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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科学，目前国内外教育理论界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科学与教育学不同，教育科学是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描述和解释教育事实，是一种科学教育学，教育学则是运用思辨的方法来解释教育现象、规范教育行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不同学科。有的学者，如德国教育家布雷津卡认为，教育学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教育科学，但它可以包容教育科学。他根据命题类型，回答的问题、目的、任务之不同，将教育学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国内对教育科学的权威定义是：“研究教育规律的各门学科的总称。”对于这个定义，包国庆先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这个定义有逻辑错误，会给教育理论和实践带来许多问题。该书认为“教育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以问题为研究对象，是各种教育知识的体系，各门教育学科的总称”。依据对教育科学的这种认识，“全书按学科分章，其编排体例按照由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的逻辑布局，各章大体按照学科的历史演进、现状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思路成篇。”“如果把中国教育科学的原貌比作一幅规模宏大、气象万千的全景图，那么，我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过是这幅全景图的一个缩影和概貌。”我看该书编委会的编辑思想是正确的，编撰的目的也达到了。该书在绪论中，对20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分期进行了回顾和深刻的反思，并高瞻远瞩指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趋势。该书绪论认为，中国是一个有六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国的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先后形成了儒、墨、道、法等多家教育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始终未从经验中脱胎出来成为科学。直到19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西方教育科学被移植到中国这片文明古国的土壤上，才催生了中国教育科学的萌芽。中国教育科学诞生的百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图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独立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教育评论学
从上述教育科学体系看，该书述及的教育科学的21门学科仅是以交叉教育理论的大部分为主，涉及到了教育原理、教育哲学和教育史学的一部分，离涵盖教育科学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修改的话，还需补充较多的学科内容。
【作者简介：刘尧，字移化，号寒泉阁主人，一九五五年生，山东济南章丘市人，著名学术书法家。先生历三十余载于京晋苏鲁等地专业从事书法学术创作研究和交流。先生谦恭儒雅，笃诚学问，书法师宗“六朝”，主攻“方圆中侧”四大笔法相交融的书法学术创作专题研究，尽得“奇、峻、险、雅”书法四要素，被业界和媒体誉为：融书学理论、书法创作、人文内涵于一统的“当代学术书法体系”和“学术书法家”。先生的书法雄浑、凝重、典雅、劲健， 碑帖交融， 内涵丰富，颇具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寒泉漱玉，秋鹰入林，虎跃苍穹”的独特艺术风格。中国书协副主席兼山东省书协主席张业法先生评价其书法：“定位高，学术性强，风格鲜明，作品很精彩”；世界书道联盟副理事长、新加坡书法篆刻协会主席丘程光先生题赞其书法：“铁笔铮铮，乃见真魂”；北京著名书法教授吴未淳先生评其书法：“入圣教之法理，得北海之精髓，兼碑帖之双韵”；著名书法家施邦华先生题赞其书法：“方圆中侧铸就个性笔法，草甲骨隶熔成自家面貌”。先生的作品数次入选中国文联、文化部、中国书协、全国政协、人民日报等单位主办的《江泽民题词·中华魂》、《书圣杯》等国际国内重大展赛及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多次获金、银或一、二等奖，多次应邀随团赴全国各地及海外进行学术交流。先生作品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山东省美术馆及日、韩、美、新、港、台、欧、美等地艺术殿堂展出及在山东济南等地成功举办书法“个展”。他的《书法之妙贵在通达方圆中侧之理》、《书法学术二十四诀》等学术论著获国家级论文二等奖，作品及论著在《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羲之书画报》、《艺术收藏》、《中国美术论文集》、《中华新闻报》、《大众日报》、《联合日报》、《齐鲁晚报》、《山东新闻书画网·齐鲁名家》、山东《生活日报》、《济南时报》等刊载。先生作品被国家和省级文物单位及海内外收藏界所青睐，应邀为海内外数家报刊、碑林、学校、企业、大型展会及政界要员等题字或题贺。作品及传略入编《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录》、《中国艺术大家》、《中华文化名人录》、《当代山东书法家词典》、《齐鲁书画名家作品集》、《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名家墨迹》等典籍， 获颁《中国纪录》鉴证证书。一九八四年被树立为全军“两用人才”典型，荣立二等功，受到杨尚昆等国家及中央军委领导接见；2001年出席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2006年做为辞赋书法家代表，应邀出席“中国泰山世界诗人大会”；2007年应邀出席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妇儿工委、中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召开的“中国母亲援助行动”大型公益晚会，捐赠书法作品鉴定价值三十余万元，被授予 “中国母亲援助”行动“爱心书法家”荣誉称号；被世界华商联合会授予“书法形象大使”荣誉聘书；被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授予“中国艺术大家”荣誉称号；先后被《人民日报》、中国《文艺报·艺术人生》、《中华新闻报》等授予 “人民艺术家”、“国学家”、“艺术名家”、“世界艺术家名人”、“中华文化名人”、“德艺双馨书法家”、“百名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先生现任：山东三希堂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教授、中华国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及研究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及专家评委、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山东书友会顾问、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卫生书画摄影协会常务理事、齐鲁书画家协会创作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东方艺术院副院长、中国龙山城子崖遗址博物馆特邀研究员、炎黄书画家艺术会名誉主席兼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美术师等】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图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独立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教育评论学
从上述教育科学体系看，该书述及的教育科学的21门学科仅是以交叉教育理论的大部分为主，涉及到了教育原理、教育哲学和教育史学的一部分，离涵盖教育科学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修改的话，还需补充较多的学科内容。
【作者简介：刘尧，字移化，号寒泉阁主人，一九五五年生，山东济南章丘市人，著名学术书法家。先生历三十余载于京晋苏鲁等地专业从事书法学术创作研究和交流。先生谦恭儒雅，笃诚学问，书法师宗“六朝”，主攻“方圆中侧”四大笔法相交融的书法学术创作专题研究，尽得“奇、峻、险、雅”书法四要素，被业界和媒体誉为：融书学理论、书法创作、人文内涵于一统的“当代学术书法体系”和“学术书法家”。先生的书法雄浑、凝重、典雅、劲健， 碑帖交融， 内涵丰富，颇具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寒泉漱玉，秋鹰入林，虎跃苍穹”的独特艺术风格。中国书协副主席兼山东省书协主席张业法先生评价其书法：“定位高，学术性强，风格鲜明，作品很精彩”；世界书道联盟副理事长、新加坡书法篆刻协会主席丘程光先生题赞其书法：“铁笔铮铮，乃见真魂”；北京著名书法教授吴未淳先生评其书法：“入圣教之法理，得北海之精髓，兼碑帖之双韵”；著名书法家施邦华先生题赞其书法：“方圆中侧铸就个性笔法，草甲骨隶熔成自家面貌”。先生的作品数次入选中国文联、文化部、中国书协、全国政协、人民日报等单位主办的《江泽民题词·中华魂》、《书圣杯》等国际国内重大展赛及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多次获金、银或一、二等奖，多次应邀随团赴全国各地及海外进行学术交流。先生作品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山东省美术馆及日、韩、美、新、港、台、欧、美等地艺术殿堂展出及在山东济南等地成功举办书法“个展”。他的《书法之妙贵在通达方圆中侧之理》、《书法学术二十四诀》等学术论著获国家级论文二等奖，作品及论著在《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羲之书画报》、《艺术收藏》、《中国美术论文集》、《中华新闻报》、《大众日报》、《联合日报》、《齐鲁晚报》、《山东新闻书画网·齐鲁名家》、山东《生活日报》、《济南时报》等刊载。先生作品被国家和省级文物单位及海内外收藏界所青睐，应邀为海内外数家报刊、碑林、学校、企业、大型展会及政界要员等题字或题贺。作品及传略入编《世界艺术家名人录》、《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录》、《中国艺术大家》、《中华文化名人录》、《当代山东书法家词典》、《齐鲁书画名家作品集》、《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当代书法名家墨迹》等典籍， 获颁《中国纪录》鉴证证书。一九八四年被树立为全军“两用人才”典型，荣立二等功，受到杨尚昆等国家及中央军委领导接见；2001年出席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2006年做为辞赋书法家代表，应邀出席“中国泰山世界诗人大会”；2007年应邀出席国务院扶贫办、国务院妇儿工委、中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召开的“中国母亲援助行动”大型公益晚会，捐赠书法作品鉴定价值三十余万元，被授予 “中国母亲援助”行动“爱心书法家”荣誉称号；被世界华商联合会授予“书法形象大使”荣誉聘书；被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授予“中国艺术大家”荣誉称号；先后被《人民日报》、中国《文艺报·艺术人生》、《中华新闻报》等授予 “人民艺术家”、“国学家”、“艺术名家”、“世界艺术家名人”、“中华文化名人”、“德艺双馨书法家”、“百名中国时代新闻人物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先生现任：山东三希堂书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教授、中华国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及研究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及专家评委、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山东书友会顾问、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卫生书画摄影协会常务理事、齐鲁书画家协会创作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山东东方艺术院副院长、中国龙山城子崖遗址博物馆特邀研究员、炎黄书画家艺术会名誉主席兼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美术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