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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骗了。
上午10点多，她急急忙忙地回来拿钱包。直到午饭时，她还没有回来。我们边吃边等，母亲终于神情恍惚地回来了。进门的第一句话是：“总算到家了。”
原来，母亲早上锻炼时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主动与她拉家常。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中年妇女自称会看相，说我家最近有血光之灾。母亲吓坏了，请她指点，她便说自己道行不够要找师傅。母亲回家拿钱，中年妇女同时叮嘱母亲千万不要告诉家里人，否则就不灵验了。结果，她们用车把母亲拉到附近的一个小区，一人拿走她的钱与戒指，去跟“师傅”商量，一人陪她在楼下等。不久陪她的人也借故走了，母亲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反应过来自己受骗了。
异常拙劣的骗局。在我的眼里母亲一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从困难年代走过来，她勤劳节俭，轻易不会把钱交到别人手中。父亲埋怨母亲又傻又天真，母亲眼泪汪汪地坐在那儿。我只好打圆场说，一定是骗子用了迷药。母亲抬眼看我，想了想便附和道：“骗子肯定给我下药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武汉，父母退休后便雙双过来。母亲是山东人，父亲是湖北人。在武汉生活，对于父亲来说，是叶落归根；对于母亲来说，则是嫁鸡随鸡。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听不懂武汉话，也受不了武汉的气候以及老太太们的彪悍。她在小区里认识的有限的几个朋友，与她一样都是外地人，老实、木讷。
被骗这件事，让母亲几个星期都没睡好觉。我一再告诉她，骗子的同伙一定早就摸清了咱们家的情况，所以才会“神机妙算”让她深信不疑。母亲否定了我的说法，在她看来，每一个主动与她说话的人都是好人。
“那个做安利的，从没逼我买东西，倒是总教我保健知识；水果店的小王是我们老乡……”母亲说得委屈，父亲却不耐烦地打断她：“你怎么就有那么多话要说？”
两个月后，公安局打来电话说在附近端了一窝骗子，让母亲去认人，被抓住的正是骗母亲的那伙人。可从公安局回来，母亲却一点儿也不高兴。她默默地去厨房准备晚饭，仿佛犯了大错似的躲着我们。父亲悄悄告诉我，诈骗团伙里有一个人是常与母亲一起锻炼身体的“老朋友”。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母亲却因此一下子变得苍老起来。
转眼秋天到了，这是武汉最好的季节。母亲却极少出门，连晨练都放弃了。
早晨，她忙完一家人的早餐，便坐在桌前，边看我吃早点，边与我说话，母亲喜欢说过去的事。而那些事情，身为女儿的我，已经听过太多次。偏偏早餐时间又短，我宁愿安静地吃点东西，想想当天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对于母亲的唠叨，有时我是不耐烦的。母亲一旦看出来，便会噤声。如此几番下来，她便也对我说得少了。
一天，我的一份文件落在家里。回家取时家里静悄悄的，我以为没人，却听到母亲在阳台上说话。声音不似平时，倒有几分像梦呓。我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只见母亲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在家乡的几个老姐妹，有些已经故去，有些也跟着儿女去了外地。“我大儿子现在在山东，二儿子在四川，你们家小安子还在上海吗？上海话难懂吧，武汉话我都听不太懂……”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窗外偶尔飞过一两只灰喜鹊，叽叽喳喳地凑热闹。下午三四点钟正是小区里最安静的时刻，在没有她的朋友的城市里，在安静的都市一角，母亲的背影显得那么孤单。
我终于明白一生谨慎的母亲为什么会上当受骗了。孤独的人总是格外贪恋那一点关怀与温暖，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搭讪，总好过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没有回忆的街道上。我悄悄锁门离开，眼里有泪。
（选自2016年6月3日《中老年时报》，本刊有改动）
上午10点多，她急急忙忙地回来拿钱包。直到午饭时，她还没有回来。我们边吃边等，母亲终于神情恍惚地回来了。进门的第一句话是：“总算到家了。”
原来，母亲早上锻炼时遇到了一个中年妇女主动与她拉家常。两人相谈甚欢的时候，来了另外一个中年妇女自称会看相，说我家最近有血光之灾。母亲吓坏了，请她指点，她便说自己道行不够要找师傅。母亲回家拿钱，中年妇女同时叮嘱母亲千万不要告诉家里人，否则就不灵验了。结果，她们用车把母亲拉到附近的一个小区，一人拿走她的钱与戒指，去跟“师傅”商量，一人陪她在楼下等。不久陪她的人也借故走了，母亲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反应过来自己受骗了。
异常拙劣的骗局。在我的眼里母亲一直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从困难年代走过来，她勤劳节俭，轻易不会把钱交到别人手中。父亲埋怨母亲又傻又天真，母亲眼泪汪汪地坐在那儿。我只好打圆场说，一定是骗子用了迷药。母亲抬眼看我，想了想便附和道：“骗子肯定给我下药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武汉，父母退休后便雙双过来。母亲是山东人，父亲是湖北人。在武汉生活，对于父亲来说，是叶落归根；对于母亲来说，则是嫁鸡随鸡。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听不懂武汉话，也受不了武汉的气候以及老太太们的彪悍。她在小区里认识的有限的几个朋友，与她一样都是外地人，老实、木讷。
被骗这件事，让母亲几个星期都没睡好觉。我一再告诉她，骗子的同伙一定早就摸清了咱们家的情况，所以才会“神机妙算”让她深信不疑。母亲否定了我的说法，在她看来，每一个主动与她说话的人都是好人。
“那个做安利的，从没逼我买东西，倒是总教我保健知识；水果店的小王是我们老乡……”母亲说得委屈，父亲却不耐烦地打断她：“你怎么就有那么多话要说？”
两个月后，公安局打来电话说在附近端了一窝骗子，让母亲去认人，被抓住的正是骗母亲的那伙人。可从公安局回来，母亲却一点儿也不高兴。她默默地去厨房准备晚饭，仿佛犯了大错似的躲着我们。父亲悄悄告诉我，诈骗团伙里有一个人是常与母亲一起锻炼身体的“老朋友”。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小事，母亲却因此一下子变得苍老起来。
转眼秋天到了，这是武汉最好的季节。母亲却极少出门，连晨练都放弃了。
早晨，她忙完一家人的早餐，便坐在桌前，边看我吃早点，边与我说话，母亲喜欢说过去的事。而那些事情，身为女儿的我，已经听过太多次。偏偏早餐时间又短，我宁愿安静地吃点东西，想想当天要处理的事情。所以，对于母亲的唠叨，有时我是不耐烦的。母亲一旦看出来，便会噤声。如此几番下来，她便也对我说得少了。
一天，我的一份文件落在家里。回家取时家里静悄悄的，我以为没人，却听到母亲在阳台上说话。声音不似平时，倒有几分像梦呓。我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只见母亲站在阳台上，手里拿着几张照片，照片上是她在家乡的几个老姐妹，有些已经故去，有些也跟着儿女去了外地。“我大儿子现在在山东，二儿子在四川，你们家小安子还在上海吗？上海话难懂吧，武汉话我都听不太懂……”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窗外偶尔飞过一两只灰喜鹊，叽叽喳喳地凑热闹。下午三四点钟正是小区里最安静的时刻，在没有她的朋友的城市里，在安静的都市一角，母亲的背影显得那么孤单。
我终于明白一生谨慎的母亲为什么会上当受骗了。孤独的人总是格外贪恋那一点关怀与温暖，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搭讪，总好过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在没有回忆的街道上。我悄悄锁门离开，眼里有泪。
（选自2016年6月3日《中老年时报》，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