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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置身一个小小的情境。
在大理古城的一条街道上，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太太和两个年轻男子发生了矛盾，其中一个男子一直在凶狠地呵斥她。
我在一旁听，知道了原因。两个男子虽然没穿制服，但他们应该是景区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老人在摆卖一种很小的玩具，一共只有四五个，放在地上，占地不到一本书大小。被呵斥后，老人低头不发一言，拿起小玩具躲到街边商店的墙根下，但仍然被继续呵斥。
我特意走过去，蹲下来买了两个小玩具，5元钱一个。我只是想缓解气氛，买了也没用，给了老人10元钱，说只要一个，钱不用找。老人不肯，一定要递给我两个，她说：“谢谢你，小伙子，但我不是出来要钱的。”
我拿着玩具站起来，拍了拍那个态度很差的年轻人的肩膀说：“这老人家的年纪都能当咱们的奶奶了，不用这么大声说话的。”
他竟然没有抗拒，一下子安静下来，随后两人就走开了。
情况一下子发生了逆转。不经意之间，自我角色设定一变，善意似乎就回到了两个年轻人心里。
原来只是一种僵硬的管理冲突，老人是“流动摊贩”，两个年轻人等同于城管，他们的角色是天然对立的。老人需要靠摆卖来维持生存，而两个年轻人需要靠取消她的摆卖来保住工作。就像象棋的规则，每个“子儿”都被设定了怎么走，而双方的“子儿”天然是敌对关系，这种设定完全压制了人们爱的能力。
经过我的搅和，两个年轻人被提示了一种新的身份关系：奶奶与孙子。尽管并非真正存在这种关联，但它会促使他们进入对自己的初级生活圈的感性联想，爱的能力被刺激了出来，中国先人总结的古老规训发生作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提醒了我们，爱的能力，或者人际相处的常识，并不总是醒着的，即便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也可能在被外部设定的情境下自动熄灭。而在当代社会，外部世界对人的设定越来越多，善良熄灭的时间就可能越来越长，他只能被条件性地唤醒，然后被我们的心灵捕获。
叙利亚百姓一直处在爆炸与射杀的威胁之中，而且这种威胁随时会兑现，对于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种恐怖而值得同情的境遇。
然而我们看到，当爆炸死亡的数字被公布出来、难民的集体逃亡路线被详细描绘的时候，都不足以引起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心灵共振，而只有躺尸海滩的小难民、空袭中死里逃生的小男孩的照片被公布以后，才达到了激活爱的能力的效果。前者直接导致了欧洲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和政策变化，后者被质疑照片造假，但在此之前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决堤了不计其数的人们的泪水。
善良再次被条件性唤醒，被我们的心灵捕获—是心，而不是脑，前者讲究“共情”，后者强调理性。爱的能力并不是一种理性思维能力，所以，它是沉睡还是醒来，数字不起作用，而要依靠一种能够让每个人都可以代入的具体情境。
掌握着核按钮的人，一按下去就会毁灭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你把伤亡人数精确到个位告诉他，可能也不足以让他产生犹豫，但如果告诉他，他的一个好朋友8岁的女儿、常常到他家里玩的可愛乖巧的小萝莉也在那座城市，反而可能起作用。
今年有一部英国电影叫《天空之眼》，讲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用武装无人机在他国境内定点清除恐怖分子。每一次轰炸都可能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事实也是如此，但无人机操纵者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发射导弹。这部影片设定了一个情境，轰炸范围内有一个卖大饼的可爱女孩，而且飞行员通过地面情报人员的逼近录影，近距离观察了这个女孩，感情上进入了一种熟悉的家庭、邻里氛围，于是围绕是否发射导弹发生了很多辩论与挣扎。
继续联想，“网民”和一般的无人机飞行员一样是面对屏幕，他们都把自身设定为机器的一个延伸部件，所以网络上才会充斥着恶意。
把这些情境都综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够发现，内置于大部分人心里的基本配置之一—善良，常会自动熄灭，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在很多情境下人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模式的一个执行环节，而当代社会里，人们需要善良，希望善待善良。
在大理古城的一条街道上，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太太和两个年轻男子发生了矛盾，其中一个男子一直在凶狠地呵斥她。
我在一旁听，知道了原因。两个男子虽然没穿制服，但他们应该是景区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老人在摆卖一种很小的玩具，一共只有四五个，放在地上，占地不到一本书大小。被呵斥后，老人低头不发一言，拿起小玩具躲到街边商店的墙根下，但仍然被继续呵斥。
我特意走过去，蹲下来买了两个小玩具，5元钱一个。我只是想缓解气氛，买了也没用，给了老人10元钱，说只要一个，钱不用找。老人不肯，一定要递给我两个，她说：“谢谢你，小伙子，但我不是出来要钱的。”
我拿着玩具站起来，拍了拍那个态度很差的年轻人的肩膀说：“这老人家的年纪都能当咱们的奶奶了，不用这么大声说话的。”
他竟然没有抗拒，一下子安静下来，随后两人就走开了。
情况一下子发生了逆转。不经意之间，自我角色设定一变，善意似乎就回到了两个年轻人心里。
原来只是一种僵硬的管理冲突，老人是“流动摊贩”，两个年轻人等同于城管，他们的角色是天然对立的。老人需要靠摆卖来维持生存，而两个年轻人需要靠取消她的摆卖来保住工作。就像象棋的规则，每个“子儿”都被设定了怎么走，而双方的“子儿”天然是敌对关系，这种设定完全压制了人们爱的能力。
经过我的搅和，两个年轻人被提示了一种新的身份关系：奶奶与孙子。尽管并非真正存在这种关联，但它会促使他们进入对自己的初级生活圈的感性联想，爱的能力被刺激了出来，中国先人总结的古老规训发生作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这提醒了我们，爱的能力，或者人际相处的常识，并不总是醒着的，即便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也可能在被外部设定的情境下自动熄灭。而在当代社会，外部世界对人的设定越来越多，善良熄灭的时间就可能越来越长，他只能被条件性地唤醒，然后被我们的心灵捕获。
叙利亚百姓一直处在爆炸与射杀的威胁之中，而且这种威胁随时会兑现，对于任何人而言，这都是一种恐怖而值得同情的境遇。
然而我们看到，当爆炸死亡的数字被公布出来、难民的集体逃亡路线被详细描绘的时候，都不足以引起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心灵共振，而只有躺尸海滩的小难民、空袭中死里逃生的小男孩的照片被公布以后，才达到了激活爱的能力的效果。前者直接导致了欧洲国家对待难民的态度和政策变化，后者被质疑照片造假，但在此之前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决堤了不计其数的人们的泪水。
善良再次被条件性唤醒，被我们的心灵捕获—是心，而不是脑，前者讲究“共情”，后者强调理性。爱的能力并不是一种理性思维能力，所以，它是沉睡还是醒来，数字不起作用，而要依靠一种能够让每个人都可以代入的具体情境。
掌握着核按钮的人，一按下去就会毁灭一座几百万人的城市，你把伤亡人数精确到个位告诉他，可能也不足以让他产生犹豫，但如果告诉他，他的一个好朋友8岁的女儿、常常到他家里玩的可愛乖巧的小萝莉也在那座城市，反而可能起作用。
今年有一部英国电影叫《天空之眼》，讲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用武装无人机在他国境内定点清除恐怖分子。每一次轰炸都可能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事实也是如此，但无人机操纵者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发射导弹。这部影片设定了一个情境，轰炸范围内有一个卖大饼的可爱女孩，而且飞行员通过地面情报人员的逼近录影，近距离观察了这个女孩，感情上进入了一种熟悉的家庭、邻里氛围，于是围绕是否发射导弹发生了很多辩论与挣扎。
继续联想，“网民”和一般的无人机飞行员一样是面对屏幕，他们都把自身设定为机器的一个延伸部件，所以网络上才会充斥着恶意。
把这些情境都综合起来看，我们就能够发现，内置于大部分人心里的基本配置之一—善良，常会自动熄灭，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在很多情境下人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模式的一个执行环节，而当代社会里，人们需要善良，希望善待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