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隐喻式反讽是以隐喻为字面形式的特殊反讽类型,意在通过表述事物的相似性反向显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隐喻式反讽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意义表达的辩证性.事物的相似性与对立性并置,处于辩证的关系之中.隐喻式反讽的意义源于字面义与隐含义之间的张力,是由话语体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隐喻式反讽,人与世界之间的指称关系将得到重新调整,人对自身的存在方式亦将拥有更深刻的理解.
【机 构】
：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40003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隐喻式反讽是以隐喻为字面形式的特殊反讽类型,意在通过表述事物的相似性反向显示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隐喻式反讽的显著特征在于其意义表达的辩证性.事物的相似性与对立性并置,处于辩证的关系之中.隐喻式反讽的意义源于字面义与隐含义之间的张力,是由话语体现的全部外延和内涵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隐喻式反讽,人与世界之间的指称关系将得到重新调整,人对自身的存在方式亦将拥有更深刻的理解.
其他文献
伴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养老服务需求在质和量上也日益提升.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还存在市场主体发育不足、供需错位、管理体制存在堵点等诸多问题,难以满足居家养老模式下的多种养老服务需求.通过分析养老服务运行系统的动力基础和动力要素,提出了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三大主导动力——经济力、资源力和社会力,构建了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三种动力模式——市场动力模式、体制动力模式和社会动力模式,并对每种动力模式的形成特征、形成机理、主导阶段予以分析.总结现阶段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动力特征,探究动力要素驱动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华盛顿学派作为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群体,其学术旨趣和研究成果为新制度经济学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演化成型提供了理论素材与方法启迪.诺思与张五常所代表的华盛顿大学新政治经济学者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石,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中形成身份认同和理论取向,并在交易费用、制度、国家等议题上展示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织互补.新政治经济学的华盛顿学派推动新制度经济学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取得重大进展,虽在理性预设、微观视角和交叉研究方面存在局限,却因重视认知科学和国家研究以及强调历史分析和细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伟大建党精神的出场离不开相应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思想基础,近代上海的工商业发展是经济基础,工人无产阶级发展壮大是阶级基础,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实践基础.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复合型命题,把握其深刻的意涵须围绕理论引领、实践理路、意志特征和政德情怀逐一展开,概括各项内容在一百年前的历史表征和一百年来的嬗变演进.新的征程上,继承和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法论,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开展自我革命、进行伟大斗争
后工业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比重超高的事实是它们占据科技高地和价值链高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本性的反映.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把第三产业占比高作为发达国家的标志具有一定误导性,致使一些国家落入“去工业化陷阱”.如今,美国学者提出“再工业化”,却仍有人用第三产业标准来评判我国产业发展的成功与否,显然这是一个陷阱.科学技术进步打破了传统产业自然依赖关系而加强了经济协调关系,如果不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不提升国家整体生产能力的产业升级,或者产业升级造成过度第三产业化或去工业化的结果,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会误入
我国传统的地方政府网络舆情规制行为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应急性特征,维稳色彩浓厚.地方领导“权力意志”驱使下的政治稳控逻辑表征为延续传统与因应现实的对抗路径,压力型体制下的摆平路径和一元化组织的全能路径三个层面.这种视舆情为异己力量、视民众为客体对象的稳控管理偏好源于部分地方政府及领导阶层专断性权力的行使与基于“经济人”角色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但同时也容易陷入治理效力不足、社会矛盾激化、超越合理限度和政府权威消解的整体性困境中.随着网信系统制度性地嵌入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其以“专业素养”为导向推动地方政府
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非均衡发展,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在信息的获得、运用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数字鸿沟日益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2000年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印度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了抑制信息分化导致的贫富差距,印度政府实行了信息扶贫政策,通过加强农村与边远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信息素养,以及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医疗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印度的信息扶贫举措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文化产业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围绕符号创作者的创意生产实现去中心化的设计、生产、销售、流通、服务,多种物理形式承载的文化产品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链,实现了新的价值分配,其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不仅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现实意义,也为实体经济数字化的实践提供了范型.研究发现,数字文化产业可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新动力,提供新机遇,培育新业态.研究认为,数字文化产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处理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使用的关系,政府招商与企业招商的关系,标准服务与个性服务标准化的关系,知识产权保护与
保护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对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民法典》第1235条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概念涵涉范围,从政策文件规定、技术规范规定和法律条文文义解释得以证立.在《民法典》颁布生效之前,司法实践对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救济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也存在诉讼主体认识不一、鉴定机构评估不一、法院认定不一的问题,折射出《民法典》第1235条救济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损失时的适用困境.未来应当在凝聚高度的司法共识,明确合适的适用范围,建构完善的构成要件解释和提供适当
学术界对碳排放权的本质认知存在一元属性说和二元属性说,但均未能很好地解释实践,也未被立法所确立.碳排放权应被定位为一种新型数据财产权,如此定性具有确保碳市场数据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发挥碳排放权的温室气体控制功能,权利构造由控排企业初始配额获取权、配额交易权、配额清缴权构成,这些子权利的实质顺次是新型数据财产的获取权、交易权、清缴权.控排企业碳排放权的实现尚存三重障碍:在配额初始分配、配额交易、配额清缴阶段,分别存在控排企业的数据财产获取权的保障规定不全面,数据财产交易权的具体范围不明确,数据财产清缴权实现的救
气候变化的司法应对是构建国家气候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命题.在气候变化立法论囿于实践困境的背景下,需认真且理性对待气候变化司法化,从而全面推动气候变化应对的法治进程.不同类型的气候变化诉讼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兴起,经诉讼目的 检视呈现出主观权利保护与客观秩序维护的气候变化司法模式.在客观秩序维护司法模式指引下,中国气候变化的司法应对主要由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实现,其路径探索始于气候公共利益识别,重在于环境诉讼格局中寻得气候变化公益诉讼制度体系的妥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