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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普通生菜平均每千克4.8元的售价，袁谅售卖的生菜单棵售价高达40元
“一道普通的凉拌菜不可能这么贵。”袁谅至今记得，自己两年前在妹妹生日聚会上见到那道88元凉拌菜时的反应。不过，当他吃完后才发现，如此高价不无道理，“虽然是同样品种的菜，但口感却好太多了。”
起初，他以为这些菜是有机菜，但却得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答案：这些菜产自植物工厂。和很多人一样，当时袁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查询大量资料后，他才搞清楚植物工厂到底是什么——由计算机控制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要素，使植物的生长不受或者少受外界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袁谅看来，这无疑是个巨大商机，“在民众食品安全意识日益提高的当下，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无疑会更受欢迎，因为它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
于是，2015年底，袁谅在北京现代SOHO城开了一家植物工厂;2016年春节，工厂生产的生菜就已在部分超市实验性售卖。
几乎同一时期，国内的植物工厂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
根据新兴产业战略智库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建成的植物工厂有80多家，其中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有3家。
然而，植物工厂的路并不好走。
抛却外界对其产出蔬菜的“绿色”程度质疑不说，这些定价是普通蔬菜几十倍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也是一个未知数。
数量将会远超日本
大约20年前，当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偶然读到植物工厂的介绍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任杨其长颇为震惊，“植物工厂在国外已经是一个前沿技术，但在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大家都闻所未闻。”
其实，在杨其长了解植物工厂的50年前，这一被认为是农业发展高级阶段的新型种植模式就已出现在丹麦，随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地方。
1973年，营养液膜技术的出现以及深液流栽培技术的发明被国际学界看作是植物工厂发展迈入新阶段的标志。此后，植物工厂伴随着日渐成熟的技术在发达国家推广开来。
尤其是在被称为植物工厂技术领导者之一的日本，这种新型的植物种植模式受到普遍认可，并很快被推广开来。到上世纪末，日本的植物工厂数量约有20家;截至2014年8月，日本的植物工厂已达304家。
而在中国，被称为国内植物工厂研究第一人的杨其长开始植物工厂的深入研究始于2002年，比西方晚了近半个世纪;7年后的2009年，中国第一例以智能控制为核心的植物工厂才研发成功，在长春农博园投入运行。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首次展出的家庭LED植物工厂则让这一概念从学界走向民间，进入公众视野;2013年，国家将“智能化植物工厂生产技术研究”项目列入“863”计划助推了这一模式在国内的推广。
此后，一批商业性质的植物工厂开始在各地出现。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建成的植物工厂就已超过80家，农众物联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公司的工厂面积达2.6万平方米，号称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植物工厂。
杨其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过过去十几年的研究，中国目前植物工厂的技术已和日本等国无明显差别，大范围推广并无问题，“考虑到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植物工厂势必迎来一个快速增长期。”
“按照日本人的估计，未来几年中国的植物工厂发展速度会更快，植物工厂的数量将会远远超过日本，甚至可能是日本的10倍以上。”他说，即便如此，对地大人多的中国来说，这仍然不够。
环境污染的“衍生品”
尽管植物工厂起源于日欧等地，但杨其长认为，中国发展植物工厂的原因与前者并不完全相同。
“日本、欧洲等国更多是因为国土面积小、土地资源有限才发展植物工厂这种高效的集约化农业，但植物工厂在中国的兴起更多是环境污染所致。”他说。
环保部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8.4%。
2016年上半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被污染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富含砷、铅、镉等重金属，在被农作物吸收之后进入人体，会引发各种严重疾病。
如果土壤中诸如汞、镉、铅等密度在4.0或5.0以上的重金属过量沉积，导致含量超标，就会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而这些过量的重金属会被土壤中的农作物吸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会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就使得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更甚，而植物工厂恰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因为这能够控制植物的生长环境，消除外界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农众物联董事长姚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姚旭说：“植物工厂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支撑农作物生长的是调制而成的营养液而非土壤，所以完全杜绝了土壤污染对农作物的危害，且这些营养液中使用的水都经过专业设备净化过，也防止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
在减轻环境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方面，植物工厂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阻断室内洁净空气与外界污染空气之间的对流，“即便需要换气，进入植物工厂的空气也都需先由空气净化器净化。”
不仅如此，植物工厂密闭的环境还能有效隔离病虫害，加上植物生长过程中严禁使用农药，使得产品质量更安全。 杨其长团队曾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植物工厂产出的生菜、油麦菜、小油菜等多种蔬菜产品作过检测。结果显示，蔬菜中无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超过绿色食品标准。
不过，杨其长也坦承，植物工厂虽然在技术上能最大程度减少外界环境污染对于农作物生长的负面影响，但不代表其能完全杜绝所有污染，“只是相对现有的田地种植和大棚种植更安全、无污染。”
一棵生菜40元
能够依靠人工环境产出安全、无污染的农产品正是袁谅看好植物工厂的最主要原因，“这是植物工厂区别于普通种植、大棚种植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植物工厂在未来市场站稳脚跟的撒手锏。”
他指出，目前国内的农产品分为无公害、绿色、有机三个等级，其中有机是最高等级，而植物工厂产出的农作物被认为在品质上与有机标准相差无几，甚至比有机食品更高。
“在民众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高的前提下，植物工厂的产品肯定会受到青睐。”袁谅说。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袁谅在植物工厂建成的两个月后，也就是2016年春节，开始在现代SOHO城附近的一家超市售卖第一批产出的生菜。
相比普通生菜平均每千克4.8元的售价，袁谅售卖的生菜单棵售价高达40元，是前者的至少15倍，“平均每天能卖出20棵左右。”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这次售卖持续时间不长，但给了他们很大信心。
但包括姚旭在内的更多人则认为，如此高价的菜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并不容易接受，“蔬菜毕竟是个日常消费品，有机蔬菜就是个例子，虽说质量高，但价格也高，真正会买的人还是少数，更何况是植物工厂的菜。”
杨其长也赞同这一点：“在植物工厂这一概念还不被普通消费者熟知的情况下，就想让他们接受如此高价的产品确实很难。”
他指出，日本70%的人知道甚至买过植物工厂的菜，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可能还不到1%。
“这就需要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如果民众了解并且认可植物工厂的模式，那其产品自然就会得到认可。”不过，杨其长也说，即便未来民众对这一模式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植物工厂产出的菜也不会是普通消费者的首选，“只能是小部分人群的消费品。”
相比之下，日本植物工厂流行的原因正是其拥有的价格优势。
因为农业人口减少以及自然灾害的多发，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日本民众常吃的生菜为例，自然状态中栽培的生菜价格约为每千克300～6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约20～39元），但植物工厂的生菜价格只高约50%左右。
“考虑到植物工厂产品更高的品质，50%的价差是完全能被普通消费者接受的。”袁谅说，只要植物工厂的成本能够降下来，产品价格就能相应降低，那就有可能成为普通消费者的选择，“这应该是整个行业努力的方向。”
还要亏损一段时间
“过高的成本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瓶颈。”杨其长说，以植物工厂的初期建设成本为例，算上厂房、空调系统、人工光源等一系列配套工程和装备，每平方米的建设费用在4000～10000元。
按此计算，一个1000平方米的植物工厂初期建设投入就要400万～1000万元，而在植物工厂投入运营后，大量人工光源、空调系统带来的电量消耗又将成为一笔固定支出。
“高额的成本加上尚不成熟的盈利模式使得很多植物工厂面临着艰难的困境。”杨其长说，虽然目前尚无数据证明国内植物工厂的整体运营情况，但从日本的数据也能折射出国内的现状。
“日本的植物工厂中30%左右实现了盈利，50%左右收支持平，20%左右则处于亏损之中。”他说，国内植物工厂的情况不会比日本好，可能形势更严峻。
不过，植物工厂的运营者们已经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
袁谅为降低工厂的运营成本，早已放弃一年前将植物工厂都建在写字楼设备层的想法，转而将目光投向城市的地下空间和郊区，“写字楼设备层每平方米一天的租金是2.2元，而地下空间租金低于1元，甚至几毛钱。”
“仅房租一项成本的降低，就能使生菜的生产成本从单棵3元降低一半。”他说。
而农众物联则借助更合理的空间分层压缩成本，其将工厂分为3层：一层培育喜阴的食用菌、二层在LED光照射下种植药食同源蔬菜、三层则在自然光下种植普通果蔬花卉。
“每层产生的氧气与二氧化碳可以在不同楼层间循环利用，这种设计极大降低了农作物生长对人造光的需求，使得现在工厂每月的电费能控制在12万元左右。”姚旭说，这种方法使得农众物联目前的运营成本仅为日本同类工厂的十分之一。
即便如此，农众物联目前的产出仍不足以弥补成立数年来近亿元的资金投入，农作物产品销售利润只占到农众整体利润的四分之一。也因此，姚旭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石斛这类高附加值的药食同源作物上，而非生菜等普通农作物上。
与此同时，农众物联还着重对外输出植物工厂的技术解决方案，该项收入已成为其营收的主要来源，“单一的农产品售卖不能解决植物工厂的盈利困境，必须发掘更具价值的商业模式。”
袁谅持相同看法，但他的计划更加宏大，“我们不仅要对外提供技术方案，还要构建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让植物工厂的产品被更多老百姓吃到。”
不过，在杨其长看来，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一道普通的凉拌菜不可能这么贵。”袁谅至今记得，自己两年前在妹妹生日聚会上见到那道88元凉拌菜时的反应。不过，当他吃完后才发现，如此高价不无道理，“虽然是同样品种的菜，但口感却好太多了。”
起初，他以为这些菜是有机菜，但却得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答案：这些菜产自植物工厂。和很多人一样，当时袁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查询大量资料后，他才搞清楚植物工厂到底是什么——由计算机控制植物生长过程中的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要素，使植物的生长不受或者少受外界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袁谅看来，这无疑是个巨大商机，“在民众食品安全意识日益提高的当下，植物工厂生产的蔬菜无疑会更受欢迎，因为它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
于是，2015年底，袁谅在北京现代SOHO城开了一家植物工厂;2016年春节，工厂生产的生菜就已在部分超市实验性售卖。
几乎同一时期，国内的植物工厂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
根据新兴产业战略智库的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建成的植物工厂有80多家，其中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有3家。
然而，植物工厂的路并不好走。
抛却外界对其产出蔬菜的“绿色”程度质疑不说，这些定价是普通蔬菜几十倍的产品到底能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也是一个未知数。
数量将会远超日本
大约20年前，当在国外学术杂志上偶然读到植物工厂的介绍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主任杨其长颇为震惊，“植物工厂在国外已经是一个前沿技术，但在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大家都闻所未闻。”
其实，在杨其长了解植物工厂的50年前，这一被认为是农业发展高级阶段的新型种植模式就已出现在丹麦，随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地方。
1973年，营养液膜技术的出现以及深液流栽培技术的发明被国际学界看作是植物工厂发展迈入新阶段的标志。此后，植物工厂伴随着日渐成熟的技术在发达国家推广开来。
尤其是在被称为植物工厂技术领导者之一的日本，这种新型的植物种植模式受到普遍认可，并很快被推广开来。到上世纪末，日本的植物工厂数量约有20家;截至2014年8月，日本的植物工厂已达304家。
而在中国，被称为国内植物工厂研究第一人的杨其长开始植物工厂的深入研究始于2002年，比西方晚了近半个世纪;7年后的2009年，中国第一例以智能控制为核心的植物工厂才研发成功，在长春农博园投入运行。
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首次展出的家庭LED植物工厂则让这一概念从学界走向民间，进入公众视野;2013年，国家将“智能化植物工厂生产技术研究”项目列入“863”计划助推了这一模式在国内的推广。
此后，一批商业性质的植物工厂开始在各地出现。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建成的植物工厂就已超过80家，农众物联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公司的工厂面积达2.6万平方米，号称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植物工厂。
杨其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过过去十几年的研究，中国目前植物工厂的技术已和日本等国无明显差别，大范围推广并无问题，“考虑到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植物工厂势必迎来一个快速增长期。”
“按照日本人的估计，未来几年中国的植物工厂发展速度会更快，植物工厂的数量将会远远超过日本，甚至可能是日本的10倍以上。”他说，即便如此，对地大人多的中国来说，这仍然不够。
环境污染的“衍生品”
尽管植物工厂起源于日欧等地，但杨其长认为，中国发展植物工厂的原因与前者并不完全相同。
“日本、欧洲等国更多是因为国土面积小、土地资源有限才发展植物工厂这种高效的集约化农业，但植物工厂在中国的兴起更多是环境污染所致。”他说。
环保部发布的《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的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8.4%。
2016年上半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被污染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富含砷、铅、镉等重金属，在被农作物吸收之后进入人体，会引发各种严重疾病。
如果土壤中诸如汞、镉、铅等密度在4.0或5.0以上的重金属过量沉积，导致含量超标，就会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而这些过量的重金属会被土壤中的农作物吸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会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就使得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更甚，而植物工厂恰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因为这能够控制植物的生长环境，消除外界污染对植物的影响。”农众物联董事长姚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姚旭说：“植物工厂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支撑农作物生长的是调制而成的营养液而非土壤，所以完全杜绝了土壤污染对农作物的危害，且这些营养液中使用的水都经过专业设备净化过，也防止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
在减轻环境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方面，植物工厂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阻断室内洁净空气与外界污染空气之间的对流，“即便需要换气，进入植物工厂的空气也都需先由空气净化器净化。”
不仅如此，植物工厂密闭的环境还能有效隔离病虫害，加上植物生长过程中严禁使用农药，使得产品质量更安全。 杨其长团队曾委托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植物工厂产出的生菜、油麦菜、小油菜等多种蔬菜产品作过检测。结果显示，蔬菜中无任何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超过绿色食品标准。
不过，杨其长也坦承，植物工厂虽然在技术上能最大程度减少外界环境污染对于农作物生长的负面影响，但不代表其能完全杜绝所有污染，“只是相对现有的田地种植和大棚种植更安全、无污染。”
一棵生菜40元
能够依靠人工环境产出安全、无污染的农产品正是袁谅看好植物工厂的最主要原因，“这是植物工厂区别于普通种植、大棚种植的最显著特征，也是植物工厂在未来市场站稳脚跟的撒手锏。”
他指出，目前国内的农产品分为无公害、绿色、有机三个等级，其中有机是最高等级，而植物工厂产出的农作物被认为在品质上与有机标准相差无几，甚至比有机食品更高。
“在民众食品安全意识越来越高的前提下，植物工厂的产品肯定会受到青睐。”袁谅说。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袁谅在植物工厂建成的两个月后，也就是2016年春节，开始在现代SOHO城附近的一家超市售卖第一批产出的生菜。
相比普通生菜平均每千克4.8元的售价，袁谅售卖的生菜单棵售价高达40元，是前者的至少15倍，“平均每天能卖出20棵左右。”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这次售卖持续时间不长，但给了他们很大信心。
但包括姚旭在内的更多人则认为，如此高价的菜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并不容易接受，“蔬菜毕竟是个日常消费品，有机蔬菜就是个例子，虽说质量高，但价格也高，真正会买的人还是少数，更何况是植物工厂的菜。”
杨其长也赞同这一点：“在植物工厂这一概念还不被普通消费者熟知的情况下，就想让他们接受如此高价的产品确实很难。”
他指出，日本70%的人知道甚至买过植物工厂的菜，而在中国，这一比例可能还不到1%。
“这就需要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如果民众了解并且认可植物工厂的模式，那其产品自然就会得到认可。”不过，杨其长也说，即便未来民众对这一模式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植物工厂产出的菜也不会是普通消费者的首选，“只能是小部分人群的消费品。”
相比之下，日本植物工厂流行的原因正是其拥有的价格优势。
因为农业人口减少以及自然灾害的多发，日本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以日本民众常吃的生菜为例，自然状态中栽培的生菜价格约为每千克300～6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约20～39元），但植物工厂的生菜价格只高约50%左右。
“考虑到植物工厂产品更高的品质，50%的价差是完全能被普通消费者接受的。”袁谅说，只要植物工厂的成本能够降下来，产品价格就能相应降低，那就有可能成为普通消费者的选择，“这应该是整个行业努力的方向。”
还要亏损一段时间
“过高的成本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瓶颈。”杨其长说，以植物工厂的初期建设成本为例，算上厂房、空调系统、人工光源等一系列配套工程和装备，每平方米的建设费用在4000～10000元。
按此计算，一个1000平方米的植物工厂初期建设投入就要400万～1000万元，而在植物工厂投入运营后，大量人工光源、空调系统带来的电量消耗又将成为一笔固定支出。
“高额的成本加上尚不成熟的盈利模式使得很多植物工厂面临着艰难的困境。”杨其长说，虽然目前尚无数据证明国内植物工厂的整体运营情况，但从日本的数据也能折射出国内的现状。
“日本的植物工厂中30%左右实现了盈利，50%左右收支持平，20%左右则处于亏损之中。”他说，国内植物工厂的情况不会比日本好，可能形势更严峻。
不过，植物工厂的运营者们已经开始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
袁谅为降低工厂的运营成本，早已放弃一年前将植物工厂都建在写字楼设备层的想法，转而将目光投向城市的地下空间和郊区，“写字楼设备层每平方米一天的租金是2.2元，而地下空间租金低于1元，甚至几毛钱。”
“仅房租一项成本的降低，就能使生菜的生产成本从单棵3元降低一半。”他说。
而农众物联则借助更合理的空间分层压缩成本，其将工厂分为3层：一层培育喜阴的食用菌、二层在LED光照射下种植药食同源蔬菜、三层则在自然光下种植普通果蔬花卉。
“每层产生的氧气与二氧化碳可以在不同楼层间循环利用，这种设计极大降低了农作物生长对人造光的需求，使得现在工厂每月的电费能控制在12万元左右。”姚旭说，这种方法使得农众物联目前的运营成本仅为日本同类工厂的十分之一。
即便如此，农众物联目前的产出仍不足以弥补成立数年来近亿元的资金投入，农作物产品销售利润只占到农众整体利润的四分之一。也因此，姚旭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石斛这类高附加值的药食同源作物上，而非生菜等普通农作物上。
与此同时，农众物联还着重对外输出植物工厂的技术解决方案，该项收入已成为其营收的主要来源，“单一的农产品售卖不能解决植物工厂的盈利困境，必须发掘更具价值的商业模式。”
袁谅持相同看法，但他的计划更加宏大，“我们不仅要对外提供技术方案，还要构建一个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让植物工厂的产品被更多老百姓吃到。”
不过，在杨其长看来，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