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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惠芳是我中学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四十多年之后，当我们不同年级的同学聚会，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念起她来。那时她是校图书馆管理员，能说流利的英语，回忆她的人有的会想起她组织的书评组，有的会想起曾向她请教刚刚传入中国的灵格风教材和《英语900句》，而我却一直记着她讲述的她父亲的种种传奇往事，涉及中国现代历史中最隐秘的地下情报战线，她的父亲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党内奇人”的董健吾。
一
现在想来，1970年代前期，我在一间老房子里，阅读泛黄的书报，听董老师讲特科、红队、孙夫人、张学良，真是神奇。
事情源自某次我发现她用英文给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写信，她告诉我，她们的友谊源自数十年前。还有，1974年暑假我到韶山旅游，回来后偶然与她谈起毛岸英早年在上海流浪，她反驳说，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后来在她的陆续述说中，我获知她父亲1928年入党，是中央“特科”成员，知道了她从13岁起，就是特科与宋庆龄间的秘密联络员，知道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1930年代由她父亲收养，1936年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委托李杜将军将他们带往法国转入苏联。
1980年代初我进大学读书后，曾陪董老师寻访当年故址：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圣彼得教堂，是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工作的教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胸科医院，现已拆除）；淮海中路嵩山路附近的松柏斋古玩店（20世纪80年代是家餐馆），是董健吾的家，也是地下联络点；斯文里、修德里、三多里，是岸英兄弟在黄慧光家居住过的地方，为了安全，他们曾多次仓促搬家。这些实地踏访，使我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工作有了一种直接的现场感觉。（关于毛岸英、毛岸青在董健吾家的生活情况调查，可参见李静峰发表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代情况》，《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董惠芳、董云飞介绍说，李静峰是中组部调查组长李芳文的笔名。调查起因，是董家子女给邓小平、邓颖超写信，由胡耀邦1980年前后派三位同志来进行外调。文章是调查报告的精华部分。参见董惠芳、董云飞口述，冯乔采编：《毛岸英兄弟上海救助记》，《联合时报》2010年11月5日）
白色恐怖，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贫困交加，黄慧光的生活艰辛而危险。我钦佩这个平凡贤惠的女人，能将朋友的儿子含辛茹苦地养育四年。毛泽东当时是山沟里造反的领袖，但还不是党内一把手。党中央的大人物，董健吾夫妇联系过掩护过，他们撤到江西，能剥夺毛泽东的大权。但远在上海，素未谋面的战友，却为毛默默养育后代，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后来流出种种传闻，说孩子在董家吃得不好，穿旧衣服，盖破棉絮，备受虐待。但看官扪心自问，一箪食一瓢饮，陋巷中相濡以沫，安危共尝，最后将他们送往苏联，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董老师的姐姐惠芬，当年还与另一位重要情报干部王世英的父母，组建成假的“家庭”，以掩护地下工作。我在董老师襄阳南路的家里，经常见到她的姐姐，一位瘦小佝偻的妇人，却不知道她也是了不起的“老资格”，董健吾把全家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二
从1932年起，董健吾通过女儿与宋庆龄进行联络，彼此很少见面。董老师叫宋庆龄“二阿姨”，宋庆龄叫董老师“Lucy”。1936年1月，董健吾接Lucy通知：“请来敝舍晤谈”，次日前往宋庆龄家中，获知要将宋子文委托的国民党致中共中央的密信送往陕北。
这是个极不寻常的使命，上年10月，党中央和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国民党上层在日本侵华形势日益严重之时，主动谋求建立两党上层的沟通渠道。
使者是宋庆龄推荐的。董健吾與宋子文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是两党都能接受的人物。宋子文为他准备了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状，允诺可找在西安指挥“剿共”的张学良帮忙。行前董健吾还接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口信，暗示中共及红军若能“归顺”，则蒋政府可停止攻击红军，双方联合一致抗日。到达西安后，董健吾本打算自己谋划方法进入苏区，但封锁森严，征途危险，无奈之下，只得面见少帅，经张向南京核对身份，确认使命之后，乘坐其私人小型飞机，飞往东北军控制的肤施（延安） 机场，再派骑兵送往瓦窑堡。
当时张闻天、毛泽东正率军东征山西。周恩来、李克农则另辟蹊径，与张学良密谈合作。董健吾由秦邦宪、林伯渠出面接待。董的到来，接通了国共高层中断八年的联系（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13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也建立起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通道，意义十分重大。不久，张闻天、毛泽东及彭德怀联名回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相关条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5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此后，毛泽东在8月14日致宋子文信中提到：“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3）加之北方局王世英也与杨虎城建立了联系，红军在陕北的生存出现了巨大转机。——从某种程度来说，张学良获知南京上层与共产党谋求对话的秘密，大大加强了他与瓦窑堡合作的决心，最后在年底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3月上旬，董健吾回沪复命后，于4月再赴西安，将中央派来主持工作的冯雪峰接至上海。估计在这次，他向张学良提出护送岸英兄弟出国的要求。我还推测，董健吾上次应就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儿子在他家收养的消息，也探讨过送往苏联之事，否则，他怎能贸然向张学良开口呢？
5月，董健吾再受宋庆龄委托，赴西安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由此诞生了名动天下的《西行漫记》。1979年《西行漫记》重新出版，我读到斯诺这样描写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 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西行漫记》，第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我钦佩地对董老师说：“这就是你父亲吗？”
她点点头说：“在这版《西行漫记》16页的注释里，把爹爹就是‘王牧师’点出来了。”
三
我相信董健吾是人际交往高手，所以他的西安之行，用独特的魅力吸引住张学良，使其同意帮忙，将住在家中的“朋友儿子”连同他自己的儿子董寿祺一起送到苏联去。有人说，毛家兄弟在董家走失，是冯雪峰来沪后找到的，其实冯是4月25日由董健吾陪同抵沪的，他本人确定，孩子就在董家。（王金昌：《冯雪峰忆1936年毛岸英兄弟赴苏经过》，《百年潮》2010年第2期，第64-65页）而所有安排出国，当在更早开始筹划。6月28日，李杜携带三个孩子，乘“康托罗梭”号邮船前往法国。李杜是东北军将领，他出国的本意是重组散落在苏联远东的抗日战士。他们到达巴黎后，恰逢苏联进行肃反，康生专程从莫斯科赶来，将岸英兄弟接走，其他人没有允许入境，只能原路折返上海。董家儿子寿祺与红色苏联失之交臂。六十多年后，寿祺的外孙宋思衡留学法国，成为一位著名青年钢琴家。
1936年下半年，上海黨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董老师曾回忆：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急需资金营救被捕同志，就向宋庆龄求援。她二话没说，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长时间积蓄的五千元钱。但董老师不知道的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也受毛泽东委托，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款五万美元，以作党的经费。宋庆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去莫斯科后，即与子文分道扬镳，后虽恢复交往，但在经济上却绝不开口。她咬紧牙关，典押了香山路的房子，再次把五万美元交给了党（后一笔款项，1954年由潘归还了宋庆龄）。虽然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并不富有，频繁的大额借款，拿出的是她“赖以为生的钱”。近年公布的史料表明，宋庆龄在20世纪30年代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但读到借款故事，我还是深为震动。1936年年初，当党面临最困难的时候，她帮助沟通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当党最需要对外宣传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的时候，她派遣了埃德加·斯诺；当党在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她拿出自己的私蓄和房产。我想，她拿出巨款的时候，是准备好不能归还的。那时候，革命在筚路蓝缕中，成功在理想梦想里，但这位高贵的女性，竟然义无反顾，真是何等了得。也在这年，鲁迅病逝，她亲自走上街头送葬。“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她发表声明严词谴责并积极参与营救。直至年底，张学良骊山兵谏、华清池抓蒋，她再次帮助共产国际沟通国共展开谈判，促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风起云涌大变局的前夜。台面上刀光剑影、血海深仇，有两军对垒的将士与豪杰；台面下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有樽俎折冲的军师与说客。在多方努力之下，联合抗战出现了崭新局面。但也在这年的下半年，从共产国际返回上海工作的潘汉年，突然通知董健吾，要他交出与宋庆龄的联系，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或者就自谋生路，等待他的通知。董老师回忆说：某天父亲告诉她，这是送宋的最后一信，今后再也不用送了。宋庆龄对这个决定颇为吃惊，特地关照说，即便不做信使，还可以做朋友，今后每周六上午放学后，要到她家共进午餐。（董惠芳：《终身难忘的“二阿姨”》，《回忆宋庆龄》，第379页）
上层情报工作是极为复杂而危险的。有传奇、有牺牲、有阴谋、有误会，有着许多后人永远不能知晓的细节和秘密，最痛心的是失去自己人的信任。董健吾做了那么多重要工作之后，怎么会与党的关系戛然而止？多年来，这是一个萦绕在我心头的谜团。尤其是后来知悉毛泽东曾给冯雪峰写信，指令“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吴长华：《冯雪峰的传奇人生》，文汇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之后，董家人的心中，更把疑点和不满集中在潘汉年身上。直到前年，我读到廖梦醒女儿李湄的回忆录，提及1969年3月17日宋庆龄致廖梦醒的信中讲道：“是王明从莫斯科发报来叫我不要再见董牧师了，而电报是董的女儿露西送来的！”（李湄：《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这才发现，是“国际派”下令切断董健吾与党组织联系的。王明为何要干预宋-董渠道，以及潘汉年回国谈判国共合作时与王明的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宋庆龄当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关系，显然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后来董健吾利用社会关系，参加了一些抗日工作，1940年又经人介绍，在周佛海的“中央警察学校”任职，掩护过抗日者，亦与潘汉年有交往。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民革”策动起义。解放后，董健吾写信给潘汉年，但潘未予回复。但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他又受牵连被捕，一年后才被释放，靠为人做推拿谋生。他的全家，全是普通老百姓。
四
在董健吾接触过的人物中，对他最不忘怀且帮助最大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60年，斯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华，他提出要会见引领他进入苏区的“王牧师”，组织上开始寻找并对董健吾进行审查。待到结论得出，斯诺已经离境。
1961年2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原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大将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在上海与市委书记柯庆施一起会见董健吾。离京之前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要请他出来工作。”
陈赓问董健吾，当时在上海与党脱线后，为什么不直接与中央组织部接线呢？董健吾表示，当时思想单纯，认为在沪有潘汉年单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接中央的线了。陈赓说：“你现在年事已高，必须加倍保重身体。现在你做推拿医生不好，这玩意儿对老人是不适宜的，我看就不要搞了。你的生活由我们给安排吧。”（陈志陵主编：《中国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9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377页）
陈赓在沪与董健吾见了两面，相谈甚欢，可惜一个月后因病逝世，董健吾失去了一位了解他的老首長。在护送陈赓骨灰返回北京的机场上，董健吾见到了另一位老领导李克农，他们都是隐蔽战线上的功臣，以前却从未见面，此次相见是李克农特别要求安排的。根据其子李力回忆，李克农1961年来沪，就是专门慰问烈士家属，了解当年战友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他特别提到，有些老同志是很苦的，值得钦佩和同情，譬如董健吾。（《李力、李伦心目中的父亲李克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此后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享受行政11级待遇。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又提出要见“王牧师”，组织上将病入膏肓的董健吾送入华东医院急救，但因胃癌晚期，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去世，享年79岁。两位老友终究没能相见。
董健吾前半生交游广阔，奇闻轶事亦多。1920年在西安担任中学校长期间，协助司徒雷登斡旋陕西督军陈树藩，将价值20万银元的勺园故址（当时已改名“肄勤农园”），捐赠（一说低价出让）给燕京大学，此桩善事，北大人不能忘记。
董老师晚年住进养老院，虽常受病痛折磨，依然乐观开朗。她的居室里，挂着当年与宋庆龄的合影，前些年董老师也已驾鹤西行。我一直认为，她和她的传奇父亲，她的友人“二阿姨”，都很像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士，勇敢坚忍、义薄云天，不畏艰险、不索回报。孟子尝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我有个心愿，在合适的时候，要为这些“大丈夫”写部传记。
（摘自3月8日《南方周末》）
一
现在想来，1970年代前期，我在一间老房子里，阅读泛黄的书报，听董老师讲特科、红队、孙夫人、张学良，真是神奇。
事情源自某次我发现她用英文给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写信，她告诉我，她们的友谊源自数十年前。还有，1974年暑假我到韶山旅游，回来后偶然与她谈起毛岸英早年在上海流浪，她反驳说，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后来在她的陆续述说中，我获知她父亲1928年入党，是中央“特科”成员，知道了她从13岁起，就是特科与宋庆龄间的秘密联络员，知道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1930年代由她父亲收养，1936年通过张学良的关系，委托李杜将军将他们带往法国转入苏联。
1980年代初我进大学读书后，曾陪董老师寻访当年故址：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圣彼得教堂，是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工作的教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胸科医院，现已拆除）；淮海中路嵩山路附近的松柏斋古玩店（20世纪80年代是家餐馆），是董健吾的家，也是地下联络点；斯文里、修德里、三多里，是岸英兄弟在黄慧光家居住过的地方，为了安全，他们曾多次仓促搬家。这些实地踏访，使我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共地下工作有了一种直接的现场感觉。（关于毛岸英、毛岸青在董健吾家的生活情况调查，可参见李静峰发表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代情况》，《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董惠芳、董云飞介绍说，李静峰是中组部调查组长李芳文的笔名。调查起因，是董家子女给邓小平、邓颖超写信，由胡耀邦1980年前后派三位同志来进行外调。文章是调查报告的精华部分。参见董惠芳、董云飞口述，冯乔采编：《毛岸英兄弟上海救助记》，《联合时报》2010年11月5日）
白色恐怖，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贫困交加，黄慧光的生活艰辛而危险。我钦佩这个平凡贤惠的女人，能将朋友的儿子含辛茹苦地养育四年。毛泽东当时是山沟里造反的领袖，但还不是党内一把手。党中央的大人物，董健吾夫妇联系过掩护过，他们撤到江西，能剥夺毛泽东的大权。但远在上海，素未谋面的战友，却为毛默默养育后代，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后来流出种种传闻，说孩子在董家吃得不好，穿旧衣服，盖破棉絮，备受虐待。但看官扪心自问，一箪食一瓢饮，陋巷中相濡以沫，安危共尝，最后将他们送往苏联，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董老师的姐姐惠芬，当年还与另一位重要情报干部王世英的父母，组建成假的“家庭”，以掩护地下工作。我在董老师襄阳南路的家里，经常见到她的姐姐，一位瘦小佝偻的妇人，却不知道她也是了不起的“老资格”，董健吾把全家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二
从1932年起，董健吾通过女儿与宋庆龄进行联络，彼此很少见面。董老师叫宋庆龄“二阿姨”，宋庆龄叫董老师“Lucy”。1936年1月，董健吾接Lucy通知：“请来敝舍晤谈”，次日前往宋庆龄家中，获知要将宋子文委托的国民党致中共中央的密信送往陕北。
这是个极不寻常的使命，上年10月，党中央和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国民党上层在日本侵华形势日益严重之时，主动谋求建立两党上层的沟通渠道。
使者是宋庆龄推荐的。董健吾與宋子文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是两党都能接受的人物。宋子文为他准备了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状，允诺可找在西安指挥“剿共”的张学良帮忙。行前董健吾还接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口信，暗示中共及红军若能“归顺”，则蒋政府可停止攻击红军，双方联合一致抗日。到达西安后，董健吾本打算自己谋划方法进入苏区，但封锁森严，征途危险，无奈之下，只得面见少帅，经张向南京核对身份，确认使命之后，乘坐其私人小型飞机，飞往东北军控制的肤施（延安） 机场，再派骑兵送往瓦窑堡。
当时张闻天、毛泽东正率军东征山西。周恩来、李克农则另辟蹊径，与张学良密谈合作。董健吾由秦邦宪、林伯渠出面接待。董的到来，接通了国共高层中断八年的联系（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13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也建立起上海党组织与党中央的通道，意义十分重大。不久，张闻天、毛泽东及彭德怀联名回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相关条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5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此后，毛泽东在8月14日致宋子文信中提到：“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3）加之北方局王世英也与杨虎城建立了联系，红军在陕北的生存出现了巨大转机。——从某种程度来说，张学良获知南京上层与共产党谋求对话的秘密，大大加强了他与瓦窑堡合作的决心，最后在年底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3月上旬，董健吾回沪复命后，于4月再赴西安，将中央派来主持工作的冯雪峰接至上海。估计在这次，他向张学良提出护送岸英兄弟出国的要求。我还推测，董健吾上次应就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儿子在他家收养的消息，也探讨过送往苏联之事，否则，他怎能贸然向张学良开口呢？
5月，董健吾再受宋庆龄委托，赴西安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苏区，由此诞生了名动天下的《西行漫记》。1979年《西行漫记》重新出版，我读到斯诺这样描写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 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西行漫记》，第1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我钦佩地对董老师说：“这就是你父亲吗？”
她点点头说：“在这版《西行漫记》16页的注释里，把爹爹就是‘王牧师’点出来了。”
三
我相信董健吾是人际交往高手，所以他的西安之行，用独特的魅力吸引住张学良，使其同意帮忙，将住在家中的“朋友儿子”连同他自己的儿子董寿祺一起送到苏联去。有人说，毛家兄弟在董家走失，是冯雪峰来沪后找到的，其实冯是4月25日由董健吾陪同抵沪的，他本人确定，孩子就在董家。（王金昌：《冯雪峰忆1936年毛岸英兄弟赴苏经过》，《百年潮》2010年第2期，第64-65页）而所有安排出国，当在更早开始筹划。6月28日，李杜携带三个孩子，乘“康托罗梭”号邮船前往法国。李杜是东北军将领，他出国的本意是重组散落在苏联远东的抗日战士。他们到达巴黎后，恰逢苏联进行肃反，康生专程从莫斯科赶来，将岸英兄弟接走，其他人没有允许入境，只能原路折返上海。董家儿子寿祺与红色苏联失之交臂。六十多年后，寿祺的外孙宋思衡留学法国，成为一位著名青年钢琴家。
1936年下半年，上海黨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董老师曾回忆：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急需资金营救被捕同志，就向宋庆龄求援。她二话没说，慷慨解囊，拿出了自己长时间积蓄的五千元钱。但董老师不知道的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潘汉年，也受毛泽东委托，请宋庆龄向宋子文借款五万美元，以作党的经费。宋庆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去莫斯科后，即与子文分道扬镳，后虽恢复交往，但在经济上却绝不开口。她咬紧牙关，典押了香山路的房子，再次把五万美元交给了党（后一笔款项，1954年由潘归还了宋庆龄）。虽然是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并不富有，频繁的大额借款，拿出的是她“赖以为生的钱”。近年公布的史料表明，宋庆龄在20世纪30年代已秘密加入共产国际，但读到借款故事，我还是深为震动。1936年年初，当党面临最困难的时候，她帮助沟通了国共两党的关系；当党最需要对外宣传自己的理想和主张的时候，她派遣了埃德加·斯诺；当党在经济上最拮据的时候，她拿出自己的私蓄和房产。我想，她拿出巨款的时候，是准备好不能归还的。那时候，革命在筚路蓝缕中，成功在理想梦想里，但这位高贵的女性，竟然义无反顾，真是何等了得。也在这年，鲁迅病逝，她亲自走上街头送葬。“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她发表声明严词谴责并积极参与营救。直至年底，张学良骊山兵谏、华清池抓蒋，她再次帮助共产国际沟通国共展开谈判，促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风起云涌大变局的前夜。台面上刀光剑影、血海深仇，有两军对垒的将士与豪杰；台面下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有樽俎折冲的军师与说客。在多方努力之下，联合抗战出现了崭新局面。但也在这年的下半年，从共产国际返回上海工作的潘汉年，突然通知董健吾，要他交出与宋庆龄的联系，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或者就自谋生路，等待他的通知。董老师回忆说：某天父亲告诉她，这是送宋的最后一信，今后再也不用送了。宋庆龄对这个决定颇为吃惊，特地关照说，即便不做信使，还可以做朋友，今后每周六上午放学后，要到她家共进午餐。（董惠芳：《终身难忘的“二阿姨”》，《回忆宋庆龄》，第379页）
上层情报工作是极为复杂而危险的。有传奇、有牺牲、有阴谋、有误会，有着许多后人永远不能知晓的细节和秘密，最痛心的是失去自己人的信任。董健吾做了那么多重要工作之后，怎么会与党的关系戛然而止？多年来，这是一个萦绕在我心头的谜团。尤其是后来知悉毛泽东曾给冯雪峰写信，指令“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不经过你，以免生事”（吴长华：《冯雪峰的传奇人生》，文汇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之后，董家人的心中，更把疑点和不满集中在潘汉年身上。直到前年，我读到廖梦醒女儿李湄的回忆录，提及1969年3月17日宋庆龄致廖梦醒的信中讲道：“是王明从莫斯科发报来叫我不要再见董牧师了，而电报是董的女儿露西送来的！”（李湄：《家国梦萦：母亲廖梦醒和她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这才发现，是“国际派”下令切断董健吾与党组织联系的。王明为何要干预宋-董渠道，以及潘汉年回国谈判国共合作时与王明的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宋庆龄当时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关系，显然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后来董健吾利用社会关系，参加了一些抗日工作，1940年又经人介绍，在周佛海的“中央警察学校”任职，掩护过抗日者，亦与潘汉年有交往。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民革”策动起义。解放后，董健吾写信给潘汉年，但潘未予回复。但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他又受牵连被捕，一年后才被释放，靠为人做推拿谋生。他的全家，全是普通老百姓。
四
在董健吾接触过的人物中，对他最不忘怀且帮助最大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60年，斯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华，他提出要会见引领他进入苏区的“王牧师”，组织上开始寻找并对董健吾进行审查。待到结论得出，斯诺已经离境。
1961年2月7日，国防部副部长、原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大将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在上海与市委书记柯庆施一起会见董健吾。离京之前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要请他出来工作。”
陈赓问董健吾，当时在上海与党脱线后，为什么不直接与中央组织部接线呢？董健吾表示，当时思想单纯，认为在沪有潘汉年单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接中央的线了。陈赓说：“你现在年事已高，必须加倍保重身体。现在你做推拿医生不好，这玩意儿对老人是不适宜的，我看就不要搞了。你的生活由我们给安排吧。”（陈志陵主编：《中国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9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377页）
陈赓在沪与董健吾见了两面，相谈甚欢，可惜一个月后因病逝世，董健吾失去了一位了解他的老首長。在护送陈赓骨灰返回北京的机场上，董健吾见到了另一位老领导李克农，他们都是隐蔽战线上的功臣，以前却从未见面，此次相见是李克农特别要求安排的。根据其子李力回忆，李克农1961年来沪，就是专门慰问烈士家属，了解当年战友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他特别提到，有些老同志是很苦的，值得钦佩和同情，譬如董健吾。（《李力、李伦心目中的父亲李克农》，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此后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享受行政11级待遇。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又提出要见“王牧师”，组织上将病入膏肓的董健吾送入华东医院急救，但因胃癌晚期，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去世，享年79岁。两位老友终究没能相见。
董健吾前半生交游广阔，奇闻轶事亦多。1920年在西安担任中学校长期间，协助司徒雷登斡旋陕西督军陈树藩，将价值20万银元的勺园故址（当时已改名“肄勤农园”），捐赠（一说低价出让）给燕京大学，此桩善事，北大人不能忘记。
董老师晚年住进养老院，虽常受病痛折磨，依然乐观开朗。她的居室里，挂着当年与宋庆龄的合影，前些年董老师也已驾鹤西行。我一直认为，她和她的传奇父亲，她的友人“二阿姨”，都很像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士，勇敢坚忍、义薄云天，不畏艰险、不索回报。孟子尝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我有个心愿，在合适的时候，要为这些“大丈夫”写部传记。
（摘自3月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