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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济先生是我恩师的恩师，我是黄济先生的徒孙，亦是先生的学术助手。2011年8月，我进入北师大学习，师从石中英教授，并开始担任黄济先生的助手。初见黄济先生，我称他为“师爷”，先生以为不妥，希望我称之为“黄老师”，而先生实为我老师之老师，故我不敢“从命”。先生略加思量，建议去掉“黄老师”的“师”字，改称其为“黄老”。先生对我的称呼最初为“小于”“同志”，后来也称我“贤契”或“小鬼”，不同的情境下时常不同。我在黄老身边学习了近三年半，黄老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对其人生信条——“一曰勤，二曰俭，三曰不为人先”[1]——的践行。
一、“勤以补拙”
黄老一生奉行“勤以补拙”[2]。“天公若肯假年月，自当续播争寸分！”这是黄老1999年劳动节时所作的诗句，以此明志与自励。他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虽然1998年离休，但是直至辞世，黄老始终想着为国家多做一点工作，几乎未有一天真正休息。
“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3]是对黄老的真实写照。黄老治学极为勤勉，在九十岁以后，每天要看四五份报纸，平均读书写作时间超过六小时。2011年，黄老负责主编完成了《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丛书共九卷，其中，他执笔完成了《国学十讲》，其他八卷他都进行了逐字审阅。在写作《诗词学步》一书时，黄老因为右胳膊骨折，就用左手写了近两万字的提纲。黄老在最后一次入院前，在写作《诸经选读》。他计划从《战国策》中选部分内容写入该书。入院以后，他因为颈部骨折，做了牵引，一个六斤重的铁疙瘩，通过钉入他颅骨的两个钉子挂在他的头上。他在整个脑袋无法活动的情况下，忍着伤痛，依然在病床上研读《战国策》。
黄老一生不仅勤学，而且勤教。黄老的家中，常有慕名前来求教的学者和学生，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聆听、仔细讲解，并经常向他们赠送或推荐相关书籍以供他们继续思考研究。黄老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开始从教，先后执教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生，直至2011年下半年，年过九旬的黄老还用二十余个课时的时间给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哲学专业的全体硕博士生与博士后系统讲授了以《四书》为主的中国哲学课程。每次课前课后，黄老都会做大量的笔记，并找我沟通了解同学们的需要和课程的效果。当时的黄老患有尿频和便秘多年，为了不影响上课，黄老在上课的前一天就要开始调节排便，上课的当天刻意减少饮水，停止服用帮助通便的药物。当时正值隆冬，时常寒风凛冽，但是每次上课，黄老都拒绝任何人开车接送，自己骑着三轮车往返于北师大与新风南里。下午课后，天色昏暗，我便骑着自行车跟在黄老车后，每次最多到他家所在的胡同口，他就会停下车来对我说：“这下你不用担心了，现在我已到胡同口，没有马路要过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二、“俭以养德”
黄老将“俭以养德”视为修身之要。他的常用物件闹钟、眼镜、钢笔、衣袜等，极少有未经修补过的。即使是黄老所用药的药物说明书也未被“放过”，全部充当起了黄老的便笺纸。
自初次与黄老见面起，黄老便常留我在家用餐，每餐我都会陪黄老小酌。一次我斟酒不慎，有几滴酒滴落餐桌，黄老便用手指蘸起桌面的酒水送入口中。对待落在桌面的饭食，黄老亦是采用同样的举措。每餐接近尾声之时，黄老会往自己的餐碟之中，倒入些许热水，然后用勺子搅动涮洗并将碟中的水喝掉，最后拿起自己的碗筷走入厨房洗涮。黄老说，这都是自小养成的习惯。黄老的衣服是非常少的，三年多来黄老常穿的外套只有两件，其中一件用于日常，另一件只是在照相或者出席活动时套在外面。只要来客说“黄先生，我们合个影吧？”黄老便起身说：“我先套个衣服。”所以，从黄老的这些年的照片（包括官方发布的遗照）中，我们可以从领口看到黄老所着的外套里面依然是一件黑色外套，只是里面的那件外套领口磨损严重。黄老里面所着的毛衣也是穿了很多年，毛衣的底边都已磨烂，后来，我女友的母亲将这件毛衣的底边拆了，重新打了一下，黄老又继续穿了两个冬天，直至辞世。
2014年3月，黄老完成了《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体系设计的手稿。为了广泛征求意见，黄老将这一手稿复印了30份。但是，由于复印人员的失误，有多张出现了文字印刷的遗漏。当时，我力劝黄老让打印社将出现问题的部分重新复印。但是黄老“固执地”拒绝了，他决定再写一个勘误表。他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印一份勘误表较之大量的重印可以节约纸张;第二，如果重印，打印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他担心会影响到那位复印人员的发展。为了节约，为了帮助犯错的工作人员，黄老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做了一份“勘误表”。
三、“不为人先”
黄老是一位常“自以为非”的人，所以他说自己不仅“不敢为天下先”而且要“不为人先”。正是这种“自以为非，不为人先”的思想，使黄老为人毫无盛气，待人接物谦恭谨慎，“出门如宾，承事如祭”[4]。
2013年教育部授予黄老“教育科研突出贡献奖”和十万元奖金，黄老始终未去领取。他拒绝领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黄老觉得自己在科研上的贡献远没有一些未获奖的学者大，故不敢当。2013年年初，黄老交给我一个研究课题：孟子、荀子教育哲学思想比较研究。黄老给我细致分析了孟、荀在天道观、人性论、政治观、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但是，我最后的成文却重在孟、荀思想上的契合与感通，而且文中有的观点与黄老《教育哲学通论》中的观点似有不合。当我正担心黄老阅后会有所不满之时，黄老打来电话，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并称“受教”。黄老将这篇“异己之说”推荐给了《教育学报》，并于当年8月发表。
黄老之“不为人先”，体现在他做事之前总是先为他人着想。黄老1952年进入北师大任教，职称为讲师。此后，他与王焕勋先生长期负责北师大教育学教研室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每当教研室拿到职称晋升的指标时，他总是选择将名额“让”给其他同志，一让就让了二十多年，直至1978年实在让不了的他才结束了自己26年的讲师生涯，晋升副教授。这种“礼让”也就是他所坚持的“不为人先”，也就是儒家之君子的不争。黄老时常双手摸着自己的头，半开玩笑地说：“我的脑袋都磨光了，所以棱角尽无，就不与人争了吧。” 黄老有一个标志，就是他的三轮车。但是，他因为骑三轮摔断过胳膊、磕伤过腿。他的家人与学生都十分担心，建议他不要再骑。我也曾反复规劝黄老不要骑三轮车了，家人和学生都有车，可以随时接他，我作为助手很多事也可以替他代办。但是，他始终固执地骑着那辆三轮。最初，我很不解，但是面对黄老的“固执”，我放弃了，并安慰自己：就当骑三轮是黄老的爱好，随他去吧。随着我和黄老交往的深入，我慢慢知道了他坚持骑三轮的原因，不是因为爱好，而是因为爱，对他人的爱！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独立地往返北师大合作社为老伴买爱吃的糕点;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自己往返早市购物，给保姆减少工作负担;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独立往返校医院取药和体检，不用麻烦家人接送……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给很多人减少麻烦，所以黄老即使被那辆三轮“害”得遍体鳞伤、多次骨折，也依然不离不弃。所以，很多人才看到了北师大那道独特的风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骑着三轮前行。但是，极少有人知道，黄老骑三轮是为了给他人减少麻烦而在让自己承担风险。
在生活中，黄老常给后学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黄老总担心我吃得不好，所以他会特意提前买我喜欢吃的鱼和肉，约我到他家中用餐。每逢过节之时，他总担心我孤单，所以都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中一起过节。天冷了，他会送我围巾。读到可能对我有用的文章，他会整理好送我……三年多来黄老一直是通过表扬鼓励我，只有我到他家时花钱买了东西，他才会批评我。他担心年轻人所承担的经济压力太大，所以极力拒绝我们带东西过去。有一次，他甚至将陈苗苗同志带去的东西提到了楼下，逼着她带回。他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不给她面子，但是又觉得必须得帮着年轻人节省点花费。
在事业发展上，黄老总是尽己所能地鼓励和帮助后学。2011年以来，他帮助指导陈苗苗、涂元玲、武薇、郭睿等年轻学者担任《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中的分卷主编;他指导王晓燕同志研究并合作发表《历史经验与教学改革——兼评凯洛夫
一、“勤以补拙”
黄老一生奉行“勤以补拙”[2]。“天公若肯假年月，自当续播争寸分！”这是黄老1999年劳动节时所作的诗句，以此明志与自励。他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虽然1998年离休，但是直至辞世，黄老始终想着为国家多做一点工作，几乎未有一天真正休息。
“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3]是对黄老的真实写照。黄老治学极为勤勉，在九十岁以后，每天要看四五份报纸，平均读书写作时间超过六小时。2011年，黄老负责主编完成了《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丛书共九卷，其中，他执笔完成了《国学十讲》，其他八卷他都进行了逐字审阅。在写作《诗词学步》一书时，黄老因为右胳膊骨折，就用左手写了近两万字的提纲。黄老在最后一次入院前，在写作《诸经选读》。他计划从《战国策》中选部分内容写入该书。入院以后，他因为颈部骨折，做了牵引，一个六斤重的铁疙瘩，通过钉入他颅骨的两个钉子挂在他的头上。他在整个脑袋无法活动的情况下，忍着伤痛，依然在病床上研读《战国策》。
黄老一生不仅勤学，而且勤教。黄老的家中，常有慕名前来求教的学者和学生，他总是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聆听、仔细讲解，并经常向他们赠送或推荐相关书籍以供他们继续思考研究。黄老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开始从教，先后执教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生，直至2011年下半年，年过九旬的黄老还用二十余个课时的时间给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哲学专业的全体硕博士生与博士后系统讲授了以《四书》为主的中国哲学课程。每次课前课后，黄老都会做大量的笔记，并找我沟通了解同学们的需要和课程的效果。当时的黄老患有尿频和便秘多年，为了不影响上课，黄老在上课的前一天就要开始调节排便，上课的当天刻意减少饮水，停止服用帮助通便的药物。当时正值隆冬，时常寒风凛冽，但是每次上课，黄老都拒绝任何人开车接送，自己骑着三轮车往返于北师大与新风南里。下午课后，天色昏暗，我便骑着自行车跟在黄老车后，每次最多到他家所在的胡同口，他就会停下车来对我说：“这下你不用担心了，现在我已到胡同口，没有马路要过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二、“俭以养德”
黄老将“俭以养德”视为修身之要。他的常用物件闹钟、眼镜、钢笔、衣袜等，极少有未经修补过的。即使是黄老所用药的药物说明书也未被“放过”，全部充当起了黄老的便笺纸。
自初次与黄老见面起，黄老便常留我在家用餐，每餐我都会陪黄老小酌。一次我斟酒不慎，有几滴酒滴落餐桌，黄老便用手指蘸起桌面的酒水送入口中。对待落在桌面的饭食，黄老亦是采用同样的举措。每餐接近尾声之时，黄老会往自己的餐碟之中，倒入些许热水，然后用勺子搅动涮洗并将碟中的水喝掉，最后拿起自己的碗筷走入厨房洗涮。黄老说，这都是自小养成的习惯。黄老的衣服是非常少的，三年多来黄老常穿的外套只有两件，其中一件用于日常，另一件只是在照相或者出席活动时套在外面。只要来客说“黄先生，我们合个影吧？”黄老便起身说：“我先套个衣服。”所以，从黄老的这些年的照片（包括官方发布的遗照）中，我们可以从领口看到黄老所着的外套里面依然是一件黑色外套，只是里面的那件外套领口磨损严重。黄老里面所着的毛衣也是穿了很多年，毛衣的底边都已磨烂，后来，我女友的母亲将这件毛衣的底边拆了，重新打了一下，黄老又继续穿了两个冬天，直至辞世。
2014年3月，黄老完成了《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体系设计的手稿。为了广泛征求意见，黄老将这一手稿复印了30份。但是，由于复印人员的失误，有多张出现了文字印刷的遗漏。当时，我力劝黄老让打印社将出现问题的部分重新复印。但是黄老“固执地”拒绝了，他决定再写一个勘误表。他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印一份勘误表较之大量的重印可以节约纸张;第二，如果重印，打印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他担心会影响到那位复印人员的发展。为了节约，为了帮助犯错的工作人员，黄老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做了一份“勘误表”。
三、“不为人先”
黄老是一位常“自以为非”的人，所以他说自己不仅“不敢为天下先”而且要“不为人先”。正是这种“自以为非，不为人先”的思想，使黄老为人毫无盛气，待人接物谦恭谨慎，“出门如宾，承事如祭”[4]。
2013年教育部授予黄老“教育科研突出贡献奖”和十万元奖金，黄老始终未去领取。他拒绝领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黄老觉得自己在科研上的贡献远没有一些未获奖的学者大，故不敢当。2013年年初，黄老交给我一个研究课题：孟子、荀子教育哲学思想比较研究。黄老给我细致分析了孟、荀在天道观、人性论、政治观、教育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但是，我最后的成文却重在孟、荀思想上的契合与感通，而且文中有的观点与黄老《教育哲学通论》中的观点似有不合。当我正担心黄老阅后会有所不满之时，黄老打来电话，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并称“受教”。黄老将这篇“异己之说”推荐给了《教育学报》，并于当年8月发表。
黄老之“不为人先”，体现在他做事之前总是先为他人着想。黄老1952年进入北师大任教，职称为讲师。此后，他与王焕勋先生长期负责北师大教育学教研室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每当教研室拿到职称晋升的指标时，他总是选择将名额“让”给其他同志，一让就让了二十多年，直至1978年实在让不了的他才结束了自己26年的讲师生涯，晋升副教授。这种“礼让”也就是他所坚持的“不为人先”，也就是儒家之君子的不争。黄老时常双手摸着自己的头，半开玩笑地说：“我的脑袋都磨光了，所以棱角尽无，就不与人争了吧。” 黄老有一个标志，就是他的三轮车。但是，他因为骑三轮摔断过胳膊、磕伤过腿。他的家人与学生都十分担心，建议他不要再骑。我也曾反复规劝黄老不要骑三轮车了，家人和学生都有车，可以随时接他，我作为助手很多事也可以替他代办。但是，他始终固执地骑着那辆三轮。最初，我很不解，但是面对黄老的“固执”，我放弃了，并安慰自己：就当骑三轮是黄老的爱好，随他去吧。随着我和黄老交往的深入，我慢慢知道了他坚持骑三轮的原因，不是因为爱好，而是因为爱，对他人的爱！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独立地往返北师大合作社为老伴买爱吃的糕点;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自己往返早市购物，给保姆减少工作负担;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独立往返校医院取药和体检，不用麻烦家人接送……因为骑上三轮他可以给很多人减少麻烦，所以黄老即使被那辆三轮“害”得遍体鳞伤、多次骨折，也依然不离不弃。所以，很多人才看到了北师大那道独特的风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骑着三轮前行。但是，极少有人知道，黄老骑三轮是为了给他人减少麻烦而在让自己承担风险。
在生活中，黄老常给后学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黄老总担心我吃得不好，所以他会特意提前买我喜欢吃的鱼和肉，约我到他家中用餐。每逢过节之时，他总担心我孤单，所以都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中一起过节。天冷了，他会送我围巾。读到可能对我有用的文章，他会整理好送我……三年多来黄老一直是通过表扬鼓励我，只有我到他家时花钱买了东西，他才会批评我。他担心年轻人所承担的经济压力太大，所以极力拒绝我们带东西过去。有一次，他甚至将陈苗苗同志带去的东西提到了楼下，逼着她带回。他反思自己是不是太不给她面子，但是又觉得必须得帮着年轻人节省点花费。
在事业发展上，黄老总是尽己所能地鼓励和帮助后学。2011年以来，他帮助指导陈苗苗、涂元玲、武薇、郭睿等年轻学者担任《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中的分卷主编;他指导王晓燕同志研究并合作发表《历史经验与教学改革——兼评凯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