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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力拓窃密案
国外研究机构、大企业和行业协会，有时会通过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来获得大量有关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力拓窃密案一波未平，近日再度爆出中国重要宏观运行经济数据提前泄密。
7月17日早晨，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前，北京《京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准确报道了中国二季度和上半年GDP增长数据。这些报道均表示，数据来源于前一日在北京召开的“2009政府采购与企业发展机遇座谈会”，是由一位权威人士援引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士的话向外透露的。
就在一年前也曾发生过中国重要宏观经济数据泄露之事。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然而，早在9天之前，英国路透社在其中文网站刊登文章，以“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中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2008年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为消息源，称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0.4%。而这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与其后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丝毫不差。
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一样，路透社的这预测精确得令人不可思议。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中国核心经济数据和国家大政方针被外资机构“未卜先知”的传闻屡见不鲜。
2007年5月，有关中国将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甚至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当年5月30日凌晨，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准确印证了这一传闻。
今年1月13日，海关总署公布了2008年12月以及全年外贸数据。就在海关总署发布官方消息的前一天，美国道琼斯通讯社提前准确预测出了这一组数据，甚至连进出口总值、增长幅度等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分毫不差。
利用“未卜先知”实现套利
有媒体引述业界相关分析人士的话说，在一定条件下预知官方数据，会有利于投资机构提前采取市场行为、规避风险或是谋取利益。
“如果能够预先获知内部信息，对于外汇市场来说，必然可以争取时间，提前做多。”美通国际金融集团外汇分析师陈杲表示。如果数据正式公布后，此前的“小道消息”被印证，那么外汇市场上，投机机构就可以在一个更加合适的仓位获得盈利。
对于一些同CPI关联异常紧密的金融产品而言，对短期CPI的预知相当重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说，曾经的国债期货就属于此类金融产品。“前些年在发行国债期货时期，所有的银行相关部门都在天天计算CPI，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精确预测，能够提前采取市场行动。”
由于国债期货的价格由国家给予商业银行的保值贴补率决定，而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又取决于中国的月度CPI数据。因此，可以说每个月的CPI直接决定了国债期货的价格走势。
“如果能够预知下个月的CPI将要上涨，就可以提前买入国债期货，套利成功。”郭田勇指出。不过，他也表示，这样通过预知官方数据从而实现套利的行为，更适用于短期数据，如果是半年或一年的长期数据，则可能效用不大。
“神奇”的中国政策预言家
去年8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抛出了一份国家“救市”报告，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2000亿—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减税、稳定国内资本市场和支持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等措施”。
该传言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当日大涨187.71点。当股指被打回原形之后，龚方雄声称报告纯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政府。第一时间就有人纷纷怀疑，这是为国外机构出逃打掩护。
在龚方雄的报告发布不到1个月后，央行开始了一系列调降存款准备金的措施。距报告公布两个多月后的去年11月10日，国务院正式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且去年9月19日至今，决策层不断出台各种措施对资本市场施以援手。龚方雄因此名声大噪，被《证券日报》称为“最神奇预测者”。
与国际接轨心态导致主动泄密
在中国，除有内部人士泄露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经济政策外，更有国家机构直接与国外企业共同编制统计资料。例如，表示经济好坏的景气动向指数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高盛（亚洲）联合开发，这不禁让人猜测中国有关部门是否无法独立完成研究监测工作？如此，又怎能保证不泄密？又如何保证掌握数据的关键人士不把数据换成金钱？
甚至有中国国有企业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将数据拱手让人。
据分析，中国经济信息泄露的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年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次贷危机爆发，这些评级机构的职业道德在美国本土受到强烈质疑，它们会利用中国经济数据从事何种商业活动，不得而知。
此外，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其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有高干子女亲属充当境外掮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就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进行过专题研究。他说：“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后来，江涌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中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中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
“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江涌说，“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中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情报人员跻身跨国公司高层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邹祖烨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国外许多大企业都有专门的情报机构，一些中小企业也纷纷通过专门提供情报服务的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情报竞争，而中国企业这方面还差很远，就连海尔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
“西方企业普遍采用了先进的互联网情报专业服务，作为竞争的利器。而有些中国企业虽然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但苦于没有有效的情报工具，或者难以承担高昂的人员、服务开支，而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望而却步。” 天下互联中国网络情报中心主任张向宁说。
在很多跨国公司，情报工作已经成为战略决策过程的一个关键角色——很多公司设立了CKO（首席知识官）以及地位更高的CIO（首席信息官）来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与CEO、CFO等并列成为企业最高管理层，CIO的设定甚至为政府部门所效仿。调查显示，100%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有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其中90%以上已经非常完善。
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90%的美国企业聘人专门从事相关经济情报活动，受雇者大多曾受过有关竞争性情报的训练，以刺探商业竞争对手的内部资讯为己任。另据调查统计，全球前1000强的大公司里，平均每年发生2.54起情报窃密事件，损失总数高达上千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强国一年GDP总和。
邹祖烨说，一个调查数据或许能够看出中国竞争情报的落后：中国市场目前只有约1000余名的专业竞争情报人员，而真正的需求却超过10万名。
国外研究机构、大企业和行业协会，有时会通过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来获得大量有关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
力拓窃密案一波未平，近日再度爆出中国重要宏观运行经济数据提前泄密。
7月17日早晨，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前，北京《京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准确报道了中国二季度和上半年GDP增长数据。这些报道均表示，数据来源于前一日在北京召开的“2009政府采购与企业发展机遇座谈会”，是由一位权威人士援引国家统计局相关人士的话向外透露的。
就在一年前也曾发生过中国重要宏观经济数据泄露之事。
2008年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然而，早在9天之前，英国路透社在其中文网站刊登文章，以“两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中国6月份CPI同比上涨7.1%，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2008年7月15日，路透社再次以“三位官方消息人士”为消息源，称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0.4%。而这三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与其后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丝毫不差。
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一样，路透社的这预测精确得令人不可思议。
事实上，近年来，有关中国核心经济数据和国家大政方针被外资机构“未卜先知”的传闻屡见不鲜。
2007年5月，有关中国将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甚至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当年5月30日凌晨，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准确印证了这一传闻。
今年1月13日，海关总署公布了2008年12月以及全年外贸数据。就在海关总署发布官方消息的前一天，美国道琼斯通讯社提前准确预测出了这一组数据，甚至连进出口总值、增长幅度等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都分毫不差。
利用“未卜先知”实现套利
有媒体引述业界相关分析人士的话说，在一定条件下预知官方数据，会有利于投资机构提前采取市场行为、规避风险或是谋取利益。
“如果能够预先获知内部信息，对于外汇市场来说，必然可以争取时间，提前做多。”美通国际金融集团外汇分析师陈杲表示。如果数据正式公布后，此前的“小道消息”被印证，那么外汇市场上，投机机构就可以在一个更加合适的仓位获得盈利。
对于一些同CPI关联异常紧密的金融产品而言，对短期CPI的预知相当重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说，曾经的国债期货就属于此类金融产品。“前些年在发行国债期货时期，所有的银行相关部门都在天天计算CPI，目的就是为了通过精确预测，能够提前采取市场行动。”
由于国债期货的价格由国家给予商业银行的保值贴补率决定，而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又取决于中国的月度CPI数据。因此，可以说每个月的CPI直接决定了国债期货的价格走势。
“如果能够预知下个月的CPI将要上涨，就可以提前买入国债期货，套利成功。”郭田勇指出。不过，他也表示，这样通过预知官方数据从而实现套利的行为，更适用于短期数据，如果是半年或一年的长期数据，则可能效用不大。
“神奇”的中国政策预言家
去年8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抛出了一份国家“救市”报告，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2000亿—4000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减税、稳定国内资本市场和支持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等措施”。
该传言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当日大涨187.71点。当股指被打回原形之后，龚方雄声称报告纯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政府。第一时间就有人纷纷怀疑，这是为国外机构出逃打掩护。
在龚方雄的报告发布不到1个月后，央行开始了一系列调降存款准备金的措施。距报告公布两个多月后的去年11月10日，国务院正式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且去年9月19日至今，决策层不断出台各种措施对资本市场施以援手。龚方雄因此名声大噪，被《证券日报》称为“最神奇预测者”。
与国际接轨心态导致主动泄密
在中国，除有内部人士泄露中国的经济数据和经济政策外，更有国家机构直接与国外企业共同编制统计资料。例如，表示经济好坏的景气动向指数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和高盛（亚洲）联合开发，这不禁让人猜测中国有关部门是否无法独立完成研究监测工作？如此，又怎能保证不泄密？又如何保证掌握数据的关键人士不把数据换成金钱？
甚至有中国国有企业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将数据拱手让人。
据分析，中国经济信息泄露的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年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次贷危机爆发，这些评级机构的职业道德在美国本土受到强烈质疑，它们会利用中国经济数据从事何种商业活动，不得而知。
此外，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其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有高干子女亲属充当境外掮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就境外利益集团在华进行利益输送、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的情况进行过专题研究。他说：“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就存在。3年前我在进行《部门利益因素对重大决策的影响》的专题调研时，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素材，这让我们感到很惊讶，他们手里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中国国家部委的研究报告呢？”
后来，江涌了解到，国外研究机构，甚至大企业和行业协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给咨询费，或将相关课题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等途径，来获得大量有关中国国民经济的数据和资料，甚至对中国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影响。这是中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的一个渠道。
于是，中国一些立法计划和规划在尚未公开时，就被相关的国外利益集团获悉，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行相关的公关和游说，结果一些酝酿中的立法不得不暂停。
一些在华外国企业商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将国内重要的媒体、专家学者甚至部委官员“一网打尽”。
“随着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商业往来增多，商业秘密战和信息战势必更加频繁。中国已经进入针对商业机密的谍战高发期。”江涌说，“我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比如中国一家资源公司在作出去投资非洲一个项目的决策后，自己的谈判代表赶到非洲与自己的目标客户见面，结果刚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国际竞争对手已经捷足先登了，这时等待中方公司的谈判条件已经变得极为苛刻，甚至连进入市场的机会都没有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事关中国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刚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摆在竞争对手的案头，这对中国公司的发展是很致命的事情。
情报人员跻身跨国公司高层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邹祖烨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国外许多大企业都有专门的情报机构，一些中小企业也纷纷通过专门提供情报服务的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情报竞争，而中国企业这方面还差很远，就连海尔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
“西方企业普遍采用了先进的互联网情报专业服务，作为竞争的利器。而有些中国企业虽然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但苦于没有有效的情报工具，或者难以承担高昂的人员、服务开支，而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望而却步。” 天下互联中国网络情报中心主任张向宁说。
在很多跨国公司，情报工作已经成为战略决策过程的一个关键角色——很多公司设立了CKO（首席知识官）以及地位更高的CIO（首席信息官）来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与CEO、CFO等并列成为企业最高管理层，CIO的设定甚至为政府部门所效仿。调查显示，100%的世界500强企业都有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其中90%以上已经非常完善。
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90%的美国企业聘人专门从事相关经济情报活动，受雇者大多曾受过有关竞争性情报的训练，以刺探商业竞争对手的内部资讯为己任。另据调查统计，全球前1000强的大公司里，平均每年发生2.54起情报窃密事件，损失总数高达上千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强国一年GDP总和。
邹祖烨说，一个调查数据或许能够看出中国竞争情报的落后：中国市场目前只有约1000余名的专业竞争情报人员，而真正的需求却超过10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