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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和习仲勋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两人尽管最早在延安相识，但接触并不多。改革开放初期，是广东把两个人紧紧地联在了一起。正是由于叶剑英的慧眼识英雄，力主让习仲勋到广东主政并给予大力支持，给习仲勋提供了一个施展抱负的大舞台；正是由于习仲勋的坚强领导和不懈努力，才有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与习仲勋共同的广东情结，进一步促成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省份。
一、叶剑英点将习仲勋到广东主政，为广东改革开放提供强力领导保障
广东是叶剑英的家乡和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他在广东视察和休息时，多次要求广东的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把家乡建设好。1977年11月11日至12月3日，叶剑英在广东视察和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连续接见了广东省委，梅县地委、县委和雁洋公社党委负责人，作了重要指示，提出“要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要向山区进军。搞副业，要多种经营，按比例发展”。①
1977年，在叶剑英等的积极促成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同志解放了出来。习仲勋便是其中之一。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小说《刘志丹》案被加上“反党野心家”、“搞秘密反党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审查、关押批斗长达16年之久，经受了非人的折磨。但习仲勋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还一个公道，自己也有出头的那一天。于是，习仲勋在被关押的一间仅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坚持“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万而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9990、9980到1”，正如习仲勋所说的：“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②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不久，习仲勋就给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③习仲勋的夫人齐心也先后找到王震、胡耀邦和叶剑英等，为习仲勋申诉。叶剑英“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④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1978年2月，习仲勋被中央特邀从洛阳回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百忙中接见了习仲勋，看到习仲勋的身体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⑤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⑥看到习仲勋，叶剑英的脑海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主政广东的人选有了。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是韦国清，他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尽管兼着广东党政军的一把手，但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顾及。而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加上广东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必须找一位资格老、级别高、吨位重、从政经验丰富，而且与广东以前没有任何关系的干部才能镇得住，领导广东解放思想，推动广东工作更好发展，而习仲勋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点名要习仲勋主政广东，“把守南大门”。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中央分配他到广东的消息，也深感责任重大。离京走马上任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⑦
习仲勋回忆说：“当时中央几位领导，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⑧习仲勋深为感动，也大受鼓舞，他谦逊地向中央表态，“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同志的第一书记职务，自请担任第二书记”。⑨
带着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重托，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飞机抵达广州，第二天就投入到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出席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大会上讲话，“决心和同志们在一起，同心协力把广东工作做好”。⑩在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会议结束后，韦国清返回北京，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工作。1978年12月11日，习仲勋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实际工作情况看，叶剑英选择习仲勋主政广东，为广东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力的领导保障。
二、叶剑英大力支持习仲勋的工作，而习仲勋领导广东人民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他们的共同关心和支持下，广东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叶剑英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极为关心，也十分牵挂着习仲勋。习仲勋到广东后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来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在视察广东期间，习仲勋向他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在广东以至以后一直把叶剑英的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到广东后，特别是从6月开始，习仲勋领导省委常委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持召开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各地按照“敢批、敢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文革”时期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清了路线是非，肃清了流毒，统一了思想。但在整风过程中，有些人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对习仲勋的做法不满，意见很大，有的甚至写信到中央告状。一时间，流言蜚语铺天盖地。在这个关键时刻，8月18日，叶剑英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和省委，转达他的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些话表达了叶剑英和党中央对习仲勋在广东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支持。
叶剑英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寄予高度关注。除支持习仲勋的工作外，还多次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1979年叶剑英两次到广东视察和休息，期间，会见了广东省领导，要求他们想办法改变广东贫穷面貌。在广州接见了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并与省、地委书记进行座谈，对广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大家“要努力工作，要带好头，争取一年一年取得新的成绩”。
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习仲勋一到广东，立即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拉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习仲勋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6月开始，习仲勋领导省委常委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整风。通过揭露矛盾，分清是非，进一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改变工作作风。在省委整风思想的指导下，省直机关、广州市委、各地委也陆续进行整风。6月3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2万多字的长篇总结讲话，肯定了这次整风，认为“的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他要求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弄清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分清路线是非、落实政策、改进作风，把领导班子建设好，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扭转广东工作被动落后的局面。
7月上旬到8月初，习仲勋按照叶剑英六句赠言所讲的“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方面，冒着酷暑，到宝安县城深圳和沙头角镇考察，了解宝安偷渡外逃情况；到所谓“东三区”的梅县地区、汕头地区和惠阳地区考察，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共考察粤东21个县，得出“形势很好，问题不少”的结论。通过这次粤东之行，找出了广东部分地区存在的问题，加上工作半年来的反复思考，进而形成了《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汇报材料，在12月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汇报。
也正是由于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习仲勋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由于他本人曾受到迫害，遭受到错误批判，深有体会，因此在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做得最彻底。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凡遇到受迫害的，不论是广东本地干部还是南下干部，只要有证据证明是在“文革”中被错判、冤判的，一律统统平反。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等集团性假案669宗，牵涉干部9432人；干部个人冤假错案牵涉12427人。对这些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工作于1980年六七月间基本结束。这样，广东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广大干部群众不再受“文革”错误思想的束缚，思想得到了充分解放。正是由于思想的大解放，才有了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胆探索和实践，才有了广东的先行一步。林若、吴南生、王全国、朱森林、方苞等一大批当时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在对习仲勋评价时，一致认为习仲勋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正是习仲勋领导广东大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奠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习仲勋为广东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78年9月，他主持省委常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出席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等，进一步解放思想，分清路线是非与政策是非，加强整风，解决思想上存在的问题。11月至12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作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汇报广东抓纲整风和如何大干快上的问题。1979年4月，代表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试办“合作贸易区”。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直接向邓小平汇报，建议将深圳、珠海、汕头市办成对外贸易合作区，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6月，组织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报告，提出实行新体制和试办经济特区的要求。7月15日，中央50号文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此广东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共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建设，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大发展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广东的经济特区主要指深圳、珠海、汕头三地。叶剑英对经济特区的创建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77年11月，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到深圳调研外贸加工生产基地的情况，然后到广州向正在广东视察的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认真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和姚依林等的调查汇报，给予确切的支持和指导。
叶剑英对于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创办经济特区等深表赞成和支持。1979年6月1日下午，叶剑英在习仲勋等陪同下接见了正在广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1979年，叶剑英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汇报后，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4月11日至5月31日，叶剑英到广东休息和视察。期间，在4月27日和28日，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立即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深圳，叶剑英视察了响起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的蛇口工业区，听取了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对蛇口工业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说：“你们的汇报很好，我回京后将这些问题向有关同志说一下，祝你们成功，很快把工业区建设好。”并为工业区题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珠海，视察了珠海市和拱北海关，听取了珠海市委领导的工作汇报，对珠海的做法给予肯定。叶剑英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对深圳、珠海的做法表示支持，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
这一时期，正是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时期，对这一新生事物，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对的声音也很多，特区建设面临各种重重压力，举步维艰。叶剑英不顾年事已高，到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这是对经济特区的极大支持。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作为地方法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1981年3月，叶剑英到珠海市和中山县视察，鼓励两地的同志要按照中央指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并强调要大胆利用外资。在中山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贤、柯正平、何鸿燊。3月26日，叶剑英到珠海市视察。叶剑英在珠海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特区市容及拱北海关。他对珠海市的发展情况感到满意，再次肯定珠海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做法。
1981年11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议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备案。正是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根据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单行法规。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
而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对经济特区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极为关心。1978年6月2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为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由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经省革委会批准后落实；重大问题由省委讨论决定。这次会议是广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次研究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等问题。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调研，通过深入实际的调研，耳闻目睹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新界的繁荣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宝安边境地区的荒凉，以及群众生活的巨大反差。他对陪同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要讲究实效。”“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他还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
从宝安回来后，习仲勋立即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关于把宝安、珠海三到五年建成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兴边防城市的报告。经省委、省政府反复讨论后，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2月，得到国务院的批复。
1979年1月，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习仲勋和省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在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围绕搞特区试验，习仲勋表态说：“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会后，习仲勋与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设想。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表示支持，并要求习仲勋和吴南生尽快向邓小平汇报。
得到叶剑英的支持，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会议上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4月1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上，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提出：“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会议期间，习仲勋将广东的意见向邓小平等作了汇报，邓小平对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很满意，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前来广东调查研究，“叶剑英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在叶剑英的关心支持下，习仲勋带领省委领导班子经过讨论，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的文件，在谷牧的帮助下，经过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并于6月6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7月15日，中央批转了此报告，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就是广东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央50号文”。其内容之一是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央50号文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三人小组对深圳、珠海特区请求的问题，力争三五天解决。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为加强对经济特区的领导工作，1980年5月，省委成立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习仲勋点名，省委书记吴南生担任管委会主任，负责广东经济特区的各项事宜。在省委的领导下，广东经济特区建设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叶剑英和习仲勋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的广东情结，使二人共同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叶剑英的关心支持下，习仲勋在主政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领导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并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人文地缘优势的权力，敢想敢干、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以说，正是叶剑英与习仲勋的共同的广东情结和共同努力，为广东改革开放开了个好头，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注释：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情系广东——老一辈革命家南粤纪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02页。
②③④《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29—530、662、663、545、550页。
⑤⑨《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1、168页。
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落红集——叶剑英光辉的一生》，2001年2月版，第104、105页。
⑦⑩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⑧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6-1987）》（上），第263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170页、1169-1170、1198页。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中共广东省委纪委、省委组织部：《广东省落实政策工作情况的报告》，1981年7月13日。
香港招商局编：《广东省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文件资料汇编》，1981年1月，第106页。
《人民日报》1980年5月3日，第1版。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6月20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443-444、236页。
《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8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一、叶剑英点将习仲勋到广东主政，为广东改革开放提供强力领导保障
广东是叶剑英的家乡和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他在广东视察和休息时，多次要求广东的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把家乡建设好。1977年11月11日至12月3日，叶剑英在广东视察和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连续接见了广东省委，梅县地委、县委和雁洋公社党委负责人，作了重要指示，提出“要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要向山区进军。搞副业，要多种经营，按比例发展”。①
1977年，在叶剑英等的积极促成下，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同志解放了出来。习仲勋便是其中之一。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小说《刘志丹》案被加上“反党野心家”、“搞秘密反党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审查、关押批斗长达16年之久，经受了非人的折磨。但习仲勋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还一个公道，自己也有出头的那一天。于是，习仲勋在被关押的一间仅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坚持“每天两次散步，在这小屋里面转圈子。转圈开始从1数到万而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9990、9980到1”，正如习仲勋所说的：“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②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不久，习仲勋就给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③习仲勋的夫人齐心也先后找到王震、胡耀邦和叶剑英等，为习仲勋申诉。叶剑英“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④在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1978年2月，习仲勋被中央特邀从洛阳回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会议。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百忙中接见了习仲勋，看到习仲勋的身体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⑤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⑥看到习仲勋，叶剑英的脑海里马上闪出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主政广东的人选有了。
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是韦国清，他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尽管兼着广东党政军的一把手，但在北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顾及。而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加上广东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必须找一位资格老、级别高、吨位重、从政经验丰富，而且与广东以前没有任何关系的干部才能镇得住，领导广东解放思想，推动广东工作更好发展，而习仲勋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点名要习仲勋主政广东，“把守南大门”。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中央分配他到广东的消息，也深感责任重大。离京走马上任之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接见了他，“对广东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对国内国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⑦
习仲勋回忆说：“当时中央几位领导，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⑧习仲勋深为感动，也大受鼓舞，他谦逊地向中央表态，“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同志的第一书记职务，自请担任第二书记”。⑨
带着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重托，1978年4月5日，习仲勋乘飞机抵达广州，第二天就投入到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出席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大会上讲话，“决心和同志们在一起，同心协力把广东工作做好”。⑩在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会议结束后，韦国清返回北京，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工作。1978年12月11日，习仲勋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实际工作情况看，叶剑英选择习仲勋主政广东，为广东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力的领导保障。
二、叶剑英大力支持习仲勋的工作，而习仲勋领导广东人民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他们的共同关心和支持下，广东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叶剑英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极为关心，也十分牵挂着习仲勋。习仲勋到广东后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来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在视察广东期间，习仲勋向他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在广东以至以后一直把叶剑英的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到广东后，特别是从6月开始，习仲勋领导省委常委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持召开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各地按照“敢批、敢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文革”时期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清了路线是非，肃清了流毒，统一了思想。但在整风过程中，有些人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对习仲勋的做法不满，意见很大，有的甚至写信到中央告状。一时间，流言蜚语铺天盖地。在这个关键时刻，8月18日，叶剑英委托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和省委，转达他的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些话表达了叶剑英和党中央对习仲勋在广东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巨大支持。
叶剑英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寄予高度关注。除支持习仲勋的工作外，还多次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1979年叶剑英两次到广东视察和休息，期间，会见了广东省领导，要求他们想办法改变广东贫穷面貌。在广州接见了正在广州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并与省、地委书记进行座谈，对广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大家“要努力工作，要带好头，争取一年一年取得新的成绩”。
在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习仲勋一到广东，立即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拉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习仲勋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6月开始，习仲勋领导省委常委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进行整风。通过揭露矛盾，分清是非，进一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改变工作作风。在省委整风思想的指导下，省直机关、广州市委、各地委也陆续进行整风。6月3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了2万多字的长篇总结讲话，肯定了这次整风，认为“的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他要求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弄清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分清路线是非、落实政策、改进作风，把领导班子建设好，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扭转广东工作被动落后的局面。
7月上旬到8月初，习仲勋按照叶剑英六句赠言所讲的“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方面，冒着酷暑，到宝安县城深圳和沙头角镇考察，了解宝安偷渡外逃情况；到所谓“东三区”的梅县地区、汕头地区和惠阳地区考察，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共考察粤东21个县，得出“形势很好，问题不少”的结论。通过这次粤东之行，找出了广东部分地区存在的问题，加上工作半年来的反复思考，进而形成了《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汇报材料，在12月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汇报。
也正是由于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习仲勋放下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由于他本人曾受到迫害，遭受到错误批判，深有体会，因此在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做得最彻底。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凡遇到受迫害的，不论是广东本地干部还是南下干部，只要有证据证明是在“文革”中被错判、冤判的，一律统统平反。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等集团性假案669宗，牵涉干部9432人；干部个人冤假错案牵涉12427人。对这些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工作于1980年六七月间基本结束。这样，广东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广大干部群众不再受“文革”错误思想的束缚，思想得到了充分解放。正是由于思想的大解放，才有了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胆探索和实践，才有了广东的先行一步。林若、吴南生、王全国、朱森林、方苞等一大批当时在省委、省政府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在对习仲勋评价时，一致认为习仲勋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正是习仲勋领导广东大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奠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习仲勋为广东的发展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1978年9月，他主持省委常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出席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等，进一步解放思想，分清路线是非与政策是非，加强整风，解决思想上存在的问题。11月至12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作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汇报广东抓纲整风和如何大干快上的问题。1979年4月，代表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试办“合作贸易区”。会议期间，在中南海直接向邓小平汇报，建议将深圳、珠海、汕头市办成对外贸易合作区，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6月，组织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报告，提出实行新体制和试办经济特区的要求。7月15日，中央50号文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此广东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共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建设，推动了经济特区的大发展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广东的经济特区主要指深圳、珠海、汕头三地。叶剑英对经济特区的创建十分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1977年11月，国务院财贸领导小组组长姚依林受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到深圳调研外贸加工生产基地的情况，然后到广州向正在广东视察的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认真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和姚依林等的调查汇报，给予确切的支持和指导。
叶剑英对于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创办经济特区等深表赞成和支持。1979年6月1日下午，叶剑英在习仲勋等陪同下接见了正在广州参加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如果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加倍努力搞好。”1979年，叶剑英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汇报后，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4月11日至5月31日，叶剑英到广东休息和视察。期间，在4月27日和28日，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立即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深圳，叶剑英视察了响起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的蛇口工业区，听取了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工业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对蛇口工业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说：“你们的汇报很好，我回京后将这些问题向有关同志说一下，祝你们成功，很快把工业区建设好。”并为工业区题词：“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珠海，视察了珠海市和拱北海关，听取了珠海市委领导的工作汇报，对珠海的做法给予肯定。叶剑英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对深圳、珠海的做法表示支持，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
这一时期，正是经济特区刚刚起步时期，对这一新生事物，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对的声音也很多，特区建设面临各种重重压力，举步维艰。叶剑英不顾年事已高，到经济特区视察，对经济特区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这是对经济特区的极大支持。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条例作为地方法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1981年3月，叶剑英到珠海市和中山县视察，鼓励两地的同志要按照中央指示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并强调要大胆利用外资。在中山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贤、柯正平、何鸿燊。3月26日，叶剑英到珠海市视察。叶剑英在珠海市委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了特区市容及拱北海关。他对珠海市的发展情况感到满意，再次肯定珠海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做法。
1981年11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议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议案。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的法律、法令、政策规定的原则，按照各省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备案。正是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根据经济特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特区的单行法规。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
而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对经济特区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极为关心。1978年6月2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会议决定，为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由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经省革委会批准后落实；重大问题由省委讨论决定。这次会议是广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次研究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等问题。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调研，通过深入实际的调研，耳闻目睹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新界的繁荣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宝安边境地区的荒凉，以及群众生活的巨大反差。他对陪同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解放30年了，香港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要努力缩小差距。”“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要讲究实效。”“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他还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习。”
从宝安回来后，习仲勋立即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关于把宝安、珠海三到五年建成出口商品基地、旅游区和新兴边防城市的报告。经省委、省政府反复讨论后，10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2月，得到国务院的批复。
1979年1月，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习仲勋和省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在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围绕搞特区试验，习仲勋表态说：“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会后，习仲勋与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设想。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表示支持，并要求习仲勋和吴南生尽快向邓小平汇报。
得到叶剑英的支持，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会议上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4月1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上，习仲勋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提出：“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会议期间，习仲勋将广东的意见向邓小平等作了汇报，邓小平对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很满意，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时，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前来广东调查研究，“叶剑英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在叶剑英的关心支持下，习仲勋带领省委领导班子经过讨论，起草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的文件，在谷牧的帮助下，经过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并于6月6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7月15日，中央批转了此报告，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就是广东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央50号文”。其内容之一是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央50号文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三人小组对深圳、珠海特区请求的问题，力争三五天解决。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为加强对经济特区的领导工作，1980年5月，省委成立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习仲勋点名，省委书记吴南生担任管委会主任，负责广东经济特区的各项事宜。在省委的领导下，广东经济特区建设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正是叶剑英和习仲勋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的广东情结，使二人共同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叶剑英的关心支持下，习仲勋在主政广东的两年多时间里，领导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并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人文地缘优势的权力，敢想敢干、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以说，正是叶剑英与习仲勋的共同的广东情结和共同努力，为广东改革开放开了个好头，推动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注释：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情系广东——老一辈革命家南粤纪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02页。
②③④《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29—530、662、663、545、550页。
⑤⑨《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1、168页。
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广东叶剑英基金会：《落红集——叶剑英光辉的一生》，2001年2月版，第104、105页。
⑦⑩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⑧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6-1987）》（上），第263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170页、1169-1170、1198页。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中共广东省委纪委、省委组织部：《广东省落实政策工作情况的报告》，1981年7月13日。
香港招商局编：《广东省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文件资料汇编》，1981年1月，第106页。
《人民日报》1980年5月3日，第1版。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6月20日。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443-444、236页。
《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8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