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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设想，如果我找老公要出一套“资格考试题”，除人品、肌肉、三围、腰包等基本题目以外，有两道题是必考题：第一，你热爱毛泽东吗？第二，你热爱崔健吗？如果你对第一道题持肯定态度、对第二道题持否定态度，我虽然尊重你的志趣，但为了世界和平，咱们还是不要凑到一起过了。可以看出，我对崔健的热爱，已经上升到原则的高度，和政治面貌相提并论。
事实上，我高中的时候早恋，就是崔健做的媒。当时，隔壁班一个男生给我暗送秋波好几年了，我根本没看上。作为一个有N年团龄的老团员，怎么能做早恋这么龌龊的事情呢？他见搔首弄姿无效，就出了一个奇招：玩摇滚。
放学的路上，我和好朋友在前面走，他和几个哥们儿在后面猛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有一次，生生把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吓哭了。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班教室，看见他在演唱《解决》，而他的一个哥们儿在朗诵《岳阳楼记》伴奏。我当时就全线崩溃，缴械投降，成了他的秘密小情人。
之后，我彻底、坚决地抛弃了小虎队、草蜢等小儿科的靡靡之音，一下子就从一个无知少女攀登上了文化先锋的高峰。虽然由于声线、性别等原因，我没法亲自演唱崔大哥的歌，但我的闺房里，一天到晚放的都是“现在的问题很多，可是多不过那无穷的欢乐……”。我妈偶尔进来干家务什么的，就抱怨：“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笑而不答，轻蔑地想：摇滚，你懂吗你？
后来，我们上大学，他去上海，我去北京。走的时候，他把那盘《解决》磁带送给我，说：“我只有这一盘《解决》，送给你，以后我也不会再买了，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我知道那盘《解决》是他的命根子，就好好保留着。后来的后来，世事变迁，我们自然也分了手，但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两盘《解决》，他还是一盘也没有。12年了，我还记得他说话时的神情，和我们身旁的那盏路灯。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只听崔健的歌，听到对每首歌的第三秒钟是什么、第五十五秒钟是什么、第三百二十四秒是什么，比对自己的身体还熟悉。那时，我到底爱崔健的什么呢？想来想去，大约就是喜欢他歌中的libido（弗洛伊德用语，汉译大约就是性激素吧）。我喜歡那种愤怒，那种激动，那种傲慢，那种把胸腔里所有的力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的力量，简而言之，喜欢那种性感。像我这样从小到大被当成三好学生的人，体内积压了太多无家可归的荷尔蒙。崔健的歌，就是荷尔蒙的团支部，就是荷尔蒙的党组织。那时，我觉得别人的歌都是花拳绣腿，而他的歌是降龙十八掌，一掌劈下来，就让那个不痛不痒的世界粉身碎骨。
《红旗下的蛋》出来之后，崔健的“粉丝”明显减少。大多数人都说：“现在的崔健不如早期的崔健了。”大家还是喜欢那个唱《花房姑娘》的崔健，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正是从《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才真正成为一个文化英雄。《花房姑娘》之流，还是pop和摇滚之间的过渡，没有摆脱讨好小资的情结，之后就彻底摇滚了。这样也好，我觉得崔健孤独是个好事，太主流了还酷什么酷。
我后来的一个男朋友，嗓子跟老崔有点像，也喜欢崔健。那时，他在北大，我在人大，我们经常从北大西门往人大西门来回骑车。深夜的大街上，一路滑过的，常常就是他的声音：“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等我老了，要说服自己我的一生还有意义时，举的例证之一，肯定会有崔健的这首歌《时代的晚上》。
崔健本人，我也见过。在国内读研时，我跟某诗人经常厮混在一起。他和崔健是哥们儿，还带我去过一次崔健家。见到崔健，我既没有说话结巴，也没找他签名什么的，甚至都没怎么开口说话。我觉得真正的“粉丝”，就是和他在音乐里同甘共苦，其他的什么尖叫啊、签名啊、跳楼啊，都是扯淡。
2002年，崔健来纽约演出。我去了。音乐一响起，不知怎的，我就开始泪流满面。他唱了两个小时，我哭了两个小时，好像多年没见的大哥，在生离死别后重逢似的。我的整个青春、欢乐、泪水、爱、恨，像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当时，我就想：老崔啊老崔，你都四十了，我也直奔三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我心里，还那么温暖，谢谢你。
我现在大多数时候，也就是一个哼哼唧唧的小女人，唱点林忆莲、梁咏琪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在我身后，时光隧道深处，有一盏灯，把我青春年少的爱与痛、成长与迷惘照亮，让它们更喧嚣、更温柔。
谢谢你，崔健。
（摘自《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图/小刚）
事实上，我高中的时候早恋，就是崔健做的媒。当时，隔壁班一个男生给我暗送秋波好几年了，我根本没看上。作为一个有N年团龄的老团员，怎么能做早恋这么龌龊的事情呢？他见搔首弄姿无效，就出了一个奇招：玩摇滚。
放学的路上，我和好朋友在前面走，他和几个哥们儿在后面猛吼：“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有一次，生生把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吓哭了。直到有一天，我路过他们班教室，看见他在演唱《解决》，而他的一个哥们儿在朗诵《岳阳楼记》伴奏。我当时就全线崩溃，缴械投降，成了他的秘密小情人。
之后，我彻底、坚决地抛弃了小虎队、草蜢等小儿科的靡靡之音，一下子就从一个无知少女攀登上了文化先锋的高峰。虽然由于声线、性别等原因，我没法亲自演唱崔大哥的歌，但我的闺房里，一天到晚放的都是“现在的问题很多，可是多不过那无穷的欢乐……”。我妈偶尔进来干家务什么的，就抱怨：“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我笑而不答，轻蔑地想：摇滚，你懂吗你？
后来，我们上大学，他去上海，我去北京。走的时候，他把那盘《解决》磁带送给我，说：“我只有这一盘《解决》，送给你，以后我也不会再买了，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我知道那盘《解决》是他的命根子，就好好保留着。后来的后来，世事变迁，我们自然也分了手，但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两盘《解决》，他还是一盘也没有。12年了，我还记得他说话时的神情，和我们身旁的那盏路灯。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只听崔健的歌，听到对每首歌的第三秒钟是什么、第五十五秒钟是什么、第三百二十四秒是什么，比对自己的身体还熟悉。那时，我到底爱崔健的什么呢？想来想去，大约就是喜欢他歌中的libido（弗洛伊德用语，汉译大约就是性激素吧）。我喜歡那种愤怒，那种激动，那种傲慢，那种把胸腔里所有的力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的力量，简而言之，喜欢那种性感。像我这样从小到大被当成三好学生的人，体内积压了太多无家可归的荷尔蒙。崔健的歌，就是荷尔蒙的团支部，就是荷尔蒙的党组织。那时，我觉得别人的歌都是花拳绣腿，而他的歌是降龙十八掌，一掌劈下来，就让那个不痛不痒的世界粉身碎骨。
《红旗下的蛋》出来之后，崔健的“粉丝”明显减少。大多数人都说：“现在的崔健不如早期的崔健了。”大家还是喜欢那个唱《花房姑娘》的崔健，那个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正是从《红旗下的蛋》开始，崔健才真正成为一个文化英雄。《花房姑娘》之流，还是pop和摇滚之间的过渡，没有摆脱讨好小资的情结，之后就彻底摇滚了。这样也好，我觉得崔健孤独是个好事，太主流了还酷什么酷。
我后来的一个男朋友，嗓子跟老崔有点像，也喜欢崔健。那时，他在北大，我在人大，我们经常从北大西门往人大西门来回骑车。深夜的大街上，一路滑过的，常常就是他的声音：“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等我老了，要说服自己我的一生还有意义时，举的例证之一，肯定会有崔健的这首歌《时代的晚上》。
崔健本人，我也见过。在国内读研时，我跟某诗人经常厮混在一起。他和崔健是哥们儿，还带我去过一次崔健家。见到崔健，我既没有说话结巴，也没找他签名什么的，甚至都没怎么开口说话。我觉得真正的“粉丝”，就是和他在音乐里同甘共苦，其他的什么尖叫啊、签名啊、跳楼啊，都是扯淡。
2002年，崔健来纽约演出。我去了。音乐一响起，不知怎的，我就开始泪流满面。他唱了两个小时，我哭了两个小时，好像多年没见的大哥，在生离死别后重逢似的。我的整个青春、欢乐、泪水、爱、恨，像麦田一样随他的歌声摇摆起来，金灿灿的。当时，我就想：老崔啊老崔，你都四十了，我也直奔三十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在我心里，还那么温暖，谢谢你。
我现在大多数时候，也就是一个哼哼唧唧的小女人，唱点林忆莲、梁咏琪什么的。但是我知道，在我身后，时光隧道深处，有一盏灯，把我青春年少的爱与痛、成长与迷惘照亮，让它们更喧嚣、更温柔。
谢谢你，崔健。
（摘自《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图/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