，姜维壮举家前往，这一去就是八年。“那些年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老百姓为送我出国学习做出那么多牺牲，我却不能用学到的知识为他们做点事情，回想起来，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每言及此，姜老都会发出深深的叹息。
拥抱科研教学的春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奋斗方向。年过半百的姜维壮感到“飞雪迎来春风暖，泪水洗出笑开颜”，恨不得用十倍、百倍的干劲，把从留苏回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20年“虚度”的光阴夺回来。1978年12月，他在《时间的价值》中写道：“日以分计总嫌短，事以秒争犹觉迟。古人以金喻时贵，万金惜换寸光阴。”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党的财经教育事业上。1978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复校，姜维壮回到北京。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姜维壮才真正开始了他科研和教学的春天。“风霜雨雪六十载，苦辣酸甜过半生。为人更知时光贵，无我只觉一身轻。”
此后，姜维壮先后担任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系教授、研究所所长、科研处处长，并兼院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报副主编以及北京市人民代表等职，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财政系统劳动模范、北京市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教育系统颁发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奖等荣誉称号，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授过“财政学”“外国财政”“财政理论研究”“比较财政管理学”“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财政思潮”“中外财政管理体制比较”等课程。他曾任北京市第八届、九届、十届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财政部学位委员会和全国在职财政干部培训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资格评审委员、北京市高等教育局高级学术职称评审组副组长，《人民日报》海外版特聘专家顾问委员会常委，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江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财税组长等。
五六十岁，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老了。姜老却说：“哪有这样的事？我56岁刚开始工作。”的确，60岁以后姜维壮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等30余部，主持多项国家级、财政部、教育部等科研课题，十几项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励。这些科研成果所呈现的财政学术思想，贯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深刻论述了财政理论发展的重大命题，促进了财政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为党和国家财政经济决策、财政制度法制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他较早提出，财政监督是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并提出依法理财、民主监督的财政管理思想；他强调，财政信息要向公众公开、接受人民监督，这些学术思想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意义。他创建了“比较财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指出要立足于我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政策、管理方法和经验教训，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完善我国财政制度建设提供经验。
鉴于姜维壮教授对我国财政科学建设的卓越贡献，中国财政学会在2017年年会上授予姜维壮教授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
把爱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从苦难日子里熬过来的姜老，对党更是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曾多次谈到，没有党，他就没有机会到苏联学习，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他的今天。正因如此，他把全身心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