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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藏族人推开我的办公室，憨笑着问我：“老局长，还认识我吗？”我愣了一下，仔细看看，摇摇头，真的是认不出来。他说：“我是索朗旺堆，是李彬的儿子啊！”说着，他抓着我的手，放在他脸上亲亲。
哦！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是那曲地区文化局局长，我的同事李彬是副局长。在藏北，说李彬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可要说他的藏名“土敦”，就都知道了。我问他土敦是什么意思？李彬解释说，其实“土敦”既是藏名，更是汉名，因为本人比较土，又比较敦厚。
这个“土敦”——李彬长得粗粗大大的，满腮胡须，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衣着特别随意。说他是汉族人，没人相信，说他是上海人，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都是白白净净的。可李彬就是来自上海的汉族人，早年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文专业，毕业后来到西藏，分配到那曲地区索县。
李彬进藏后，就一直呆在牧区，跟着牧民一起生活工作。李彬是绝对有语言天赋的，既能说一口标准的拉萨话，又能说得一口流利的牧区话。我记得我与李彬初识时，看着他把藏族民歌翻译成汉文，我钦佩至极，后来还把他翻译的民歌安排在我们最早创办的《雪莲》杂志上发表。不过，我也知道，在那些民歌当中，有一些其实是他根据当时牧区的形势和当地情况自己编写的。我曾当着李彬的面质疑过，這能算是民歌吗？李彬却大大咧咧地说，嗨，我明天就让牧民唱唱，不就是民歌了吗？李彬下乡时一身牧民打扮，到哪里就说哪里的土语，完全是一个老牧民，牧民也从不把他当作上面来的汉族大学生干部。20世纪60年代，他骑着马走乡串村，组织歌舞宣传队。那时候，索县的民间歌舞太厉害了，居然能够到北京去演出！
在索县的嘉钦乡，那些年轻的舞蹈女子中，有一位叫其美的，长得非常漂亮。土敦与其美就发生了年轻男女之间的故事。1966年，其美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索朗旺堆。索朗旺堆后来说，他小时候，村里人都管他叫“嘉普”，意思是汉族儿子，他很不理解。有人告诉他，他有一个汉族爸爸，他也不相信，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一个汉族舅舅吧。
可是，李彬在上海是有家室的，他的妻子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教师王爱珍。1977年，当李彬和王老师第一次出现在索县时，索朗旺堆才知道自己真的有一个汉族爸爸。
记得是1979年，我从地区到索县出差，结识了李彬。当时王老师也来到索县探亲，文质彬彬的王老师跟我说到李彬的藏族儿子，我还以为是李彬认下的干儿子呢，王老师说，不是哦，那可是李彬的亲生儿子。我当时有些不解，也不便多问。后来，李彬调到了地区文化局担任副局长，还是地区政协委员，专门负责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一年那曲地区举办夏季赛马会，王老师带着上海的孩子到那曲来看赛马会，其美也带着索朗旺堆过来了。其美很害羞，我们去看她时，她就躲到墙根，用手捂着脸。王老师倒是挺大方的，热情招呼同事们。开始同事们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却都被王老师感动了，她对李彬非婚生的藏族儿子那么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从上海带给他衣服、玩具、糖果、食品等礼物。当然，我们不知道王老师见到其美是一番什么情景。
后来，我们创建的那曲地区群艺馆招收员工，把李彬的儿子索朗旺堆招进来了。李彬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亲自教他藏文，如果不听话，是要收拾他的。因此，索朗旺堆的藏文水平不错，被安排在《英雄史诗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工作。从那时到现在都三十年了，索朗旺堆一直从事民间文化工作，如今已经是地区群艺馆的馆长了。再后来，索朗旺堆也成家了，生养了三个女儿。李彬在退休之前，对索朗旺堆也作了一些安排，给他在那曲镇修建了住房，又在青藏公路边修了一间可以用作商店或餐厅的商品房。这样，儿子未来的生活应当不再发愁了。
很多年过去，我与索朗旺堆再次见面，格外亲切。我说，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爸了。索朗旺堆说，是啊，那曲好多人都管我叫“小李彬”呢。我问起他们的情况，索朗旺堆告诉我，他的生身母亲其美，十多年前患肠癌去世了。父亲李彬退休后回到上海，2010年患肾病，在医院饱受磨难，三年后也去世了。父亲去世后，索朗旺堆对可能有某种疑虑的上海汉族妹妹说，你放心，爸爸留下的房产和钱财，我碰都不会碰的。妹妹让他写个字据按个手印，索朗旺堆都照办了。索朗旺堆对我说，爸爸把我从牧区带进了城市，有了工作，在那曲和拉萨都有了房子，我很知足了。上海的妹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怎么会对上海那些钱物有要求呢？爸爸留下的真正的财富，是他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对民间文化收集的成果，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写的稿子，还有几大箱剪报，等我退休了，有时间了，要好好整理。
我问起汉族妈妈的情况，索朗旺堆从挎包里摸出一封信，那是王老师亲笔写给我的。王老师还称我“小吴”，希望我到上海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地址、电话和微信。我当即拨通她的电话，互相问候。她说，我还是叫你小吴可以吗？你的名字虽然熟悉，可想不起模样，叫小吴就能马上想起了。我说当然可以，这样更亲切啊。
索朗旺堆告诉我，现在，爸爸不在了，藏族妈妈也不在了，每年春节，他都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去往上海，跟汉族妈妈一起过年。汉族妈妈对他们如同己出，汉族妹妹也把他当作亲哥哥，他们一起到上海迪斯尼游玩，一起看浦东的夜景。索朗旺堆说，我每次离开上海时，都心痛妈妈太孤独了，很想把妈妈接到拉萨，但又担心她年事已高，适应不了高原气候。
李彬与其美的这个藏族孩子的故事，很久还会被人们谈起。索朗旺堆说，我的这个汉族妈妈，真是太好了！一般人都认为，藏族人要比汉族人心胸更开阔一些，但我的这个汉族妈妈才真正是心胸开阔，我11岁时第一次见到她，那时什么也不懂，这么多年过去，妈妈对我这么好。特别是我的爸爸和藏族妈妈去世后，我跟汉族妈妈更亲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白度母，那一定就是我的这位汉族妈妈了。
哦！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是那曲地区文化局局长，我的同事李彬是副局长。在藏北，说李彬恐怕知道的人不太多，可要说他的藏名“土敦”，就都知道了。我问他土敦是什么意思？李彬解释说，其实“土敦”既是藏名，更是汉名，因为本人比较土，又比较敦厚。
这个“土敦”——李彬长得粗粗大大的，满腮胡须，戴一顶蓝色鸭舌帽，衣着特别随意。说他是汉族人，没人相信，说他是上海人，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印象中的上海人都是白白净净的。可李彬就是来自上海的汉族人，早年报考了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文专业，毕业后来到西藏，分配到那曲地区索县。
李彬进藏后，就一直呆在牧区，跟着牧民一起生活工作。李彬是绝对有语言天赋的，既能说一口标准的拉萨话，又能说得一口流利的牧区话。我记得我与李彬初识时，看着他把藏族民歌翻译成汉文，我钦佩至极，后来还把他翻译的民歌安排在我们最早创办的《雪莲》杂志上发表。不过，我也知道，在那些民歌当中，有一些其实是他根据当时牧区的形势和当地情况自己编写的。我曾当着李彬的面质疑过，這能算是民歌吗？李彬却大大咧咧地说，嗨，我明天就让牧民唱唱，不就是民歌了吗？李彬下乡时一身牧民打扮，到哪里就说哪里的土语，完全是一个老牧民，牧民也从不把他当作上面来的汉族大学生干部。20世纪60年代，他骑着马走乡串村，组织歌舞宣传队。那时候，索县的民间歌舞太厉害了，居然能够到北京去演出！
在索县的嘉钦乡，那些年轻的舞蹈女子中，有一位叫其美的，长得非常漂亮。土敦与其美就发生了年轻男女之间的故事。1966年，其美为他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索朗旺堆。索朗旺堆后来说，他小时候，村里人都管他叫“嘉普”，意思是汉族儿子，他很不理解。有人告诉他，他有一个汉族爸爸，他也不相信，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一个汉族舅舅吧。
可是，李彬在上海是有家室的，他的妻子是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教师王爱珍。1977年，当李彬和王老师第一次出现在索县时，索朗旺堆才知道自己真的有一个汉族爸爸。
记得是1979年，我从地区到索县出差，结识了李彬。当时王老师也来到索县探亲，文质彬彬的王老师跟我说到李彬的藏族儿子，我还以为是李彬认下的干儿子呢，王老师说，不是哦，那可是李彬的亲生儿子。我当时有些不解，也不便多问。后来，李彬调到了地区文化局担任副局长，还是地区政协委员，专门负责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一年那曲地区举办夏季赛马会，王老师带着上海的孩子到那曲来看赛马会，其美也带着索朗旺堆过来了。其美很害羞，我们去看她时，她就躲到墙根，用手捂着脸。王老师倒是挺大方的，热情招呼同事们。开始同事们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却都被王老师感动了，她对李彬非婚生的藏族儿子那么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从上海带给他衣服、玩具、糖果、食品等礼物。当然，我们不知道王老师见到其美是一番什么情景。
后来，我们创建的那曲地区群艺馆招收员工，把李彬的儿子索朗旺堆招进来了。李彬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亲自教他藏文，如果不听话，是要收拾他的。因此，索朗旺堆的藏文水平不错，被安排在《英雄史诗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工作。从那时到现在都三十年了，索朗旺堆一直从事民间文化工作，如今已经是地区群艺馆的馆长了。再后来，索朗旺堆也成家了，生养了三个女儿。李彬在退休之前，对索朗旺堆也作了一些安排，给他在那曲镇修建了住房，又在青藏公路边修了一间可以用作商店或餐厅的商品房。这样，儿子未来的生活应当不再发愁了。
很多年过去，我与索朗旺堆再次见面，格外亲切。我说，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爸爸了。索朗旺堆说，是啊，那曲好多人都管我叫“小李彬”呢。我问起他们的情况，索朗旺堆告诉我，他的生身母亲其美，十多年前患肠癌去世了。父亲李彬退休后回到上海，2010年患肾病，在医院饱受磨难，三年后也去世了。父亲去世后，索朗旺堆对可能有某种疑虑的上海汉族妹妹说，你放心，爸爸留下的房产和钱财，我碰都不会碰的。妹妹让他写个字据按个手印，索朗旺堆都照办了。索朗旺堆对我说，爸爸把我从牧区带进了城市，有了工作，在那曲和拉萨都有了房子，我很知足了。上海的妹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怎么会对上海那些钱物有要求呢？爸爸留下的真正的财富，是他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对民间文化收集的成果，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写的稿子，还有几大箱剪报，等我退休了，有时间了，要好好整理。
我问起汉族妈妈的情况，索朗旺堆从挎包里摸出一封信，那是王老师亲笔写给我的。王老师还称我“小吴”，希望我到上海能去看看她，并留下了地址、电话和微信。我当即拨通她的电话，互相问候。她说，我还是叫你小吴可以吗？你的名字虽然熟悉，可想不起模样，叫小吴就能马上想起了。我说当然可以，这样更亲切啊。
索朗旺堆告诉我，现在，爸爸不在了，藏族妈妈也不在了，每年春节，他都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去往上海，跟汉族妈妈一起过年。汉族妈妈对他们如同己出，汉族妹妹也把他当作亲哥哥，他们一起到上海迪斯尼游玩，一起看浦东的夜景。索朗旺堆说，我每次离开上海时，都心痛妈妈太孤独了，很想把妈妈接到拉萨，但又担心她年事已高，适应不了高原气候。
李彬与其美的这个藏族孩子的故事，很久还会被人们谈起。索朗旺堆说，我的这个汉族妈妈，真是太好了！一般人都认为，藏族人要比汉族人心胸更开阔一些，但我的这个汉族妈妈才真正是心胸开阔，我11岁时第一次见到她，那时什么也不懂，这么多年过去，妈妈对我这么好。特别是我的爸爸和藏族妈妈去世后，我跟汉族妈妈更亲了，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白度母，那一定就是我的这位汉族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