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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抗日战争时期贺麟先生所倡导的新儒学进行了历史的分析和评介,认为那是当时为挽救民族文化危机,将中西文化熔于一炉,锻造适应新形势的战斗武器的一次有益尝试,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作者指出,对于后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贺麟先生来说,这只是他思想发展中一个小的阶段;台湾和海外某些学者至今仍把新儒学推崇为贺麟先生的最高成就,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