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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穆尔（Michael G. Moore）是国际上远程教育研究方面的先行者，美国远程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国际远程教育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在促进远程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1959—1960年，穆尔在伦敦Goldsmiths学院进修，获研究生教育证书（PGCE），开始进入教育领域；1970—1973年，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学习，师从查尔斯·魏德曼（Charles Wedemeyer），获成人教育学博士学位；1986年起，任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美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NCSDE）主任、教育学教授，《美国远程教育杂志》（AJDE）主编。
在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穆尔创造了许多个“第一”：1972年，发表了远程教育领域中第一篇探讨远程教育理论基础的学术论文，提出并准确定义了“远程教育”这一重要术语；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远程教育学科第一门研究生课程；1986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创建美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创办了美国第一本远程教育杂志《美国远程教育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等等。在学术生涯中，穆尔出版了多部远程教育研究著作，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学习者自主性：独立学习的第二维度》（1972）、《独立学习》（1980）、《交互距离理论》（1993）、《三种交互类型》（2000）、《远程教育系统观》（2005）和《远程教育手册》（2007）等。同时，穆尔在世界各地举行过多次重要学术演讲，为推进远程教育在国际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美国与世界范围内的远程教育”的公开讲座；另外在2006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和昆明发表了关于远程教育的主题演讲，给中国的远程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此访谈中，穆尔教授与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人生历程以及他的远程教育观。他认为远程教育的挑战主要在于“资源分配的变革”，然而，成功的资源分配变革决定于“知识创新”过程的优质高效传递。穆尔概述了他在不同国家从事远程教育工作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全球远程教育网络”机构的工作。他为未来从事远程教育领域研究的学者提出了理想的研究方向，同时尤其提醒我们，教育方法和教育原则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未来远程教育领域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远程教育；在线课程；挑战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在远程教育领域中您几乎无人不晓，那么您最初是如何开始远程教育研究的呢？
Moore：从1963-1970年，我一直在东非工作，那时，我常常为所教授的经济类课程效果不理想而苦恼，我试图寻找一些能融入大众学习需求的教学方式，例如将他们对健康、耕作方法、建立信用合作社等方面的需求融入教学之中，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这些人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农村，没有电话，甚至没有获取知识的途径。我注意到有一种传播方式是很普遍的，那就是利用干电池无线电收音机。这启发了我利用技术的想法，即把技术作为架接城市知识资源与农村人学习需求的桥梁。因此，我进入了无线电工作室，我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
访谈者：独立学习（the Theory of Independent Study）和交互距离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actional Distance）是国际影响广泛的远程教育理论，其中涉及了四个重要的概念：对话、结构、自主性和交互影响距离，您能进一步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吗？
Moore：我们先来总体上了解一下交互距离理论。交互距离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教育理论的背景下提出的。
首先，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研究是现实的、值得探讨和有效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的。其次，我们是要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对话是用于描述个体或群组之间的积极交互，反映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在教学过程中彼此回应的程度；结构描述的是某个教育计划能够适应和反馈每个学习者个人需求的程度；自主性反映的是教/学关系的程度，在教/学关系中，目标、学习方式和评价这三个要素应该由学习者决定而不是教师。这里所指的距离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远程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在教育学、教学、政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对话、结构、自主性是系列的连续变量，通过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你会发现许多个学习者特征、教学特征和设计特征构成的组合。我曾在一篇论文中用三维关系图的方式描述了这四者的简要关系。交互距离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也为教学者或学习者的合理教学决策提供帮助。
访谈者：在您看来，实际的远程教育者们能把独立学习和交互距离理论真正地用到实践中吗？
Moore：有一点是无疑的，远程教育实践者肯定离不开交互距离理论的应用，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践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种凭直觉行事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但我认为，在专业领域中这种只是注重实用而不讲究理论的做法是难以容忍的。例如，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物理学能使我更容易击中高尔夫球（虽然以前也能做到，但现在更加精准！），就像有十几年弹吉他经验的人不需要过多考虑乐理一样，但我仍是相信牙科医生肯定懂基础生理学，飞机驾驶员一定了解空气动力学原理。同样，每个远程教育者在实践中都应该会运用结构、对话、学习者自治这些基本的交互距离理论，毕竟，了解以后去做比凭直觉去做更容易成功。
访谈者：网络课程的迅速扩张，导致网络课程的组织者和教授者中充斥大量缺乏技术、准备不足、未经培训的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远程教育领域该作何种回应或努力？
Moore：我常说，远程教育领域所面对的挑战不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教育方法的改革，比如应该如何设计和教授课程。当然，教育方法的改革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效处理好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资源分配，那么教育方法改革问题还是可以实现的。一个研究机构必须对远程教育资源、人员和技术进行评估鉴定，进行精准的“市场”需求分析，并依此判断一个远程教育机构在哪些方面有竞争优势，再为那些具体的“受众”（学习者）重新配置资源，并设计、交付和支持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高质量的远程教育项目。在全球化市场中，持久的、成功的远程教育依靠的是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一个远程教育项目开始并不难，难的是使这个远程教育项目能在质量上一直具备竞争力。 访谈者：一般认为，远程教育比面对面教育的辍学率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Moore：这是很难评价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的教育中很难定义辍学这个概念，放弃一门课程而改选另一门这并不在“辍学”的范围内。然而，研究和经验都表明有许多降低辍学率的方式，包括在学习过程中促进学习者积极参与和积极交互。这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组织研究小组（有协助或没有都可以），组织各学习小组进行协同实践实习，在师生之间促进互动等等。这些互动方式可以现场互动，也可以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信息技术可以扮演教学助理的角色，实现大多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访谈者：在讨论远程教育时总会提到学习者的情感归属问题，认为他们很容易产生社会孤独感，人际交往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Moore：无论在工作中、家里或是图书馆，如果学习者只是单独和电脑在一起，只与电脑发生交互，那么他们可能会难以习得在面对面学习环境中所要求的许多社会技能，甚至就此完全失去。但是，基于技术介质的交流也有许多益处，比如，研究表明，在异步交流之前，如果给予学生充分考虑所要表述的时间，反思型认知风格的学生比冲动型的学生更容易积极参与交流，因为他们不必担心出现交流中“怎么办”的尴尬情况。这在真实的学习环境下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培训助学人员鼓励、促进和支持在线学生之间的互动。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我们正在培养这部分人员，假如他们都是在有组织的工作环境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么他们对于这种交流就会习以为常，这对于在线交流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访谈者：多年来，您一直关注远程教育的质量问题，您是如何定义一门优质的网络课程的呢？
Moore：让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学生在结束一门课程学习后，哪些因素会让他们认为这是一门优质的课程呢？我认为很少有学生会只是想通过最低层次的学习来得到一张毫无含金量的毕业证或者证书之类的东西。当然，多数学生既想获得毕业证，也想真正获得知识。这就意味着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专业技术水平方面获得系统严谨的知识理论，知道如何保持持续发展并在前进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能力有十足的信心。这些就是一门优质课程的标准。根据学生能力和学习内容的不同，如何达到标准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包括在如何将信息转变为个人知识的课程内容呈现方式、与内容相互作用的机会，以及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给予技术的、教学的和情感的支持。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方面，涵盖了任何一门高质量课程所要涉及的方面。但在细节方面，可能因为不同的课程而略有差异。
访谈者：现在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播客、流媒体讲座和视频会议，您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会不会或能不能提高一门远程教育课程的质量呢？
Moore：如同以往的技术功能一样，技术将变革教育，比如为学习者和教学机构提供各种不同的选择，更好、更具效益地实现交流沟通，使不同形式的互动成为可能，等等。虽然在教学方面并没有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但同步的和异步的文本、音频、视频总是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出现，我们的工作通常离不开它们——虚拟现实与仿真变得越来越普遍。新技术使得将学习内容从校园扩散到世界各地变得更容易，但这并不能自然带来教学和学习的改变。改善使用可利用技术的潜能是巨大的， 但是仅仅拥有技术本身并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变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问题和机会不是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教育学方面，尤其是在管理实践和教育方针政策的改革方面。
访谈者：我们知道您对国际远程教育的发展也很关注，您不仅是在某一个地区研究远程教育，而是遍及“全球”。能否谈谈您在世界哪个地区的投入最大？在什么地方做得最为成功？
Moore：不错，我的工作是国际性的，将来也会如此。我的家在英国，我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从事远程教育的工作。在本次访谈之前，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关于欧洲远程教育网络的主题会议上还做了主旨发言。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在芬兰和爱沙尼亚地区的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引介远程教育，我还将远程教育引介到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军队系统。在拉丁美洲，像墨西哥、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我也同样推介远程教育。多年来非洲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让我引以自豪的工作就是在南非教育部的工作，那时是南非民主政府的初期。
然而，如果非让我选择一个我觉得“做得最成功”的一个项目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巴西教育部工作的那四年，那时的工作就是为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学校教师设计和实施一个培训项目。在第一批项目中35000多名教师得到了培训，评价研究显示在促进社会和社区发展方面，该项目达到了更广泛的影响，同时，实施此项目的3000多个农村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通过我们的远程教育，许多人的生活，包括孩子和家长都发生了变化。
访谈者：在谈及高质量的教育时，美国远程教育实践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远程教育实践有何不同？
Moore：新兴技术给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影响，美国也是如此。许多传统教育机构采用了一些远程传输技术，它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犯相似的错误，产生的结果也差不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防止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如同你们所看到一样欧洲的政治活动越来越趋向更广泛的跨边界的合作，这也同样适用于远程教育领域。换而言之，我认为欧洲各个远程教育机构的相互协作做得比美国好。
良好的远程教育实践运行模式，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的发展现状还是令人鼓舞的。在开放大学方面，中欧比美国的模式更为出色，这得益于欧洲开放大学给予了远程教育巨大的权威。由政府公共资助的大型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许多亚洲国家都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然而其中最优秀的远程教育系统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我担心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上那些最好的远程教育机构了，并且难以扭转，除非华盛顿有更好的政治领导人从国家层面上来鼓励实施更多有效的举措。 访谈者：全球远程教育网络指的是什么？这个网络主要适合哪些人群使用？
Moore：全球远程教育网络（GDENet）是我在世界银行运作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网络接口平台，用于集聚远程教育资料文档，尤其涉及世界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远程教育。这是作为银行知识网络的一部分而设计的资源，服务于决策者和从业人员，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员，为远程教育信息的传播提供一个快速简便的通道，以此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策略。工作的小组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全球文献搜索，选定了大约300个关键知识源。这个选择过程是这一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增值”部分，省去了用户进行高质量判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是非专业人员无法完成的。
这些条目是按照知识的性质而分类组织的，主要包括四个范畴：教学—学习类、管理类、技术类和方针政策类。每个主要范畴又由28个子类目构成，每个都代表不同领域的知识。第二阶段，在世界不同地区设立区域节点，然后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网络。2002年，GDENet转移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英联邦学习共同体（the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近些年，网络的特性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通过http：//www1.worldbank.org/disted.home.html或http：//www.gdenet.org/这两个网址访问GDENet，你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点。
访谈者：您是如何看待远程教育发展的现状？
Moore：目前，世界上对远程教育这个领域在认识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远程教育的培养质量或者是学术研究出版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这种情形有些像美国早期的西部开发一样，在那里你可以发现一些优秀的创新和方法，也同样可以发现大量注定要失败的错误举措和仓促上马的项目；许多热情而又勇敢无畏的人加入其中，但由于资源的缺乏而被挫败而退缩，陈旧过时的系统、不切实际的项目都是导致资源不足的原因。然而，根本的原因主要还是缺乏创新的勇气和固守成见所致。对于这点，你觉得还需要我多说吗？
访谈者：就目前的远程教育现状而言，我们在远程教育领域是否需要培养更多的博士生来开展更有效的研究呢？
Moore：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可原谅的是，目前世界上能提供本科层次远程教育课程的教育院校是如此的稀少，对远程教育进行更高水平研究的激励机制也比较缺乏。对博士论文近期搜索的结果显示，大约有400篇论文的题目包含了远程教育和远程学习。虽然这不足为道，不过想想30年前什么都没有的情景，既没有关于远程教育的出版文献，没有有关远程教育的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也没有关于远程教育的研究生课程，现在你会对远程教育领域发展如此之迅速又广泛而感到难以置信。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持保留意见，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没有必要为了研究而培养博士生，我们现在做的很好。我们需要大力提高理论的传授和理解水平。有许多论文在理论陈述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果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方法的支撑，并且缺乏有效的传通，那么提供的新信息价值就令人怀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远程教育研究还有大力改进的空间。
访谈者：远程教育的发展是应该由高等教育的决策权力机构来指导？还是由谁来决定？
Moore：如果哲学家当了国王，我们将会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对吗？如果我们的决策者都能理解和认同远程教育的价值和实践，那么我们将有一个更好的、更符合成本效益的系统机制。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决策者并不理解和认同远程教育的价值与实践。我不得不说他们十分软弱，目光短浅。很少有政治家或高级管理人员敢于面对阻力，他们担心如果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更好的系统被开发出来，他们将无法面对来自教师和其他一些相关人员的阻力，因为这些人的工作由于这样一个系统而受到影响。对一些本有勇气抓住机会的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的短视源于看不到政治上的利益。
比如说，每个国家都有开放大学这样引人注目的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总统或总理的名字与这种远程教育系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哪一所大学的校长、哪个州的州长或者哪个总统候选人，都不会因为他们曾接受过这种远程教育而不能成为校长、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目前，那种指责远程教育是一种低劣的教育服务策略的声音正在消失。但是，即使原来的反对者们已经认识到远程学习不像他们过去认为的那样糟糕，我们也不期望那些代表传统高等教育的政客们就能突然变得仁慈和宽怀了。
访谈者：一些教师仍然希望学生对他们致以崇拜的目光——他们喜欢掌控整个课堂，如同他们着迷于理论和实践的整合一样；他们喜欢使学生困惑，也喜欢点燃学生的想象力。所有这些事情在基于网络的课堂中真的能做得很好吗？
Moore：我希望不是！你形象地描述了一些教师的动机，他们利用教育的情境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对权利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控制。但是教学者不应该有更多的权利来指挥他们的学生，就像医生、牙医以及其他任何专家一样。教学者只能考虑学生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享受迷恋，不是要使学生困惑，也不是为了“掌控整个班级”。我要再次提醒的是，远程教育的一个老问题就是“独立学习”，这个观点是以交互距离理论中学习者自治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这个观点就是距离可以使学习者摆脱对教师情感上和行为方面的依赖，同时也摆脱了对独立时间和独立地点的限制，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够同样地行使高度的自主权，但是应该允许每个人都实现他们所能到达的最大限度的自主权，每个教学机构都有职责完成这样的教学目标——使学生成为越来越自主的学习者。但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有些教师在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方面做得很失败。
我并没有否认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那就是促进“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应是学习者的一个行为，而不仅仅是老师的一个表现。如果将“使学生困惑”视为一种教学策略，那么它们完全可以由课程团队设计并整合到教学材料中去，而不需要由老师来表现。这当然也能在基于网络的课程中运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来说会更好。 访谈者：在您看来，2010年以后，远程教育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会是什么？
Moore：如同前面所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塑造更好的领导力，执行更有效的方针政策，良好领导力和方针政策能够指导远程教育机构进行资源配置的变革，以便更好地为终身学习者提供更加有效和及时的服务。其次，是我们能否运用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设计课程，实现数字化资源、师生互动、人员培训、绩效监控等诸多方面的平衡。
对于传统机构和采用传统政策的人员来说，面临的挑战不仅要适应新的方针政策和顺应变革，还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包括新的非盈利组织和国外供应商所带来的竞争。这些竞争者需要时间来站稳脚跟，因为成人学习者发现有比脱产到学校里学习的更好方式。当然，远程教育机构所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回应传统教育机构变革所遇到的阻力。
最后，远程教育机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设计和传递高质量的教育内容。显然的事实是，如果传递的是“快捷而低劣”的内容，那么遭人唾弃是必然的。
注：本文是在整理笔者与迈克尔·穆尔教授的邮件内容以及Michael F. Shaughnessy与Susan M.Fulgham（2008）对迈克尔·穆尔教授访谈Q
在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穆尔创造了许多个“第一”：1972年，发表了远程教育领域中第一篇探讨远程教育理论基础的学术论文，提出并准确定义了“远程教育”这一重要术语；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远程教育学科第一门研究生课程；1986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创建美国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创办了美国第一本远程教育杂志《美国远程教育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等等。在学术生涯中，穆尔出版了多部远程教育研究著作，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代表作有《学习者自主性：独立学习的第二维度》（1972）、《独立学习》（1980）、《交互距离理论》（1993）、《三种交互类型》（2000）、《远程教育系统观》（2005）和《远程教育手册》（2007）等。同时，穆尔在世界各地举行过多次重要学术演讲，为推进远程教育在国际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美国与世界范围内的远程教育”的公开讲座；另外在2006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和昆明发表了关于远程教育的主题演讲，给中国的远程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此访谈中，穆尔教授与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人生历程以及他的远程教育观。他认为远程教育的挑战主要在于“资源分配的变革”，然而，成功的资源分配变革决定于“知识创新”过程的优质高效传递。穆尔概述了他在不同国家从事远程教育工作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在“全球远程教育网络”机构的工作。他为未来从事远程教育领域研究的学者提出了理想的研究方向，同时尤其提醒我们，教育方法和教育原则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未来远程教育领域发展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远程教育；在线课程；挑战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访谈者：在远程教育领域中您几乎无人不晓，那么您最初是如何开始远程教育研究的呢？
Moore：从1963-1970年，我一直在东非工作，那时，我常常为所教授的经济类课程效果不理想而苦恼，我试图寻找一些能融入大众学习需求的教学方式，例如将他们对健康、耕作方法、建立信用合作社等方面的需求融入教学之中，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这些人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农村，没有电话，甚至没有获取知识的途径。我注意到有一种传播方式是很普遍的，那就是利用干电池无线电收音机。这启发了我利用技术的想法，即把技术作为架接城市知识资源与农村人学习需求的桥梁。因此，我进入了无线电工作室，我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
访谈者：独立学习（the Theory of Independent Study）和交互距离理论（the Theory of Transactional Distance）是国际影响广泛的远程教育理论，其中涉及了四个重要的概念：对话、结构、自主性和交互影响距离，您能进一步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吗？
Moore：我们先来总体上了解一下交互距离理论。交互距离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教育理论的背景下提出的。
首先，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研究是现实的、值得探讨和有效应用于教育实践之中的。其次，我们是要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对话是用于描述个体或群组之间的积极交互，反映教师和学习者之间在教学过程中彼此回应的程度；结构描述的是某个教育计划能够适应和反馈每个学习者个人需求的程度；自主性反映的是教/学关系的程度，在教/学关系中，目标、学习方式和评价这三个要素应该由学习者决定而不是教师。这里所指的距离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远程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在教育学、教学、政治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对话、结构、自主性是系列的连续变量，通过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你会发现许多个学习者特征、教学特征和设计特征构成的组合。我曾在一篇论文中用三维关系图的方式描述了这四者的简要关系。交互距离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研究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也为教学者或学习者的合理教学决策提供帮助。
访谈者：在您看来，实际的远程教育者们能把独立学习和交互距离理论真正地用到实践中吗？
Moore：有一点是无疑的，远程教育实践者肯定离不开交互距离理论的应用，尽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践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种凭直觉行事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但我认为，在专业领域中这种只是注重实用而不讲究理论的做法是难以容忍的。例如，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物理学能使我更容易击中高尔夫球（虽然以前也能做到，但现在更加精准！），就像有十几年弹吉他经验的人不需要过多考虑乐理一样，但我仍是相信牙科医生肯定懂基础生理学，飞机驾驶员一定了解空气动力学原理。同样，每个远程教育者在实践中都应该会运用结构、对话、学习者自治这些基本的交互距离理论，毕竟，了解以后去做比凭直觉去做更容易成功。
访谈者：网络课程的迅速扩张，导致网络课程的组织者和教授者中充斥大量缺乏技术、准备不足、未经培训的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远程教育领域该作何种回应或努力？
Moore：我常说，远程教育领域所面对的挑战不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教育方法的改革，比如应该如何设计和教授课程。当然，教育方法的改革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效处理好方针政策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资源分配，那么教育方法改革问题还是可以实现的。一个研究机构必须对远程教育资源、人员和技术进行评估鉴定，进行精准的“市场”需求分析，并依此判断一个远程教育机构在哪些方面有竞争优势，再为那些具体的“受众”（学习者）重新配置资源，并设计、交付和支持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高质量的远程教育项目。在全球化市场中，持久的、成功的远程教育依靠的是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一个远程教育项目开始并不难，难的是使这个远程教育项目能在质量上一直具备竞争力。 访谈者：一般认为，远程教育比面对面教育的辍学率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Moore：这是很难评价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的教育中很难定义辍学这个概念，放弃一门课程而改选另一门这并不在“辍学”的范围内。然而，研究和经验都表明有许多降低辍学率的方式，包括在学习过程中促进学习者积极参与和积极交互。这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包括组织研究小组（有协助或没有都可以），组织各学习小组进行协同实践实习，在师生之间促进互动等等。这些互动方式可以现场互动，也可以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互动，信息技术可以扮演教学助理的角色，实现大多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访谈者：在讨论远程教育时总会提到学习者的情感归属问题，认为他们很容易产生社会孤独感，人际交往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Moore：无论在工作中、家里或是图书馆，如果学习者只是单独和电脑在一起，只与电脑发生交互，那么他们可能会难以习得在面对面学习环境中所要求的许多社会技能，甚至就此完全失去。但是，基于技术介质的交流也有许多益处，比如，研究表明，在异步交流之前，如果给予学生充分考虑所要表述的时间，反思型认知风格的学生比冲动型的学生更容易积极参与交流，因为他们不必担心出现交流中“怎么办”的尴尬情况。这在真实的学习环境下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培训助学人员鼓励、促进和支持在线学生之间的互动。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我们正在培养这部分人员，假如他们都是在有组织的工作环境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么他们对于这种交流就会习以为常，这对于在线交流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访谈者：多年来，您一直关注远程教育的质量问题，您是如何定义一门优质的网络课程的呢？
Moore：让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学生在结束一门课程学习后，哪些因素会让他们认为这是一门优质的课程呢？我认为很少有学生会只是想通过最低层次的学习来得到一张毫无含金量的毕业证或者证书之类的东西。当然，多数学生既想获得毕业证，也想真正获得知识。这就意味着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在专业技术水平方面获得系统严谨的知识理论，知道如何保持持续发展并在前进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能力有十足的信心。这些就是一门优质课程的标准。根据学生能力和学习内容的不同，如何达到标准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包括在如何将信息转变为个人知识的课程内容呈现方式、与内容相互作用的机会，以及在知识创新过程中给予技术的、教学的和情感的支持。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方面，涵盖了任何一门高质量课程所要涉及的方面。但在细节方面，可能因为不同的课程而略有差异。
访谈者：现在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播客、流媒体讲座和视频会议，您认为新兴的信息技术会不会或能不能提高一门远程教育课程的质量呢？
Moore：如同以往的技术功能一样，技术将变革教育，比如为学习者和教学机构提供各种不同的选择，更好、更具效益地实现交流沟通，使不同形式的互动成为可能，等等。虽然在教学方面并没有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但同步的和异步的文本、音频、视频总是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出现，我们的工作通常离不开它们——虚拟现实与仿真变得越来越普遍。新技术使得将学习内容从校园扩散到世界各地变得更容易，但这并不能自然带来教学和学习的改变。改善使用可利用技术的潜能是巨大的， 但是仅仅拥有技术本身并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变化。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问题和机会不是在技术方面，而是在教育学方面，尤其是在管理实践和教育方针政策的改革方面。
访谈者：我们知道您对国际远程教育的发展也很关注，您不仅是在某一个地区研究远程教育，而是遍及“全球”。能否谈谈您在世界哪个地区的投入最大？在什么地方做得最为成功？
Moore：不错，我的工作是国际性的，将来也会如此。我的家在英国，我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从事远程教育的工作。在本次访谈之前，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关于欧洲远程教育网络的主题会议上还做了主旨发言。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在芬兰和爱沙尼亚地区的赫尔辛基大学和图尔库大学引介远程教育，我还将远程教育引介到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军队系统。在拉丁美洲，像墨西哥、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我也同样推介远程教育。多年来非洲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让我引以自豪的工作就是在南非教育部的工作，那时是南非民主政府的初期。
然而，如果非让我选择一个我觉得“做得最成功”的一个项目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巴西教育部工作的那四年，那时的工作就是为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学校教师设计和实施一个培训项目。在第一批项目中35000多名教师得到了培训，评价研究显示在促进社会和社区发展方面，该项目达到了更广泛的影响，同时，实施此项目的3000多个农村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通过我们的远程教育，许多人的生活，包括孩子和家长都发生了变化。
访谈者：在谈及高质量的教育时，美国远程教育实践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远程教育实践有何不同？
Moore：新兴技术给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巨大影响，美国也是如此。许多传统教育机构采用了一些远程传输技术，它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犯相似的错误，产生的结果也差不多。要更加积极主动地防止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如同你们所看到一样欧洲的政治活动越来越趋向更广泛的跨边界的合作，这也同样适用于远程教育领域。换而言之，我认为欧洲各个远程教育机构的相互协作做得比美国好。
良好的远程教育实践运行模式，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目前的发展现状还是令人鼓舞的。在开放大学方面，中欧比美国的模式更为出色，这得益于欧洲开放大学给予了远程教育巨大的权威。由政府公共资助的大型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许多亚洲国家都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然而其中最优秀的远程教育系统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我担心美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上那些最好的远程教育机构了，并且难以扭转，除非华盛顿有更好的政治领导人从国家层面上来鼓励实施更多有效的举措。 访谈者：全球远程教育网络指的是什么？这个网络主要适合哪些人群使用？
Moore：全球远程教育网络（GDENet）是我在世界银行运作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网络接口平台，用于集聚远程教育资料文档，尤其涉及世界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远程教育。这是作为银行知识网络的一部分而设计的资源，服务于决策者和从业人员，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员，为远程教育信息的传播提供一个快速简便的通道，以此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策略。工作的小组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全球文献搜索，选定了大约300个关键知识源。这个选择过程是这一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增值”部分，省去了用户进行高质量判断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是非专业人员无法完成的。
这些条目是按照知识的性质而分类组织的，主要包括四个范畴：教学—学习类、管理类、技术类和方针政策类。每个主要范畴又由28个子类目构成，每个都代表不同领域的知识。第二阶段，在世界不同地区设立区域节点，然后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网络。2002年，GDENet转移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英联邦学习共同体（the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近些年，网络的特性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通过http：//www1.worldbank.org/disted.home.html或http：//www.gdenet.org/这两个网址访问GDENet，你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点。
访谈者：您是如何看待远程教育发展的现状？
Moore：目前，世界上对远程教育这个领域在认识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远程教育的培养质量或者是学术研究出版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这种情形有些像美国早期的西部开发一样，在那里你可以发现一些优秀的创新和方法，也同样可以发现大量注定要失败的错误举措和仓促上马的项目；许多热情而又勇敢无畏的人加入其中，但由于资源的缺乏而被挫败而退缩，陈旧过时的系统、不切实际的项目都是导致资源不足的原因。然而，根本的原因主要还是缺乏创新的勇气和固守成见所致。对于这点，你觉得还需要我多说吗？
访谈者：就目前的远程教育现状而言，我们在远程教育领域是否需要培养更多的博士生来开展更有效的研究呢？
Moore：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可原谅的是，目前世界上能提供本科层次远程教育课程的教育院校是如此的稀少，对远程教育进行更高水平研究的激励机制也比较缺乏。对博士论文近期搜索的结果显示，大约有400篇论文的题目包含了远程教育和远程学习。虽然这不足为道，不过想想30年前什么都没有的情景，既没有关于远程教育的出版文献，没有有关远程教育的学术杂志和学术会议，也没有关于远程教育的研究生课程，现在你会对远程教育领域发展如此之迅速又广泛而感到难以置信。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持保留意见，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没有必要为了研究而培养博士生，我们现在做的很好。我们需要大力提高理论的传授和理解水平。有许多论文在理论陈述方面做的不是很好。如果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方法的支撑，并且缺乏有效的传通，那么提供的新信息价值就令人怀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远程教育研究还有大力改进的空间。
访谈者：远程教育的发展是应该由高等教育的决策权力机构来指导？还是由谁来决定？
Moore：如果哲学家当了国王，我们将会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对吗？如果我们的决策者都能理解和认同远程教育的价值和实践，那么我们将有一个更好的、更符合成本效益的系统机制。但不幸的是，大多数决策者并不理解和认同远程教育的价值与实践。我不得不说他们十分软弱，目光短浅。很少有政治家或高级管理人员敢于面对阻力，他们担心如果一个以技术为基础的更好的系统被开发出来，他们将无法面对来自教师和其他一些相关人员的阻力，因为这些人的工作由于这样一个系统而受到影响。对一些本有勇气抓住机会的高层领导来说，他们的短视源于看不到政治上的利益。
比如说，每个国家都有开放大学这样引人注目的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某些总统或总理的名字与这种远程教育系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哪一所大学的校长、哪个州的州长或者哪个总统候选人，都不会因为他们曾接受过这种远程教育而不能成为校长、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目前，那种指责远程教育是一种低劣的教育服务策略的声音正在消失。但是，即使原来的反对者们已经认识到远程学习不像他们过去认为的那样糟糕，我们也不期望那些代表传统高等教育的政客们就能突然变得仁慈和宽怀了。
访谈者：一些教师仍然希望学生对他们致以崇拜的目光——他们喜欢掌控整个课堂，如同他们着迷于理论和实践的整合一样；他们喜欢使学生困惑，也喜欢点燃学生的想象力。所有这些事情在基于网络的课堂中真的能做得很好吗？
Moore：我希望不是！你形象地描述了一些教师的动机，他们利用教育的情境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对权利的追求以及对他人的控制。但是教学者不应该有更多的权利来指挥他们的学生，就像医生、牙医以及其他任何专家一样。教学者只能考虑学生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享受迷恋，不是要使学生困惑，也不是为了“掌控整个班级”。我要再次提醒的是，远程教育的一个老问题就是“独立学习”，这个观点是以交互距离理论中学习者自治这个概念为基础的。
这个观点就是距离可以使学习者摆脱对教师情感上和行为方面的依赖，同时也摆脱了对独立时间和独立地点的限制，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够同样地行使高度的自主权，但是应该允许每个人都实现他们所能到达的最大限度的自主权，每个教学机构都有职责完成这样的教学目标——使学生成为越来越自主的学习者。但由于上面所述的原因，有些教师在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方面做得很失败。
我并没有否认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那就是促进“理论和实践的一体化”。但是一体化应是学习者的一个行为，而不仅仅是老师的一个表现。如果将“使学生困惑”视为一种教学策略，那么它们完全可以由课程团队设计并整合到教学材料中去，而不需要由老师来表现。这当然也能在基于网络的课程中运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来说会更好。 访谈者：在您看来，2010年以后，远程教育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会是什么？
Moore：如同前面所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否塑造更好的领导力，执行更有效的方针政策，良好领导力和方针政策能够指导远程教育机构进行资源配置的变革，以便更好地为终身学习者提供更加有效和及时的服务。其次，是我们能否运用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来设计课程，实现数字化资源、师生互动、人员培训、绩效监控等诸多方面的平衡。
对于传统机构和采用传统政策的人员来说，面临的挑战不仅要适应新的方针政策和顺应变革，还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包括新的非盈利组织和国外供应商所带来的竞争。这些竞争者需要时间来站稳脚跟，因为成人学习者发现有比脱产到学校里学习的更好方式。当然，远程教育机构所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回应传统教育机构变革所遇到的阻力。
最后，远程教育机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设计和传递高质量的教育内容。显然的事实是，如果传递的是“快捷而低劣”的内容，那么遭人唾弃是必然的。
注：本文是在整理笔者与迈克尔·穆尔教授的邮件内容以及Michael F. Shaughnessy与Susan M.Fulgham（2008）对迈克尔·穆尔教授访谈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