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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安全制约着俄罗斯对俄西方关系的战略认知，可以说是更根本的问题。抓住了体制安全的主线索，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外交林林总总看似相互矛盾或毫无规律可言的言行就能得到有效解释。
从原初的街头抗议算起，愈演愈烈且短期内似难解开死结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延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2014年，以国家在扁平化世界的回归、地缘政治在相互依赖体系中的回归为基本特征，国际政治议程也因这场渐趋失控的地区性危机自动进入了“欧亚时刻”。一个幽灵，“新冷战”的幽灵似乎开始在欧亚大陆再度徘徊。俄罗斯，不再被认为处于对美国霸权和西方世界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力量，又一次中止了与传统对手的有限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乌克兰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俄西方关系的基本结构。曾几何时，俄罗斯期待着自己重归大国政治的核心舞台，将历史上被称为“小俄罗斯”的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则是其中应有之义。但这一次，普京猜到了开头，却猜错了进程，似乎也猜不出结局。克里米亚“回归历史祖国”后那一场全民的民族主义“狂欢”既有可能转变为俄罗斯无比看重的荣耀，也有可能沦为自身发展的沉重包袱。
9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善于纵横捭阖、于不利处发力、转危为机的俄罗斯外交，依然在以不同于美西方的“巧外交”逻辑有条不紊地运作。但乌克兰危机的化解，却在对立双方的警惕、防范、算计和系统性竞争乃至对抗中，与我们的善意期盼渐行渐远。与2008年因南奥塞梯事件而骤然爆发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战后俄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主权归属处置方法及西方国家相对温和的反击相比，这一次普京当局不再那么幸运。在呈螺旋式上升态势的制裁与明显处于被动的弱势反制裁进程中，俄西方关系，尤其是俄美关系的对抗性日益呈现出难以逆转的总趋势。普京采取了分化欧美及另辟外交战场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外交，其绩效是否如其预期，仍具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不由得令人困惑不解，在一个个看似矛盾、没有逻辑或逻辑混乱的普京外交行为背后，其支配性力量到底是什么？普京是否已经失去了战略判断力，以至于再完备的战术动作也弥补不了俄罗斯意义上的“收回”克里米亚和西方意义上的“普京主义的战略失误”？俄罗斯外交，到底是正在显露其独特的锋芒，还是完成了从理性到非理性的堕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乌克兰危机的现场。
乌克兰危机：纠结着诸多对立结构
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体现为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与对立。这只是整场冲突的基座，但绝不是它的全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失去了帝国的部分枝节，但其主干犹在;民族国家的构建随后启动，但帝国思维及其背后的深层结构犹在。这就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后苏联空间的持久性争夺与反争夺，使得双方因反恐等问题的“权宜联盟”关系十分脆弱，以至于二者的对立和对抗才是常在现象，而对话与合作更多像激烈争斗后的间奏，甚至连休止符都不可多得。在莫斯科的战略视野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无不指向于遏制俄的重新崛起，无不是对本地区国家自我整合的人为破坏。而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心目中，让俄罗斯出局始终是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大战略，俄罗斯一切旨在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方案都成了“帝国野心复活”的表征。如果仅仅是将克里米亚“收回”俄罗斯的版图，而不再发生至今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或失踪、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顿巴斯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或许俄西方关系不至于走到继科索沃战争、俄格战争之后的新冰点。
乌克兰危机的第二个维度属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一贯将乌克兰视为自身势力范围、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核心的一体化系统的核心成员，乃至基于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记忆为手段的国家身份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乌克兰对俄罗斯而言，不仅是外交，甚至也不单单是内政的延续，它就是俄罗斯内政的一部分。对于普京当局而言，能否拉住乌克兰不仅事关自己的历史遗产，而且关乎俄罗斯弥赛亚意义上恒定的强国命运。这种单向的角色设定因乌克兰国内政治生态日益倾向于欧洲选择而非欧亚选择变得难以和俄罗斯的利益兼容，即便是被素来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在明显在经济发展和能源供应上双重依赖莫斯科的权力结构下，也无法承受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欧洲身份想象与期盼，政权更迭最终在少数人坚持武斗的极端行为中以类似于其他国家“颜色革命”的方式实现了。2004年的“橙色革命”换了基辅政权，但乌克兰外交左顾亲俄右盼亲欧的大致平衡并未全然消失，而在那场政权递嬗中黯然下台的亚努科维奇重登总统宝座也让莫斯科有所松懈。亚氏二度丧权的悲剧，唤起了俄罗斯执政精英内心的警惕和愤懑，克里米亚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
乌克兰危机的第三个维度则是乌克兰精英的分裂及东部南部的武装冲突。在真正的拐点到来之前，没有人意识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以“右岸”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诉求最终成为本次危机的主角，包括俄美欧在内的外部大国甚至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其绑架，或只能为其背书，或不得不回应其造成的后果。主张多元平衡、相对理性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政党，最终让位于政治光谱最右且咄咄逼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地区党代表的“东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因其内部的矛盾、贪腐等导致战斗力沦丧，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大冲击下节节败退、自我终结。本就碎片化（不是一般认识意义上的乌东西部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空间就此被统合重组，新当选的总统波罗申科除了向欧洲、向西方一边倒，已经只有尽量不恶化对俄关系、尽快实现国内治权一统的有限选择。但悖论在于，乌克兰的选择必然导致俄乌关系的恶化，因为才做出“收复”克里米亚这一次优选择后，俄罗斯的基本目标已经转向保持乌克兰的中立化或所谓的芬兰化，利用顿巴斯地区的反基辅武装力量迫使乌当局做出战略性退让已经是次优的次优选择了。
乌克兰危机的第四个维度在于全球“新威权主义”的浪潮及与之伴生的第五波“民主化”浪潮之间的较量。新威权主义是全球化与东方治理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非西方国家寻求外在于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路径，倾向于将本土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等杂糅勾连的治理模式。其雏形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但在后冷战时期，这种基于特殊主义而非普世价值的战略选择表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态势，从俄罗斯、土耳其这两个文明结合部国家到西亚北非都有所体现。与此同时，继拉美、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第三波”、苏联东欧转型的“第四波”（包括在独联体范围内截至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作为此进程的自然延续）后，“第五波”浪潮正在浮现。此次浪潮以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政权倒台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为标志，特点是基于互联网等新媒体，打破部族、宗族、地缘等因素的后现代“革命”模式，经由跨国网络的推波助澜和抗议运动的外在表现，与当局展开对抗，其目的并非着眼于实现“民主”，而首先是指向政权的更迭。基辅的政权攻防及最后亚努科维奇的连夜潜逃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 乌克兰危机的第五个维度是俄罗斯的体制安全问题。算上这一次亚努科维奇政权的迅速崩盘，2003年以来的十多年内，独联体范围内已经先后发生了五次“颜色革命”。这种有着近似的资金来源、组织机制、动力结构的政权更迭模式，充分彰显了转型国家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某种脆弱性。在俄罗斯当局看来，“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正是高举“民主”旗号、推行暴力政变的伪善的西方国家，其手段包括了从经济封锁到威胁断绝外交关系，从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国内和国际舆论范围内打击该体制的合法性，到对反对派予以扶持的基本组合。在莫斯科视野中，如果不能妥善应对，“颜色革命”在俄罗斯上演只会是时间问题。而乌克兰的两度变化恰恰显示了西方对待俄罗斯的一贯方略，即从外围到核心一次次地挑战俄罗斯的忍耐底线和战略底线，最终图谋让俄在忍让式适应的进程中从内部分裂。在此意义上，基辅的权力交替可能就会是莫斯科未来的路演，俄罗斯不能不做出强势反击，但这又会导致美西方更进一步的批评，从而使得俄与美西方关系的紧张烈度往往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显然，乌克兰危机中纠结着诸多的对立结构，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涵盖了多个行为主体、多重政治结构、多样政治生态、体现了多类国际思潮竞争的复合型冲突。在上述乌克兰危机的五个维度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无疑是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和普京当局的体制安全问题，其他的三个维度受制于这两个基座结构。而在这两个基础性影响因子中，体制安全又制约着俄罗斯对俄与西方关系的战略认知，可以说是更根本的问题。抓住了体制安全的主线索，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外交的林林总总看似相互矛盾或毫无规律可言的言行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释。
“小俄罗斯陷阱”：一场危机的双重挑战
大国关系存在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似乎都难以归入这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且修正主义国家更具有主动权的类型。在后苏联空间内，西方的影响在上升是事实，但美欧日等除了共同利益外，其战略诉求并不尽一致，对俄方略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并未构建起统一战线，只是在苏联解体后致力于填补该地区权力真空的诸多域外大国中相对同质性更多的一类国际关系行为体而已。俄罗斯也一贯运用外联伙伴、内修同盟、分化对手的战略相对较好地实现了保持局部主导性影响的目标。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不是崛起国，也不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守成国，而更多是竭力防止影响耗散的守成国。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权力转移加速的进程中，俄罗斯一度为自己设定了充当中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平衡者的角色，希望利用二者皆可能有求于己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俄美关系的“重启”、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的构建、中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日2 2对话机制的突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或许真有可能在新旧国际体系的过渡期内找寻到一个更有利的位次而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甚至重演当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将俄重新带回国际政治核心的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显然陷入了一场“小俄罗斯陷阱”，失去了塑造地区与国际秩序的主动权。这场危机的原点可能还不能仅仅从基辅夺权开始，而要追溯到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用“王车易位”的方式实现了又一轮政权交替，这种不符合西方政治传统的构建“长普京时代”的做法，被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视为极大的挑战，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与西方基于全球权力转移而形成的松散的权宜合作关系的战略基础。而对于俄而言，这是俄罗斯选民出于对大国重新崛起的梦想做出的理性的共同选择;俄罗斯内政的变化和外交的优先选择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一个完全的新权威主义的国内治理结构和一个旨在防止全球权力转移失序的议题性国际合作结构并不矛盾。在普京及其侧近人士的认知中，俄内部发展（包括民主化）应该适应自身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不能拔苗助长;在复杂的国际大气候和地区小气候作用下，俄罗斯应尽可能地保持政治稳定，而其前提在于拥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不能动辄发生政权递嬗;新旧体制的变迁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来保障新制度的生成和正常发展，否则只会导致局势动荡，反而有害于人民福祉。但这些看法恰恰成了西方对俄口伐笔诛的原因所在，尽管当时双方还没有到撕破脸皮公然决裂的地步。毕竟在西方的视野中，普京的政治地位如此巩固，看上去毫无被撼动的机会，更何况一个包含俄罗斯的“大西方”才更有利于平衡中国崛起的冲击效应。
这一切的转折点是通过乌克兰危机实现的。从此俄罗斯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新陷阱。乌克兰危机的触发点在于，俄罗斯试图通过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扶持阻止乌克兰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亚氏从口口声声的“欧洲选择”180度大转弯回到了“欧亚选择”，从而导致国内的抗议声浪。这场运动先是被极端右翼力量把控主流进程，进而在西方从推波助澜到直接介入的干预下，最终超出了莫斯科的控制。俄罗斯这一次重犯了类似2004年“橙色革命”中的战略设计错误，即过于从“本我”的角度而忘记从乌克兰这个“他者”的视野双向操作，过于从政治的角度而忽略了社会的力量，过于从经济的角度而轻视了认同的作用。那一次，俄罗斯的战略损失之所以没有“革命”后的预期那么多，首先在于碎片化的乌克兰内部政治力量和政治版图在经济高度依赖俄的结构下可以维持脆弱平衡。而这一次，俄罗斯不小心点燃了一个杀伤力巨大且伤人先伤己的火药桶。在一定意义上，俄罗斯和西方都有战略性误判：俄以为西方会像2008年那样仅仅在口头上谴责俄而不会与俄闹翻，以免影响其应对全球权力转移的整体布局;而西方则没有想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之后还会在顿巴斯地区如此强硬，以至于不得不考虑默认对自身盟国体系的“反弹”效应。这样一来，彼此的妥协空间其实都相当有限，“小俄罗斯陷阱”就此形成。
一方面，俄罗斯为了防止乌克兰西倾后的被动战略格局，不得不“拿下”从国际法角度证据不够充分的克里米亚，但这一基辅政权更迭后的无奈选择只能被动地产生次优效应。至此，俄西方关系因应全球权力转移的某种默契全部消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分歧被全部放大，克里米亚“公投”事件的恶性效应将令所有独联体国家不寒而栗，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中长期的低速增长期甚至停滞期的情况下，普京政权固然可以通过克里米亚的“回归”所激发的民族自豪感而获得更高的支持率，但西方点对点的“巧制裁”将俄罗斯高度依赖于资源类产品出口的脆弱经济结构及其弊端暴露无遗，并将对整个民意基础产生持久的影响。到了这一步，除了基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斗争求合作”的逻辑不断示强外，俄罗斯的选择十分有限。而示强的后果，必然导致西方更强硬的回应。但俄又不能轻易动用对欧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类“核武器”。一方面，威慑有效的前提是不使用，一旦使用就将俄西方关系推至极度恶化的边缘。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发展态势又限制了普京的行动空间。如果连天然气出口都停了，支持普京政权安全的金钱从何而来，各项改革所需的保障经费从何而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乌克兰危机造就了俄罗斯难以自拔的“小俄罗斯陷阱”：要想保持体制安全，就必须强硬以对，即便这可能进一步造成独联体国家的离心离德;但国内的发展又不允许这种强硬无限升级，只能限定在可控范围内。 西方不亮东方亮
从原初的街头抗议算起，愈演愈烈且短期内似难解开死结的乌克兰危机已经延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2014年，以国家在扁平化世界的回归、地缘政治在相互依赖体系中的回归为基本特征，国际政治议程也因这场渐趋失控的地区性危机自动进入了“欧亚时刻”。一个幽灵，“新冷战”的幽灵似乎开始在欧亚大陆再度徘徊。俄罗斯，不再被认为处于对美国霸权和西方世界构成系统性挑战的中心力量，又一次中止了与传统对手的有限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乌克兰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俄西方关系的基本结构。曾几何时，俄罗斯期待着自己重归大国政治的核心舞台，将历史上被称为“小俄罗斯”的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主导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则是其中应有之义。但这一次，普京猜到了开头，却猜错了进程，似乎也猜不出结局。克里米亚“回归历史祖国”后那一场全民的民族主义“狂欢”既有可能转变为俄罗斯无比看重的荣耀，也有可能沦为自身发展的沉重包袱。
9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善于纵横捭阖、于不利处发力、转危为机的俄罗斯外交，依然在以不同于美西方的“巧外交”逻辑有条不紊地运作。但乌克兰危机的化解，却在对立双方的警惕、防范、算计和系统性竞争乃至对抗中，与我们的善意期盼渐行渐远。与2008年因南奥塞梯事件而骤然爆发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战后俄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主权归属处置方法及西方国家相对温和的反击相比，这一次普京当局不再那么幸运。在呈螺旋式上升态势的制裁与明显处于被动的弱势反制裁进程中，俄西方关系，尤其是俄美关系的对抗性日益呈现出难以逆转的总趋势。普京采取了分化欧美及另辟外交战场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外交，其绩效是否如其预期，仍具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不由得令人困惑不解，在一个个看似矛盾、没有逻辑或逻辑混乱的普京外交行为背后，其支配性力量到底是什么？普京是否已经失去了战略判断力，以至于再完备的战术动作也弥补不了俄罗斯意义上的“收回”克里米亚和西方意义上的“普京主义的战略失误”？俄罗斯外交，到底是正在显露其独特的锋芒，还是完成了从理性到非理性的堕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乌克兰危机的现场。
乌克兰危机：纠结着诸多对立结构
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体现为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与对立。这只是整场冲突的基座，但绝不是它的全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失去了帝国的部分枝节，但其主干犹在;民族国家的构建随后启动，但帝国思维及其背后的深层结构犹在。这就导致了俄罗斯与西方围绕后苏联空间的持久性争夺与反争夺，使得双方因反恐等问题的“权宜联盟”关系十分脆弱，以至于二者的对立和对抗才是常在现象，而对话与合作更多像激烈争斗后的间奏，甚至连休止符都不可多得。在莫斯科的战略视野中，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所作所为无不指向于遏制俄的重新崛起，无不是对本地区国家自我整合的人为破坏。而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心目中，让俄罗斯出局始终是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大战略，俄罗斯一切旨在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方案都成了“帝国野心复活”的表征。如果仅仅是将克里米亚“收回”俄罗斯的版图，而不再发生至今已造成数千人伤亡或失踪、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顿巴斯地区的直接军事对抗，或许俄西方关系不至于走到继科索沃战争、俄格战争之后的新冰点。
乌克兰危机的第二个维度属于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一贯将乌克兰视为自身势力范围、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核心的一体化系统的核心成员，乃至基于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记忆为手段的国家身份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乌克兰对俄罗斯而言，不仅是外交，甚至也不单单是内政的延续，它就是俄罗斯内政的一部分。对于普京当局而言，能否拉住乌克兰不仅事关自己的历史遗产，而且关乎俄罗斯弥赛亚意义上恒定的强国命运。这种单向的角色设定因乌克兰国内政治生态日益倾向于欧洲选择而非欧亚选择变得难以和俄罗斯的利益兼容，即便是被素来认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在明显在经济发展和能源供应上双重依赖莫斯科的权力结构下，也无法承受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欧洲身份想象与期盼，政权更迭最终在少数人坚持武斗的极端行为中以类似于其他国家“颜色革命”的方式实现了。2004年的“橙色革命”换了基辅政权，但乌克兰外交左顾亲俄右盼亲欧的大致平衡并未全然消失，而在那场政权递嬗中黯然下台的亚努科维奇重登总统宝座也让莫斯科有所松懈。亚氏二度丧权的悲剧，唤起了俄罗斯执政精英内心的警惕和愤懑，克里米亚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
乌克兰危机的第三个维度则是乌克兰精英的分裂及东部南部的武装冲突。在真正的拐点到来之前，没有人意识到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尤其是以“右岸”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诉求最终成为本次危机的主角，包括俄美欧在内的外部大国甚至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其绑架，或只能为其背书，或不得不回应其造成的后果。主张多元平衡、相对理性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政党，最终让位于政治光谱最右且咄咄逼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地区党代表的“东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因其内部的矛盾、贪腐等导致战斗力沦丧，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大冲击下节节败退、自我终结。本就碎片化（不是一般认识意义上的乌东西部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空间就此被统合重组，新当选的总统波罗申科除了向欧洲、向西方一边倒，已经只有尽量不恶化对俄关系、尽快实现国内治权一统的有限选择。但悖论在于，乌克兰的选择必然导致俄乌关系的恶化，因为才做出“收复”克里米亚这一次优选择后，俄罗斯的基本目标已经转向保持乌克兰的中立化或所谓的芬兰化，利用顿巴斯地区的反基辅武装力量迫使乌当局做出战略性退让已经是次优的次优选择了。
乌克兰危机的第四个维度在于全球“新威权主义”的浪潮及与之伴生的第五波“民主化”浪潮之间的较量。新威权主义是全球化与东方治理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非西方国家寻求外在于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路径，倾向于将本土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等杂糅勾连的治理模式。其雏形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但在后冷战时期，这种基于特殊主义而非普世价值的战略选择表现出日益强劲的发展态势，从俄罗斯、土耳其这两个文明结合部国家到西亚北非都有所体现。与此同时，继拉美、南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第三波”、苏联东欧转型的“第四波”（包括在独联体范围内截至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作为此进程的自然延续）后，“第五波”浪潮正在浮现。此次浪潮以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巴基耶夫政权倒台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为标志，特点是基于互联网等新媒体，打破部族、宗族、地缘等因素的后现代“革命”模式，经由跨国网络的推波助澜和抗议运动的外在表现，与当局展开对抗，其目的并非着眼于实现“民主”，而首先是指向政权的更迭。基辅的政权攻防及最后亚努科维奇的连夜潜逃都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 乌克兰危机的第五个维度是俄罗斯的体制安全问题。算上这一次亚努科维奇政权的迅速崩盘，2003年以来的十多年内，独联体范围内已经先后发生了五次“颜色革命”。这种有着近似的资金来源、组织机制、动力结构的政权更迭模式，充分彰显了转型国家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的某种脆弱性。在俄罗斯当局看来，“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正是高举“民主”旗号、推行暴力政变的伪善的西方国家，其手段包括了从经济封锁到威胁断绝外交关系，从组织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在国内和国际舆论范围内打击该体制的合法性，到对反对派予以扶持的基本组合。在莫斯科视野中，如果不能妥善应对，“颜色革命”在俄罗斯上演只会是时间问题。而乌克兰的两度变化恰恰显示了西方对待俄罗斯的一贯方略，即从外围到核心一次次地挑战俄罗斯的忍耐底线和战略底线，最终图谋让俄在忍让式适应的进程中从内部分裂。在此意义上，基辅的权力交替可能就会是莫斯科未来的路演，俄罗斯不能不做出强势反击，但这又会导致美西方更进一步的批评，从而使得俄与美西方关系的紧张烈度往往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
显然，乌克兰危机中纠结着诸多的对立结构，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涵盖了多个行为主体、多重政治结构、多样政治生态、体现了多类国际思潮竞争的复合型冲突。在上述乌克兰危机的五个维度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无疑是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和普京当局的体制安全问题，其他的三个维度受制于这两个基座结构。而在这两个基础性影响因子中，体制安全又制约着俄罗斯对俄与西方关系的战略认知，可以说是更根本的问题。抓住了体制安全的主线索，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外交的林林总总看似相互矛盾或毫无规律可言的言行就有可能得到有效解释。
“小俄罗斯陷阱”：一场危机的双重挑战
大国关系存在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似乎都难以归入这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必有一战且修正主义国家更具有主动权的类型。在后苏联空间内，西方的影响在上升是事实，但美欧日等除了共同利益外，其战略诉求并不尽一致，对俄方略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并未构建起统一战线，只是在苏联解体后致力于填补该地区权力真空的诸多域外大国中相对同质性更多的一类国际关系行为体而已。俄罗斯也一贯运用外联伙伴、内修同盟、分化对手的战略相对较好地实现了保持局部主导性影响的目标。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不是崛起国，也不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守成国，而更多是竭力防止影响耗散的守成国。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权力转移加速的进程中，俄罗斯一度为自己设定了充当中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平衡者的角色，希望利用二者皆可能有求于己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俄美关系的“重启”、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的构建、中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日2 2对话机制的突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或许真有可能在新旧国际体系的过渡期内找寻到一个更有利的位次而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甚至重演当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将俄重新带回国际政治核心的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显然陷入了一场“小俄罗斯陷阱”，失去了塑造地区与国际秩序的主动权。这场危机的原点可能还不能仅仅从基辅夺权开始，而要追溯到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用“王车易位”的方式实现了又一轮政权交替，这种不符合西方政治传统的构建“长普京时代”的做法，被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普遍视为极大的挑战，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与西方基于全球权力转移而形成的松散的权宜合作关系的战略基础。而对于俄而言，这是俄罗斯选民出于对大国重新崛起的梦想做出的理性的共同选择;俄罗斯内政的变化和外交的优先选择之间没有必然关联，一个完全的新权威主义的国内治理结构和一个旨在防止全球权力转移失序的议题性国际合作结构并不矛盾。在普京及其侧近人士的认知中，俄内部发展（包括民主化）应该适应自身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不能拔苗助长;在复杂的国际大气候和地区小气候作用下，俄罗斯应尽可能地保持政治稳定，而其前提在于拥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不能动辄发生政权递嬗;新旧体制的变迁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权威来保障新制度的生成和正常发展，否则只会导致局势动荡，反而有害于人民福祉。但这些看法恰恰成了西方对俄口伐笔诛的原因所在，尽管当时双方还没有到撕破脸皮公然决裂的地步。毕竟在西方的视野中，普京的政治地位如此巩固，看上去毫无被撼动的机会，更何况一个包含俄罗斯的“大西方”才更有利于平衡中国崛起的冲击效应。
这一切的转折点是通过乌克兰危机实现的。从此俄罗斯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新陷阱。乌克兰危机的触发点在于，俄罗斯试图通过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扶持阻止乌克兰和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亚氏从口口声声的“欧洲选择”180度大转弯回到了“欧亚选择”，从而导致国内的抗议声浪。这场运动先是被极端右翼力量把控主流进程，进而在西方从推波助澜到直接介入的干预下，最终超出了莫斯科的控制。俄罗斯这一次重犯了类似2004年“橙色革命”中的战略设计错误，即过于从“本我”的角度而忘记从乌克兰这个“他者”的视野双向操作，过于从政治的角度而忽略了社会的力量，过于从经济的角度而轻视了认同的作用。那一次，俄罗斯的战略损失之所以没有“革命”后的预期那么多，首先在于碎片化的乌克兰内部政治力量和政治版图在经济高度依赖俄的结构下可以维持脆弱平衡。而这一次，俄罗斯不小心点燃了一个杀伤力巨大且伤人先伤己的火药桶。在一定意义上，俄罗斯和西方都有战略性误判：俄以为西方会像2008年那样仅仅在口头上谴责俄而不会与俄闹翻，以免影响其应对全球权力转移的整体布局;而西方则没有想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之后还会在顿巴斯地区如此强硬，以至于不得不考虑默认对自身盟国体系的“反弹”效应。这样一来，彼此的妥协空间其实都相当有限，“小俄罗斯陷阱”就此形成。
一方面，俄罗斯为了防止乌克兰西倾后的被动战略格局，不得不“拿下”从国际法角度证据不够充分的克里米亚，但这一基辅政权更迭后的无奈选择只能被动地产生次优效应。至此，俄西方关系因应全球权力转移的某种默契全部消散，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分歧被全部放大，克里米亚“公投”事件的恶性效应将令所有独联体国家不寒而栗，欧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受到严重挫折。另一方面，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中长期的低速增长期甚至停滞期的情况下，普京政权固然可以通过克里米亚的“回归”所激发的民族自豪感而获得更高的支持率，但西方点对点的“巧制裁”将俄罗斯高度依赖于资源类产品出口的脆弱经济结构及其弊端暴露无遗，并将对整个民意基础产生持久的影响。到了这一步，除了基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斗争求合作”的逻辑不断示强外，俄罗斯的选择十分有限。而示强的后果，必然导致西方更强硬的回应。但俄又不能轻易动用对欧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类“核武器”。一方面，威慑有效的前提是不使用，一旦使用就将俄西方关系推至极度恶化的边缘。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发展态势又限制了普京的行动空间。如果连天然气出口都停了，支持普京政权安全的金钱从何而来，各项改革所需的保障经费从何而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乌克兰危机造就了俄罗斯难以自拔的“小俄罗斯陷阱”：要想保持体制安全，就必须强硬以对，即便这可能进一步造成独联体国家的离心离德;但国内的发展又不允许这种强硬无限升级，只能限定在可控范围内。 西方不亮东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